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代鲁滨逊到忠心的牧羊人——美国丰收华夏基督教会主任牧师张伯笠访谈
| 从当代鲁滨逊到忠心的牧羊人——美国丰收华夏基督教会主任牧师张伯笠访谈(1) |
| 作者：余杰 张伯笠 |
张伯笠简历 张伯笠，一九五九年出生于黑龙江省望奎县，曾在绥化师专和苏州铁道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任《铁路工程报》记者。八十年代创作了《哈木哈木》、《成功者说》、《通往大海之路》等报告文学作品，一九八八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一九八九年，参与领导天安门民主运动，历任北京大学《新闻报导》总编辑、天安门绝食团副总指挥、天安门指挥部副总指挥、天安门民主大学校长等职，是被中共当局通缉的二十一名学生领袖之一。 六四屠杀之后，张伯笠在中苏边境的深山老林里渡过了两年的野人生活。在绝境中曾得一个基督徒家庭帮助，并第一次听到福音。一九八九年底，他越境逃到苏联，却被克格勃关进监狱，后驱逐出境。一九九一年六月，他成功逃到香港，三天后抵达美国，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然身患重病，有四年時间在生死之间徘徊，病中写作出版了回忆录《逃亡者》，被译成多种文字，其英文版获《华盛顿邮报》最佳图书奖。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称他为"最勇敢的人"，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罗希称他为"当代罗宾逊"。 一九九五年，张伯笠受洗之后奉献传道，任中国基督教研究中心研究员，并入读神学院。获正道神学院（LOGOS Evangelical Seminary）道学硕士，现为新加坡神学院（Singapore Bible College）教牧博士候选人 自一九九五年起，张伯笠开始在海外华人教会中布道，很快成为一名广受欢迎的布道家。一九九九年，他的工作重点由布道转向牧养教会，先后在加州的两间华人教会中牧会。二零零二年底，张伯笠举家移居华盛顿郊区的弗吉尼亚州费郡，在此地创办牧养以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为会众的丰收华夏基督教会。七年来，教会由最初的二十多人增长到两百多人，成为大华府地区成长最快的华人教会之一。
采访缘起 二零零四年春，我与妻子一起游学美国，在华府访问期间，听说张伯笠牧师刚刚移居到附近，便与之联系。我们不仅受到张牧师夫妇的热情款待，还应邀到当时刚刚成立不久的丰收华夏基督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并作了简短的分享。那时，我刚刚受洗成为基督徒还不到半年的时间，张牧师在属灵上给了我不少的教诲和引导。此后，我每次访问美国都要去探访张牧师和丰收华夏教会。二零零六年一月，当我所在的北京方舟教会受到北京警方骚扰的时候，张伯笠牧师是第一个发来代祷信件的海外牧者。 二零零七年至二零零八年间，我和妻子再次有机会到美国访问和学习，我们访问了数十间北美的华人教会，最后决定扎根在丰收华夏教会，学习这间新生教会的组织方式和成长经验，以供国内的新兴城市教会参考。我妻子担任张牧师的助手，负责编辑教会的网站和周报、带领慕道班等工作，因而许多工作我也有份参与。这段时间，可以算是我们的一次难得的"实习"机会。我们每周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能与张牧师朝夕相处，时常探讨信仰与人生。由于张伯笠此前从事民运活动的背景，海内外和教会内外关于他的各种"传说"很多。此次我得以近距离观察他如何牧养教会，我也看到了一个曾经无比骄傲的作家、一个曾经风风光光的学生领袖、一个内心曾经充满伤痛的流亡者，生命是如何被上帝冶炼和雕刻，最后成为一名上帝重用的仆人和一名有异象的牧者。 二零零九年十月，我在访美期间，在张伯笠牧师家中对他做了长达五个多小时的访谈，并结合此前搜集的关于他个人的和教会的诸多资料，整理成了这篇文字。
