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伐中宣部04 焦国标

　

 

　"不能给焦国标这个讲坛"

　

 

　　焦国标

　　《讨伐中宣部》一书编者按：此文系作者根据《亚洲周刊》资深记者江迅先生的报道《南大先锋博士论坛胎死腹中》改写而成。原报道有如下提要："南京大学邀请北大学者焦国标、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卢跃刚、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展江等出席先锋博士论坛，开会前受到当局的压力被迫取消，出席论坛的研究生对於官方干预感到惶惑。……南京大学研究生院主办的"先锋博士论坛"的新媒体论坛讲座，原定十月二十二日在南京大学科技馆举行。来自京、苏、沪等地的传媒学专家、学者原本已备好演讲内容，殊料，开讲前夕突然飞来'魔剑'，腰斩论坛。事缘受邀的演讲者，有来自北京的焦国标、卢跃刚等多位颇受当局关注的传媒热点人物，而演讲的内容又特别'敏感'。论坛组委会先是接获教育部'指令'，而後接获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安全部的'要求'，这届'先锋博士论坛'的所有活动取消。"

　　自从《讨伐中宣部》流传开来之後，我的活动半径大大缩小了。南京大学邀请我前往演讲，我愉快地答应了。西谚云："乌云总有银边。"信然！

　　可是我高兴得太早了。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晚上，夜里十一点，从北京到南京的火车上，正睡得迷迷糊糊，手机突然响了。我心想：糟了。果然糟了。南大"先锋博士论坛"组委会电话告知，说教育部、中宣部和国安局先後致电南京大学，要求取消我的讲演，说："不能给焦国标在这种场合说话的机会。"校方无奈，只能照办。我说："怎么办呢？我人都在火车上了。"那边说："那就来吧，不演讲，看看听听别人的演讲也好。"这是一个有近十人的系列演讲。二十三日早上七时许，火车抵达南京。上午又传来消息，卢跃刚先生的演讲也被取消。接着又得令，下午的开幕式也取消，论坛近十场演讲全部取消。是的，所有的乌云都是有银边的，还得看你摊上摊不上，我这次就没摊上。　

　　南京大学"先锋博士论坛"是为研究生、博士生设立的一个多学科论坛，其中的人文学术讲座已经举办多次。此次论坛的主题是新闻媒体，邀请的演讲者都是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者、专家。我演讲的主题是《新闻之外的敏感》。根据海报显示，卢跃刚先生的演讲主题是《新闻采访与写作的"中国经验"》，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中心主任、教授胡正荣的演讲题是《媒介市场格局：中国的与世界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系教授展江的演讲主题是《警惕传媒的"双重封建化"》，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李良荣的演讲主题是《中国传媒发展态势与改革的路径选择》，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新闻系主任戴元光教授的演讲题是《论新闻的价值重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原所长、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孙旭培的演讲题是《新闻自由的渐进发展》。此时正逢江苏电视台举办一次业务研讨会，还有几位与会学者将到论坛讲演，总计十场左右。

　　南大研究生院主办的这一期论坛，由南京大学研究生会博士部承办，南京大学团委、《中国研究生》杂志、南京大学研究生报协办，筹备工作做得相当充分，早就透过各种渠道对外发布消息。前来参与论坛的有安徽、浙江、江苏、上海的学者和新闻界人士，《温州晚报》的两位新闻记者坐了十多小时的火车赶来，到了演讲地点南京大学科技馆报告厅，才知道论坛已被取消。

　　南京大学校门口贴出的通告说："先锋博士论坛本期讲座（新媒体论坛）安排因故变更，今天下午和晚间所有活动取消，论坛其他讲座待进一步通知。由此给大家造成的不便，请谅解。先锋博士论坛组委会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二日。"中国的事都是这样，"因故"、"衆所周知的原因"等托词随处可见，搪塞人，欺蒙人，谈什么知情权！

