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伐中宣部12 焦国标 AAAAAA 形式上语言暴力，广泛使用讽刺

 

　我们都是中宣部的受害者

-- 焦国标《讨伐中宣部》读后

 

　　

　　任不寐（加拿大）

　　昨天收到宋永毅先生寄来的《讨伐中宣部》一书，连夜拜读了其中有关"中宣部"的内容。焦国标兄这些不幸导致"洛阳纸贵"（国标自语）的名作，我现在才认真学习，确有所得。于是将这些感受写出来，一是完成宋永毅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二是劝君更尽一杯酒，用这篇短文送国标兄不日东临易水，仗剑故国。

　　《讨伐中宣部》得以产生很大的影响，首先应该感谢中宣部。一方面，禁止、什么什么出名，这已经是一种"中宣部定律"了。最近网络上不断有人撰文谈论"央视定律"，大意说中央电视台顶（支持）谁谁死（倒霉）。以此也可以总结出一个"中宣部定律"来，那就是中宣部禁谁谁火。但是，《讨伐中宣部》之所以引人瞩目，更重要的原因在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中宣部这些年来几乎使所有的知识分子或以文字为业的人成为受害者，正是这些无所不在的受害者群体，成为焦国标的支持者，并是他一讨成名。中宣部在文革时期，也一度成为受害者，尽管也算害人者作恶自害，但不能说洪桐县里无好人。但是1989年以来，中宣部成为戒严体制的执行委员会之一，其功能就是禁锢言论。这种言论铁血政策是江泽民和丁关根合作完成的，这里面包含着政治交易和政治恐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宣部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成为文明之敌，并几乎将所有的作者和读者都推到了焦国标那边——他们已经忍无可忍，就等着焦国标挥毫落纸，哄堂喝彩了。因此我建议焦国标先生应该在"后讨伐"时代撰写一文，《感谢中宣部》，是为恩怨分明。

　　"我们都是中宣部的受害者"，上面的评论仅仅揭示了这个命题的小部分内容。中国知识分子首先在政治上、在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方面，是中宣部的受害者，这一点不难理解。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另外一面，在精神结构和文化品质方面，我们同样是中宣部的受害者——即使反对中宣部体制的人，我们的思维习惯和语文方式，无一不深刻地浸淫在中宣部的影响之下。这是中宣部体制对中国这个民族更深刻的伤害。我们不需要上溯到传统文化或最高当局那里论述谁害了中宣部，我们假定中宣部是一个政治起点，我们来分析它是如何改造了我们的灵魂。

　　焦国标"控诉"了中宣部十四种大病，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我们诚实以省，我们会发现，这些疾病无一不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身上。这正是中宣部几十年来教育和管制产生的丰硕成果。我们常常看见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字内战，也常常看见许多讨伐共产党的檄文。你会发现，双方都是中宣部培养出来的合格的学生，这是同学之战。那种自己完全伟大光荣正确，欲将对方置于死敌，纠集群众暴力，扒皮揭露，划清界限等等，你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们是中宣部掌权的那个国家里出来的。换言之，我们每个人的灵魂里，都存在一个小中宣部。这种局限，任不寐、焦国标盖莫能外。

　　什么是中宣部精神？总结起来，至少包括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内容上善恶二元论，结果是我善你恶论。或者也可以称为敌人意识，超国家的冷战思维。第二、形式上语言暴力，广泛使用讽刺、夸张等修辞说狠话、大话。杂文和檄文成为民族精神文化的语言符号。第三、方法上完全机会主义，缺乏普遍主义精神和真理意识。资料是为论点服务的，而不是相反。因此，为了批倒一个人，他将编辑该人所有的黑材料，将之论证为魔鬼。如果为了恭维一个人，这个人将被论证为天使。有时候为了践踏一个人，将通过赞美另外一个人这种对比的方法来实现。第四、同样不容异说，在任何领域飞扬跋扈，并自我感觉极端良好。第五、缺乏反省精神，结果往往是轻信，并对飞短流长喜闻乐见。