学运领袖•通缉犯•现代鲁滨逊 余杰：张牧师，我们既是主内的弟兄，又是北大的校友。我们就读北大的时间虽然只相差四年多，却已经是天壤之别的"两个北大"了，因为中间隔着六四的鸿沟。我是六四的迟到者，而你是六四的参与者，在我们成为基督徒的生命历程中，六四都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当我进入北大之后，六四已经成为一个言论的禁区，从来没有哪个教授在课堂上或私下里告诉我们六四的真相，北大就好像一台被抽走了硬盘的丧失了功能的电脑，失魂落魄。我通过种种途径寻求各种关于六四的史料，记得那时候许多资料还是一位韩国留学生借我给看的呢，我带我到他的宿舍，悄悄地给我看光盘、照片和文章。我看到，你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讲了一句话给所有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话——"真理在我们手里，我们应该把掌握的真理告诉全国人民。"我相信，后来你成为基督徒之后，对"真理"一定有了全新的认识。罗马总督彼那多问耶稣说："真理是什么？"不仅彼那多，古往今来，多少人在苦苦寻求真理而不得。而圣经中说得很清楚，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张伯笠：是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当然，除了绝对的真理，还有好的东西：家庭、爱情、弟兄姐妹良好的关系、民主、自由……这都是好的，但不是绝对的，绝对的真理是耶稣基督，当年我们所以为的"真理"不是绝对的真理，我们只是把好的东西当成真理。如果民主、自由没有耶稣基督，会出问题。因为我们追求的民主和自由是一种社会形态，而我们信仰的耶稣基督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人的道德心灵、生活方式不改变，社会就很难改变。就好像今天中国大陆，人人都批评腐败，但又人人在腐败中不能自拔。所以，没有主耶稣，人类是没有出路的。世界上任何东西离开耶稣基督都有问题。
余杰：如果不是六四，我不会成为一个批判社会黑暗的作家，更不会成为基督徒。而六四对你来说，更是一段"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惨痛经历。从天之骄子的北大学生，成为不敢见人的通缉犯，这是何等巨大的落差！
张伯笠：人生的道路不可能平坦。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三号中央发出通缉令，公布王丹等二十一名学生名单，我的名字也在其中，当局布下天罗地网，严密监视我的所有亲友，等我自投罗网。我化名王老四，扮成农民，从此和过去的张伯笠彻底告别。前后两年之久，我不曾叫过自己的姓名，那种痛，是很难描述的。我必须独自扛起这次事件的十字架，不论是心灵的还是肉体的。残酷的通缉现实，逼得我走投无路，我开始在偏僻的山庄干活打零工，力气没农民大，地也除不干净，自然受了许多屈辱。我时常不平：为什么我们说了真话，要被通缉，而那些杀人的却高高地坐在掌权的位置上？这世界的真理是不是颠倒了？
余杰：从你的自传《逃离中国》中，我读到这样的细节：正是在逃亡路上，你第一次遇到了基督徒、第一次听到了福音。在文学备受尊崇的八十年代，你是名记者、名作家，是最高学府北大作家班的学员，你却从未听到过福音；六四之后，你成为天涯沦落人、成为没有名字的通缉犯，却意外地听到了福音，上帝的安排是何等奇妙！你的这段经历给我两个启发：首先，人在成功的时候、顺遂的时候，是不愿听福音的，是不愿认罪悔改的；人往往是在失败的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仰望苍天，才开始寻求造物主的救赎。其次，福音的种子保存在那些最偏僻的乡村，在那些最底层的百姓心中默默持守，如果没有他们在此前几十年的薪火相传，哪里有九十年代之后北美华人世界基督信仰的复兴和中国大陆城市教会的兴起？