　　演讲取消後，与会学者和学生们还准备组织一场沙龙性质的聚会，随意交谈。校方已成惊弓之鸟，什么活动都不要再搞了，因而最後沙龙也没办成。

　　晚上，南大新闻系的几个研究生找到我和卢跃刚先生住的旅馆房间，看上去显得很紧张，很凝重，很沮丧。他们还年轻，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第一次感到在中国做新闻怎么这么难啊！中国新闻究竟怎么啦？做记者难道真是要冒风险吗？他们希望我在这小范围内把我准备演讲的内容告诉他们。我没有写出演讲稿，原准备的演讲内容是当今中国大陆的报禁和新闻改革问题，还有我最近的遭遇，以及新近写作的一些文章的观点。

　　我原准备这样开始我的演讲："当年梁啓超自命'少年中国之少年'，而今我自号'阳光中国的阳光男孩'。是阳光就要照亮，今天我要照亮的是，就在我赶往这里与你们见面的火车上，教育部、中宣部和国家安全局电话通知南京大学，取消我的这场讲演……"

　　我原准备的结束语是："最近，印尼选举国家元首结束，大选成功，阿富汗也正在大选，选举自己的国家元首。印尼是由一两万岛屿组成的国家，阿富汗还几乎是停留在一个部落文明水平上的国家。这些国家都能大选，我们中国是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整大块连在一起的国家，我们什么时候能举行大选？从清末以来，统治者总是说老百姓的素质太低，不能有大民主，不能有大选，难道我们中国人民的素质比阿富汗部落民族的素质还低吗？我们的大选难道比两万岛屿的印尼在技术上还困难吗？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大选？我给你们在座的南京大学的研究生们留一道作业题，你们能不能给我们的胡锦涛主席写一封公开信，要求他不要再像前几代老一辈领导人那样，做那种劳心劳力遴选和指定接班人的工作了，也让中国人过一把大选的瘾，让他们自己选出自己的国家领导人。"

　　最近中国大陆接连不断出现不稳定因素，重庆的万人骚乱，河南、河北、四川、重庆、贵州等地的矿难，这些都是有关联的。这么多年来，新闻媒介控制如铁桶，社会问题得不到及时发现，更得不到及时解决，社会舆论没有表达渠道，整个社会就像正在加热的压力锅，没有出气的地方，压力必然越来越大。是谁堵塞了排气管道？是主管新闻舆论的各个职能部门。有气不让出，会把人憋爆，自己炸裂，周围的人跟着遭殃。唯有开放报禁，让新闻媒体甩开膀子自由行使舆论监督之责才是正路。起码在中国当下，一份报纸比一千个法庭更能保证社会公正。

　　我从南大方面了解到，教育部指令"不给焦国标这个讲坛"的具体部门是它的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简称社政司。10月25日，我一回到北京，就与社政司电话联系，要见他们的司长，我要问他："我去南京作学术演讲，究竟错在哪里？取缔这一论坛的理由何在？如果没有合适的理由，你必须向我道歉，向远道去南京却因论坛取消而一无所获的各方人士道歉，幷赔偿其经济损失，教育部必须反思这种压制学术自由的丑陋行径！"

　　连续数日，我打电话务必要见社政司的领导，那里的工作人员只说一定转达我的意思，可始终没安排与司长通话，更没见面，直到我11月4日离开北京去美国。

　　中国的官员们现在只剩有权，别的什么都没有了。他们不敢见人，从《讨伐中宣部》风行至今，我没见过中宣部的任何官员。他们不屑於见我，还是不敢见我？社政司的官员也是一个德行。所到之处，人们与我谈论《讨伐中宣部》时，似乎有一个共同的、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我怕中宣部，我说："呵呵，哪里是我怕中宣部啊，是中宣部怕我。"

给校、院领导的四封信

　

 

　　焦国标

　　《讨伐中宣部》流传开来之後，我的多事之秋也到来了，其中包括我给我们大学和学院领导带来的工作麻烦。下面是这期间写给大学和学院领导的几封信，收录在这里，既是我的一段经历，也包含我的一些思想。

