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 被欺骗的中国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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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欺骗的中国人（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作者:方舟
2007-02-17 00:5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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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舟
2007-02-17 00:5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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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共产党毕竟不是太平天国，因为他有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个革命的理论，他还是一个建设的理论，这解决了中国农民起义打天下易坐天下难的历史难题．
１９４９年，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即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农业、工商业、手工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将旧有的私有制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农业方面，先是进行土改，将地主枪毙了，把土地分给农民，１９５３年，全国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之后，是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成立互助组、合作社，将土地收归集体所有，再成立人民公社，将土地收归国有。农民们对强迫加入合作社、公社似乎并不十分介意，"率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本来就有"公有制"的思想基础，况且，农民们并不"患寡"，而是"患不均"。工商业方面，将官僚资本，也就是"官倒"资本强行剥夺，对民族资本通过公私合营收归国有。手工业方面，将手工业者聚集起来，组成供销合作社，将他们的私有财产变为集体所有。１９５６年，全国完成了对农业、工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进入了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时期。
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具有"初期优势"的，建设初期，它能将分散的资源和劳动力集中起来，办一些大事。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共产党政府建设了大批的基础设施，使工业、农业、林业、运输、邮电等行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经济在整体上了一个大台阶。
然而公有制是建立在否定人性自私，否定个体差异的哲学基础之上的，这种哲学基础是违背人性，和不尊重客观事实的。因此建立在错误基础之上的公有制也是不会长久的。在起步阶段，他要比自由竞争的效率大很多，但时间一长，他的弊端就会暴露出来，就会难以维持下去。公有制要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等级，这就不可避免地搞平均主义。在平均分配劳动果实的条件下，要求人们去积极地工作、劳动，必须有一个前提：人人都不许有私心杂念，人人都必须是高度自觉的圣人。起初，大家在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的鼓舞下，还能凭着道德自觉，积极地去工作、劳动，但是，这种局面是不稳定的、是脆弱的，如果有一个人起了私心，偷懒、怠工，而又得不到相应的惩罚，那这种靠道德自觉维护的平衡就会打破，人们会纷纷向自私的行为靠拢，将自己的才智和创造性都运用到偷懒和磨洋工上去。强制管理，只能管制人们的工作时间，而无法管制人们的工作质量和工作积极性。长此以往，工业亏损、农业减产、经济垮台是必然的。
计划经济是一种经济"人治"现象。计划经济将社会中一切的经济活动都纳入政府的计划之中，企业由政府来管理，资源配置由行政力量来决定，企业本身与企业的经营效益不存在什么关系。计划经济要正确无误地运行，必须有几个前提：第一，政府要"全知"，要能掌握所有的、包括正在变化的经济信息。第二，政府要"全能"，要具有无限的处理复杂的经济业务的能力，要能够使计划满足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第三，政府要"无私"，所有的干部、工作人员不存任何私心、不循任何私情，来精确地执行中央的每一个指令。事实上，人不可能"全知"，政府得到的信息总是片面的、滞后的；人也不可能"全能"，资源的配置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确，人为的失误总是让短缺与积压并存；人也不可能"无私"，贪婪与虚荣总是造成大量的浪费和经济人为地停滞。
人不老老实实地按市场规律办事，不尊重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存在，最终受到惩罚，就不稀奇了。
但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的大好形势下，毛泽东，这个忠实的马列主义者，为经济胜利所鼓舞，决定打破常规，加快速度，跑步进入共产，开展大跃进运动。
为了实现十五年钢铁产量超过英国的口号，大跃进首先从大炼钢铁开始。为了炼钢，政府动员了全体人民，并将机器、铁锅给砸了，还毁坏了很多山林，但由于不尊重科学，炼出的钢质量奇差，至少三分之一的钢是不能称之为钢的"土钢"。大炼钢铁，严重冲击了轻工业，削弱了农业，破坏了国民经济的秩序。
与此同时，在农村，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将小型的合作社合并为大型的人民公社，将集体所有变为全民所有，实行"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吃大锅饭，大搞平均主义。由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三风泛滥，大炼钢铁对农业的不良影响，农业大幅度减产，再加上高估产、高征收，使的灾难最终降临在了基层农民的头上，公共食堂停火关门，许多社员被活活饿死。
当时，中国人将所有能吃的东西全吃光了：老鼠、蝎子、蚯蚓、蛤磨、草根、树皮－－－生存在中国土地上，与中国人为邻的动物、植物，真是倒霉；不能吃的也吃了：山东省，许多地方都有用死人肉掺着胡萝卜做成的丸子出卖，旁边放些猪、牛、狗的骨头以证明丸子里掺的不是人肉。还出现一个叫"圣贤道"的教会宣扬说上级派下的工作人员、脱产干部可以生吃，于是，有的村庄发生了生吃共产党干部的事件……。据官方的数字统计：中国人口总数１９６０年比１９５９年减少了１千万人，１９６１年比１９５９年减少了１３００万人。按当时正常出生和死亡相抵后２％的人口净增长率来推算，１９６１年应比１９５９年增加２７００万人。两者相加，１９５９至１９６１年的非正常死亡在４０００万人左右。这还是官方的保守数字。
４０００万啊！在两年内因饥饿而死亡，八年的抗战，中国的死亡人数才３５００万人！
残酷的现实，不禁让人想起了一位名人讲过的话：如果共产主义能实现，那么地球将会空无人类孤独地在宇宙中运行。
发生在公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这场共产主义试验－－大跃进以惨败告终，他向世人证实了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荒谬。这出荒唐的闹剧、悲剧也给一向自吹自擂，自认为聪明的中国人脸上扇了一记耳光。他暴露的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而是全体中国人的愚蠢！
然而，现实并不像逻辑这样简单，这个发生在中国人身边的悲剧，看到的人并不多，人们都知道饿死了人，但是饿死的能有多少人，却并不知道。一本书中披露，单在河南信阳地区就饿死了１９０余万人。带着惊奇，笔者询问了一位来自河南信阳农村的同学："６０年'低标准'时，你们那里有没有饿死人？""怎么没有，还不少呢，我们村儿就饿死了不少，听家长说，不少家都是整家死的，整齐地躺在床上……""那你估计，整个信阳地区大概会死多少人？"，同学思考了一会儿，说："要有几千人吧？"－－－这就是新闻封锁的厉害。
现实并不简单，悲剧就是看到了，中国人也不去思考为什么。１９６２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将大跃进带来的灾难归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三分天灾"也应算是因经济路线分歧而和毛泽东的关系一直紧张、敏感的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三分薄面。中央领导已经承认了错误，而这场灾难的真正受害者－－－农民们却连"七分人祸"也看不到，直到今天，仍将大跃进的灾难"善良"地称为"三年自然灾害"。－－－自身的愚昧，才是中国农民们多灾多难得真的罪魁祸首。
在中国的这场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奇特的"浮夸风"。
在农业高指标的压力下，在层层批右倾的政治气候影响下，一些农村基层干部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姿态，为了显示公社的优越性和本社的跃进成果，将农业产量虚报，放高产卫星。从亩产１０５２、５公斤的第一颗卫星升天起，浮夸风愈刮愈猛，卫星愈升愈高，到后来，卫星竟高达亩产６５２１７、３５公斤。－－中国人不会认真，但是造假总是很认真，数字有整有零。在基层找假数字的同时，中央的宣传机器也不甘落后，广东省书记陶铸亲自撰文《驳"粮食增产有限论"》，认为广东的粮食亩产可以达到一万斤；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论证：如果植物能利用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能的３０％，稻麦的亩产量就可能达到４万斤……。
浮夸风是中国人自编自演的一场闹剧，它是脱离现实的共产主义与弄虚作假的传统文化相结合所产生的一个怪胎，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特殊的历史阶段的一次新的恶性膨胀，是龙又一次在兴风作浪。
今天，人们提起往事，会以先哲一般的口吻将浮夸风当作笑料谈论着，俨然一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看透红尘的神仙模样。你们为何不回想一下，当时当地，你们在想些什么？在说些什么？又在做些什么呢？如果浮夸风再度刮起，你能保证自己不再被骗，不再跟着瞎起哄？！今天，中国的经济腾飞，国民总产值每年以递增８％的速度增长，你不是照信吗？！全世界处处都是天灾人祸，唯独中国"风景这边独好"，并且还是"越来越好"，你不是照信吗？！
中国共产党毕竟不是太平天国，因为他有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个革命的理论，他还是一个建设的理论，这解决了中国农民起义打天下易坐天下难的历史难题．
１９４９年，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即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农业、工商业、手工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将旧有的私有制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农业方面，先是进行土改，将地主枪毙了，把土地分给农民，１９５３年，全国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之后，是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成立互助组、合作社，将土地收归集体所有，再成立人民公社，将土地收归国有。农民们对强迫加入合作社、公社似乎并不十分介意，"率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本来就有"公有制"的思想基础，况且，农民们并不"患寡"，而是"患不均"。工商业方面，将官僚资本，也就是"官倒"资本强行剥夺，对民族资本通过公私合营收归国有。手工业方面，将手工业者聚集起来，组成供销合作社，将他们的私有财产变为集体所有。１９５６年，全国完成了对农业、工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进入了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时期。
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具有"初期优势"的，建设初期，它能将分散的资源和劳动力集中起来，办一些大事。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共产党政府建设了大批的基础设施，使工业、农业、林业、运输、邮电等行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经济在整体上了一个大台阶。
然而公有制是建立在否定人性自私，否定个体差异的哲学基础之上的，这种哲学基础是违背人性，和不尊重客观事实的。因此建立在错误基础之上的公有制也是不会长久的。在起步阶段，他要比自由竞争的效率大很多，但时间一长，他的弊端就会暴露出来，就会难以维持下去。公有制要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等级，这就不可避免地搞平均主义。在平均分配劳动果实的条件下，要求人们去积极地工作、劳动，必须有一个前提：人人都不许有私心杂念，人人都必须是高度自觉的圣人。起初，大家在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的鼓舞下，还能凭着道德自觉，积极地去工作、劳动，但是，这种局面是不稳定的、是脆弱的，如果有一个人起了私心，偷懒、怠工，而又得不到相应的惩罚，那这种靠道德自觉维护的平衡就会打破，人们会纷纷向自私的行为靠拢，将自己的才智和创造性都运用到偷懒和磨洋工上去。强制管理，只能管制人们的工作时间，而无法管制人们的工作质量和工作积极性。长此以往，工业亏损、农业减产、经济垮台是必然的。
计划经济是一种经济"人治"现象。计划经济将社会中一切的经济活动都纳入政府的计划之中，企业由政府来管理，资源配置由行政力量来决定，企业本身与企业的经营效益不存在什么关系。计划经济要正确无误地运行，必须有几个前提：第一，政府要"全知"，要能掌握所有的、包括正在变化的经济信息。第二，政府要"全能"，要具有无限的处理复杂的经济业务的能力，要能够使计划满足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第三，政府要"无私"，所有的干部、工作人员不存任何私心、不循任何私情，来精确地执行中央的每一个指令。事实上，人不可能"全知"，政府得到的信息总是片面的、滞后的；人也不可能"全能"，资源的配置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确，人为的失误总是让短缺与积压并存；人也不可能"无私"，贪婪与虚荣总是造成大量的浪费和经济人为地停滞。
人不老老实实地按市场规律办事，不尊重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存在，最终受到惩罚，就不稀奇了。
但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的大好形势下，毛泽东，这个忠实的马列主义者，为经济胜利所鼓舞，决定打破常规，加快速度，跑步进入共产，开展大跃进运动。
为了实现十五年钢铁产量超过英国的口号，大跃进首先从大炼钢铁开始。为了炼钢，政府动员了全体人民，并将机器、铁锅给砸了，还毁坏了很多山林，但由于不尊重科学，炼出的钢质量奇差，至少三分之一的钢是不能称之为钢的"土钢"。大炼钢铁，严重冲击了轻工业，削弱了农业，破坏了国民经济的秩序。
与此同时，在农村，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将小型的合作社合并为大型的人民公社，将集体所有变为全民所有，实行"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吃大锅饭，大搞平均主义。由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三风泛滥，大炼钢铁对农业的不良影响，农业大幅度减产，再加上高估产、高征收，使的灾难最终降临在了基层农民的头上，公共食堂停火关门，许多社员被活活饿死。