张伯笠：是的，圣经涚：万事互相効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时我不敢在大城市里停留。我很快逃亡到中苏边境一个小村庄，一个素不相识的农民家庭接待了我。这家的女主人是个基督徒。起先我很希奇，农村里怎么会有基督徒？我原先以为基督徒都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她家墙上挂着十字架，我第一次看见挂在人家里的十字架，感觉非常奇妙，其实，以前我对基督教并不陌生，我曾经把圣经当作一部文学作品仔细阅读，不过没有读懂。我在北大有一位导师，是台湾来的哲学家陈鼓应 ，他是反基督教的。由于他的影响，当時对基督教设什么好感。
余杰：一九九三年刚进北大的时候，我也上过陈鼓应的课。他讲尼采，讲道教，而贬斥基督教，还统计《旧约》中上帝屠杀了多少人。陈鼓应的老师是台湾自由主义的先驱殷海光，殷海光晚年在病床上皈依了基督教。他去世之后，他的夫人按照基督教的方式为他举办追思礼拜。后来，我还看到以殷门弟子自诩的李敖居然为此辱骂师母，可见人没有了敬畏之心，真是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张伯笠：我很喜欢殷海光，在台湾治病時读了他的许多作品。陈鼓应也是殷海光的学生，不过他后来也受洗了，反对基督教的人大多并不了解基督教，象这些尊祟儒道的大家当然不愿承认自已走错了路。而今天的中国人又受党的公式般教育："宗教等于落后，落后意味挨打"这叫自欺欺人。西方大多国家的大多数人信耶稣基督，而国家制度、科学水平、人民生活却都不落后。
感谢神在我人生走到尽头時与耶稣基督相遇。神用一位目不识丁的农村老姐妹带领我耶稣基督面前。她对我非常好，天天为我炖鸡汤。一开始我却吃得很不平安，总是怀疑她有什么目的，因为按照我原来的经验，在中国没人把逃犯当人看。我称呼她姐姐。她对我的恩情实在远超过亲姐妹，我我从不知道人世间能有这样的情感。一天，她说："老四啊，姐姐有事求你。"当时我心情不是很好，心想：我还没平反，你就来求我，我能为你做什么呢？"姐姐想让你给我读本书。"她从好几层的被子里拿出一本书，那是手抄的《约翰福音》，还用布包着。这里的基督徒，由于缺乏圣经，便将手抄本的圣经一卷一卷地传看，各人可保有七天。这回是《约翰福音》，下回就可能是《罗马书》。姐姐不识字，丈夫和孩子也没耐心给她读，但这七天即使只能捧着圣经，她也绝不放弃机会。我一打开这本破破烂烂的手抄本，实在很受感动，我了解了：什么叫做"信仰"。 就这样，我不断地给她读圣经，神的话就进入我心里。神的恩典实在很奇妙，如果他让牧师给我讲道，我觉得牧师没我知识高；如果他让大学教授给我讲，我也不见得会信。而神却使用一个最卑微、不识字、没有文化的姊妹，不是给我讲，而是让我给她读。读的是神话语的"原话"，而不是通过哪个传道人的口再讲出来。
余杰：那时候，你还不知道日后自己会成为牧师吧？人能将今后的日子看多远呢？而这每一步，都在神的掌管之下。当时不明白，日后才恍然大悟。后来，你是怎样逃亡到苏联的？
张伯笠：我不想就这样隐姓埋名一辈子，便计划偷渡国境，对面几十公里外就是苏联。当时是圣诞前夕，气温约零下四十度，吐口痰就结冰。我越过黑龙江，一路上走走停停，躲避解放军和苏联瞭望塔的探照灯。当我走到苏联的境内的时候，是早晨九点多。就在这时，天上刮起了大风雪，我完全找不到路了。 在风雪中走了很久，我再也走不动了。我明白大概再三四个小时，一定会冻死。极度恐惧之下，我看见一个大草堆，赶紧躲进去取暖。但是身体一旦停止运动，汗水和衣服就冻成冰；还有成群的野狼，在附近出没。第一次，死亡那样真实地临到。冻死在苏联的荒原里，这是多么悲哀。我宁可死在天安门广场，父母纵然难过，还有一个可以凭吊我的地方。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姐姐告诉我的话："老四，你要祷告，耶稣是垂听祷告的主。"这时的我，什么方法、什么聪明都使不上了，只能祷告，但我还是没有信心。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祷告，我说："主啊！"这样一出口，就哭了，就说不下去。当我一呼求神，我的信心立刻从零到了百分之百。我说："主，我知道我死不了。既然你没让我死在天安门，就求你别让我死在这儿。我找到了你。我找到了道路、真理、生命，借着你，我可以到天父那里去。我知道就是死了，我会去你那里。"死亡的恐惧促使时我拼命地祈求："主啊，你救我，如果你救我，我就为你所用。"这之后，我就昏死过去。 二十几小时后，我被苏联农民从草里挖出来，我成了出土文物，因为全身都冻硬了。他们立刻用热咖啡灌我。记得恢复意识后，我对主说："主，我感谢你。"因为那是一个一百米宽，两米高，二十米宽的草堆，他们只要挖偏一点，或挖另一个角落，就不会挖到我。那天，他们装第二车草，就发现了我。