　　请国标兄原谅，我准备先从他谈起，希望我不是"求全责备"。柿子专挑朋友捏，这是我的习惯。首先，不论国标怎样自辩，《讨伐中宣部》的文字所表现出来的语言特征，无一不是中宣部治下汉语表达方式及其缺陷的展示。我也理解"讨伐"一词及通篇文章本是半带幽默的"师中宣部之长技以制中宣部"，但是，"师X制 X"这种精神状态，正是一种"冷战思维"。

　　我们再看看《讨伐中宣部》一文所包含的机会主义精神。我知道，国标兄是最痛恨机会主义精神的作者之一，这也正是我特别赞赏他的原因，是我特别愿意向那些别人看来很极端的文字表达敬意的原因。不过从心理学上，一个人最痛恨的某些局限，往往正是自己对自己的痛恨，只是那些局限被压抑在里面，这种心灵内战于是指向外在世界，成为一种特殊形式的自律。我看到在"后讨伐"时代，国标开始解释自己为什么"只骂贪官，不反皇帝"。坦率地说，我觉得这些解释不好。如果反过来，正视这些局限，也许更为诚实。这些解释之所以不能说服人，是因为先前的文字清清楚楚摆在那个地方，是无法涂抹的。比如，那里面有几处关于对"胡书记温总理"的期盼（我不管你是不是调侃，因为我觉得即使是调侃，也不过是恐惧的另外一种表现而已）。比如，"中宣部是目前唯一不依法行政的死角，是法律的太阳照射不到的唯一的黑暗王国"等。这种"唯一"性的判断显然是不准确的。政治局不是吗？中组部不是吗，中纪委不是吗？中央军委不是吗，那些克格勃不是吗？再如，"中宣部的第五大病是背叛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理想，已于实际行动上堕落为中国共产党的叛徒"。这无论如何是讨好共产党的一种说法，而了解党史的人会明白，中共的历史从未崇高过。更严重的是，这这文字大有文革遗风，就是为了打倒一个人或某种机构，就把反党这一最大罪名加给他（们）。同样，我不管你是否是 "挑动领导斗领导"，我要强调的是，这种行文方式如何带着中宣部精神的深刻烙印。

　　显然，国标兄本身就是中宣部最大的受害者之一。这种受害状况还表现在他讨伐中宣部所用的一些证据，恰恰是中宣部这些制造的谎言。如，"中宣部的第二大病是权威程度罗马教会化"，"中宣部正确得象中世纪的罗马教会，中宣部部长神圣得象红衣大主教"等等。把教会塑造成人类文明的敌人，塑造成专制主义者或专制主义的赞助人，是中宣部（无论是纳粹的中宣部还是共产党的中宣部）几十年来一个经典的谎言。这一谎言一方面无视欧洲中世纪教会对文明巨大的贡献，攻击一点不及其余，另一方面对当时欧洲政治多元化，而教会至少客观上支持了这一多元政治的历史事实完全无知。这种无知或意识形态局限造成的谎言，更无视罗马教会从晚明以来对中国近代化巨大的贡献。毫不夸张地说，今天中国所享受的所有文明成果，无一不得益于耶稣会士在中国的辛勤劳作。此外，把中宣部部长比喻为红衣大主教，尤其不恰当。在历史上，红衣主教绝大部分是品德高尚的人，而在当代，包括刚刚去世的保罗二世，都是自由事业的赞助着庇护者。

　　在当代知识分子群当中，也许焦国标先生是中宣部精神较少的人之一。在最近几起海外的道德纠纷案例中，我们看见中宣部是如何成功地统治着每个人的心灵的。我对那些被辱骂的人感到深切的同情，尽管我当然知道，他不可能没有错。但我也绝不相信他一无是处。我对那些"正派人士"在道德上的骄傲感到震惊，他们竟然毫不迟疑地相信那些恭维，仿佛自己真的正派、清洁、口杯甚好一样。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罪，或者他们以为别人看不见。看到那些"我善你恶"因此我必须践踏你的那种精神，真令人绝望。看到机会主义地编辑材料的那些"斗争"，以及自己被自己这种"正义斗争"所感动，我剩下的只有难过。这里的每一个文字，几乎都可以贴上"made in china"这样的标签。所以我愿意重申自己刚刚在《文化义和团运动与当代极权主义》一文中所表达的那个观点，关于自由，由于缺乏宗教感，中国人还远远没有做好准备。这是托克维尔的观点，他仍然是对的。