当时，中国人将所有能吃的东西全吃光了：老鼠、蝎子、蚯蚓、蛤磨、草根、树皮－－－生存在中国土地上，与中国人为邻的动物、植物，真是倒霉；不能吃的也吃了：山东省，许多地方都有用死人肉掺着胡萝卜做成的丸子出卖，旁边放些猪、牛、狗的骨头以证明丸子里掺的不是人肉。还出现一个叫"圣贤道"的教会宣扬说上级派下的工作人员、脱产干部可以生吃，于是，有的村庄发生了生吃共产党干部的事件……。据官方的数字统计：中国人口总数１９６０年比１９５９年减少了１千万人，１９６１年比１９５９年减少了１３００万人。按当时正常出生和死亡相抵后２％的人口净增长率来推算，１９６１年应比１９５９年增加２７００万人。两者相加，１９５９至１９６１年的非正常死亡在４０００万人左右。这还是官方的保守数字。
４０００万啊！在两年内因饥饿而死亡，八年的抗战，中国的死亡人数才３５００万人！
残酷的现实，不禁让人想起了一位名人讲过的话：如果共产主义能实现，那么地球将会空无人类孤独地在宇宙中运行。
发生在公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这场共产主义试验－－大跃进以惨败告终，他向世人证实了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荒谬。这出荒唐的闹剧、悲剧也给一向自吹自擂，自认为聪明的中国人脸上扇了一记耳光。他暴露的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而是全体中国人的愚蠢！
然而，现实并不像逻辑这样简单，这个发生在中国人身边的悲剧，看到的人并不多，人们都知道饿死了人，但是饿死的能有多少人，却并不知道。一本书中披露，单在河南信阳地区就饿死了１９０余万人。带着惊奇，笔者询问了一位来自河南信阳农村的同学："６０年'低标准'时，你们那里有没有饿死人？""怎么没有，还不少呢，我们村儿就饿死了不少，听家长说，不少家都是整家死的，整齐地躺在床上……""那你估计，整个信阳地区大概会死多少人？"，同学思考了一会儿，说："要有几千人吧？"－－－这就是新闻封锁的厉害。
现实并不简单，悲剧就是看到了，中国人也不去思考为什么。１９６２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将大跃进带来的灾难归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三分天灾"也应算是因经济路线分歧而和毛泽东的关系一直紧张、敏感的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三分薄面。中央领导已经承认了错误，而这场灾难的真正受害者－－－农民们却连"七分人祸"也看不到，直到今天，仍将大跃进的灾难"善良"地称为"三年自然灾害"。－－－自身的愚昧，才是中国农民们多灾多难得真的罪魁祸首。
在中国的这场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奇特的"浮夸风"。
在农业高指标的压力下，在层层批右倾的政治气候影响下，一些农村基层干部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姿态，为了显示公社的优越性和本社的跃进成果，将农业产量虚报，放高产卫星。从亩产１０５２、５公斤的第一颗卫星升天起，浮夸风愈刮愈猛，卫星愈升愈高，到后来，卫星竟高达亩产６５２１７、３５公斤。－－中国人不会认真，但是造假总是很认真，数字有整有零。在基层找假数字的同时，中央的宣传机器也不甘落后，广东省书记陶铸亲自撰文《驳"粮食增产有限论"》，认为广东的粮食亩产可以达到一万斤；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论证：如果植物能利用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能的３０％，稻麦的亩产量就可能达到４万斤……。
浮夸风是中国人自编自演的一场闹剧，它是脱离现实的共产主义与弄虚作假的传统文化相结合所产生的一个怪胎，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特殊的历史阶段的一次新的恶性膨胀，是龙又一次在兴风作浪。
今天，人们提起往事，会以先哲一般的口吻将浮夸风当作笑料谈论着，俨然一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看透红尘的神仙模样。你们为何不回想一下，当时当地，你们在想些什么？在说些什么？又在做些什么呢？如果浮夸风再度刮起，你能保证自己不再被骗，不再跟着瞎起哄？！今天，中国的经济腾飞，国民总产值每年以递增８％的速度增长，你不是照信吗？！全世界处处都是天灾人祸，唯独中国"风景这边独好"，并且还是"越来越好"，你不是照信吗？！
被欺骗的中国人第二篇儒教的恶果（二）善与恶
作者:方舟
2007-02-27 16: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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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舟
2007-02-27 16: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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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让我们凭着理性对社会中的主义、思想做一个简单分析，看看谁代表了真理。
社会中的主义、思想其最终研究对象都是人，所以人是个什麽东西，人性是什么，是所有主义、思想的核心问题。
人性是什么，不外四种看法：第一，人性本善。第二，人性本恶。第三，人性即善又恶。第四，人性非善非恶。其中，第四个观点是对人性及人性问题讨论的否定，它可以和第三个观点划为一类，因为都认为人的善恶不是内在的，而是由外在环境所决定的。他们的最终结论是，人可以通过教育学习，达到至善之美的境界。而这一结论在客观上又与第一种观点殊途同归，不谋而合，他们对社会改造的实践也最终会走在一起，不知觉中，第三、第四种观点成了人性善的另两种说法和版本。因此，从社会实践的角度看，社会中对人性的看法大体上就两种：人性善和人性恶。
我们先观察一下中国社会，哪种观点代表了真理。
儒教认为"人之初，性本善"。⑴（《三字经》）"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⑵（《孟子?告子上》）在儒教看来，人一生下来本是白纸一张，是洁白的，是善的，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社会的种种不良风气的影响下、诱惑下，才慢慢地学坏了，变恶了。因此，只要能够不断地学习，将沾染在自己身上的坏习气去除掉，人就能恢复他本来的纯洁面目---善。
儒教的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观察人的成长过程中得出的幼稚、肤浅的经验。人，在小时候，懵懂无知，两小无猜，显得纯洁无暇，和作恶多端的成人相比，他们简直就是善的天使。儒教因此得出人性本善的结论，是出于对人的青春发育常识的无知。成人所以比儿童恶，是因为性的发育成熟，而非受社会风气污染所致。性是人类恶的根源，人的妒忌、虚荣、贪婪、残酷等恶德皆有性派生。其实人在青春期以前的孩童时期，也非白纸一张，人从娘胎里一出生，就具有抢夺、妒忌、贪婪等自私自利的天性，只不过程度轻微罢了，儒生们如果被对自己孩子的亲情仁爱蒙住了眼，看不到人生而自私的种种表现，那是女人般的肤浅；如果看到了，硬说是孩子的恶作剧，视为可爱，那就是自欺欺人的虚伪。
由于儒的人性本善，使得中国人认为通过学习便可以得到善，于是"学而优则仕"的官僚们自然便是善的大人、君子；而不学习，不识字，或学而不优的的平民百姓自然成了恶的小人、刁民；于是善良的大人、君子们对小人、刁民们进行人治就是天经地义；于是恶的小人、刁民就需要刑法管制，而官僚们则拥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权；于是"善良"的官僚们就不需要监督制约，而可以凭着"高尚"的道德任意行事，其结果，是使并不善良的官僚们在缺乏监督的状态下，肆意行恶，干尽了坏事。
由于儒的人性本善，使得中国统治者对恶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社会中客观存在的恶，一味地采取掩盖、高压的政策，其结果不仅没能使恶渐渐冰消，反而使恶成为旧抑的火热的岩浆，最终会冲破压力而爆发，给中国社会带来周期性的动乱、大破坏。
由于儒的人性本善，使得中国人认为社会中应有通过努力学习而成为至善、完美的范例，使得儒生们使出了看家本领－－造假：编造尧、舜、禹等假人物、假事迹，伪造禅让的假历史，并为掩盖历史真相而删削诗经，篡改春秋，对历史大动手术；使得孔丘成为造假的鼻祖，儒生成为最早的造假集团；使得中国人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源远流长，泛滥成灾。
由于儒的人性本善，使得中国人对"性"不敢正视，视"性"为洪水猛兽，将"性"掩着、盖着、藏着、掖着；使得中国人迫害女性；使得中国人拥有特殊的表面仁义道德、正人君子，背后卑鄙龌龊、男盗女娼的虚伪。
……
人性本善使中国社会假、丑、恶，它分明不是个好东西，不是真理。
与儒教相反，法家思想认为人性本恶。
法家要比儒教深刻得多。他一针见血，一眼看透人的丑陋面孔。人生而自私，天经地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逸，苦则索乐，辱则求荣。" ⑶（《商君书?算地》）"生则计利，死则虑名。"⑷（《商君书?算地》）儒家不是鼓吹"仁"，渲染血缘亲情吗？法家就从这里开刀："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于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相待，而况无父子之泽乎！"⑸（《韩非子?六反》）"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⑹（《韩非子?贝内》）卖车的盼人富贵，卖棺材的盼人早死，何也，是卖车的人善良，卖棺的人恶毒胡？非也，都不过是为了一个利字罢了。所谓礼让，不过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把戏而已，因此统治者无需兜圈子，绕弯子，无需仁政、礼治、伪善、谦让、忸怩作态，只要严密监控加上大刑伺候，恐怖再恐怖，就可以平天下。恶是能力，恶是勇气。最恶者为王，天下是恶者的天下。善是弱者、懦夫的行为。
秦依法家思想治国，用刀剑剪除了六国，一统天下。建立秦王朝后，便将恶的锋刃由对外战争转向内部人民，实行严刑峻法，高压恐怖。百姓稍有过错，便被削鼻、断足、腰斩、车裂，被割下的鼻子堆成堆，被砍下的脚装满了车，秦朝的大街上满是被施刑的残疾人。单秦始皇执政的十二年间，被处宫刑（割掉男性生殖器）的人就多达７０多万人……。秦王朝只有恨，没有爱；只知恶，不知善。它的残暴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秦王朝建立十五年便夭折暴亡。
秦亡，法家思想没有亡，酷刑、文字狱、连坐、户口制度等恶的产物，代代相传，严重束缚了中国人的人身、精神的自由，严重摧残了中国人的身心健康，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
人性本恶，也不是个好东西，也不是真理。
中国社会就是这样，儒家思想占的比例高了，统治的时间长了，社会就会在伪善帷幕的遮掩下，污垢渐积，血缘裙带，人情关系，纠缠难清，导致腐败糜烂，统治者骄奢淫逸，人民大众民不聊生。当超过一定的限度时，社会就会爆发动乱，人民就会揭竿而起，这时，在太平岁月中被虚假的人情、面子所包裹、所压抑的恶就会像冲破堤坝的洪水一样，喷薄而出，泛滥成灾。有怨的报怨，有仇的报仇；今日你斗我，明日我杀你。人们在打倒儒家思想的同时，也将一切仁爱统统打倒，一味凭着恶奸淫烧杀，胡作非为……。然而，人是脆弱的，人的肉体、精神都是经不起恶的长期折磨的。杀人者也被人杀，斗人者也被人斗，相互的仇恨、杀戮最终使得双方两败俱伤。这时，人们就迫切需要善和爱来抚慰受伤的身心。在中国，人们无处可去，只能一头重新扎回到孔孟的怀抱中，去寻找善和爱。经过一番恶的折磨后，人们愈加感到孔孟之道的可贵，并将恶的行为归结为不尊圣人之言所至，于是更加将儒教奉为神明，流涕感慨道：读经尊孔有百利而无一害也，圣人之言万万违背不得……。
从伪善到恶的爆发，然后再回到伪善，然后又必然导致恶的再次爆发……如此循环往复，没有穷尽。从专制到动乱然后再到更加专制……中国社会从古到今一直没能跳出这个恶性循环，这个怪圈。这个伪善－－恶－－伪善的恶性循环实为中国社会中诸多恶性循环之母。
中国社会很复杂，但说白了，也就善恶两个字。
我们再来看看世界的情况。
世界上的思想、主义都颇有渊源，咱们只看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的世界很热闹，思想、主义颇多，但对世界影响大的，大体上只有三种：马克思主义，法西斯民族主义，民主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大本营都在德国，他们都主张专制，但二者是实质相反的专制。马克思主张打破秩序，消灭等级，实行平均主义，以实现人民真正的平等。法西斯民族主义则维护秩序，建立等级，认为优秀者管理平庸者，优秀民族统治劣等民族是大自然铁的法则。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一对专制对头，是两种极端。在二者种种的对立中，人性善与人性恶是其根本的对立。
马克思主义给人性下的定义是："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恐怕只有经济学家才能得出如此定义）并作了三条解释：第一，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的社会性。第二，不同阶级的人本质不同。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是自私的、是恶的；没有财产的无产阶级是无私的、是善的。第三，人的本质是发展变化的，不是永恒不变的。人类自私是私有制的产物，将随私有制的消灭而消灭。
马克思主义将人性貌似科学地研究了一番，其最终结论仍是人性本善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远古社会曾存在过原始共产主义，那时的人类就是无私的。只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物质出现剩余，产生了私有制，人才变得自私自利起来，变得恶起来。资本主义是私有制发展的顶峰，它必将因私有制使自己腐朽堕落、不可救药而最终被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取代。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大厦的根基，而人性善论者是其理论根基的根基。
不是私心产生了私有制，而是私有制产生了私心。就象马克思颠倒了许多关系一样，他将私心和私有制的关系本末倒置了。马克思认为剩余的财富只是先进的工具带来的，而先进工具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人为了满足自己更大的欲望创造出来的；有了先进的工具，不需要劳动，财富就会自己从第里长出来；有劳动，那也是人的爱好，而非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欲望付出的艰苦努力。
所谓的原始共产主义，只是在原始时期人的猎食能力有限，创造不出多余的、可储蓄的私有财产，从而给人一种无私、平等、共产的假象罢了。没有私有财产的原始社会同样存在着弱肉强食，同样存在着争夺和不平等，只是考古者不宜论证，人们不易察觉罢了。马克思主义论证原始共产主义和儒教编造尧舜禹、古代黄金圣贤社会不谋而合。其实这是人性善论的一种必然结果－－－造假。
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科学共产主义，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后，劳动将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物质高度繁荣，人们各取所需，想要什麽就有什么。
马克思主义者分明是不了解人究竟是个什么玩意的，他们不知道人的贪婪、妒忌之心有多么强，人们并不在乎自己吃什么、用什么，而在乎比别人吃得好、用得好。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就是比别人过得好，你拥有一个城市，我就要用有一个国家；你拥有一个国家，我就要拥有整个地球……人的贪婪，丰富的物质岂能满足得了。"按需分配"针对的、满足的仅仅是人的食欲，那人的性欲呢？是否也能按需分配呢？产可以共，妻可以共吗？……和儒教一样，马克思主义也是回避、不能正视性问题的，这是人性善论的必然。