余杰：苏联农民将你交给了克格勃的边防部队，你被关进了克格勃的监狱。他们为什么要将你驱逐出境而不将你转送到西方国家呢？
张伯笠：我想，我当时给苏联出了个大难题吧。那个时代，苏联国内也能乱，保守的力量和改革的力量斗争激烈，这些边境的军官也不知如何处理这样的事情。一名军官对我说，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因为苏联不想得罪中国，也不想得罪关心民运人士的西方国家，因此决定让我自己走，自生自灭。 一九九零年一月，克格勃的士兵将我从牢房中放出来，押解到中苏边境，然后让我自己回中国。我走了两天两夜，才找到一户人家、喝了第一口水。后来，为了不给别人带来牵连，我躲到深山里住。最长有三个月之久，不见一个人，因为大风雪把路都封死了。在山里两年，有时我会打些鱼和野兽，冒险拿到镇上卖。换了钱，就买日常必需的盐巴和火柴。 那段日子里，最难捱的就是孤独。没有人和你说话，没有人听你说话，这滋味真难受。记得我向神祷告说：求你别让我失去说话的能力。我真是害怕，自己有天会得失语症。每次向神祷告，我就出声音，而且声音特别大；此外，也大声唱诗歌，森林就是我的听众。 后来，我自己伐木，盖了一栋有两个房间的简陋的木屋，还梦想着有一天，妻儿搬来与我同住。我却不知道，我的妻子已经登报宣布跟我离婚了。
余杰：你们天安门一代，每个人的故事写出来，都是一部惊心动魄的小说或电影。你们为自己的理想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除了个人的颠沛流离之外，还有家庭的破碎，亲情的断裂。
张伯笠：是的，最残酷的是，当我第二次决定逃离中国的时候，一个朋友告诉我，我的妻子为了再嫁，把我们的孩子送人了。多年以后，女儿才来到美国与我重逢。感谢主，医治了我，也医治了女儿心中的创伤。女儿小雪现在念大学了，在教会参与青年团契的很多工作。
九死一生与视死如归
余杰：两年以后，你终于逃到了美国。你是二十一名被通缉的学生领袖当中唯一在中国大陆逃亡了两年而一直没有被捕的人，可见你身上有一种他人不具备的草根性，用一句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你连接着生生不息的"地气"，这是你与那些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不一样的地方。到美国之后，你又要适应一种全新的生活，就好像当年的罗宾逊如何重返人类社会一样，这又是一大挑战。
张伯笠：我是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三日抵达香港的，六月十五日便到了纽约。来接我的那名移民局的官员跟我错过了，我刚走出机场就被人将包抢走。宾州大学的学生会主席王建将我送到普林斯顿大学，见了宾雁、晓康和余英时先生。余先生决定让我留下来，在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做访问学者。 余杰：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身患重病的？ 张伯笠：两年的野人生活，毕竟给身体留下了内伤。刚到美国，在新的生活环境下，人很兴奋，病根暂时还没有发作。我在普林斯顿安顿下来，两月后飞巴黎参加天安门流亡学生会议，计划写作关于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历史的《回顾与反思》一书。突然有一天，我发现腿肿了，立即飞回美国，去医院一检查，检查的结果给我当头棒喝：医生宣判是肝癌，最多只有两年到三年的生命。这是我人生第二次面对死亡。 最可怕的是化疗的过程。我的头发脱落、我的脸变形，身体里有五十磅的水分，睾丸肿胀得像气球一样。我不敢照镜子、拍相片，也不愿见人。一开始，还有朋友来探望我。住院的时间长了，人们就冷淡了，很少来了。只有教会的弟兄姊妹定期来探望，还做许多好吃的带给我。 