　　国内最近关于郑家栋事件的争吵同样给世界展示了一出中宣部受害者之战。我们先看到，反对国学保守主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首先见猎心喜，他们巧妙地将郑家栋事件突显出来，一方面丑化新儒家，另一方面趁机显示自己在道德上如何"与他不一样"。在这些道德冷战思维统治下的文字中，崔卫平女士的文章《把儒学从儒学家中的手中解放出来》（原载世纪中国），可能是她近年来最不宽容的文字之一。这种道德上落井下石的悲剧更残酷地表现在新儒家内部，不仅自由派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地与郑家栋划清界限，可悲的是，中国儒联，郑家栋的那个家乡，首先迫不及待地公开声明与郑家栋脱离关系。这个声明将是中国儒家的耻辱。如果这个学术机构反过来声明郑家栋就是我们的人，那才是为自己捍卫荣誉的作法——谁，哪一个阵营，没有可能出现犯罪状况呢？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道德完美主义局限，一种根深蒂固的自私自利和伪善。我不想在学理上分析儒家思想与这种耻辱在逻辑上的相关性，我只是想说明，这种与倒霉者划清界限的作风，这种落井下石明哲保身的精明，无论是自由派，还是儒家，都是传统的孩子，都是文革精神和中宣部教育下的产品。

　　首先，郑家栋还没有被公开审判，按无罪推定的原则，他应该是无罪的，但是我们看到，即使那些信守这一法治理想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也争先恐后地宣布郑家栋已经是万劫不复的罪人了。其次，我们退一步说，郑家栋是一个罪犯，那么只能说他是一个很可怜的人，一个值得同情的对象。但是，中国人不这样看，他们要在所有这些不幸者身上榨取道德利润，要通过践踏他显示自己的清白，显示自己的主义如何的高明。他们的主义，他们的帮派利益，他们的道德优越感，永远高与"那个个人"（齐克果语）的命运、尊严和价值。他们不会为这个被群众砸扁的人说一句公道话，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人不过是离得远远洁身自好的人。前两年刘晓庆被捕，《南方周末》在第一版用一版的篇幅攻击这个女人如何堕落，个性如何张扬。这就是我们的民族，一个争先恐后向倒霉者吐口水的，一个令人绝对恐惧没有任何爱的民族。这个民族怎么这么坏，一个可以解释的原因是，他们是中宣部多年培育的结果。

　　怎样挣脱中宣部的精神枷锁？这种内在捆绑只能诉诸内在的精神力量。读过《讨伐中宣部》之后已经是深夜了，我拿起《圣经》来，继续读《以西结书》。耶和华先斥责耶路撒冷的过犯和以色列极其领袖的罪恶，审判"两座犯罪的城"，然后他吩咐以西结攻击那些"落井下石"、趁机"报仇雪恨"的列国：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阿、你要面向亚扪人说预言、攻击他们。说：你们当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圣所被亵渎、以色列地变荒凉、犹大家被掳掠．那时、你便因这些事说："阿哈！" 所以我必将你的地交给东方人为业。他们必在你的地上安营居住、吃你的果子、喝你的奶。我必使拉巴为骆驼场，使亚扪人的地为羊群躺卧之处，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拍手顿足、以满心的恨恶、向以色列地欢喜。所以我伸手攻击你、将你交给列国作为掳物、我必从万民中剪除你、使你从万国中败亡、我必除灭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因摩押和西珥人说、看哪、犹大家与列国无异。所以我要破开摩押边界上的城邑，就是摩押人看为本国之荣耀的伯耶西末、巴力免、基列亭，好使东方人来攻击亚扪人．我必将亚扪人之地交给他们为业、使亚扪人在列国中不再被记念。我必向摩押施行审判．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以东报仇雪恨、攻击犹大家、向他们报仇、大大有罪。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以东、剪除人与牲畜、使以东从提幔起、人必倒在刀下、地要变为荒凉、直到底但。我必借我民以色列的手报复以东。以色列民必照我的怒气、按我的忿怒在以东施报。以东人就知道是我施报。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主耶和华如此说：因非利士人向犹大人报仇，就是以恨恶的心报仇雪恨、永怀仇恨、要毁灭他们。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非利士人、剪除基利提人、灭绝沿海剩下的居民。我向他们大施报应、发怒斥责他们．我报复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西结书第二十五章）