表面上，马克思主义比儒教高明得多，儒教只是固执地、愚蠢地要求社会停止发展变化，回归到崇礼尚乐的周朝或者是回归到古代黄金圣贤时代，马克思并没有迂腐地让人类社会回归到原始共产主义，而是用"科学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使人类社会进入科学的共产主义。尽管最终科学共产主义没能实现，但马克思主义者们去实现了儒生们梦寐以求的理想－－－使人类社会回归到过去，回归到原始共产主义：一穷二白，一无所有，活活饿死人。实际上，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比儒教愚蠢的地方。马克主义的实践性很强，他的信徒们可以凭着他的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计划经济等理论进行社会主义实践和共产主义试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都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的，他的前提就是人人是无私的圣人。马克思主义者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共产主义试验很快就纷纷破产，他证明了公有制、计划经济的谬误，暴露了共产主义的荒唐。共产主义因此遭到了世人的讥笑和信徒们的抛弃。并且人们还将马克思主义的渊源－－乌托邦理想一并抛弃，无意中，马克思竟成了欧洲人心底中残留的、不切合实际的乌托邦幻想的终结者、埋葬着。而儒教的实践性就很差，他不可能将社会拖回到周朝时代，他的最大的实践就是让社会停止前进，维持现状，这和他的理想要求相差甚远。但正因为他的理想不可能在现实中实践，他的弊端也就永远无法彻底地暴露出来，其对社会不良影响如贫穷衰弱、道德败坏等永远也不能有捉贼见赃式的明了，并总是能给他的信徒们留有回旋、抵赖、狡辨的余地；总是能够使他的信徒们信誓旦旦地说，社会所以败坏恰恰是由于人们没有遵守圣人之言所致……。这样，儒教就可以作为一个永久的信仰存在人们的心中，其社会理想就会成为人们永恒的追求，而孔孟之流就可以作为圣人永远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到苏联解体，也就是一百多年的时间，这在历史的长河中仅是浪花一朵，而儒教从春秋时代算起到今天已经两千多年了，并且不知还要存活多久，至少今天看来仍然耳不聋，眼不花，精神矍铄，俨然一副长寿相。这样一比，马克思主义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甚至连个小巫都算不上。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是金碧辉煌的，但因其根基－－人性观的错误，而使得其理论的大厦建立在了沙丘之上，时间略一推移，整个大厦就不免坍塌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是善的，资产阶级是恶的。这不禁让人想起《围城》上面的一段话："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他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识。"马克思不曾想到无产阶级也有红臀长尾，并且和资产阶级的一模一样。和马克思主义相反，法西斯民族主义知道蹲在地面上的猴子也有红臀长尾，不过他们认为红臀长尾是美的，能够爬高翘尾巴、露屁股是一种荣耀，爬的高的猴子是优秀民族，他们应该去统治、消灭那些没能力翘尾巴的猴子。
法西斯民族主义是彻底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认为人性是恶的，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和动物与动物的关系一样，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的关系。优者胜劣者汰，优秀的民族是位于食物链中最高层的食肉动物，由他们来统治、消灭像低层草食动物、昆虫一样的民族是天经地义的，是大自然铁的法则。
民族是有优劣之分的，但这并不是先天的。现代各个领域的科学家几乎一致认为，没有一个种族在智力上先天优于其他任何种族。相反，现代基因科学的研究证明世界所有民族来源于同一个非洲的部落。人类本是拥有共同的祖先的，只是在漫长的岁月中，由于信仰、地理、气候等内外因素的不同才使得不同的民族出现，才导致了民族差异的出现。从长远的眼光看，民族是一个阶段性概念，民族间的优劣差异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变化之中的。民族优秀论是一种狭隘的历史观。
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时间内，民族间巨大的差异还是存在的，人们不能否认产生出德国纳粹的日耳曼民族的优秀，这个民族产生了太多的哲学家、音乐家、诗人、文学家，其认真、思辩的民族性格，使他们创造出了一流的高精密、高质量的工业产品，使他们成为许多科技、生活用品的发明者。当然，纳粹德国也发明了更多的高级杀人武器和杀人手段：核武器，导弹，火箭，化学武器，机械化作战，空降兵……直到今天，纳粹德国的这些用以杀人的发明创造都没有被实质性地突破。
然而，二战的结果，并没有像希特勒所预想的那样，德国赢得战争，日耳曼奴役、消灭劣等民族。相反，在战争中，他和德国输了个精光，自己优秀的民族反被"劣等"的斯拉夫民族给奴役了。
纳粹的民族主义理论被战争铁的事实给粉碎了。
苏德战争是二战的主战场，是二战胜负的关键。在苏德战争前，德国军队的武器装备是世界第一的，其坦克、飞机都是当时最先进的，其坦克上使用的电台和光学仪器在整个二战期间都是稳居世界首位的；德国军队的体系、编制、战术是苏联、美国、日本等军事强国学习的楷模；德国军队的军官和士兵们忠诚、勇敢、训练有素，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人。相比较，苏联军队就相差许多。苏军的武器装备差，武器数量少、性能差、质量也低劣；军队中官兵的团结要靠政委门来维持；在战争前，多疑的斯大林被德国的假情报所欺骗，对军队军级以上的干部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洗，使部队的战斗力大为削减。
德国的军事实力明显高于苏联，那为何却输掉了战争了呢？
纳粹的军事失败，恰恰在于它的种族理论。
首先，民族间的差异是由信仰和地理环境而非是由什么血统造成的，有着相似的宗教背景（德国为天主教，俄罗斯为东正教）又是比邻而居的日耳曼民族和斯拉夫民族之间的"差异"，并没有象欧洲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差别那样悬殊。本来在建设方面表现出来的一点民族差异，也反被战争－－－这个将人拖回到最低级野蛮状态的暴行给抹杀了。斯拉夫人并不象希特勒所认为的是愚蠢、怯懦的猪，苏联红军为了保卫家园，勇敢地阻击着德国军队，红军战士并不比日耳曼士兵逊色多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这个日耳曼的精英却在他指挥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输给了一个斯拉夫农民的儿子－－朱可夫。在苏德战争前，希特勒曾夸下海口：苏联不过是个破房子，只要踢一下他的门，他的整个房子就会坍塌。最终坍塌的不是苏联而是德意志帝国，这是希特勒不尊重对手，民族主义狂妄的报应。
其次，在战争前，希特勒就毫无顾忌地表白了自己的种族思想：和英、法的战争是一场绅士间体面的战争，而对东方的斯拉夫人、以及象昆虫式繁衍的劣等民族，并不是进行战争，而是要去屠宰、消灭这些猪猡、畜生。希特勒执意要将苏联从地图上抹去，即使它以德意志化的形式存在也不允许。在战争中，他下令苏军中的政委不能享受战俘待遇，要被枪决；禁止接受列宁格勒、莫斯科城市的投降，要用炮火将这两个城市轰平；在德军占领区，秩序全靠恐怖来维持，不分男女老幼地进行大屠杀、严刑拷打、强制移民、没收财产……。纳粹残暴的种族政策使得红军战士别无选择，只能同仇敌忾，和德国士兵拼命。许多被苏维埃政府没收财产的地主、富农以及在红军刺刀下加盟苏联的国家的人民们，本来是将纳粹士兵当成解放者而夹道欢迎的，但当他们以及观望者看到纳粹种族主义的凶恶面目后，不得不拿起武器和红军团结在一起，同德国鬼子战斗，保卫自己的生命，为死去的亲人报仇……。
纳粹的种族主义使他输掉了苏德战争。
从世界的范围看，纳粹的反犹种族主义使他失去了许多优秀的科学家，这使得纳粹最终在军事科技竞赛（尤其是核武器）中落在了美国的后面。纳粹对民主的敌视，希特勒对美国的藐视，使纳粹与美国为敌，向美国宣战，这注定了纳粹德国要输掉整个战争。
一个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民族是将自己沦为成了野兽，野兽再凶猛，也不会是人的对手。因为它不懂的什么是善，什么是正义；不知道"文弱"的善和"渺茫"的正义的深沉的力量。他们那金戈铁马、张牙舞爪的邪恶被善轻轻一推，便丢盔卸甲、土崩瓦解了。恶没有成全，反而毁掉了他们。
世界很复杂，说白了也就善恶两个字。
实践证明，人性本善，人性本恶，都不对。那人性到底是什么呢？谁又说的对呢？
答案其实早就有，只是人们有耳朵却听不到，听到了也不明白。
《圣经-创世纪》记载：人类始祖亚当、夏娃不听上帝（注）的话，偷吃了禁果，犯下了原罪，被上帝赶出了人类最早的家园－－伊甸园。
起初，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人类始祖却没有吃上帝为人预备下的生命果，而是偷吃了上帝明令禁止的善恶果，选择了性交，选择了通过性交繁衍自己，人因此受到了上帝的惩罚，女人增加了怀胎生产的痛苦，人的生命变得有限，必受终身的劳苦；人类始祖犯下的原罪，其子孙难以摆脱，人一出生便将恶带到世上，因为人是性交的产物。人是恶的，但这并不光荣，这是罪。
亚当、夏娃在蛇的引诱下，偷吃了善恶果，有了智慧。人有了智慧后的第一反应是眼睛亮了，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产生了性意识－－这是人类恶的根源；第二个反应是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知道赤身裸体不好－－产生了羞耻心－－这是人类道德的起源。
人性是恶的，但自知丑陋，又去追求善。（本恶向善）－－－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人性真相。
人性是矛盾的，人是痛苦的，这是人自作自受。
弗洛伊德（１８５６－１９３９）是一位奥地利心理医生、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哲学家。他和马克思、爱因斯坦一起被誉为近代世界上最伟大的三个犹太人。他在对精神病人的治疗和研究中发现，真正支配人们生活行为的不是意识，而是不被人的知觉所认识的潜意识（无意识）。而存在于潜意识中的性本能则是人心理活动的基本动力，是人的动机、意图的源泉，它决定了人的全部生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并且他还发现，在青春发育前的幼儿时期，人同样存在性欲；人一出生，便将性欲带到了世界上……。
美国有一项科学测试发现：现代社会中的成年男性平均每２４分钟就会想到性。
２４分钟？！这意味着是么？这意味着当种种高尚的奋斗动机、理想由于种种原因遭你抛弃后，性欲，将最终成为你奋斗的唯一一个不体面、但最强有力的动机。或者说种种高尚动机、理想仅仅只是你的幌子，幌子下面，你正在作为性欲的奴隶，自觉不自觉地在受着性欲的驱使。
不让上帝做你的主，情欲必做你的主。
人类没有遵守上帝的戒律，犯了罪，但上帝并没有抛弃人，仍然爱人，给人指出了一条忏悔、赎罪的道路，并将自己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人类，与人重新立约，来拯救人类；让人通过这条漫长的道路，逐渐洗刷掉自己的罪恶，摆脱死亡，重新获得永生，并与耶稣基督一同坐王。
由于原罪，我们单靠自己是战胜不了人性中的恶的，必须依靠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与上帝重新立约，将自己的信心建立在流淌着基督宝血的十字架上，我们才能战胜人性中的恶，才能逐渐洗刷身上的罪恶，获得永生。
和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不同，民主主义既不是精英、超人专制，也不是打着人民旗号的独裁，他主张由包括各阶层的大多数人来统治国家。其方式就是人民用选票选出能代表自己利益的人，让他们管理国家。他们选举出来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人，但也决不是最坏的人，而是能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人。这是在我们这个有罪的世界中最符合基督博爱精神的一种思想，民主政体是基督博爱精神的体现和实践。
其它主义、思想都做不到这一点。法西斯主义只是代表一个民族的利益；马克思主义明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实为代表独裁者一人的利益；法家思想只是代表皇帝的利益；儒家思想只能代表贵族官僚及其家属的利益。
实行民主的国家，同时必须是一个法制的国家。只有坚实的、铁的法律作后盾，才能保障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行，才能保证人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被剥夺。而法制的前提是不分贵贱、贫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是法制的灵魂。法制是基督平等精神的具体体现和实践。
其它主义、思想都做不到这一点。法西斯主义是建立在民族不平等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阶级不平等基础上的；法家思想是维护皇帝特权的；儒家思想的"礼"是专门破坏平等的。
实行民主的国家，同时必须是一个自由的国家。真理有时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为了使人民不受愚弄和欺骗，这就需要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为了使人民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就需要人民拥有结社的自由；为了使政府能真正、时刻代表大多数的利益，就需要人民拥有游行示威、表达自己要求的自由。
其它主义、思想都做不到这一点。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法家思想、儒家思想都是自由的敌人。
法制、自由是民主的保障，同时民主又是法制、自由的保障，民主、法制、自由三者是互为因果，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
民主社会都是存在多党竞争的，竞争可以鞭策每一个政党奋发向上，积极有为，这从根本上铲除了行政懒惰症－－官僚主义的温床。竞争又使得每一个政党得到最为彻底、持久、有效的监督。
民主政府必须是一个分权的政府，立法、司法、行政三个权力部门是相互独立的，这保证了各个部门的公正性；这三个部门更是相互监督的，这使得由"聪明人"组成的官僚阶层结网营私、官官相护的可能成为泡影。
监督机制是民主政府的常规机制，它是基督正确人性观的体现和实践：高贵者、卑微者都是人，本性是一样的，都是恶的、自私的，都需要监督，但监督的最终目的却是为了使大家都行善。没监督，高贵的绅士也会成流氓；有监督，放荡的淫妇也会成淑女。
民主政府都是高薪养廉的，都是保护私有财产的。这是对人性自私的正视，也是对人类缺陷的宽容。
…………
民主主义就是平等、博爱主义，就是基督主义。
民主政体是基督之树上的一颗必然的果实。
民主道路是通往天国的唯一的康庄大道。
法西斯主义是反基督的。
法西斯主义认为基督教对社会没有好处，因为他保护弱者。基督教宣称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这样会将人类的劣质基因保存下去，会导致人类社会趋向衰弱、颓废和堕落。希特勒的"导师"，纳粹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尼采，认为民主对人类社会有致命的危害。他敏锐地看到，民主的根基正是基督教，于是他就企图摧毁整个基督教价值观，要重新从估一切价值，并叫嚷："上帝死了"。
纳粹的种族理论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遗传学的基础上的，现代生物基因科学的发展没有为人类种族间存在基因上的差异找到证据，来证明"聪明的"德国纳粹的种族理论，但基因科学的发展却证明了古老《圣经》的教训，人来自一个共同的祖先。纳粹的种族优生理论显然是受到了动植物培育的影响、启发。动物、植物可以在人类严格控制下进行杂交，产生出符合人类要求、审美观的优良品种，但人和动物是本质不同的，人类自身的进步不能由任何一个自认为优秀的种族所裁决，裁决者只有一位，那就是上帝。人是复杂的，更是自由的，对人和民族所作的诸如智商、体格、骨骼比例等优劣的测试及定义，都是片面的、幼稚的。能确定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综合素质的唯一途径就是平等、自由的竞争，最终结果让上帝说了算。
自由的意义是丰富的，人有上进的自由，也有堕落的自由。不要怀疑上帝的存在，上帝时时刻刻在用祂那看不见的手管理者人间：祂用荣誉、财富、健康奖赏行善、节欲的人；用杀戮、贫穷回报作恶、愚昧的人；用疾病、死亡惩罚那些淫乱、吸毒、同性恋、放纵肉体者……。
纳粹的错误在于将人混同于动物，在于将自己当成了上帝。其结果只是将自己沦为了屠杀犹太人、吉普诗人、斯拉夫人的屠夫，最终自己也难逃惩罚。
暴风一过，恶人归于无有。（《圣经》箴１０：２５）
恶人的强暴，必将自己扫除。（箴 ２１：７）
义人的光明亮，恶人的灯要熄灭。（箴１３：９）
坏人俯伏在善人的面前（箴１４：１９）
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启１３：１０）
……
纳粹如风，转眼即逝，他的暴行和覆灭仅仅不过是永恒上帝之言的一个时代注脚。尼采错了，上帝并没有死，祂时时在用看不见的手助善铲恶、扶弱除暴。
马克思主义也是反基督的，但他的态度和法西斯正相反。他将基督教看成是精神鸦片，是不幸者安分守己的麻醉品。他认为穷人、无产者应当被鼓动起来，摆脱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枷锁，应当造资产阶级的反，革资产阶级的命。而基督教却让他们服从上帝的旨意，尊重富有者，服从统治者，对中产阶级、统治阶级俯首贴耳，一味顺从……。
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箴１０：４）
富户的财富是他的坚城，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箴１０：１５）
殷勤的人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箴１２：２４）