既然只有两三年生命了，我便放弃了学英文，放弃了到普林斯顿念书的美好计划。这是，我的一生的经历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闪回：当初，在草堆中快要被冻死的时候，我一些信靠神，在山中一个人的时候，神是我的支柱和磐石，那时候我与神的关系是何等亲密；而当我到美国之后，环境变了，生活好了，我却不愿去教会了，要么是嫌台湾牧师讲道讲得不好，要么是嫌教会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不知不觉地，我便与神的关系疏远了，人的本相又暴露出来了。 一九九二年，春天刚刚到来的时候，外边还在下雪，我在病床上胡思乱想：如果将我身上的这些管子拔掉，我一下子就死掉了，生命就是如此脆弱。但是，人死了之后去哪里呢？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受洗，如果生命就此结束，还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人。我非常沮丧和急迫，便给教会的牧师打电话，希望他马上为我举行洗礼。牧师说，你别着急啊。我说，哪能不急呢，万一我活不到天亮怎么办？牧师和在教会里一直很关心我的、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海伦夫妇一起赶到医院，在病床前带我祷告。海伦夫妇安慰我，他们看着我说：重要的是信，恩典是从信中得到的。 余杰：一般人要是遭遇到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很容易变得自暴自弃，甚至怨天尤人。我却记得你在接受《基督新报》的记者的访问的时候说过："苦难一定会帮助经受苦难的人。如果一个人不能真正的认识苦难，也就不能认识耶稣基督，不知道在十字架上耶稣付出的代价有多大，他的信仰也是轻飘飘的，不深。虽然我经过那么多的苦难，但是这让我以后在走信仰道路时，不觉得很难，这样的经历也可以帮助别人。可以说，苦难对于靠耶稣基督走过来的人来说是祝福，否则就是咒诅。"这些苦难不仅是上帝对你的祝福，而且上帝也让你成为他人的祝福，让你的见证鼓舞了千千万万的人。
张伯笠：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让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是的，病魔要夺走我绐生命，打垮我生的勇气，但主耶稣医治了我！这段时间里，我继续读经祷告；同时忍痛写作自传《逃离中国》，希望对历史、对女儿有所交代。即便我死了，见不到女儿小雪了，将来有一天她读到这本书，从中便可以知道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知道爸爸为什么不得不离开她。四年后，我的身体康复了，再回头想，如果不是在那种即将告别人世的心态下，我不会完成此书，也写不出这样真情实感的文字来。一九九九年六四前夕，我自费出版了这本书，也算是给六四十周年的一份特别的礼物。我在后记中祈望："死难者和人仍被关押的民主运动先驱们会得到昭雪，所有流亡海外的天安门孩子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与我们的亲人聚首，在那熟悉的土地上重新播种爱的种子。" 余杰：那段时间正是你"从民主人权的战士变成一个饥渴慕义的基督徒"的关键时期，当你这个"最勇敢的人"被迫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时，才不得不思考被悬置了一段时间的信仰的问题。
张伯笠：在医院里，我才有时间从容地思考生与死的问题，思考我与耶稣的关系。慢慢地，我的信心大增，很多问题迎刃而解了：人生都是苦难，若没有胜过，便是可怜虫；若胜过了，则苦难是有益的，因为上帝不会让人白白承受苦难。对我来说，信仰不是书本上写的知识，而是一种生命的力量。耶稣从死里复活，便已经战胜了死亡。生命不在乎长短，而在于质量，在于如何活出上帝的呼召。使徒保罗活了不到六十岁，信主的时候二十多岁，传福音三十多年，将福音传到外邦，上帝让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完成了伟大的工作。很多上帝重用的仆人活得并不长。我也理解了殉道者生命的意义，初代教会的教父们主动要求殉道，这是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好的方式。人总要一死，殉道而死是最大的光荣，一个为主而活的人，便能视死如归。这样，从精神上超脱了死亡，我有了一种从所未有的、从苦难中品尝出甜味的心怀。
