从绿岛透视酱缸－－柏杨《柏杨回忆录》
从绿岛透视酱缸－－柏杨《柏杨回忆录》
若要列举对我少年时代价值观的形成影响最大的几本书，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必定是不会漏掉的一本。在八十年代末喧嚣与骚动的中国，这本盗版的《丑陋的中国人》，跟苏晓康的《河殇》丶何博传的《山坳上的中国》丶刘晓波的《审美与人的自由》并排放在枕边，点燃了我对自由和正义的渴望。在迎接高考丶应付“题海战术”的间歇里，我把这些书读到了倒背如流的地步。
读其书，当然要知其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柏杨，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当我读到《柏杨回忆录》时，已经在北大的宿舍里。柏杨的一生，有如黄河一般九曲回肠。从自幼丧母丶饱受后母虐待的童年，到追求自立丶四处漂泊的青年；从“以笔为枪”的写作志业，到因命运逆转和外部高压导致的四次不幸的婚姻；从漫长的牢狱之灾，到晚年迟到的幸福……如同打翻的“五味瓶”，再也分辨不出原来的味道。
可贵的是，柏杨在回忆往事的时候始终保持谦卑丶冷静和自省的态度。与李敖回忆录中佯狂自恋不同，柏杨的回忆录有一种如同秋叶般的静美。柏杨经历的苦难是二十世纪中国和台湾悲情命运的缩影，正像他所说：“我并不认为我是天下最受苦的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比我更受苦，这是民族的灾难，时代的灾难，而不是某一个人的灾难。回顾风沙滚滚的来时路，能够度过这些灾难，我比更多的中国人要幸运得多，这使我充满感恩之情。”
对苦难的感恩，跟柏杨的基督信仰分不开。一九四二年，柏杨在偃师时进入一座防空洞躲避空袭，遇到一位拿着圣经的中年妇女，祈求主耶稣保护在防空洞里两个人的平安。当时，柏杨还奚落她的信仰。十几年后，某个星期天，柏杨在新竹见到一群基督徒，每个拿着圣经的中年妇女，都好像当年在防空洞中那位对他传福音的妇女，他身不由己随着她们走进教堂。从此，他开始聚会并成为基督徒。基督信仰给予柏杨勇气和智慧，让他走过黑牢丶走向光明。
监狱是一所特殊的大学
一九六七年，柏杨代班主编《中华日报》家庭版，该版以每周五天的篇幅刊载美国连环漫画《大力水手》。情治单位认为，这组漫画是对蒋介石父子的暗讽，以“共产党间谍”及“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的罪名将柏杨逮捕，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柏杨回顾说：“一九六八年，蒋家班发动了‘文化消毒’运动，开始明目张胆地逮捕文化界的‘败类’，我恰恰首当其冲，成为被消毒的第一名。”如果说雷震案是五十年代台湾文字狱的代表，那么柏杨案就是六十年代台湾文字狱的代表。
英国学者吉登斯认为，在独裁国家，“系统地使用暴力与使用秘密警察网络是结合在一起的，秘密警察广泛而频繁地逮捕政治触犯者，这些现象与国家严格指导文化活动有密切的关系。”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总结失败的教训，得出两个错误结论：其一，不是专制祸国，而是专制得不够才丢掉大陆。其二，国民党不仅败在枪杆子上，还败在笔杆子上，所以一定要“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在此种思路下，国民党政权放任特务铲除言论自由，凌虐异见人士，制造了一系列罄竹难书的文字狱。
柏杨在回忆录中谈及女记者沈源嫜的遭遇：她的全身被剥光，在房子对角拉上一根粗大的麻绳，架着她骑在上面，走来走去。她哀号和求救，连厨房的厨子都落下眼泪。当她走到第三趟，鲜血顺着大腿直流的时候，唯一剩下的声音， 就是：“我说实话，我招供，我招供……”她要求调查员们把她放下来，暂时离开，允许她自己穿上衣服。调查员离开后，她知道更苦的刑罚还在后面，自己招供不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于是就在墙角上吊身亡。柏杨悲愤地评论说：“那是一个自有报业史以来，女记者受到的最大羞辱和痛苦。……这个六十年代的著名记者，除了留下若干有价值的采访文稿外，最后留下来的是一双几乎暴出来的眼睛，和半突出的舌头。”在白色恐怖时代，此种惨剧比比皆是。