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箴１３：１１）
贫穷人连邻居也恨他，富足人朋友最多。（箴１４：２０）
富户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箴２２：７）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马太１３：１２）
上帝让谁富有，让谁贫穷自有祂的道理，钱财聚集在勤劳、善于理财的人手中，其使用效率会更高，对社会的贡献会更大。穷人出于妒忌将富人打倒，将其财富共产，其结局只能有一个，就是所有的人都一无所有。马克思也错了，他将平等和秩序绝对对立了，将平等和平均混淆一谈了。
想当年，纳粹法西斯何等凶悍，然而他却被他视为社会弊病的民主主义和死路一条的共产主义给联合绞杀了。此后在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冷战中，共产党苏联用大炮代替黄油，靠人民节衣缩食片面发展重工业来和民主美国搞军事竞赛；共产党中国利用拥有众多的免费劳动力的优势，靠破坏生态平衡、经济结构等涸泽而渔的手段企图在工业上超英赶美，但是他们都失败了。而民主美国却在人民吃着麦当劳、逛着迪斯尼、看着好莱坞大片的情况下，轻轻松松地玩儿着就赢了，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市场中有一个"看不见的手"在调控着经济，人世间更有一个无形的手在惩恶扬善。不尊重经济规律就要受到经济规律的制裁；藐视上帝就要受到上帝的惩罚。
谁说今天没有神迹？！
今天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不是妄图称霸全球的纳粹德国，也不是企图解放全人类的共产党苏联，而恰恰是最人道、最尊重人权、最关心人民物质、精神生活、信奉上帝的民主美国。
这就是神迹！
专制任性随意，没有羁绊，他的步伐总很峻急，但因方向不对，总是走两步退一步，最终落在了后面。
民主代表大多数，所以不免有许多牵制，而显得步履缓慢，但因方向正确，所以他总能领先。
专制神秘隐蔽，爱搞阴谋诡计，但结果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得不偿失，以失败告终。
民主公开透明，不能包藏祸心、使用奇谋怪策，但与邪恶作战时，他总是能以正义的光明驱散邪恶的黑暗，以正义之师后发之人，后来居上，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民主是神圣的。
法制是神圣的。
自由是神圣的。
人的理性还是弱小的，单凭理性的分析，我们是不能看透儒教的本质的。
宗教信仰和科学不同，科学是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科学理论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正确与否。而宗教信仰却不能。
实验是需要时间的，有的需要几个小时，有的需要几年。进行实验的时候，在实验结果出来之前，你总是坚持认为自己的理论判断是正确的，这种信心使你能够克服种种困难，付出更多精力、耐心将实验进行下去。这种信心就是信仰，一种短暂的信仰，它将随着实验的完成而结束。
宗教信仰不同，他的天堂、地狱理论是人的肉体永远无法去证实的，他的天国、极乐世界等理想又是人类社会的终极，所以宗教信仰是人类的终极信仰。
既然宗教信仰无法通过实验来证明其正确与否，那宗教是不是永远都是"信则灵，不信则不灵"的呢？是不是就没有好坏之分呢？
不是的。
耶稣基督在近２０００年前就告诉了我们分辨好坏信仰，真假先知的办法：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马太７：１５）
肉身的我们虽不能亲眼目睹神灵，但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肉眼来观察他们的道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他们的果子，来判断谁是真神，谁是假神。
现在，让我们对中国社会做一个粗略的分析，来看看儒教、道教所结的果子，究竟是个好果子还是个坏果子。
注：英文为God，汉文"上帝"原出自中国儒家典籍，本是古商代人所崇拜的最高神，在被周人的"天"完全取代前，也被周人沿袭，进而被儒家纳入经典。明代末期，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华传教时，为了迎合中国人，将Ｇｏｄ翻译成为儒家典籍中的"上帝""天""天主"。清朝初期，在罗马教廷与中国皇帝间爆发的礼仪之争时，罗马教廷曾禁止在华基督教会称造物主为"上帝""天"，只可称为"天主"。后"天主"被中国的天主教所沿袭，而"上帝"则成为基度新教的称谓。现代，为了避免基督教和儒教的混淆，中国基督教将"上帝"称谓改为了"神"。
今日中国，除了极个别的"有文化"的现代儒生知道"上帝"出自儒家经典，并将中国的"上帝"与造物主耶和华混淆一谈外，在广大中国民众的心目中，"上帝"就是基督教造物主的特称。而"神"却很泛化，容易迎合中国人的泛神倾向，容易使人将造物主和中国的诸神相混淆。鉴于此，笔者几经权衡后决定仍用"上帝"来称谓主，并在商人所崇拜的"上帝"上加了引号，以为区别。希望"有文化"且中毒太深患有崇祖癖的人，不要太没出息，见了杆儿就往上爬。
⑴（《三字经》）
⑵（《孟子?告子上》）
⑶（《商君书?算地》）
⑷（《商君书?算地》）
⑸（《韩非子?六反》）
⑹（《韩非子?贝内》）
社会中的主义、思想其最终研究对象都是人，所以人是个什麽东西，人性是什么，是所有主义、思想的核心问题。
人性是什么，不外四种看法：第一，人性本善。第二，人性本恶。第三，人性即善又恶。第四，人性非善非恶。其中，第四个观点是对人性及人性问题讨论的否定，它可以和第三个观点划为一类，因为都认为人的善恶不是内在的，而是由外在环境所决定的。他们的最终结论是，人可以通过教育学习，达到至善之美的境界。而这一结论在客观上又与第一种观点殊途同归，不谋而合，他们对社会改造的实践也最终会走在一起，不知觉中，第三、第四种观点成了人性善的另两种说法和版本。因此，从社会实践的角度看，社会中对人性的看法大体上就两种：人性善和人性恶。
我们先观察一下中国社会，哪种观点代表了真理。
儒教认为"人之初，性本善"。⑴（《三字经》）"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⑵（《孟子?告子上》）在儒教看来，人一生下来本是白纸一张，是洁白的，是善的，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社会的种种不良风气的影响下、诱惑下，才慢慢地学坏了，变恶了。因此，只要能够不断地学习，将沾染在自己身上的坏习气去除掉，人就能恢复他本来的纯洁面目---善。
儒教的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观察人的成长过程中得出的幼稚、肤浅的经验。人，在小时候，懵懂无知，两小无猜，显得纯洁无暇，和作恶多端的成人相比，他们简直就是善的天使。儒教因此得出人性本善的结论，是出于对人的青春发育常识的无知。成人所以比儿童恶，是因为性的发育成熟，而非受社会风气污染所致。性是人类恶的根源，人的妒忌、虚荣、贪婪、残酷等恶德皆有性派生。其实人在青春期以前的孩童时期，也非白纸一张，人从娘胎里一出生，就具有抢夺、妒忌、贪婪等自私自利的天性，只不过程度轻微罢了，儒生们如果被对自己孩子的亲情仁爱蒙住了眼，看不到人生而自私的种种表现，那是女人般的肤浅；如果看到了，硬说是孩子的恶作剧，视为可爱，那就是自欺欺人的虚伪。
由于儒的人性本善，使得中国人认为通过学习便可以得到善，于是"学而优则仕"的官僚们自然便是善的大人、君子；而不学习，不识字，或学而不优的的平民百姓自然成了恶的小人、刁民；于是善良的大人、君子们对小人、刁民们进行人治就是天经地义；于是恶的小人、刁民就需要刑法管制，而官僚们则拥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权；于是"善良"的官僚们就不需要监督制约，而可以凭着"高尚"的道德任意行事，其结果，是使并不善良的官僚们在缺乏监督的状态下，肆意行恶，干尽了坏事。
由于儒的人性本善，使得中国统治者对恶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社会中客观存在的恶，一味地采取掩盖、高压的政策，其结果不仅没能使恶渐渐冰消，反而使恶成为旧抑的火热的岩浆，最终会冲破压力而爆发，给中国社会带来周期性的动乱、大破坏。
由于儒的人性本善，使得中国人认为社会中应有通过努力学习而成为至善、完美的范例，使得儒生们使出了看家本领－－造假：编造尧、舜、禹等假人物、假事迹，伪造禅让的假历史，并为掩盖历史真相而删削诗经，篡改春秋，对历史大动手术；使得孔丘成为造假的鼻祖，儒生成为最早的造假集团；使得中国人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源远流长，泛滥成灾。
由于儒的人性本善，使得中国人对"性"不敢正视，视"性"为洪水猛兽，将"性"掩着、盖着、藏着、掖着；使得中国人迫害女性；使得中国人拥有特殊的表面仁义道德、正人君子，背后卑鄙龌龊、男盗女娼的虚伪。
……
人性本善使中国社会假、丑、恶，它分明不是个好东西，不是真理。
与儒教相反，法家思想认为人性本恶。
法家要比儒教深刻得多。他一针见血，一眼看透人的丑陋面孔。人生而自私，天经地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逸，苦则索乐，辱则求荣。" ⑶（《商君书?算地》）"生则计利，死则虑名。"⑷（《商君书?算地》）儒家不是鼓吹"仁"，渲染血缘亲情吗？法家就从这里开刀："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于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相待，而况无父子之泽乎！"⑸（《韩非子?六反》）"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⑹（《韩非子?贝内》）卖车的盼人富贵，卖棺材的盼人早死，何也，是卖车的人善良，卖棺的人恶毒胡？非也，都不过是为了一个利字罢了。所谓礼让，不过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把戏而已，因此统治者无需兜圈子，绕弯子，无需仁政、礼治、伪善、谦让、忸怩作态，只要严密监控加上大刑伺候，恐怖再恐怖，就可以平天下。恶是能力，恶是勇气。最恶者为王，天下是恶者的天下。善是弱者、懦夫的行为。
秦依法家思想治国，用刀剑剪除了六国，一统天下。建立秦王朝后，便将恶的锋刃由对外战争转向内部人民，实行严刑峻法，高压恐怖。百姓稍有过错，便被削鼻、断足、腰斩、车裂，被割下的鼻子堆成堆，被砍下的脚装满了车，秦朝的大街上满是被施刑的残疾人。单秦始皇执政的十二年间，被处宫刑（割掉男性生殖器）的人就多达７０多万人……。秦王朝只有恨，没有爱；只知恶，不知善。它的残暴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秦王朝建立十五年便夭折暴亡。
秦亡，法家思想没有亡，酷刑、文字狱、连坐、户口制度等恶的产物，代代相传，严重束缚了中国人的人身、精神的自由，严重摧残了中国人的身心健康，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
人性本恶，也不是个好东西，也不是真理。
中国社会就是这样，儒家思想占的比例高了，统治的时间长了，社会就会在伪善帷幕的遮掩下，污垢渐积，血缘裙带，人情关系，纠缠难清，导致腐败糜烂，统治者骄奢淫逸，人民大众民不聊生。当超过一定的限度时，社会就会爆发动乱，人民就会揭竿而起，这时，在太平岁月中被虚假的人情、面子所包裹、所压抑的恶就会像冲破堤坝的洪水一样，喷薄而出，泛滥成灾。有怨的报怨，有仇的报仇；今日你斗我，明日我杀你。人们在打倒儒家思想的同时，也将一切仁爱统统打倒，一味凭着恶奸淫烧杀，胡作非为……。然而，人是脆弱的，人的肉体、精神都是经不起恶的长期折磨的。杀人者也被人杀，斗人者也被人斗，相互的仇恨、杀戮最终使得双方两败俱伤。这时，人们就迫切需要善和爱来抚慰受伤的身心。在中国，人们无处可去，只能一头重新扎回到孔孟的怀抱中，去寻找善和爱。经过一番恶的折磨后，人们愈加感到孔孟之道的可贵，并将恶的行为归结为不尊圣人之言所至，于是更加将儒教奉为神明，流涕感慨道：读经尊孔有百利而无一害也，圣人之言万万违背不得……。
从伪善到恶的爆发，然后再回到伪善，然后又必然导致恶的再次爆发……如此循环往复，没有穷尽。从专制到动乱然后再到更加专制……中国社会从古到今一直没能跳出这个恶性循环，这个怪圈。这个伪善－－恶－－伪善的恶性循环实为中国社会中诸多恶性循环之母。
中国社会很复杂，但说白了，也就善恶两个字。
我们再来看看世界的情况。
世界上的思想、主义都颇有渊源，咱们只看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的世界很热闹，思想、主义颇多，但对世界影响大的，大体上只有三种：马克思主义，法西斯民族主义，民主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大本营都在德国，他们都主张专制，但二者是实质相反的专制。马克思主张打破秩序，消灭等级，实行平均主义，以实现人民真正的平等。法西斯民族主义则维护秩序，建立等级，认为优秀者管理平庸者，优秀民族统治劣等民族是大自然铁的法则。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一对专制对头，是两种极端。在二者种种的对立中，人性善与人性恶是其根本的对立。
马克思主义给人性下的定义是："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恐怕只有经济学家才能得出如此定义）并作了三条解释：第一，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的社会性。第二，不同阶级的人本质不同。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是自私的、是恶的；没有财产的无产阶级是无私的、是善的。第三，人的本质是发展变化的，不是永恒不变的。人类自私是私有制的产物，将随私有制的消灭而消灭。
马克思主义将人性貌似科学地研究了一番，其最终结论仍是人性本善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远古社会曾存在过原始共产主义，那时的人类就是无私的。只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物质出现剩余，产生了私有制，人才变得自私自利起来，变得恶起来。资本主义是私有制发展的顶峰，它必将因私有制使自己腐朽堕落、不可救药而最终被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取代。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大厦的根基，而人性善论者是其理论根基的根基。
不是私心产生了私有制，而是私有制产生了私心。就象马克思颠倒了许多关系一样，他将私心和私有制的关系本末倒置了。马克思认为剩余的财富只是先进的工具带来的，而先进工具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人为了满足自己更大的欲望创造出来的；有了先进的工具，不需要劳动，财富就会自己从第里长出来；有劳动，那也是人的爱好，而非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欲望付出的艰苦努力。
所谓的原始共产主义，只是在原始时期人的猎食能力有限，创造不出多余的、可储蓄的私有财产，从而给人一种无私、平等、共产的假象罢了。没有私有财产的原始社会同样存在着弱肉强食，同样存在着争夺和不平等，只是考古者不宜论证，人们不易察觉罢了。马克思主义论证原始共产主义和儒教编造尧舜禹、古代黄金圣贤社会不谋而合。其实这是人性善论的一种必然结果－－－造假。
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科学共产主义，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后，劳动将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物质高度繁荣，人们各取所需，想要什麽就有什么。
马克思主义者分明是不了解人究竟是个什么玩意的，他们不知道人的贪婪、妒忌之心有多么强，人们并不在乎自己吃什么、用什么，而在乎比别人吃得好、用得好。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就是比别人过得好，你拥有一个城市，我就要用有一个国家；你拥有一个国家，我就要拥有整个地球……人的贪婪，丰富的物质岂能满足得了。"按需分配"针对的、满足的仅仅是人的食欲，那人的性欲呢？是否也能按需分配呢？产可以共，妻可以共吗？……和儒教一样，马克思主义也是回避、不能正视性问题的，这是人性善论的必然。