　　我于是在这深夜起来，为我们这些以色列人，亚扪人，摩押和西珥人，以东人，非利士人，基利提人，我们这些沿海剩下的居民，这些中宣部里面讨伐和被讨伐的人，深切祷告。

　　2005年7月28日 

 

焦国标《讨伐中宣部》编后

　

 

　　亚衣（美国）

　　受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宋永毅兄之托，编辑焦国标先生的《讨伐中宣部》这本书。事情几近完成，心中五味杂陈。

　　有点痛快。虽然早就耳闻"讨伐中宣部"这篇文章，但是全文拜读却是在这次编书的时候。如此居高临下，一泻千里地痛斥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种种罪过的文字，读来确实使人感到畅快。这是众目睽睽下对官僚体系的责问，是法庭上对罪犯的公开审讯，是面对东方巴士底狱的大声呐喊，它喊出了中国公众——这个世界上最庞大的新闻受体群对新闻自由的急切向往。我虽然离开中国多年，但是中宣部"意识形态领域中无产阶级专政"的狰狞面目在脑海中依稀清晰。中宣部历来是一个限制和反对中国新闻自由的重要堡垒。对中宣部的讨伐，就是对中国新闻奴隶制度的讨伐，是对新闻现代世界的追求。就此而言，焦国标可谓是当代中国新闻自由的代言人。

　　有点惊讶。中宣部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独一无二"伟大光荣正确"因而批评不得的执政党。在我的记忆中，中共历史上首先公开批判中宣部的是毛泽东，他称中宣部是"阎王殿"，号召"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不过那时他是红太阳，是大救星，中宣部长即便是阎王，在他眼里还是小鬼不如。今天，讨伐中宣部的檄文出自一个据说是受中宣部及国家教委双重监管的大学新闻系教师之手，而且行文如此直截了当，无所畏惧，在国内民众争相传阅之后飞速流出国境，让全世界更多的人关注中国新闻自由这个当代人权的大课题，令人刮目相看。据说海外有人指责焦国标讨伐中宣部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我倒想建议这些轻松的批评者设身处地想一下，如果你在北京大学担任教职，你能够像焦国标如此这般"反贪官"吗？

　　本人毕业自中国复旦大学新闻系——那时北京大学还没有新闻系，我之所以在七十年代末考研究生的时候没有重返新闻系，原因之一就是觉得在中国新闻系离政治实在太近，没有学问可言；新闻系的培养目标是党的"耳目"与"喉舌"——而不是"人"。我当时就读研究生的哲学系与新闻系在同一栋小楼，因而经常回"娘家" 看看师长学友，也曾经与朋友一起将日本杂志上一篇关于"公众传播（Ｍａ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的文章译成中文，登载在新闻系的内部刊物上。记得"传播学"的概念也是在那个时候慢慢进入中国新闻学界的。对中国新闻学界的痼疾，我有切身的感受，所以，焦国标的许多文章读来犹感亲近。