余杰：然后，你到台湾继续治病。在台湾的那段日子里，在信仰上有没有特殊的经历？ 张伯笠：当化疗结束后，我的癌细胞不见了。感谢主！可是肾脏又开始衰竭。医生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说，也许是化疗使你的肾脏衰竭了。有一天，台湾大学的学生会主席给我打来电话，邀请我去台湾。不久，一九九三年二月七月的一天，我飞到台湾。在行政院退辅会许历农将军协助下，我住进了台湾最好的医院荣民总院。医生们听说我是六四流亡学生，对我都很好，院长、主任医生等一起为我会诊，给我安排了六楼四号的病房（谐音六四），在台湾，我得到了最好的治疗。 在我旁边的病房里，有一个老人家，病得很重。他们一家人都是基督徒，几个女儿带着鲜花来看望父亲时，一家人围在一起祷告，那个场景十分感人。有一次，蒋纬国将军到病房里探望我，谈起六四，他掉下了眼泪。他也是基督徒，知道我的病情很严重，便叮嘱我要多多向神祷告。 我在台湾认识了许多基督徒，他们给我各个方面的帮助。我的信心越来越强，我告诉神说：如果走过这场疾病，就让自己奉献给传道的事业。什么都会如云烟一样过去，名誉、金钱、美貌……没有一样是靠得住的。人应当在有限的一生里做那些真正荣神益人的事情。
余杰：等你的病好了之后，你又回到民运圈子里，并没有成为传道人。这些年来，海外趋于低潮，原因很多，我个人认为，这跟民运人士自身的素质、理念分不开。很多反对共产党的人，骨子里跟共产党一模一样。很多涉足民运的人最后名声都受损，你算是少有的"全身而退"的人。对那两年的民运活动，你有什么反思呢？
张伯笠：一九九三年，我在台湾治好了病，但留下了一百多万元的账单，我哪里有钱支付呢？出院之后，我最放不下的还是六四，如果说圣经中那个忧忧愁愁地走了少年财主最放不下的是他的财产，那么我最放不下的就是六四的伤痛，我对上帝祷告，求你再给我两年的时间，让我在这两年里为民运做一些工作，为那些死不瞑目的同学们做一些事情。
在民运里面，我做得风生水起，当选了"民联阵"的副主席和《中国之春》的主编。担任这些职务纯粹是义工，没有工资，还要负责筹款。我给杂志写前言等，还要编辑来稿。我的生活主要靠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研究经费，同時也到中国餐厅送外卖。在此期间，我逐渐发现民运内部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源于人的罪，比如自私、固执、排除异己，着眼于个人的名誉、地位、金钱，比如连选举都有人搞小动作，自己都不能按照民主的原则来生活。后来，有人编了一句笑话，说搞民运的无非是三种人：一种是有瘾的，一种是有病的，一种是有仇的。虽然说得比较刻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真相。我就想，如果我们不能在道德上有所超越，我们跟我们反对的对象共产党有什么根本的差别呢？但是，如果没有信仰，人靠着自己、靠宋明理学的那一套，能够达成道德上的超越吗？我被按立为牧师之后，专注于教会的事情，不再参与民运的活动，但这并不表示我不关心公义的问题。每当国内有家庭教会受到逼迫，我们教会都为这些肢体祷告；每年的六四纪念活动我也都去参加，并且为大家祷告。
余杰：你参与起草和发表《华人基督徒关于六四二十周年的告白》这一历史性的文件。你的这些立场，教会里会不会有人反对呢？
张伯笠：我不会改变对六四的态度，杀人就是杀人，在圣经中对杀人有明确的看法，杀人者必须受到惩罚，正如我在《逃离中国》的后记《我不敢遗忘》中所说："我相信神说过'不可杀人'，他就会审判杀人的凶手。一九八九年那场血腥屠杀的所有凶手（包括死去的邓小平），没有一个能逃脱那公义的审判。"