表面上，马克思主义比儒教高明得多，儒教只是固执地、愚蠢地要求社会停止发展变化，回归到崇礼尚乐的周朝或者是回归到古代黄金圣贤时代，马克思并没有迂腐地让人类社会回归到原始共产主义，而是用"科学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使人类社会进入科学的共产主义。尽管最终科学共产主义没能实现，但马克思主义者们去实现了儒生们梦寐以求的理想－－－使人类社会回归到过去，回归到原始共产主义：一穷二白，一无所有，活活饿死人。实际上，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比儒教愚蠢的地方。马克主义的实践性很强，他的信徒们可以凭着他的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计划经济等理论进行社会主义实践和共产主义试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都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的，他的前提就是人人是无私的圣人。马克思主义者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共产主义试验很快就纷纷破产，他证明了公有制、计划经济的谬误，暴露了共产主义的荒唐。共产主义因此遭到了世人的讥笑和信徒们的抛弃。并且人们还将马克思主义的渊源－－乌托邦理想一并抛弃，无意中，马克思竟成了欧洲人心底中残留的、不切合实际的乌托邦幻想的终结者、埋葬着。而儒教的实践性就很差，他不可能将社会拖回到周朝时代，他的最大的实践就是让社会停止前进，维持现状，这和他的理想要求相差甚远。但正因为他的理想不可能在现实中实践，他的弊端也就永远无法彻底地暴露出来，其对社会不良影响如贫穷衰弱、道德败坏等永远也不能有捉贼见赃式的明了，并总是能给他的信徒们留有回旋、抵赖、狡辨的余地；总是能够使他的信徒们信誓旦旦地说，社会所以败坏恰恰是由于人们没有遵守圣人之言所致……。这样，儒教就可以作为一个永久的信仰存在人们的心中，其社会理想就会成为人们永恒的追求，而孔孟之流就可以作为圣人永远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到苏联解体，也就是一百多年的时间，这在历史的长河中仅是浪花一朵，而儒教从春秋时代算起到今天已经两千多年了，并且不知还要存活多久，至少今天看来仍然耳不聋，眼不花，精神矍铄，俨然一副长寿相。这样一比，马克思主义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甚至连个小巫都算不上。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是金碧辉煌的，但因其根基－－人性观的错误，而使得其理论的大厦建立在了沙丘之上，时间略一推移，整个大厦就不免坍塌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是善的，资产阶级是恶的。这不禁让人想起《围城》上面的一段话："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他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识。"马克思不曾想到无产阶级也有红臀长尾，并且和资产阶级的一模一样。和马克思主义相反，法西斯民族主义知道蹲在地面上的猴子也有红臀长尾，不过他们认为红臀长尾是美的，能够爬高翘尾巴、露屁股是一种荣耀，爬的高的猴子是优秀民族，他们应该去统治、消灭那些没能力翘尾巴的猴子。
法西斯民族主义是彻底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认为人性是恶的，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和动物与动物的关系一样，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的关系。优者胜劣者汰，优秀的民族是位于食物链中最高层的食肉动物，由他们来统治、消灭像低层草食动物、昆虫一样的民族是天经地义的，是大自然铁的法则。
民族是有优劣之分的，但这并不是先天的。现代各个领域的科学家几乎一致认为，没有一个种族在智力上先天优于其他任何种族。相反，现代基因科学的研究证明世界所有民族来源于同一个非洲的部落。人类本是拥有共同的祖先的，只是在漫长的岁月中，由于信仰、地理、气候等内外因素的不同才使得不同的民族出现，才导致了民族差异的出现。从长远的眼光看，民族是一个阶段性概念，民族间的优劣差异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变化之中的。民族优秀论是一种狭隘的历史观。
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时间内，民族间巨大的差异还是存在的，人们不能否认产生出德国纳粹的日耳曼民族的优秀，这个民族产生了太多的哲学家、音乐家、诗人、文学家，其认真、思辩的民族性格，使他们创造出了一流的高精密、高质量的工业产品，使他们成为许多科技、生活用品的发明者。当然，纳粹德国也发明了更多的高级杀人武器和杀人手段：核武器，导弹，火箭，化学武器，机械化作战，空降兵……直到今天，纳粹德国的这些用以杀人的发明创造都没有被实质性地突破。
然而，二战的结果，并没有像希特勒所预想的那样，德国赢得战争，日耳曼奴役、消灭劣等民族。相反，在战争中，他和德国输了个精光，自己优秀的民族反被"劣等"的斯拉夫民族给奴役了。
纳粹的民族主义理论被战争铁的事实给粉碎了。
苏德战争是二战的主战场，是二战胜负的关键。在苏德战争前，德国军队的武器装备是世界第一的，其坦克、飞机都是当时最先进的，其坦克上使用的电台和光学仪器在整个二战期间都是稳居世界首位的；德国军队的体系、编制、战术是苏联、美国、日本等军事强国学习的楷模；德国军队的军官和士兵们忠诚、勇敢、训练有素，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人。相比较，苏联军队就相差许多。苏军的武器装备差，武器数量少、性能差、质量也低劣；军队中官兵的团结要靠政委门来维持；在战争前，多疑的斯大林被德国的假情报所欺骗，对军队军级以上的干部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洗，使部队的战斗力大为削减。
德国的军事实力明显高于苏联，那为何却输掉了战争了呢？
纳粹的军事失败，恰恰在于它的种族理论。
首先，民族间的差异是由信仰和地理环境而非是由什么血统造成的，有着相似的宗教背景（德国为天主教，俄罗斯为东正教）又是比邻而居的日耳曼民族和斯拉夫民族之间的"差异"，并没有象欧洲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差别那样悬殊。本来在建设方面表现出来的一点民族差异，也反被战争－－－这个将人拖回到最低级野蛮状态的暴行给抹杀了。斯拉夫人并不象希特勒所认为的是愚蠢、怯懦的猪，苏联红军为了保卫家园，勇敢地阻击着德国军队，红军战士并不比日耳曼士兵逊色多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这个日耳曼的精英却在他指挥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输给了一个斯拉夫农民的儿子－－朱可夫。在苏德战争前，希特勒曾夸下海口：苏联不过是个破房子，只要踢一下他的门，他的整个房子就会坍塌。最终坍塌的不是苏联而是德意志帝国，这是希特勒不尊重对手，民族主义狂妄的报应。
其次，在战争前，希特勒就毫无顾忌地表白了自己的种族思想：和英、法的战争是一场绅士间体面的战争，而对东方的斯拉夫人、以及象昆虫式繁衍的劣等民族，并不是进行战争，而是要去屠宰、消灭这些猪猡、畜生。希特勒执意要将苏联从地图上抹去，即使它以德意志化的形式存在也不允许。在战争中，他下令苏军中的政委不能享受战俘待遇，要被枪决；禁止接受列宁格勒、莫斯科城市的投降，要用炮火将这两个城市轰平；在德军占领区，秩序全靠恐怖来维持，不分男女老幼地进行大屠杀、严刑拷打、强制移民、没收财产……。纳粹残暴的种族政策使得红军战士别无选择，只能同仇敌忾，和德国士兵拼命。许多被苏维埃政府没收财产的地主、富农以及在红军刺刀下加盟苏联的国家的人民们，本来是将纳粹士兵当成解放者而夹道欢迎的，但当他们以及观望者看到纳粹种族主义的凶恶面目后，不得不拿起武器和红军团结在一起，同德国鬼子战斗，保卫自己的生命，为死去的亲人报仇……。
纳粹的种族主义使他输掉了苏德战争。
从世界的范围看，纳粹的反犹种族主义使他失去了许多优秀的科学家，这使得纳粹最终在军事科技竞赛（尤其是核武器）中落在了美国的后面。纳粹对民主的敌视，希特勒对美国的藐视，使纳粹与美国为敌，向美国宣战，这注定了纳粹德国要输掉整个战争。
一个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民族是将自己沦为成了野兽，野兽再凶猛，也不会是人的对手。因为它不懂的什么是善，什么是正义；不知道"文弱"的善和"渺茫"的正义的深沉的力量。他们那金戈铁马、张牙舞爪的邪恶被善轻轻一推，便丢盔卸甲、土崩瓦解了。恶没有成全，反而毁掉了他们。
世界很复杂，说白了也就善恶两个字。
实践证明，人性本善，人性本恶，都不对。那人性到底是什么呢？谁又说的对呢？
答案其实早就有，只是人们有耳朵却听不到，听到了也不明白。
《圣经-创世纪》记载：人类始祖亚当、夏娃不听上帝（注）的话，偷吃了禁果，犯下了原罪，被上帝赶出了人类最早的家园－－伊甸园。
起初，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人类始祖却没有吃上帝为人预备下的生命果，而是偷吃了上帝明令禁止的善恶果，选择了性交，选择了通过性交繁衍自己，人因此受到了上帝的惩罚，女人增加了怀胎生产的痛苦，人的生命变得有限，必受终身的劳苦；人类始祖犯下的原罪，其子孙难以摆脱，人一出生便将恶带到世上，因为人是性交的产物。人是恶的，但这并不光荣，这是罪。
亚当、夏娃在蛇的引诱下，偷吃了善恶果，有了智慧。人有了智慧后的第一反应是眼睛亮了，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产生了性意识－－这是人类恶的根源；第二个反应是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知道赤身裸体不好－－产生了羞耻心－－这是人类道德的起源。
人性是恶的，但自知丑陋，又去追求善。（本恶向善）－－－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人性真相。
人性是矛盾的，人是痛苦的，这是人自作自受。
弗洛伊德（１８５６－１９３９）是一位奥地利心理医生、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哲学家。他和马克思、爱因斯坦一起被誉为近代世界上最伟大的三个犹太人。他在对精神病人的治疗和研究中发现，真正支配人们生活行为的不是意识，而是不被人的知觉所认识的潜意识（无意识）。而存在于潜意识中的性本能则是人心理活动的基本动力，是人的动机、意图的源泉，它决定了人的全部生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并且他还发现，在青春发育前的幼儿时期，人同样存在性欲；人一出生，便将性欲带到了世界上……。
美国有一项科学测试发现：现代社会中的成年男性平均每２４分钟就会想到性。
２４分钟？！这意味着是么？这意味着当种种高尚的奋斗动机、理想由于种种原因遭你抛弃后，性欲，将最终成为你奋斗的唯一一个不体面、但最强有力的动机。或者说种种高尚动机、理想仅仅只是你的幌子，幌子下面，你正在作为性欲的奴隶，自觉不自觉地在受着性欲的驱使。
不让上帝做你的主，情欲必做你的主。
人类没有遵守上帝的戒律，犯了罪，但上帝并没有抛弃人，仍然爱人，给人指出了一条忏悔、赎罪的道路，并将自己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人类，与人重新立约，来拯救人类；让人通过这条漫长的道路，逐渐洗刷掉自己的罪恶，摆脱死亡，重新获得永生，并与耶稣基督一同坐王。
由于原罪，我们单靠自己是战胜不了人性中的恶的，必须依靠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与上帝重新立约，将自己的信心建立在流淌着基督宝血的十字架上，我们才能战胜人性中的恶，才能逐渐洗刷身上的罪恶，获得永生。
和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不同，民主主义既不是精英、超人专制，也不是打着人民旗号的独裁，他主张由包括各阶层的大多数人来统治国家。其方式就是人民用选票选出能代表自己利益的人，让他们管理国家。他们选举出来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人，但也决不是最坏的人，而是能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人。这是在我们这个有罪的世界中最符合基督博爱精神的一种思想，民主政体是基督博爱精神的体现和实践。
其它主义、思想都做不到这一点。法西斯主义只是代表一个民族的利益；马克思主义明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实为代表独裁者一人的利益；法家思想只是代表皇帝的利益；儒家思想只能代表贵族官僚及其家属的利益。
实行民主的国家，同时必须是一个法制的国家。只有坚实的、铁的法律作后盾，才能保障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行，才能保证人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被剥夺。而法制的前提是不分贵贱、贫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是法制的灵魂。法制是基督平等精神的具体体现和实践。
其它主义、思想都做不到这一点。法西斯主义是建立在民族不平等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阶级不平等基础上的；法家思想是维护皇帝特权的；儒家思想的"礼"是专门破坏平等的。
实行民主的国家，同时必须是一个自由的国家。真理有时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为了使人民不受愚弄和欺骗，这就需要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为了使人民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就需要人民拥有结社的自由；为了使政府能真正、时刻代表大多数的利益，就需要人民拥有游行示威、表达自己要求的自由。
其它主义、思想都做不到这一点。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法家思想、儒家思想都是自由的敌人。
法制、自由是民主的保障，同时民主又是法制、自由的保障，民主、法制、自由三者是互为因果，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
民主社会都是存在多党竞争的，竞争可以鞭策每一个政党奋发向上，积极有为，这从根本上铲除了行政懒惰症－－官僚主义的温床。竞争又使得每一个政党得到最为彻底、持久、有效的监督。
民主政府必须是一个分权的政府，立法、司法、行政三个权力部门是相互独立的，这保证了各个部门的公正性；这三个部门更是相互监督的，这使得由"聪明人"组成的官僚阶层结网营私、官官相护的可能成为泡影。
监督机制是民主政府的常规机制，它是基督正确人性观的体现和实践：高贵者、卑微者都是人，本性是一样的，都是恶的、自私的，都需要监督，但监督的最终目的却是为了使大家都行善。没监督，高贵的绅士也会成流氓；有监督，放荡的淫妇也会成淑女。
民主政府都是高薪养廉的，都是保护私有财产的。这是对人性自私的正视，也是对人类缺陷的宽容。
…………
民主主义就是平等、博爱主义，就是基督主义。
民主政体是基督之树上的一颗必然的果实。
民主道路是通往天国的唯一的康庄大道。
法西斯主义是反基督的。
法西斯主义认为基督教对社会没有好处，因为他保护弱者。基督教宣称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这样会将人类的劣质基因保存下去，会导致人类社会趋向衰弱、颓废和堕落。希特勒的"导师"，纳粹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尼采，认为民主对人类社会有致命的危害。他敏锐地看到，民主的根基正是基督教，于是他就企图摧毁整个基督教价值观，要重新从估一切价值，并叫嚷："上帝死了"。
纳粹的种族理论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遗传学的基础上的，现代生物基因科学的发展没有为人类种族间存在基因上的差异找到证据，来证明"聪明的"德国纳粹的种族理论，但基因科学的发展却证明了古老《圣经》的教训，人来自一个共同的祖先。纳粹的种族优生理论显然是受到了动植物培育的影响、启发。动物、植物可以在人类严格控制下进行杂交，产生出符合人类要求、审美观的优良品种，但人和动物是本质不同的，人类自身的进步不能由任何一个自认为优秀的种族所裁决，裁决者只有一位，那就是上帝。人是复杂的，更是自由的，对人和民族所作的诸如智商、体格、骨骼比例等优劣的测试及定义，都是片面的、幼稚的。能确定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综合素质的唯一途径就是平等、自由的竞争，最终结果让上帝说了算。
自由的意义是丰富的，人有上进的自由，也有堕落的自由。不要怀疑上帝的存在，上帝时时刻刻在用祂那看不见的手管理者人间：祂用荣誉、财富、健康奖赏行善、节欲的人；用杀戮、贫穷回报作恶、愚昧的人；用疾病、死亡惩罚那些淫乱、吸毒、同性恋、放纵肉体者……。
纳粹的错误在于将人混同于动物，在于将自己当成了上帝。其结果只是将自己沦为了屠杀犹太人、吉普诗人、斯拉夫人的屠夫，最终自己也难逃惩罚。
暴风一过，恶人归于无有。（《圣经》箴１０：２５）
恶人的强暴，必将自己扫除。（箴 ２１：７）
义人的光明亮，恶人的灯要熄灭。（箴１３：９）
坏人俯伏在善人的面前（箴１４：１９）
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启１３：１０）
……
纳粹如风，转眼即逝，他的暴行和覆灭仅仅不过是永恒上帝之言的一个时代注脚。尼采错了，上帝并没有死，祂时时在用看不见的手助善铲恶、扶弱除暴。
马克思主义也是反基督的，但他的态度和法西斯正相反。他将基督教看成是精神鸦片，是不幸者安分守己的麻醉品。他认为穷人、无产者应当被鼓动起来，摆脱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枷锁，应当造资产阶级的反，革资产阶级的命。而基督教却让他们服从上帝的旨意，尊重富有者，服从统治者，对中产阶级、统治阶级俯首贴耳，一味顺从……。
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箴１０：４）
富户的财富是他的坚城，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箴１０：１５）
殷勤的人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箴１２：２４）