若不是沦为囚徒，你无法想像独裁者的邪恶。柏杨举出了一个小小的例子：当他被押送到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时，发现马桶旁有一奇特的设置：“距地面约一米，也就是约到腰部的地方，有一块横置的木板，囚犯如果直着身子，根本走不进去，只能爬着进去，无论大小便，都无法蹲下，只能趴在那里，像狗一样地拉屎撒尿。”柏杨寻思：“不知道当初的设计者，为什么会生出这样邪恶的主意？”这就是蒋介石和他的徒子徒孙们的想像力所在。德国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指出：“恐怖手段是极权主义政府管理的真正中介。”剥夺异己者人性的尊严，制造弥漫于全社会的恐怖气氛，正是暴君维持权力的秘诀。
有人在狱中疯掉了，也有人把监狱当作“研究室“。一九一九年六月八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指出：“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他鼓励说：“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晚年的陈独秀被蒋介石逮捕入狱，国共两党皆欲杀之，他却心平气和地在狱中读书丶著述，以狱为家。柏杨也是如此，他说：“政治犯监狱，是出懦夫的地方，也是出勇士的地方；是出呆子的地方，也是出智者的地方；是出疯人的地方，也是出英雄的地方；是出废铁的地方，也是出金钢的地方。一个人的内在品质和基本教养，坐牢的时候，会毫无遮拦地呈现出来。”柏杨发明了一项守则：铁窗外面的事不去想！他把整个监狱岁月投入到写作之中，完成了三部史书：《中国历史年表》丶《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以及《中国人史纲》。这三本书成为他后来以一人之力翻译《资治通鉴》的前奏。
《白话资治通鉴》是一部“酱缸如何形成”的历史
柏杨不是正统的丶学院派的历史学家，但他对历史学的贡献超过了那些泰山北斗式的大师，比如钱穆。柏杨对钱穆有一段评说：“像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虽然用一种看起来极其深厚丶充满新鲜刺激的辞句作为标题，可是内容却仍是古老的考据手段和保护既得利益阶级的既得利益，最大的毛病是传统性的：说不清楚。”换言之，柏杨认为，钱穆的历史观中缺乏现代社会人权和自由的维度，缺乏对专制和奴性的批判和反省的立场。而这正是柏杨的历史研究和历史评论的长处所在。
在解严之前，柏杨仍不能以杂文“我口说我心”。于是，他以白话翻译《资治通鉴》，“每个月至少都要阅读四万字左右的文言文（包括标点和注解）原文，写出七万五千字左右的初稿，和缴出十五万字左右的校稿，以及所必需的地图丶附录，和《通鉴广场》。十年如一日，没有星期天，没有例假日；没有阴，没有晴……”前后历时十年，方大功告成。
柏杨将这一浩大的翻译工程，作为承接五四批判专制文化的使命的一部分。柏杨翻译《资治通鉴》，不是采取中国士大夫传统丶尤其是干嘉学统中的那种“我注六经”刻板方式，而是以“浩瀚之历史”来“浇自我之块垒”。论及暴君之残忍，他怒发冲冠；论及庸众之蒙昧，他怒其不争；论及反抗者之勇锐，他高山仰止。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柏杨对《资治通鉴》中层出不穷的暴君丶奸臣丶谄媚者与告密者的剖析及谴责，让台湾读者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蒋家王朝的阴影，更让彼岸的中国读者自然而然地对毛泽东的暴政而义愤填膺。中国悠久的历史，不能成为让今人抱残守缺丶固步自封的本钱。真正的历史学者，必然要以自由精神将历史激活。《资治通鉴》这本统治者寻求权谋术的百科全书，由此被柏杨改造成一本通往自由之路的启蒙之书，正如学者傅月庵所论：“启蒙的意义在于“执简驭繁”，点盏灯，照亮黑暗，让大家去聚焦丶去正视。”