　　（一）

　　X校长，及其他校领导诸公：

　　《讨伐中宣部》一文给学校工作带来的麻烦和困难出乎我的意料，这使我深感抱歉和抱愧。此前我以为，共和国里，公民时代，一人说话一人当可也。不意大谬不然，人们仍然沿袭人员的单位所有制思路和工作方式，"惹祸"的人不被找，法院不被找，单位领导被找，就这样校和院领导因我而平空多出来一个棘手的"工作项目"。

　　在X校长和X老师与我谈话之後，我的确感到《讨伐中宣部》这篇文章无论内容还是方式都存在问题。平心而论，这些年我们的意识形态管理工作改进甚多，特别是 "言者无罪"一项，进步明显。虽然曾有人因言受处分，却没有谁因言获真正的罪。正如X校长所说的，如果对中宣部工作方式有意见或建议，可以冷静，理性，条分缕析地表达出来，"上书"中宣部领导人或具体部门，言路是通畅的。目前这篇文章，意气用事之词太多，像X老师指出的那样，凡词用到"最高级"，不仅不利於意见或建议的被采纳，而且也很伤人感情。在此我想郑重地对被我"指名道姓"的我们河南同乡吉炳轩副部长和刘云山部长道声："对不起！请原谅！"我相信没有人不爱自己的国家，所争只是身份、角度和方式不同，的确不该采用太过火药味儿的文字。

　　过去我认为，十几亿中国人，品种太单一，都是哼哈二将的余脉，我要让中国人的色彩丰富一些，基因多样一点。过去我认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所谓研究都是煞有介事，连常识都没有恢复，谈研究是可耻的。所以我很抵触学界的那些所谓学术论文，所谓专着。现在这些都过去了，金盆洗手，我也要写我的专着了。我是河南大学的文学学士和古代汉语硕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博士。误入歧途若许年，如蒙我们北大中文系不弃，我愿意在校领导的帮助下到那里去教古代汉语，研究文字音韵帮滂幷明。

　　真诚感谢校领导的关爱，真诚感谢教育部领导的宽假，也真诚感谢中宣部领导的雅量，我们中国的未来未可限量！

　　焦国标

　　2004年4月2日於燕北园

　　（二）

　　X老师及新闻学院其他领导和校领导：

　　一再给你们平添工作上的麻烦，真的很抱歉。尽可能不求人，更不连累人，是我的自律，也是一种长期形成的处世哲学。在人们看起来，也许我是一个很张狂的人，很没边际的人，《了望周刊》原社长许博渊甚至指我为"持不同政见者"。需要说明的是，"不同政见"在我心里是个中性词，我还写过《为野心家、阴谋家平反》的文章，先有独裁者，後有野心家，野心家、阴谋家是独裁者"逼"出来的。我自己知道，我没有任何政见，没有任何立场，我只有在一事一时上具体的、强烈的是与非。

　　所以我没有任何小圈子。主流社会这么大个阔老板我都不"投靠"，干么投靠小圈子？值当吗？没圈子也就没门户之见，所以我敞开心扉接受四面八方的信息和观点。駡我，夸我，是駡者和夸者自己的事，我既不恨也不喜。写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的事，哈姆莱特什么样，是读者的事。

　　这些年来写言论，回味一下，核心动力就是一个词：仁慈。或"高攀"一下，是慈悲。什么责任心、使命感，只是表面的。现实的问题和灾难，我有一种强烈的不许它重现和重演的道义冲动。当今中国言论界对我有个评价：许多问题都是焦国标刨的第一锹。特别是农民的生存处境问题。这些我都不细说了，免得流於自矜自夸。

　　如果我对自己有什么功利期盼的话，第一我想拿新闻界的普利策新闻奖，第二我想拿国际上的诺贝尔和平奖。也许诸位尊长要笑我了，但我认为在中国农民问题上和中国新闻自由的进程上，我已经做的，不包括将要做的，将要做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就足够给诺贝尔和平奖踵事增华了。在中国社会文明的天空里，没有留下我的翅膀，但我艰难的飞过。在袁世凯拿20万银圆收买梁啓超的一篇反帝制的文章时，梁说："我梁某不为袁氏一人一姓而生，乃为四万万中国人而生。"这样的风度和境界，足以令个别精神传人对抗任何横逆。