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箴１３：１１）
贫穷人连邻居也恨他，富足人朋友最多。（箴１４：２０）
富户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箴２２：７）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马太１３：１２）
上帝让谁富有，让谁贫穷自有祂的道理，钱财聚集在勤劳、善于理财的人手中，其使用效率会更高，对社会的贡献会更大。穷人出于妒忌将富人打倒，将其财富共产，其结局只能有一个，就是所有的人都一无所有。马克思也错了，他将平等和秩序绝对对立了，将平等和平均混淆一谈了。
想当年，纳粹法西斯何等凶悍，然而他却被他视为社会弊病的民主主义和死路一条的共产主义给联合绞杀了。此后在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冷战中，共产党苏联用大炮代替黄油，靠人民节衣缩食片面发展重工业来和民主美国搞军事竞赛；共产党中国利用拥有众多的免费劳动力的优势，靠破坏生态平衡、经济结构等涸泽而渔的手段企图在工业上超英赶美，但是他们都失败了。而民主美国却在人民吃着麦当劳、逛着迪斯尼、看着好莱坞大片的情况下，轻轻松松地玩儿着就赢了，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市场中有一个"看不见的手"在调控着经济，人世间更有一个无形的手在惩恶扬善。不尊重经济规律就要受到经济规律的制裁；藐视上帝就要受到上帝的惩罚。
谁说今天没有神迹？！
今天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不是妄图称霸全球的纳粹德国，也不是企图解放全人类的共产党苏联，而恰恰是最人道、最尊重人权、最关心人民物质、精神生活、信奉上帝的民主美国。
这就是神迹！
专制任性随意，没有羁绊，他的步伐总很峻急，但因方向不对，总是走两步退一步，最终落在了后面。
民主代表大多数，所以不免有许多牵制，而显得步履缓慢，但因方向正确，所以他总能领先。
专制神秘隐蔽，爱搞阴谋诡计，但结果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得不偿失，以失败告终。
民主公开透明，不能包藏祸心、使用奇谋怪策，但与邪恶作战时，他总是能以正义的光明驱散邪恶的黑暗，以正义之师后发之人，后来居上，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民主是神圣的。
法制是神圣的。
自由是神圣的。
人的理性还是弱小的，单凭理性的分析，我们是不能看透儒教的本质的。
宗教信仰和科学不同，科学是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科学理论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正确与否。而宗教信仰却不能。
实验是需要时间的，有的需要几个小时，有的需要几年。进行实验的时候，在实验结果出来之前，你总是坚持认为自己的理论判断是正确的，这种信心使你能够克服种种困难，付出更多精力、耐心将实验进行下去。这种信心就是信仰，一种短暂的信仰，它将随着实验的完成而结束。
宗教信仰不同，他的天堂、地狱理论是人的肉体永远无法去证实的，他的天国、极乐世界等理想又是人类社会的终极，所以宗教信仰是人类的终极信仰。
既然宗教信仰无法通过实验来证明其正确与否，那宗教是不是永远都是"信则灵，不信则不灵"的呢？是不是就没有好坏之分呢？
不是的。
耶稣基督在近２０００年前就告诉了我们分辨好坏信仰，真假先知的办法：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马太７：１５）
肉身的我们虽不能亲眼目睹神灵，但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肉眼来观察他们的道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他们的果子，来判断谁是真神，谁是假神。
现在，让我们对中国社会做一个粗略的分析，来看看儒教、道教所结的果子，究竟是个好果子还是个坏果子。
注：英文为God，汉文"上帝"原出自中国儒家典籍，本是古商代人所崇拜的最高神，在被周人的"天"完全取代前，也被周人沿袭，进而被儒家纳入经典。明代末期，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华传教时，为了迎合中国人，将Ｇｏｄ翻译成为儒家典籍中的"上帝""天""天主"。清朝初期，在罗马教廷与中国皇帝间爆发的礼仪之争时，罗马教廷曾禁止在华基督教会称造物主为"上帝""天"，只可称为"天主"。后"天主"被中国的天主教所沿袭，而"上帝"则成为基度新教的称谓。现代，为了避免基督教和儒教的混淆，中国基督教将"上帝"称谓改为了"神"。
今日中国，除了极个别的"有文化"的现代儒生知道"上帝"出自儒家经典，并将中国的"上帝"与造物主耶和华混淆一谈外，在广大中国民众的心目中，"上帝"就是基督教造物主的特称。而"神"却很泛化，容易迎合中国人的泛神倾向，容易使人将造物主和中国的诸神相混淆。鉴于此，笔者几经权衡后决定仍用"上帝"来称谓主，并在商人所崇拜的"上帝"上加了引号，以为区别。希望"有文化"且中毒太深患有崇祖癖的人，不要太没出息，见了杆儿就往上爬。
⑴（《三字经》）
⑵（《孟子?告子上》）
⑶（《商君书?算地》）
⑷（《商君书?算地》）
⑸（《韩非子?六反》）
⑹（《韩非子?贝内》）
被欺骗的中国人（第二篇第三章）儒教是法制的天敌（上）
作者:方舟
2007-03-08 07: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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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舟
2007-03-08 07: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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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儒教是法制的天敌（上）
周天子，家天下。周公姬旦用宗法建国，官职家族化、世袭制。
随着冶铁技术的传入，廉价的铁制工具逐渐在农业生产中普及，使得生产力得到快速的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也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快速发展，这使得许多平民出身的人成了新兴的地主和富有的商人。这些货币新贵们随着经济地位的升高，愈来愈要求受到法律保护，以保障自己的财产安全和谋求更大的发展。
于是，在春秋时代，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要求法制的斗争。
周朝是建立在宗法等级制度之上的，他的法律是由"礼"和"刑"两部分组成，其中"礼"主"刑"辅，两者的对象是不同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⑴ 刑法是专门针对庶民百姓的。刑法掌握在世袭贵族官僚手中，并不公布出来，贵族官僚可以很随意地断罪量刑。新兴地主和商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要求打破贵族官僚对法律的垄断，要求将法律公布于众。代表他们利益，旗帜鲜明地要求公布成文法，进行法制的士人，就是春秋时代百家争鸣中的法家。
公元前５３６年，郑国执政子产，把刑书铸在铁鼎上，公诸于众，打破了藏刑书于官府的惯例，开创了公布成文法的先河。
公元前５１３年，晋国大臣赵鞅和荀寅将刑书铸于铁鼎之上，公诸于众。
公元前５０１年，郑国大夫邓析首次提出反对"礼治"主张"事断于法"，并起草了适应社会进步的新成文法刻在竹简上，史称竹刑。
之后，又有卫国的李悝，秦国的商鞅等法家人物纷纷反对礼治，主张"法不阿贵，不别亲疏贵贱一断于法"，废除世卿世禄的世袭制度，取消旧贵族的政治特权等。
法家对法治的要求，从一开始便遭到了旧贵族和儒生们的反对。旧贵族是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儒生则是为了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念。
和法家相反，儒教反对法制，竭力维护周朝的等级礼治，主张"厚古薄今""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在法家铸刑鼎公布成文法时，儒教鼻祖孔丘就明白无误地指责法家："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贱无序，何以为国？"⑵
晋国大臣叔向在给子产的信中所："先王权衡事情的轻重来决定刑罚，不制定刑法，就是怕老百姓产生争讼之心，旧传统、旧制度是不能改变的。公布了成文法，改变了以往的旧制，老百姓知道了法律，便不敬重上司了，人人都有相争之心，都引用法律作根据来为自己辩解，而且侥幸得到成功，要想统治老百姓就很难了。……老百姓抛弃礼仪而引证刑书，一字一句都要争个明白，犯法的案件就会多起来，贿赂到处通行，恐怕在你活着的时候，郑国就要衰败了。"
面对儒生、贵族的诘问，子产竟然词穷，回答说："我没有才能，不能考虑那么长远，我是以此来挽救当代人的。"⑶
我们根本没有资格责备子产理屈智浅，从今天中国的法制现状来看，２５００年后的现代中国人仍没有能回答儒生对法制的质疑。
孔丘、叔向的话虽不多，但他们却提出了法制建设的两个关键问题。孔丘的话提出了平等与秩序关系的问题，叔向的话提出了法制与道德关系的问题。
人类自组成社会之日起就有了法律，但是有了法律并不等于就是法制社会，只有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叫做法制社会。平等是法制的灵魂。
自从人类始祖偷吃了禁果，犯下了原罪，人就变得自私，就丢掉了善、丢掉了平等。
人一出生，每个个体的家庭、智力、体格、容貌之间就存在着千差万别，人由于自私而相互争夺、相互竞争，结果就形成了秩序。那些智力优秀、体格强健、容貌美丽的人就会占有多的资源、财富，位于秩序的上层，相反者就位于秩序的下层。秩序一旦形成，就会产生惰性。这不仅是因为人具有一种追求"静止"的本能，更是因为位于秩序顶端的利益既得者们，出于自私，总是靠自己的聪明和利用手中掌握的优势资源，对既成秩序进行维护，并消灭潜在的新的竞争对手。时间久了，当将军的儿子、孙子仍是将军，奴隶的儿子、孙子仍是奴隶时，当初由竞争而得到的秩序的"合理性"就不存在了，这时秩序就会崩溃，产生新的竞争，直到新的秩序出现。如此循环往复，构成了人类的历史。
从这个角度看，人对秩序合理性的追求是人类社会运动、前进的一种动力。人追求秩序的合理性，其具体的表现，就是追求竞争机会的平等。追求平等是追求秩序合理性的精神实质，因此追求平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古代奴隶主可以对奴隶们的任意杀戮，而今天总统则由人民选举、并受人民批评，人类的历史正是人类不断追求平等、并不断取得成果的历史。
就象人对善的追求一样，人对自己丢失的平等有着执著的、永恒的追求。
人类种群中，智力特别优秀者和先天痴呆者其生育率都是很低的；男女在择偶时是不自觉地受着"互补"原则支配的。这都表现了人类种群发展的趋同性，这种趋同性正是平等的生理基础。社会的进步使得非遗传的、后天的因素对人的综合素质决定性所占的比例愈来愈大，这使得人们的综合素质的差距会愈来愈小而趋向平均化，个体素质的平均化正是平等的社会基础。
和善一样，平等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平等不仅仅只是一种精神追求，人们总是将这种精神追求的成果以道德、法律等形式固定下来，形成一个社会事实，成为一个真实的存在，与秩序一起构筑人类社会。
平等和秩序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平等可以使有才干的士兵当将军，可以使不称职的将军被免职。人事可以变化，但将军永远领导士兵；只有人事及时变化，才能确保将军永远领导士兵。这叫做"铁打的秩序，流水的官兵"。平等是秩序合理性的最大保障，同时也是秩序稳定性的最大保障。没有平等竞争的人事僵化，不仅会使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使秩序徒存虚表，并且还会使人们抛弃秩序本身，去追求平均主义。
秩序等级也是平等的保障。将军的能力强，做的贡献大，应该得到大的荣誉和高的薪水；士兵的能力差，做的贡献小，应该得到小的荣誉和低的薪水。这保证了士兵和将军在人格上的平等，保证了士兵和将军的关系得以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而不是打骂和体罚的基础上。平均主义只是官兵平等的假象，等级不通过外在的荣誉和物质来表达，那他就会通过士兵的人格受辱、送礼、行贿等看不见的暗渠道来表达。这种暗渠道会使所有保障平等的道德、法律成为一纸空文，从而对平等构成致命的伤害。
秩序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而社会发展的方向正是平等。
秩序是一种纵向的关系，平等是一种横向的关系，二者共存于社会中、人心中。这种纵横交错的和谐关系是"十字架"写照，也是"十字架"给人们的神秘启示。
不平等的根源是个体差异，平等的根源则是对个体差异的超越。一个整日扎在人堆儿中的人，他看到的全是人与人的差别；将他弃置荒原整日与野兽为伍，他再看到人时就会发现人和人原来是同纲同目同科的生物，人和人原来是相同的。他能看到人的相同性，是因为他站在人类社会之外。这种相同性是有局限性的，真正的百分之百的相同性、平等性只有在真正超越人类社会的一个无限高的支点上才存在，从这个支点上看，每个人都无限渺小，仅仅为一个点、一个存在，而不存在丝毫个体差异。能在这个支点上俯瞰人类的，只有上帝。
上帝是平等的"支点"，是平等的主体，唯一的主体。
一个无神论者，平等的念头是无从产生的。
周人、孔丘都是否定上帝的无神论者，他们只看到人与人的差别，并将这种差别人为地夸大，再用等级礼制、世袭制度使之永久地固定下来。孔丘将人事与秩序相混淆，并以维护秩序的名义，维护着等级礼制，维护着固定的僵化的等级人事，以使社会完全静止，停止前进。使社会处于静止状态是孔丘的真正目的。
在儒教中国，人们要维护秩序就必须维护人事，脱离人事维持秩序，必定导致混乱，因为中国没有保障良性竞争稳定存在和支撑秩序独立存在的蕴含平等精神的信仰。
孔丘将秩序与人事永久性地捆绑在一起，将秩序建立在人的基础上而不是信仰的基础上，对秩序是一种真正的伤害，它使中国人对秩序产生仇恨，渴望无秩序的平均主义，导致中国社会周期性的动乱；导致中国社会人亡政息，政策缺乏稳定性和延续性。孔丘维护僵化的人事，只能使统治集团变得专横无比，并不能真正的维护人事，专横的统治集团总是随着其寄生的秩序的混乱而毁灭。而注重秩序而不注重人事的基督教国家，不仅维护了秩序的稳定，政策的延续，并且使得许多国家传统的皇室至今仍受着人们的尊敬。
无神论的孔丘是没有丝毫平等概念的，平等在他的眼中永远是没大没小、贵贱无序、国将不国。所以他对公布成文法，对法制是刻骨仇恨的。
不是还有法家在追求法制、追求平等吗？
是的，法家是在追求平等，但法家追求的平等仅是官僚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平等，并不包括皇帝在内。因为在无神论中国，皇帝是唯一的平等实施者、支撑点、主体。
这就是无神论者的不幸，他们要么像儒家一样彻底否认平等，要麽像法家一样，将皇帝作为平等的主体。
法家为了证明皇帝具有超越平等的特殊性，就需要将皇帝神话，就象韩非子所言："龙颈有逆鳞三尺，触之必怒"。这为日后法家与道教的结合埋下了伏笔。
然而皇帝并不是神，他们都是有七情六欲且很充沛的凡人，他们是做不到百分之百平等、公正的，他的宠臣犯了法，他的亲属犯了法，他能做到不徇私情？他自己犯了法，他能做到自裁？让他们作平等的主体，平等是要打折扣的。
在春秋战国，法、儒关于法制斗争的时候，秦国的旧贵族、儒生们就瞄准了法家的要害，唆使太子犯法，给变法的商鞅出难题。虽然商鞅十分明白"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但他毕竟不敢将太子－－秦王的儿子绳之以法，只是将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用了刑。商鞅的执法严格、冷酷是中国第一，连他都不敢将犯法的王子法办，其他人就甭提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话，在中国永远是一个响亮的屁！
以上帝为平等主体的法律体现的是上帝的意志，以皇帝为平等主体的法律只能体现皇帝的意志，于是中国就有了挑筋、断足、阉割、分尸、活刮、凌迟等酷刑；就有了一人犯罪诛杀全家的连坐；就有了扼杀人身自由的使"奔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的户口、里甲制度；就有了像太监一样病态敏感的、扼杀人精神自由的文字狱……。当初要求依法治国而和儒家斗争的法家，最终也沦为了"帝王之具"。中国法家所追求的、所得到的只是法治，而不是今天西方民主国家的法制。
秦国以苛酷的法治一统天下，也因苛酷的法治而失天下。汉代，法儒合流，法家思想成为立法的主导，儒家思想成为司法的主导，法家苛酷的法治与儒家"温柔"的人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特有的有骨有肉的专制工具。
自汉代大儒董仲舒开创以《春秋》决狱之后，儒家经典就成了中国历代司法实践的最高原则。汉代，董仲舒退休后，朝廷有了重大案件仍要派廷尉张汤找其请教。宋代，开国功臣赵普，审案时总找不到感觉，后学习《论语》，读了一半，就能"断案如神"随心所欲了。后世誉之为"半部《论语》治天下"。……既然不知平等为何物、将人分成三六九等甚至三六九十等的儒家思想成了官吏们司法的最高指南，中国司法的不公正、黑暗也就可想而知了，可以说，中国的司法就是由不公正和冤假错案构成的。对此，中国人早就接受了现实，变的事礼通达、心平气和了："哪个庙里没有冤死鬼呢？"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⑷（叶公对孔子说："我家乡有一个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羊而他去告发。"孔子说："我家乡的正直人跟他不一样：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包含在里面了。"）