另一方面，柏杨对被践踏丶被虐杀的无权者丶无名者充满了同情与怜悯。比如，唐末藩镇混战，军阀李烈希裹胁平民参战，搬运泥土木材，填塞壕沟。李烈希对壕沟不能在时限内填平，暴跳如雷，下令把搬运土木的民工，也填进去，成为“湿柴”。柏杨翻译至此，不禁为之泪下。千百年来，中国人的草间求活的命运，不正如此？
我在大学时代读柏杨版的《白话资治通鉴》，拍案叫绝之处，往往是柏杨本人跳出来评论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柏杨曰”的段落。这些段落，长短不一，有的可以独立构成一篇精彩的杂文。比如，为对照中国暗无天日的“家天下”暴政，柏杨找来英国《大宪章》的传统一一对照，他得出的结论是：民主固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却是克制独裁的坚固盾牌。
《丑陋的中国人》：自省是重生的第一步
柏杨的第一身份是杂文家，他认为：“杂文富于社会批判功能，像一把匕首或一条鞭子，它虽不是鲁迅先生所创的文体，但却由他发扬光大。它更是对抗暴政的利器，因为它每一次出击，都直接击中要害。”在那个威权至上而肃杀之气很重的年代，“文化像一片沙漠，社会如一潭死水”。杂文成为公意的唯一表达，柏杨“一遇到不公不义的事，就像听到号角的战马，忍不住奋蹄长嘶”。
重获自由之后，柏杨对昔日因言获罪的经历无怨无悔，继续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一轮争取人权和民主的抗争之中。一九九四年，柏杨担任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创会会长，由来又推动将绿岛监狱改建成具有教育意义的人权园区。他虽然未能完全归向台湾主体意识，但他积极支持像康宁祥这样本土的政治人物，以此体现他对台湾的爱与呵护。更为重要的是，柏杨对华人的文化丶历史及生存方式的深切批判，对人权和自由的不懈坚持，成为中国和台湾所共享的丶宝贵的精神资源。
有了翻译《资治通鉴》丶对中国历史通盘的了解来垫底，柏杨对中国文化作出了更为透彻的反思。八十年代中期，台湾社会风气渐开，柏杨赴美访问，最后一站是纽约，被安排在孔夫子大会堂演讲。当他再一次把中国传统文化形容为“酱缸”时，听众中一位先生提出：“世界各国到处都有唐人街，中国人应该感到骄傲！”柏杨回答说：“唐人街不但不是中国人的骄傲，而是中国人的羞耻，看它的脏丶乱丶吵，和中国人对自己中国人的迫害与压榨，实在是应该自顾形惭。”这一系列极具争议性的演讲和杂文，最终结集成《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将柏杨作为华人世界第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知名度推向了顶峰。在我的中学时代，可以说是“有井水处必有柏杨”。
“丑陋的中国人”这一刺激性的说法，在海峡两岸引发了自五四时期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之后又一轮民族性反省的高潮。柏杨的好友丶物理学家孙观汉说：“每个人差不多都知道自己可自豪的一面，但是柏杨使我了解我丑陋的一面，而最使我惊奇而伤心的是这种可怕的丑陋，竟不是我一人所独占，而是十亿同胞所共有的。”柏杨行文汪洋恣肆丶逸兴遄飞，他本人并未对“丑陋”这个定义作出详细阐发。学者姚立民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病症——酱缸》一文中，则通过细读柏杨的文字作出如下的梳理：所谓“酱缸文化”，包括：对权势的崇拜狂；自私与不合作；淡漠丶冷酷丶猜忌丶残忍；文字欺诈；对僵尸的迷恋和肤浅虚骄等方面。如今，习近平率领中共政治局全体常委拜谒毛泽东尸体，马英九则去慈湖拜谒蒋介石尸体。两岸当政者的举措均表明：一九八五年出版的《丑陋的中国人》，在三十年之后仍具有尖锐的现实针对性。一部伟大的作品，是可以超越时空的。