　　根据我这些年写言论提问题的经验，一个社会毒瘤或问题，自被提到公衆视野到政府拿方子立法解决，短的二三年，长的五六年，个别的也可能是几个月，如孙志刚案导致的收容制度被废除。我相信，中国宣传部体系数年内必有大变。一句话，我目前的状态，根源於我大脑里贮存的各种人文基因、思想信息、价值理念和前贤楷模。不是无源之水，更不是轻薄子说的愤青情结或愤青人格。顺便说，愤青也是一个基因资源，在生物学上，它与其他任何人格等值，共同构成中国人的人格全貌。

　　上面的话，与其说是反省，不如说是沟通。下面我要对各方领导作一个具体的承诺：第一，与中宣部的"恩怨"到此结束，不再谈，它能活一百岁或像秦始皇希望他子孙的那样千世万世，还是八年，还是八个月，是它的造化，与"贫道"无干，我不再想，不再看；第二，不再见外国记者。不过我要表明，2003年和1943 年，相隔整整一个甲子，是外国记者在两次大灾难，非典和河南大饥荒中，帮了一把中国人民（皆美国《时代》周刊披露，中国人欠《时代》一大笔恩德债）。当彼之时，中国记者安在哉？因而不管诸位师长如何看，我总体上是感恩外国记者，而不是视之为麻烦制造者。

　　匆促报命，口不择言，若有不妥，敬请指教。

　　愿我们各自保平安！

　　焦国标 稽首再拜

　　2004年8月27日

　　附：给《亚洲周刊》江迅先生的电子邮件

　　江迅先生你好！

　　上面是我写的保证不再写时政批评中宣部和不见外国记者的文字。如果适合发表就请发表。我不再遵从中国社会现存的任何潜规则，我要向中国社会存在的任何潜现状挑战。当年梁任公自命"少年中国之少年"，我要自号"阳光中国的阳光男孩"。一打主义不如一个行动，"阳光男孩"焦国标在行动。知而不行谓之恶，知而绕行谓之邪恶。让我们从此开始远离恶，掷弃邪恶。梁任公办长沙时务学堂时的得意弟子蔡锷将军，护国起义誓师时说过一句话："此次所争不在胜败，乃为四万万人争人格。"是啊，四万万中国人，一个袁世凯想帝制就帝制，四万万人的顔面在哪里？中国宪法，从《临时约法》算起，她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而今已然近百年，可她开出的言论自由支票仍然谁愿克扣就克扣，我十三万万中国人的脸在哪里？我几百万人文知识人子的脸，在哪里？

　　我的课虽然被停，可我的沮丧已经过去，我发现我的心灵似乎越来越强大。最近脑海里常萦回辛弃疾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和苏轼的"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词句。真是奇怪，夜阑梦回，朦朦胧地总浮现关大王独赴单刀会的影子。关汉卿写《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关云长淩波涉江，顺流东下，豪迈异常，其词曰： "大江东去浪千叠，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又不比九重龙凤阙，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烈。我覰这单刀会似赛村社。""好一派江景也呵！""这也不是江水，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写下上述文字，让我学关大王，也做一个"把盏科"，浮一大白，喝它一壶。哈哈哈哈！

　　国标 於北大

　　（三）

　　X老师：您好！

　　这几天整理《对外传播学》效果很不错，已经有7万字彻底理顺了。我希望能一鼓作气写完，应在25到30万字之间吧。是阿富汗战争打断了当时的写作。

　　当年胡适写《中国哲学史》和《白话文学史》都只有上卷，下卷终身没写出来。我想写完整《对外传播学》，里面的原创性我很看重。我希望它能成为被翻译成外文出版的第一部中文新闻传播学专着。中国近100年新闻学史，没有一部被翻译成外文，太可悲了。