孟轲的弟子桃应请教孟轲，舜为天子，他的父亲瞽瞍杀了人，舜该怎么办？孟轲说："舜会像抛弃旧草鞋一样抛弃天下，偷偷地背着父亲，逃到海边住下，一辈子快快乐乐，忘记了天下。"⑸
这就是"圣人"对国人的教导，难怪法家、皇帝要制定"连作"的法律，难怪中国人总是要父债子还。
在中国，法本是为皇帝服务的，所以权大于法，"圣人"的教导，使情大于法，官吏的腐败，使钱大于法。法律在中国不是用来维护正义和公正的，而只是统治者手中的专制棍棒，是官吏们手中敲诈勒索的工具。中国的法官、官吏们一方面是镇压民众的冷酷打手，一方面又是精通于权法交易、钱法交易之道的商人。"官大一级压死人""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这些俗语透露了中国司法界－－这个权、钱交易市场的一些"行情"。
唐朝开国功臣秦琼的孙子，也是皇帝的外孙－－秦英，打死了皇帝一个贵妃的爹，结果秦英的姥姥、娘跑到皇帝跟前哭哭闹闹就使得秦英安然无恙。被秦英打死的是国舅，尚且如此，如果被他打死的是平民百姓，又将会如何？就这样一个以情代法、践踏法律的故事在中国竟然成为千古美谈，代代传唱！中国人根本不知道世上还有正义、平等的存在。
明朝正德年间，被诬告成杀害丈夫的凶手，并屈打成招的小女子苏三，在黑暗的司法制度面前，无力回天，只能将满腔的怨恨化作一句"洪桐县里没好人"。只到过洪桐县的苏三哪会知道，全国本是一盘棋，天下的乌鸦一般黑。洪桐县在历史上有名气，一是因为苏三的一句唱词，二是因为它是中国明代由山西向中原移民的起点，许多中国人都是洪桐县的移民，因此一句"洪桐县里没好人"竟具有了某种谶言的味道。
像苏三、窦娥、杨乃武与小白菜等被搬上戏剧舞台的著名冤案，仅仅是中国冤案冰山之一角，众多的"葫芦僧"乱判的"葫芦案"都因符合儒教道德而被永远地埋没在历史的"海平面"之下了。
中国虽没有公正，但中国人也渴求公正，于是中国就有了包青天。
包青天是一个虚构人物，他与真实的包拯相去甚远。中国人朗朗上口的《秦香莲》、《斩龙袍》等系列包公戏，及小说《包公案》都纯属虚构。真实的包拯断案，历史记载的只有两起。一起是包拯在安徽天长县任知县时的断牛舌案：一位农民的牛的舌头被人割掉了，包拯断定是此农民的仇人所为。当时私宰耕牛是违法的，包拯就让这个农民将牛宰了卖肉，诱使罪犯暴露自己。第二天，果然有人来县衙告发，包拯一听，勃然大怒，厉声喝道：你干的好事！你为什么偷割了人家的牛舌头又来告人家的状？这一句话将那人犯罪的真情给诈出来了，那人终于低头认了罪。另一起是包拯在开封府人知府时，有两个人在一起喝酒，一人将银子请另一个人保管，酒醒后，此人去讨回自己的银子，保管者却不认帐，于是官司打到开封府。面对包拯，保管者依然抵赖，包拯秘密派一个衙役到被告家里，诡称被告自己已经坦白，要他的家人将银子交出来，家人信以为真，交出了银子，被告只好认罪。
用今天的法制观念－－也就是西方的法制观念来看，包拯的做法是不符合法律程序的，这里就存在着危险，导致冤案、错案的危险。
中国民众所以将包拯，而不是别人当成公正、青天的化身，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宋朝儒学烂熟，病入膏盲，社会腐烂太甚，时代背景的黑暗使人对"青天"渴望最迫切，并将包拯反衬的光明、伟岸。这正应了一位历史学家的论断：清官乃不祥之物。第二，包拯敢于直言进谏，敢于弹劾高官、国戚、皇帝后妃，并且还能保确自己乌纱不丢、官运长久，始终在皇帝跟前吃得开，具有为民除害的能力。包拯是以敢于直言进谏闻名于朝的，他敢于指责皇帝仁宗"失道败德"，和仁宗当面争吵时，言辞激烈，将吐沫都溅到仁宗的脸上，但他并未因此获罪，反获得了仁宗的信任与依重。这是因为包拯牢牢地抓住了一个"忠"字，这使得仁宗皇帝在屡遭顶撞的情况下却能"感其忠恳"将其视为难得的诤臣加以重用，这不仅有益于朝廷的长久利益，更能标榜自己是个宽宏大量、从谰如流的有道明君。包拯无疑是聪明的，他很好地把握住了以忠相谏和越礼犯上之间的界限，使自己避免"忠而见谤"、"信而见疑"的悲剧。包拯所弹劾的对象总是影响恶劣且在官僚队伍中群众基础差的人，并且，包拯只对人不对事更不对制度，并不象同时代的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从改革制度入手，对腐败、弊政进行标本兼治。因此，包拯也避免了"欧阳公名满天下，谤也随之"的结局，并摆脱了当时激烈的党派之争，而成为官场上的不倒翁。表面上，包拯是个为民请命的人，实际上，他是腐败制度的真正维护者。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清官更具有欺骗性。
中国的百姓们将包拯视为替民作主的青天老爷，不仅是自作多情的，也是愚蠢的和无奈的。 【未完】
周天子，家天下。周公姬旦用宗法建国，官职家族化、世袭制。
随着冶铁技术的传入，廉价的铁制工具逐渐在农业生产中普及，使得生产力得到快速的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也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快速发展，这使得许多平民出身的人成了新兴的地主和富有的商人。这些货币新贵们随着经济地位的升高，愈来愈要求受到法律保护，以保障自己的财产安全和谋求更大的发展。
于是，在春秋时代，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要求法制的斗争。
周朝是建立在宗法等级制度之上的，他的法律是由"礼"和"刑"两部分组成，其中"礼"主"刑"辅，两者的对象是不同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⑴ 刑法是专门针对庶民百姓的。刑法掌握在世袭贵族官僚手中，并不公布出来，贵族官僚可以很随意地断罪量刑。新兴地主和商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要求打破贵族官僚对法律的垄断，要求将法律公布于众。代表他们利益，旗帜鲜明地要求公布成文法，进行法制的士人，就是春秋时代百家争鸣中的法家。
公元前５３６年，郑国执政子产，把刑书铸在铁鼎上，公诸于众，打破了藏刑书于官府的惯例，开创了公布成文法的先河。
公元前５１３年，晋国大臣赵鞅和荀寅将刑书铸于铁鼎之上，公诸于众。
公元前５０１年，郑国大夫邓析首次提出反对"礼治"主张"事断于法"，并起草了适应社会进步的新成文法刻在竹简上，史称竹刑。
之后，又有卫国的李悝，秦国的商鞅等法家人物纷纷反对礼治，主张"法不阿贵，不别亲疏贵贱一断于法"，废除世卿世禄的世袭制度，取消旧贵族的政治特权等。
法家对法治的要求，从一开始便遭到了旧贵族和儒生们的反对。旧贵族是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儒生则是为了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念。
和法家相反，儒教反对法制，竭力维护周朝的等级礼治，主张"厚古薄今""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在法家铸刑鼎公布成文法时，儒教鼻祖孔丘就明白无误地指责法家："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贱无序，何以为国？"⑵
晋国大臣叔向在给子产的信中所："先王权衡事情的轻重来决定刑罚，不制定刑法，就是怕老百姓产生争讼之心，旧传统、旧制度是不能改变的。公布了成文法，改变了以往的旧制，老百姓知道了法律，便不敬重上司了，人人都有相争之心，都引用法律作根据来为自己辩解，而且侥幸得到成功，要想统治老百姓就很难了。……老百姓抛弃礼仪而引证刑书，一字一句都要争个明白，犯法的案件就会多起来，贿赂到处通行，恐怕在你活着的时候，郑国就要衰败了。"
面对儒生、贵族的诘问，子产竟然词穷，回答说："我没有才能，不能考虑那么长远，我是以此来挽救当代人的。"⑶
我们根本没有资格责备子产理屈智浅，从今天中国的法制现状来看，２５００年后的现代中国人仍没有能回答儒生对法制的质疑。
孔丘、叔向的话虽不多，但他们却提出了法制建设的两个关键问题。孔丘的话提出了平等与秩序关系的问题，叔向的话提出了法制与道德关系的问题。
人类自组成社会之日起就有了法律，但是有了法律并不等于就是法制社会，只有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叫做法制社会。平等是法制的灵魂。
自从人类始祖偷吃了禁果，犯下了原罪，人就变得自私，就丢掉了善、丢掉了平等。
人一出生，每个个体的家庭、智力、体格、容貌之间就存在着千差万别，人由于自私而相互争夺、相互竞争，结果就形成了秩序。那些智力优秀、体格强健、容貌美丽的人就会占有多的资源、财富，位于秩序的上层，相反者就位于秩序的下层。秩序一旦形成，就会产生惰性。这不仅是因为人具有一种追求"静止"的本能，更是因为位于秩序顶端的利益既得者们，出于自私，总是靠自己的聪明和利用手中掌握的优势资源，对既成秩序进行维护，并消灭潜在的新的竞争对手。时间久了，当将军的儿子、孙子仍是将军，奴隶的儿子、孙子仍是奴隶时，当初由竞争而得到的秩序的"合理性"就不存在了，这时秩序就会崩溃，产生新的竞争，直到新的秩序出现。如此循环往复，构成了人类的历史。
从这个角度看，人对秩序合理性的追求是人类社会运动、前进的一种动力。人追求秩序的合理性，其具体的表现，就是追求竞争机会的平等。追求平等是追求秩序合理性的精神实质，因此追求平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古代奴隶主可以对奴隶们的任意杀戮，而今天总统则由人民选举、并受人民批评，人类的历史正是人类不断追求平等、并不断取得成果的历史。
就象人对善的追求一样，人对自己丢失的平等有着执著的、永恒的追求。
人类种群中，智力特别优秀者和先天痴呆者其生育率都是很低的；男女在择偶时是不自觉地受着"互补"原则支配的。这都表现了人类种群发展的趋同性，这种趋同性正是平等的生理基础。社会的进步使得非遗传的、后天的因素对人的综合素质决定性所占的比例愈来愈大，这使得人们的综合素质的差距会愈来愈小而趋向平均化，个体素质的平均化正是平等的社会基础。
和善一样，平等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平等不仅仅只是一种精神追求，人们总是将这种精神追求的成果以道德、法律等形式固定下来，形成一个社会事实，成为一个真实的存在，与秩序一起构筑人类社会。
平等和秩序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平等可以使有才干的士兵当将军，可以使不称职的将军被免职。人事可以变化，但将军永远领导士兵；只有人事及时变化，才能确保将军永远领导士兵。这叫做"铁打的秩序，流水的官兵"。平等是秩序合理性的最大保障，同时也是秩序稳定性的最大保障。没有平等竞争的人事僵化，不仅会使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使秩序徒存虚表，并且还会使人们抛弃秩序本身，去追求平均主义。
秩序等级也是平等的保障。将军的能力强，做的贡献大，应该得到大的荣誉和高的薪水；士兵的能力差，做的贡献小，应该得到小的荣誉和低的薪水。这保证了士兵和将军在人格上的平等，保证了士兵和将军的关系得以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而不是打骂和体罚的基础上。平均主义只是官兵平等的假象，等级不通过外在的荣誉和物质来表达，那他就会通过士兵的人格受辱、送礼、行贿等看不见的暗渠道来表达。这种暗渠道会使所有保障平等的道德、法律成为一纸空文，从而对平等构成致命的伤害。
秩序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而社会发展的方向正是平等。
秩序是一种纵向的关系，平等是一种横向的关系，二者共存于社会中、人心中。这种纵横交错的和谐关系是"十字架"写照，也是"十字架"给人们的神秘启示。
不平等的根源是个体差异，平等的根源则是对个体差异的超越。一个整日扎在人堆儿中的人，他看到的全是人与人的差别；将他弃置荒原整日与野兽为伍，他再看到人时就会发现人和人原来是同纲同目同科的生物，人和人原来是相同的。他能看到人的相同性，是因为他站在人类社会之外。这种相同性是有局限性的，真正的百分之百的相同性、平等性只有在真正超越人类社会的一个无限高的支点上才存在，从这个支点上看，每个人都无限渺小，仅仅为一个点、一个存在，而不存在丝毫个体差异。能在这个支点上俯瞰人类的，只有上帝。
上帝是平等的"支点"，是平等的主体，唯一的主体。
一个无神论者，平等的念头是无从产生的。
周人、孔丘都是否定上帝的无神论者，他们只看到人与人的差别，并将这种差别人为地夸大，再用等级礼制、世袭制度使之永久地固定下来。孔丘将人事与秩序相混淆，并以维护秩序的名义，维护着等级礼制，维护着固定的僵化的等级人事，以使社会完全静止，停止前进。使社会处于静止状态是孔丘的真正目的。
在儒教中国，人们要维护秩序就必须维护人事，脱离人事维持秩序，必定导致混乱，因为中国没有保障良性竞争稳定存在和支撑秩序独立存在的蕴含平等精神的信仰。
孔丘将秩序与人事永久性地捆绑在一起，将秩序建立在人的基础上而不是信仰的基础上，对秩序是一种真正的伤害，它使中国人对秩序产生仇恨，渴望无秩序的平均主义，导致中国社会周期性的动乱；导致中国社会人亡政息，政策缺乏稳定性和延续性。孔丘维护僵化的人事，只能使统治集团变得专横无比，并不能真正的维护人事，专横的统治集团总是随着其寄生的秩序的混乱而毁灭。而注重秩序而不注重人事的基督教国家，不仅维护了秩序的稳定，政策的延续，并且使得许多国家传统的皇室至今仍受着人们的尊敬。
无神论的孔丘是没有丝毫平等概念的，平等在他的眼中永远是没大没小、贵贱无序、国将不国。所以他对公布成文法，对法制是刻骨仇恨的。
不是还有法家在追求法制、追求平等吗？
是的，法家是在追求平等，但法家追求的平等仅是官僚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平等，并不包括皇帝在内。因为在无神论中国，皇帝是唯一的平等实施者、支撑点、主体。
这就是无神论者的不幸，他们要么像儒家一样彻底否认平等，要麽像法家一样，将皇帝作为平等的主体。
法家为了证明皇帝具有超越平等的特殊性，就需要将皇帝神话，就象韩非子所言："龙颈有逆鳞三尺，触之必怒"。这为日后法家与道教的结合埋下了伏笔。
然而皇帝并不是神，他们都是有七情六欲且很充沛的凡人，他们是做不到百分之百平等、公正的，他的宠臣犯了法，他的亲属犯了法，他能做到不徇私情？他自己犯了法，他能做到自裁？让他们作平等的主体，平等是要打折扣的。
在春秋战国，法、儒关于法制斗争的时候，秦国的旧贵族、儒生们就瞄准了法家的要害，唆使太子犯法，给变法的商鞅出难题。虽然商鞅十分明白"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但他毕竟不敢将太子－－秦王的儿子绳之以法，只是将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用了刑。商鞅的执法严格、冷酷是中国第一，连他都不敢将犯法的王子法办，其他人就甭提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话，在中国永远是一个响亮的屁！
以上帝为平等主体的法律体现的是上帝的意志，以皇帝为平等主体的法律只能体现皇帝的意志，于是中国就有了挑筋、断足、阉割、分尸、活刮、凌迟等酷刑；就有了一人犯罪诛杀全家的连坐；就有了扼杀人身自由的使"奔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的户口、里甲制度；就有了像太监一样病态敏感的、扼杀人精神自由的文字狱……。当初要求依法治国而和儒家斗争的法家，最终也沦为了"帝王之具"。中国法家所追求的、所得到的只是法治，而不是今天西方民主国家的法制。
秦国以苛酷的法治一统天下，也因苛酷的法治而失天下。汉代，法儒合流，法家思想成为立法的主导，儒家思想成为司法的主导，法家苛酷的法治与儒家"温柔"的人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特有的有骨有肉的专制工具。
自汉代大儒董仲舒开创以《春秋》决狱之后，儒家经典就成了中国历代司法实践的最高原则。汉代，董仲舒退休后，朝廷有了重大案件仍要派廷尉张汤找其请教。宋代，开国功臣赵普，审案时总找不到感觉，后学习《论语》，读了一半，就能"断案如神"随心所欲了。后世誉之为"半部《论语》治天下"。……既然不知平等为何物、将人分成三六九等甚至三六九十等的儒家思想成了官吏们司法的最高指南，中国司法的不公正、黑暗也就可想而知了，可以说，中国的司法就是由不公正和冤假错案构成的。对此，中国人早就接受了现实，变的事礼通达、心平气和了："哪个庙里没有冤死鬼呢？"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⑷（叶公对孔子说："我家乡有一个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羊而他去告发。"孔子说："我家乡的正直人跟他不一样：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包含在里面了。"）
孟轲的弟子桃应请教孟轲，舜为天子，他的父亲瞽瞍杀了人，舜该怎么办？孟轲说："舜会像抛弃旧草鞋一样抛弃天下，偷偷地背着父亲，逃到海边住下，一辈子快快乐乐，忘记了天下。"⑸
这就是"圣人"对国人的教导，难怪法家、皇帝要制定"连作"的法律，难怪中国人总是要父债子还。
在中国，法本是为皇帝服务的，所以权大于法，"圣人"的教导，使情大于法，官吏的腐败，使钱大于法。法律在中国不是用来维护正义和公正的，而只是统治者手中的专制棍棒，是官吏们手中敲诈勒索的工具。中国的法官、官吏们一方面是镇压民众的冷酷打手，一方面又是精通于权法交易、钱法交易之道的商人。"官大一级压死人""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这些俗语透露了中国司法界－－这个权、钱交易市场的一些"行情"。