读其书，当然要知其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柏杨，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当我读到《柏杨回忆录》时，已经在北大的宿舍里。柏杨的一生，有如黄河一般九曲回肠。从自幼丧母丶饱受后母虐待的童年，到追求自立丶四处漂泊的青年；从“以笔为枪”的写作志业，到因命运逆转和外部高压导致的四次不幸的婚姻；从漫长的牢狱之灾，到晚年迟到的幸福……如同打翻的“五味瓶”，再也分辨不出原来的味道。
可贵的是，柏杨在回忆往事的时候始终保持谦卑丶冷静和自省的态度。与李敖回忆录中佯狂自恋不同，柏杨的回忆录有一种如同秋叶般的静美。柏杨经历的苦难是二十世纪中国和台湾悲情命运的缩影，正像他所说：“我并不认为我是天下最受苦的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比我更受苦，这是民族的灾难，时代的灾难，而不是某一个人的灾难。回顾风沙滚滚的来时路，能够度过这些灾难，我比更多的中国人要幸运得多，这使我充满感恩之情。”
对苦难的感恩，跟柏杨的基督信仰分不开。一九四二年，柏杨在偃师时进入一座防空洞躲避空袭，遇到一位拿着圣经的中年妇女，祈求主耶稣保护在防空洞里两个人的平安。当时，柏杨还奚落她的信仰。十几年后，某个星期天，柏杨在新竹见到一群基督徒，每个拿着圣经的中年妇女，都好像当年在防空洞中那位对他传福音的妇女，他身不由己随着她们走进教堂。从此，他开始聚会并成为基督徒。基督信仰给予柏杨勇气和智慧，让他走过黑牢丶走向光明。
监狱是一所特殊的大学
一九六七年，柏杨代班主编《中华日报》家庭版，该版以每周五天的篇幅刊载美国连环漫画《大力水手》。情治单位认为，这组漫画是对蒋介石父子的暗讽，以“共产党间谍”及“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的罪名将柏杨逮捕，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柏杨回顾说：“一九六八年，蒋家班发动了‘文化消毒’运动，开始明目张胆地逮捕文化界的‘败类’，我恰恰首当其冲，成为被消毒的第一名。”如果说雷震案是五十年代台湾文字狱的代表，那么柏杨案就是六十年代台湾文字狱的代表。
英国学者吉登斯认为，在独裁国家，“系统地使用暴力与使用秘密警察网络是结合在一起的，秘密警察广泛而频繁地逮捕政治触犯者，这些现象与国家严格指导文化活动有密切的关系。”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总结失败的教训，得出两个错误结论：其一，不是专制祸国，而是专制得不够才丢掉大陆。其二，国民党不仅败在枪杆子上，还败在笔杆子上，所以一定要“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在此种思路下，国民党政权放任特务铲除言论自由，凌虐异见人士，制造了一系列罄竹难书的文字狱。
柏杨在回忆录中谈及女记者沈源嫜的遭遇：她的全身被剥光，在房子对角拉上一根粗大的麻绳，架着她骑在上面，走来走去。她哀号和求救，连厨房的厨子都落下眼泪。当她走到第三趟，鲜血顺着大腿直流的时候，唯一剩下的声音， 就是：“我说实话，我招供，我招供……”她要求调查员们把她放下来，暂时离开，允许她自己穿上衣服。调查员离开后，她知道更苦的刑罚还在后面，自己招供不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于是就在墙角上吊身亡。柏杨悲愤地评论说：“那是一个自有报业史以来，女记者受到的最大羞辱和痛苦。……这个六十年代的著名记者，除了留下若干有价值的采访文稿外，最后留下来的是一双几乎暴出来的眼睛，和半突出的舌头。”在白色恐怖时代，此种惨剧比比皆是。