余杰：确实，教会不应成为政治的工具，教会也不能对公义的事情保持沉默。基督信仰首先改变的是个人的生命，然后才会改变一个国家的光景。百年来，中国近代化的道路屡遭挫折，洋务运动追求富国强兵失败了，戊戌变法追求制度变革失败了，五四运动追求文化转型也失败了。最后，人们失去了耐心，以为从苏俄"拿来"共产主义便可一劳永逸，结果将中国带入了更加苦难的深渊。百年的历史教训以及我们个人的人生经历，让我们认识到，要救国家，先救自己；我们不是居高临下的启蒙者，我们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你又回到了教会中，重新找到了人生的真谛。
张伯笠：一九九五年，我在芝加哥的一个华人教会中受洗。当时，有四百多人参加我的洗礼，我作了十五分钟简短的见证，有四十多人听了之后决志信主。一九九六年，我辞去了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职位，正式奉献作传道，由"大使命中心"的王永信牧师主持奉献礼。我先到惠顿读英文，次年进入正道神学院。我刚奉献的时候，因为得罪过一个牧师，遭到他许多报复，说我搞政治啦，说我骄傲啦，为了维持生活，我就利用课余时间打工，比如为餐厅送外卖、帮犹太富翁看狗和剪草坪等等。余英时先生和杨力宇教授知道了我的境况不好，便给我打电话。建议我回去，但我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我知道，上帝会给我开路的。 一九九六年底，我在林慕忠牧师的推荐下，参加了在达拉斯举办的一个大陆学人培训营。讲员有赵天恩 、王永信、苏文峰、李善求等牧师。我恰好被安排在与赵天恩牧师住在一个房间里。赵牧师平易近人，朴实无华，不像一个洋博士，就好像我在农村里接触到的农民兄弟。他向我谈起了"三化"异象，这不仅是一个概念，而且有分析、策略和步骤等。赵牧师学识渊博，对中国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因此能够拿出如何用福音改变中国文化的方案。他的讲述给我以巨大的震撼。此前，我对民运十分灰心，在教会里也受到一些伤害，并不知道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我一下子就被赵牧师的异象吸引住了。我们谈一个星期，每晚彻夜长谈。要结束的时候，赵牧师突然问我："那么，你要不要参与'三化'异象呢？"我立即表示愿意参与。 那一次的培训营上，参加的六十多人当中，有三十多人决定全职奉献，后来其中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做了牧师。赵牧师从中选择了三人当他的助手，我是其中之一。一九九七年初，我搬到洛杉矶，一边上神学课程，同时加入赵天恩牧师创办的中国福音会，专门负责向大陆背景的新移民传福音的工作。 上帝是那么地恩待我，让我通过为一家福音杂志编辑稿件的机会，认识了谭健，我们组成了新的家庭。女儿小雪也来到美国，跟我们生活在一起。谭健有一个儿子艾伦。这样，我们是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赵天恩（1938－2004年），生于中国辽宁省，早年随父母赵中辉牧师夫妇旅居香港及日本，后移民美国。1962年毕业于美国日内瓦大学。1966年在韦敏斯特神学院获道学硕士学位。1986年于宾夕法尼亚大学获东方研究哲学博士学位。赵天恩牧师是中国神学教育的先驱者之一，曾经参与创办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香港中国宣道神学院、台湾道生神学院等。1987年成立"中国福音会"，以中华民族福音化、中国教会国度化、中国文化基督化的"三化"异象为主导思想，通过研究、神学教育、培训与出版的整合性的事奉，服事中国教会。赵天恩一生致力维护中国教会的纯正信仰，有系统地传达以圣经为本的真理，并长期充当了家庭教会的代言人。著作有《扶我前行：中国福音化异象》、《洞烛先机：中共宗教政策及三自会论评》、《灵火淬炼：中国大陆教会复兴秘诀》，以及与庄婉芳合著的《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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