　　中国共产党在牢牢掌握"枪杆子"与"笔杆子"上久享盛名，它对报纸广播电视以及对新闻系教学系统的控制，世人凭常识难以理解。一九五七年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员教授右派份子就出在新闻系，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被当时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毛泽东的宠臣柯庆施点名批判为"新闻界资产阶级右派代理人"的原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先生。其主要罪名不过就是他在《新闻学大纲》中提出的"读者需要论（报纸不仅要宣传党的方针，还要满足读者的需要）"和"报纸商品论（报纸不但是宣传品，还是几分钱买一份的商品）"。这一镇压造成了中国新闻界近三十年的鸦雀无声。焦国标的讨伐檄文以及本书中关于民众"兼听权"和现代传播学的文章，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今天中国知识界为追求新闻自由显示出来的不同以往的胆略。它不是五十年代的"大鸣大放"；不是文化革命的"四大"——那时新闻系统不少人曾经利用大字报这个"自由"的武器批判过"资产阶级新闻自由"；也不是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大学生研究生们曾经在半民办的杂志上呼吁制定"新闻法"，鼓吹"同仁报"，也有一些精英起劲地朝党内开明派把持的中共组织部、宣传部跑。这本书告诉人们，被焦国标描述为在"猪圈"中生活的中国人毕竟不是猪，人的尊严和智慧让他们认识到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思想自由，也就没有作为人的一切自由。现代民主国家普遍享用的新闻自由，是中国人必须回归的天性。

　　有点心酸。在焦国标一些批评文章中指名道姓涉及的，有我在中国哲学界、新闻学界的熟人、朋友和同学。读到这里，也感惭愧。

　　有些人习惯做官方理论家——不过平心而论，他们的人品并非个个都坏。如果你与之私下交谈，也会发觉这些人心中忠厚与诚实的一面，偶尔也会看到灿烂的思想火花。可是一旦公开发表文章，必定惨不忍睹——当他们拿起笔的时候，就习惯地看强权的颜色。

　　焦国标提到的作为中国"当下最炙手可热的新闻学专业权威教材"两本书的編著者，正是我三十多年前大学新闻系的同班同学。焦国标批评说在这两部书中没有"新闻自由"应有的份量。因为现在手头不可能找到这两部书核对求证，所以我专门就此仔细询问过焦国标。我真的觉得心酸甚至悲凉。新闻的灵魂就是自由，没有自由就失去了新闻存在的价值。这些道理，我当年的同窗，今天中国著名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权威教科书的編著者，他们不会不懂。究竟是他们本来写入教科书的内容在领导审稿的时候被删，还是自己写作的时候就聪明地"自律"了？我不得而知。感慨之余也不禁自问：倘若我至今仍然留在国内，依旧在复旦大学教书，我写的文章，编的教科书又会怎样？我自信不会顺从权势者，但是我也不会公开声讨那些检查官。也许会在遮遮盖盖打什么"擦边球"，为了公开发表自己的"新见解"而煞费心机地搞文字游戏。

　　有点希望。焦国标自诩"阳光中国的阳光男孩"，我希望这缕阳光照进中共各级宣传部，让其中良知未泯者改恶从善；希望这缕阳光映入中国大小报纸、电台、电视台、出版社的总编、书记的心坎，让他们壮起胆来，解除对记者编辑和自身的束缚；希望这缕阳光洒向中国各个大学新闻传播院系教授们的讲台，让他们在课堂上，在教科书里多说一点新闻自由。我在《流亡者访谈录》中与一些媒体朋友多次讨论过中国的新闻自由问题。多年致力于新闻自由"试验田"的《前哨》杂志总编辑刘达文认为，在中共的强权底下追求新闻自由需要"够胆"。原《世界经济导报》北办主任，曾经为中国新闻自由蒙受牢狱之灾的张伟国老弟也有一个说法，叫做"拱出一个新闻自由的空间"：在中国，新闻自由不是当权者恩赐的，而是老百姓自己拱出来的。好一个"够胆"，好一个"拱"字！每人手捧一支蜡烛，可以将黑夜照亮，大家带有一缕阳光，中国便会阳光普照。焦国标为知识份子提供了一个不畏权势的标杆。在当代中国，如果有一百个焦国标式人士各发表一百次公开的言论或文章，中国新闻界就会发出自由的万丈光芒。我期待这一天到来。

　　（作者附记：焦国标《讨伐中宣部》一书２００５年５月已由香港夏菲尔出版公司出版）

　　——民主中国(5/29/2005 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