若不是沦为囚徒，你无法想像独裁者的邪恶。柏杨举出了一个小小的例子：当他被押送到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时，发现马桶旁有一奇特的设置：“距地面约一米，也就是约到腰部的地方，有一块横置的木板，囚犯如果直着身子，根本走不进去，只能爬着进去，无论大小便，都无法蹲下，只能趴在那里，像狗一样地拉屎撒尿。”柏杨寻思：“不知道当初的设计者，为什么会生出这样邪恶的主意？”这就是蒋介石和他的徒子徒孙们的想像力所在。德国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指出：“恐怖手段是极权主义政府管理的真正中介。”剥夺异己者人性的尊严，制造弥漫于全社会的恐怖气氛，正是暴君维持权力的秘诀。
有人在狱中疯掉了，也有人把监狱当作“研究室“。一九一九年六月八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指出：“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他鼓励说：“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晚年的陈独秀被蒋介石逮捕入狱，国共两党皆欲杀之，他却心平气和地在狱中读书丶著述，以狱为家。柏杨也是如此，他说：“政治犯监狱，是出懦夫的地方，也是出勇士的地方；是出呆子的地方，也是出智者的地方；是出疯人的地方，也是出英雄的地方；是出废铁的地方，也是出金钢的地方。一个人的内在品质和基本教养，坐牢的时候，会毫无遮拦地呈现出来。”柏杨发明了一项守则：铁窗外面的事不去想！他把整个监狱岁月投入到写作之中，完成了三部史书：《中国历史年表》丶《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以及《中国人史纲》。这三本书成为他后来以一人之力翻译《资治通鉴》的前奏。
《白话资治通鉴》是一部“酱缸如何形成”的历史
柏杨不是正统的丶学院派的历史学家，但他对历史学的贡献超过了那些泰山北斗式的大师，比如钱穆。柏杨对钱穆有一段评说：“像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虽然用一种看起来极其深厚丶充满新鲜刺激的辞句作为标题，可是内容却仍是古老的考据手段和保护既得利益阶级的既得利益，最大的毛病是传统性的：说不清楚。”换言之，柏杨认为，钱穆的历史观中缺乏现代社会人权和自由的维度，缺乏对专制和奴性的批判和反省的立场。而这正是柏杨的历史研究和历史评论的长处所在。
在解严之前，柏杨仍不能以杂文“我口说我心”。于是，他以白话翻译《资治通鉴》，“每个月至少都要阅读四万字左右的文言文（包括标点和注解）原文，写出七万五千字左右的初稿，和缴出十五万字左右的校稿，以及所必需的地图丶附录，和《通鉴广场》。十年如一日，没有星期天，没有例假日；没有阴，没有晴……”前后历时十年，方大功告成。
柏杨将这一浩大的翻译工程，作为承接五四批判专制文化的使命的一部分。柏杨翻译《资治通鉴》，不是采取中国士大夫传统丶尤其是干嘉学统中的那种“我注六经”刻板方式，而是以“浩瀚之历史”来“浇自我之块垒”。论及暴君之残忍，他怒发冲冠；论及庸众之蒙昧，他怒其不争；论及反抗者之勇锐，他高山仰止。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柏杨对《资治通鉴》中层出不穷的暴君丶奸臣丶谄媚者与告密者的剖析及谴责，让台湾读者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蒋家王朝的阴影，更让彼岸的中国读者自然而然地对毛泽东的暴政而义愤填膺。中国悠久的历史，不能成为让今人抱残守缺丶固步自封的本钱。真正的历史学者，必然要以自由精神将历史激活。《资治通鉴》这本统治者寻求权谋术的百科全书，由此被柏杨改造成一本通往自由之路的启蒙之书，正如学者傅月庵所论：“启蒙的意义在于“执简驭繁”，点盏灯，照亮黑暗，让大家去聚焦丶去正视。”