　　今天有朋友说，中宣部一位副部长开会提及我被学校批评幷停课事。据说网上已发此新闻。昨天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来电话，印证我是不是被学校停课。我问他们从哪里听到的这个消息？她说是香港成报。

　　也有学生问我是不是被停课，我都没有正面回答。一是我觉得我自己羞耻，二是我觉得北京大学羞耻。但是如果停了，我说没停，就更可耻。总之一个耻字缠上我了。

　　当时您告诉我停课时，我没问从哪里来的力量让我停课。据说是我们学院打报告停的课。这其中的的运作过程我不想让您一定现在告诉我。本着对历史负责，我将来再请您告诉我真相吧。

　　我这封信只是告诉您不用为我的状态担心。

　　这几天我很有成就感，很充实也很有收获。

　　祝学院里一切都好！

　　焦国标2004年9月15

　　（四）

　　X校长并X老师：

　　调我到校文献研究部门一事，初听之下，虽有些意外，同时也深获我心。我不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目前这样的现状我幷满意。如能躲进我们校园里的哲学楼成一统，做学问，我真是谢天谢地。

　　可是细想深感不妥。

　　第一，这个校内调动不告诉外界，我做不到。为什么呢？通讯地址就是个大问题。我总得对外人告诉我的通讯地址吧？再者，虽然我们都认为这是一种临时保护措施，可是日後两位先生必落駡名。至於我本人，外人必说这个焦国标缺心眼，领导把他卖了，他还帮领导数钱。

　　第二，这对我们学校声誉有害无益，甚至比把我开除更不可取。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把杨支柱放到图书馆，青院是什么地方？野鶏学校而已，什么都可以做。我们北京大学大门大户，老师因言论而冷藏若此，实为不妥。清华待秦辉老师，仅限停课。北大若把我送进文献研究部门，後人、外人看来，将比清华更等而下之。曹刿说： "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处於领导的位子，情急之下，出饮鸩止渴之策实属难免。可是眼光稍稍放远，不用放太远，一月俩月之後，就会发现这真不是最适当的爱校之策。一阵政治妖雾袭来，令人晕头转向，可是转瞬也就过去了。妖雾毕竟是妖雾，不是泰山磐石。

　　第三，对我自己而言，也未必都是好处。首先，我最後的学位是新闻学，我安身立命之具应以新闻学为有利。今年已是我晋升副高职称的第六年了，我在文献研究部门再待六年能拿正高吗？我一辈子学术职称方面的前途不就完了吗？当然，目前这样挂着，不上不下，也许一样是完。可是我认这个完，不认那个完。这个完有意义，那个完没意义。"赖"在新闻（教育）圈，即便职称一辈子泡汤，我还有讨伐中宣部的老本，最起码是风操方面的老本，这也是个人需要或个人实现的一部分。中宣部当然不可能伴我一辈子，它的阳寿不多了，可是伴我二三年的可能还是有的。到那时，X老师该退休了，X校长也到了调我走时灵，调我回未必还灵的时候，我欲回新闻学院，得乎？人事代谢，两位先生即便欲帮我回，可乎？

　　为领导计，现在怎么办？上策，下学期安排我正常上课，出一个让中外大跌眼镜的险招。回国後学校没处分我，世人很多"想不通"。继续走下去，让世人更加想不通去吧。人家猜到哪，您就做到哪，不能叫技高一筹；人家（误）指到哪，您就打到哪，不能叫择善固执。中策，继续挂新闻学院这儿不上课，等这股政治妖雾自然消退。下策，调我到文献研究部，留千古微词。为学校百代声誉计，如果硬调我到文献部门，我只能写着杂文走，正如三年前我写着杂文来，挥挥手不带去燕园半片云彩。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做孙大圣不易，起码可以做个沙和尚，无论如何不能做猪八戒。

　　国标顿首

　　2004年12月11日晨五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