另一方面，柏杨对被践踏丶被虐杀的无权者丶无名者充满了同情与怜悯。比如，唐末藩镇混战，军阀李烈希裹胁平民参战，搬运泥土木材，填塞壕沟。李烈希对壕沟不能在时限内填平，暴跳如雷，下令把搬运土木的民工，也填进去，成为“湿柴”。柏杨翻译至此，不禁为之泪下。千百年来，中国人的草间求活的命运，不正如此？
我在大学时代读柏杨版的《白话资治通鉴》，拍案叫绝之处，往往是柏杨本人跳出来评论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柏杨曰”的段落。这些段落，长短不一，有的可以独立构成一篇精彩的杂文。比如，为对照中国暗无天日的“家天下”暴政，柏杨找来英国《大宪章》的传统一一对照，他得出的结论是：民主固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却是克制独裁的坚固盾牌。
《丑陋的中国人》：自省是重生的第一步
柏杨的第一身份是杂文家，他认为：“杂文富于社会批判功能，像一把匕首或一条鞭子，它虽不是鲁迅先生所创的文体，但却由他发扬光大。它更是对抗暴政的利器，因为它每一次出击，都直接击中要害。”在那个威权至上而肃杀之气很重的年代，“文化像一片沙漠，社会如一潭死水”。杂文成为公意的唯一表达，柏杨“一遇到不公不义的事，就像听到号角的战马，忍不住奋蹄长嘶”。
重获自由之后，柏杨对昔日因言获罪的经历无怨无悔，继续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一轮争取人权和民主的抗争之中。一九九四年，柏杨担任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创会会长，由来又推动将绿岛监狱改建成具有教育意义的人权园区。他虽然未能完全归向台湾主体意识，但他积极支持像康宁祥这样本土的政治人物，以此体现他对台湾的爱与呵护。更为重要的是，柏杨对华人的文化丶历史及生存方式的深切批判，对人权和自由的不懈坚持，成为中国和台湾所共享的丶宝贵的精神资源。
有了翻译《资治通鉴》丶对中国历史通盘的了解来垫底，柏杨对中国文化作出了更为透彻的反思。八十年代中期，台湾社会风气渐开，柏杨赴美访问，最后一站是纽约，被安排在孔夫子大会堂演讲。当他再一次把中国传统文化形容为“酱缸”时，听众中一位先生提出：“世界各国到处都有唐人街，中国人应该感到骄傲！”柏杨回答说：“唐人街不但不是中国人的骄傲，而是中国人的羞耻，看它的脏丶乱丶吵，和中国人对自己中国人的迫害与压榨，实在是应该自顾形惭。”这一系列极具争议性的演讲和杂文，最终结集成《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将柏杨作为华人世界第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知名度推向了顶峰。在我的中学时代，可以说是“有井水处必有柏杨”。
“丑陋的中国人”这一刺激性的说法，在海峡两岸引发了自五四时期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之后又一轮民族性反省的高潮。柏杨的好友丶物理学家孙观汉说：“每个人差不多都知道自己可自豪的一面，但是柏杨使我了解我丑陋的一面，而最使我惊奇而伤心的是这种可怕的丑陋，竟不是我一人所独占，而是十亿同胞所共有的。”柏杨行文汪洋恣肆丶逸兴遄飞，他本人并未对“丑陋”这个定义作出详细阐发。学者姚立民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病症——酱缸》一文中，则通过细读柏杨的文字作出如下的梳理：所谓“酱缸文化”，包括：对权势的崇拜狂；自私与不合作；淡漠丶冷酷丶猜忌丶残忍；文字欺诈；对僵尸的迷恋和肤浅虚骄等方面。如今，习近平率领中共政治局全体常委拜谒毛泽东尸体，马英九则去慈湖拜谒蒋介石尸体。两岸当政者的举措均表明：一九八五年出版的《丑陋的中国人》，在三十年之后仍具有尖锐的现实针对性。一部伟大的作品，是可以超越时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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