唐朝开国功臣秦琼的孙子，也是皇帝的外孙－－秦英，打死了皇帝一个贵妃的爹，结果秦英的姥姥、娘跑到皇帝跟前哭哭闹闹就使得秦英安然无恙。被秦英打死的是国舅，尚且如此，如果被他打死的是平民百姓，又将会如何？就这样一个以情代法、践踏法律的故事在中国竟然成为千古美谈，代代传唱！中国人根本不知道世上还有正义、平等的存在。
明朝正德年间，被诬告成杀害丈夫的凶手，并屈打成招的小女子苏三，在黑暗的司法制度面前，无力回天，只能将满腔的怨恨化作一句"洪桐县里没好人"。只到过洪桐县的苏三哪会知道，全国本是一盘棋，天下的乌鸦一般黑。洪桐县在历史上有名气，一是因为苏三的一句唱词，二是因为它是中国明代由山西向中原移民的起点，许多中国人都是洪桐县的移民，因此一句"洪桐县里没好人"竟具有了某种谶言的味道。
像苏三、窦娥、杨乃武与小白菜等被搬上戏剧舞台的著名冤案，仅仅是中国冤案冰山之一角，众多的"葫芦僧"乱判的"葫芦案"都因符合儒教道德而被永远地埋没在历史的"海平面"之下了。
中国虽没有公正，但中国人也渴求公正，于是中国就有了包青天。
包青天是一个虚构人物，他与真实的包拯相去甚远。中国人朗朗上口的《秦香莲》、《斩龙袍》等系列包公戏，及小说《包公案》都纯属虚构。真实的包拯断案，历史记载的只有两起。一起是包拯在安徽天长县任知县时的断牛舌案：一位农民的牛的舌头被人割掉了，包拯断定是此农民的仇人所为。当时私宰耕牛是违法的，包拯就让这个农民将牛宰了卖肉，诱使罪犯暴露自己。第二天，果然有人来县衙告发，包拯一听，勃然大怒，厉声喝道：你干的好事！你为什么偷割了人家的牛舌头又来告人家的状？这一句话将那人犯罪的真情给诈出来了，那人终于低头认了罪。另一起是包拯在开封府人知府时，有两个人在一起喝酒，一人将银子请另一个人保管，酒醒后，此人去讨回自己的银子，保管者却不认帐，于是官司打到开封府。面对包拯，保管者依然抵赖，包拯秘密派一个衙役到被告家里，诡称被告自己已经坦白，要他的家人将银子交出来，家人信以为真，交出了银子，被告只好认罪。
用今天的法制观念－－也就是西方的法制观念来看，包拯的做法是不符合法律程序的，这里就存在着危险，导致冤案、错案的危险。
中国民众所以将包拯，而不是别人当成公正、青天的化身，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宋朝儒学烂熟，病入膏盲，社会腐烂太甚，时代背景的黑暗使人对"青天"渴望最迫切，并将包拯反衬的光明、伟岸。这正应了一位历史学家的论断：清官乃不祥之物。第二，包拯敢于直言进谏，敢于弹劾高官、国戚、皇帝后妃，并且还能保确自己乌纱不丢、官运长久，始终在皇帝跟前吃得开，具有为民除害的能力。包拯是以敢于直言进谏闻名于朝的，他敢于指责皇帝仁宗"失道败德"，和仁宗当面争吵时，言辞激烈，将吐沫都溅到仁宗的脸上，但他并未因此获罪，反获得了仁宗的信任与依重。这是因为包拯牢牢地抓住了一个"忠"字，这使得仁宗皇帝在屡遭顶撞的情况下却能"感其忠恳"将其视为难得的诤臣加以重用，这不仅有益于朝廷的长久利益，更能标榜自己是个宽宏大量、从谰如流的有道明君。包拯无疑是聪明的，他很好地把握住了以忠相谏和越礼犯上之间的界限，使自己避免"忠而见谤"、"信而见疑"的悲剧。包拯所弹劾的对象总是影响恶劣且在官僚队伍中群众基础差的人，并且，包拯只对人不对事更不对制度，并不象同时代的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从改革制度入手，对腐败、弊政进行标本兼治。因此，包拯也避免了"欧阳公名满天下，谤也随之"的结局，并摆脱了当时激烈的党派之争，而成为官场上的不倒翁。表面上，包拯是个为民请命的人，实际上，他是腐败制度的真正维护者。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清官更具有欺骗性。
中国的百姓们将包拯视为替民作主的青天老爷，不仅是自作多情的，也是愚蠢的和无奈的。 【未完】
被欺骗的中国人（第二篇第四章）儒教是民主的天敌（中）
作者:方舟
2007-03-23 19: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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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舟
2007-03-23 19: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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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儒教是反对结社的。
自由结社是民主社会中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力，是公民行使自己民主权力的一个主要方式。一个民主社会正是由形形色色自由结合的社团组成的。
中国是不存在自由结社的，社团也是有的，但都必须由中央来领导，否则，就是"反动会道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自由结社就是与朝廷分庭抗礼，就是不忠不孝，就是蓄谋造反。
竭力维护皇权神圣、将忠孝挂在嘴上的孔丘非常仇视结社，将有结社意愿、倾向的人通贬为小人。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25)（君子合群但不勾结，小人勾结而不合群。）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26)（君子随和而不赞同，小人赞同而不随和。）
意见相同、志同道合、团结一致的人就是"同""比"的小人，没有主见、随声附和、见风使舵、永随大流的人就是君子。
当初，那些志同道合，相互"勾结"在一起打天下的豪杰，在儒生的眼中都统统是盗贼、小人，但是当他们一旦成功后，儒生们的态度就会来个１８０度的大转弯，争着抢着去舔那些小人的屁股，又将人家吹捧为"真龙天子"。而那些"真龙天子"们，也投桃报李，继续维护、宣扬儒教教义，因为他们只允许天下只能有他一个"小人"，其他人必须是没有主见、顺应中庸、不相互勾结、永远以他这个"小人"为中心，听话的君子。
原来所谓的"真龙天子"不过是天下唯一的小人，一介独夫耳；所谓的君子，不过是那唯一小人、一介独夫的忠实奴才耳。
孔丘的徒子徒孙们更甚，他们将因志趣相投而有所交往的人称之为"朋党"，将之贬为"朋比为奸""，自己则自诩为"君子不党"。这正是皇帝们喜欢儒生、鼓吹儒教的原因，作为一个主子，奴才们的团结、甚至是交头接耳，都是他们所忌讳的。
理论上，儒教是维护官僚阶级利益的，但是其最终实践结果，却恰恰相反。
孔丘不信人性本恶，不知道竞争的好处，不知道皇帝们只有在内忧外患，存在竞争对手时，才会屈己待人，礼贤下士，与臣子结为鱼水，将臣子视为手足。天下一旦太平了，竞争对手被干掉了，也就到了兔死狗烹的时候了，皇帝再也不愿和臣子们－－自己的奴才浪费感情了。
孔丘将皇帝视为"真龙天子"，视为完美圣人，不允许人有任何猜测之心、监督之意，只让人无条件地绝对服从、依赖皇帝，其结果只能加强、放纵皇帝一人的淫威，而将臣子们的存在价值贬的一钱不值。随着儒教的浸润，中国皇权专制愈演愈烈，臣子们也愈来愈贱：汉代时，臣子们上朝时还有座位可坐；到了宋代，座位被撤掉了，臣子们只能跪着才能和皇帝议政；到了明代，有了"廷杖"制度，不分官职大小，谁惹恼了皇帝，就会被剥去衣服，捆缚四肢，按在金銮殿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受杖责、挨板子……。
孔丘的教导最终不仅没能让他的同行－－教师们过上好日子，就连"学而优"的"仕们"，也不得不在专制的利刃下、刀尖上过着提心吊胆、受侮辱的奴才生活。
孔丘沾上谁，谁就倒霉－－－他这个病毒。
另外，儒教也是反自由的。
苛严的法家是通过户口制度、文字狱等手段来限制人的身体自由和学术自由的，儒教则是通过仁义礼制来限制人的身体自由和心灵自由的。和法家相比，儒教是伪善的，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的大纲有三百条，礼的细目有三千条。）待其人而后行。(27)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28)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9)
按"圣人"的话去做，人一生的精力都用来实践儒教繁琐的礼节了，哪里还会有自己的思想，哪里还会有自己的特言独行。有些人天资聪颖，"威仪三千"都难他不住，不要紧，还有科举考试等着他哩，考试的内容是什么，全是儒教经典。浩如烟海的儒教经典及经典注释足够消磨他三辈子的精力了，哪里还会有劲儿去琢磨非礼的念头，甭说在干非礼的事儿了。
儒教的仁义礼制，是束缚中国人身心自由的枷锁。
儒教反民主，并不单单表现在对平等、独立、自由、结社等民主要素的扼杀上，更表现在，它是一套完整的、封闭的、运行良好的、深被中国人接受的、处处维护专制、处处与民主相悖的文化机制。
这种机制主要包括：世袭制，家长制、及对人的奴化。
先谈世袭制。
周代以亲亲建国，官职家族化，统治者任命自己的亲人当贵官，所谓"亲贵和一"。亲人们所得官职是世代相袭的，后来的君王也不能罢免他们。所谓"世卿世禄"。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周的世袭制在春秋时期遭到了冲击，但他却得到了孔丘及其徒子徒孙们的拼命维护，儒生们将周礼、世袭制遭受破坏称之为"礼崩乐坏"。
世袭制度是一种运作成本最为低廉的官员任命方式，和廉价的四世同堂的群居生存方式一样，他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社会保持静止状态。同样是便宜没好货，世袭制度不仅通过泯灭了人的奋斗欲望抵挡了社会的发展，并且他也是违背公正原则的。
支持儒教世袭制度的是一种狭隘、机械的遗传观念："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君子、大人的孩子天生就是君子、大人，他们继承父亲的官爵，成为统治者是理所应当的；刁民、小人的孩子天生就是刁民、小人，他们继承父亲的职业，成为被统治者，也是理所应当的。
所幸，科学的发展已经给了今天的我们一个较明确的答案，使我们可以正确地理解遗传现象、批判"龙生龙，凤生凤"传统的狭隘的遗传观念。
是的，遗传广泛存在于生物界中，正是遗传确保了物种的稳定性。人类同样受到遗传规律的控制，在人类社会中，高智商的父母所生的孩子，高智商的比例是比较大的，但也仅仅是比例较大而已，并不绝对，更不是"龙生龙，凤生凤"。每个孩子的生理形状和自己的父亲或母亲并不是百分之百的相同，而是总有相异的地方，这在遗传学上称为"变异"。现代遗传学认为，变异分三种：１遗传物质的重新组合。２基因分子结构或化学组成的改变，及基因突变。３染色体结构和数量的变异。其中，第２、３中的变异，目前所知，是导致人类许多遗传疾病的原因，他们在人群当中的发生只占很小的一个比例。而第１点，却是百分之百发生的。每个孩子的基因一半来自于父亲，一半来自于母亲，孩子的基因型是由父亲和母亲的基因共同组成的，所以孩子的性状即类似父亲又类似母亲，但又既不同于父亲又不同于母亲。孩子性状的好坏不在于什麽好基因坏基因，他的关键在于父母基因组合的好坏，而父母的基因的进行组合又是（卵子受精时），自由的，随机的，不受人控制的。（男人的精子和女人的卵子是由精原细胞和卵原细胞分别通过减数分裂形成的，在减数分裂过程中，细胞有２３对染色体变为２３个染色体时，这２３个染色体是自由组合的，这使得精子和卵质具有２（２３次方）＝３３８８６０８种多样性，如果将２３对同源染色体发生的遗传物质交叉互换再算计在内，精子和卵子的多样性就将是无限的。也就是说，男人数以亿记的精子和女人的卵子都是基因型不相同的"个体"，这些众多的、各不相同的"个体"之间的自由组合，使得人的子女具有了无限的多样性。）因此，一对普通的夫妇有可能生出一个聪明绝顶的孩子，一对高智商的夫妇可能生出一个弱智的孩子。爹是英雄，孩子未必就是好汉。
怎样保证一个出身卑微贫寒但才智出众的青年不被埋没，能被社会充分利用？怎样保证一个出生显赫富贵但弱智低能的人不尸位素餐、占着茅池不拉屎，阻碍社会进步发展？这就需要社会拥有一个公平的自由竞争机制。你信"龙生龙，凤生凤。""唯上智下愚不移。"（孔丘语）他信"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毛泽东语）别瞎赌气，你们说的都不算，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让事实说话，让上帝说了算。
世袭制不仅对遗传的理解是片面的，并且它还忽视了另一个比遗传更重要的因素：环境的影响。科学调查，人群中智力先天超常的和先天弱智的都是极少的，绝大多数的人的智力都是半斤八两、不相上下的。某个人的综合素质及取得的成就，后天的努力是关键。并且，恶劣的环境往往可以激发一个人的斗志，而舒适的环境往往使人贪图安逸。因此，世袭制不仅埋没了有才能的人，他还培养出一群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的"八旗子弟"。
汉承秦制，设立郡县，为了中央集权的需要，汉代建立了"察举"和"征辟"制度，来取代世袭制度，录取人才任命官吏。"察举"，就是由州、郡的地方官在各自的辖区内，随时考察选拔人才，推荐给朝廷，经考核，这些人就可以被任用为官；"征辟"就是高级官吏可以自行招聘下属，经试用后再向朝廷推荐。这种制度和世袭制相比，是一种进步，但是你要认为世袭制从此就消失了，那你就不免天真了。在察举、征辟的过程中，官员们并不是一心为公，按朝廷的要求来选拔人才，他们往往徇私舞弊，想方设法将自己的子弟举荐上去，以致于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怪现象。
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但是主要官职具被世族豪门所把持，"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九品中正制仍摆脱不了世袭传统。
隋朝，创立了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是通过统一考试的方法，选拔人才充当官吏。这种方法是将选拔官吏的权力从地方官僚、世族的手中集中到了中央朝廷手中，科举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打击了豪门世族的世袭权利。
但是科举制度仍没能使世袭传统寿终正寝，退出历史舞台，世袭传统仍然顽强地生存着，变化的仅仅是形式而已。和察举、征辟相比，科举是严谨的、客观的、是容易被皇帝所控制的，但是皇帝的手腕再硬、防范措施再多，也挡不住官僚队伍的集体作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官僚们中有种种手段进行做弊，让自己的子弟顺利通过考试，并在官场上对无背景的新科举人进行围攻刁难，最终官职还是被旧官僚家族所占有。
科举制是中央皇权对地方官僚权利的进攻，也是法家思想对儒家思想的进攻。但科举考试的内容又全是儒家经典，反而加强了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加强，反过来又使皇权专制更烈、科举制更苛严，於是儒家思想的地位就更牢固……表面上，皇帝和官僚，法家和儒家是对立的，但实际上，二者是骨肉相依的共生关系。
科举制的日益完善、严格，并没有消灭世袭传统，他反而使得世袭传统更普遍、更隐蔽、更细致。
虽然中国共产党将它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我标榜为"新中国"，但实质上，这个"新中国"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传统专制社会。尽管共产党曾将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思想"扫荡过，但世袭传统仍普遍存在于"新中国"的社会中。
最为普遍的就是"接班"制度。父亲退休了，他的工作职位便可以由他的儿子接替，就是父亲未退休，他的儿子、女儿也可因是直系亲属受照顾进入本单位工作。父亲是铁路工人，儿子就是铁路工人；父亲是邮电工人，儿子就是邮电工人；父亲是纺织工人，儿子就是纺织工人；父亲是警察，儿子就是警察；父亲是演员，儿子就是演员……农民的儿子还是农民，工人的儿子还是工人，干部的儿子还是干部。所谓"新中国"其实与"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30) 的周代中国并无多少差别。
想改变命运吗？只有一条路：高考。高考是科举的变相延续，在中国，它是唯一的一次较为公平的竞争。高考与科举毕竟还有不同之处的。高考不像科举只有人文学科，他还有自然理工学科，这就为成千上万的居于社会下层不想继承父业的年轻人提供了机会，你可以发愤读书，考入工、农、医、师等技术院校来改变你将成为农民、工人的命运。但是如果你学习人文学科想通过高考成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那你十有八九会竹蓝打水一场空。象公、检、法、工商、税务、等"统治"部门具被地方官僚所占有，其中的年轻人不是直系亲属就是关系户，清一色的"门子兵"。你毕业时，没有关系，没人接应，不禁连门儿都摸不着，甚至因你所学的专业不实用，连个工作都难找到。这一点，高考反不如能使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举更能给年轻人一个"鲤鱼跳龙门"、改变自己阶级的机会了。
世袭传统在今日中国，不仅仅表现在"世家"多，他还表现在，年轻人所得到工作、机会的好坏是由他们父母的权力、地位所决定的，与自己本人的能力、努力并无多少关系。年轻人的工作、机会的好坏是与其父母的权力大小成正比的，在很有"秩序"的中国社会，这种正比关系之精确，几乎可以用数学函数来表示。如果有一个公正的调查公司能够对中国社会做一个深入细致的调查，他一定会为人们绘出一幅世袭的氏族社会的图象。
在中国有个有趣的现象：一位官员不贪污、不受贿，就是一个十足的清官了，他运用权力为自己子女走后门、安排好工作，群众们则特宽容、特理解，认为这和腐败是两码事。也难怪，孔丘所追求的"仁"就是"亲亲"，就是爱自己的亲人，不为自己子女考虑，岂不是违背了"圣人"之道，要落个不仁无情的坏名声吗？儒教的妇人之仁使得中国人整体女性化了。
中国的父母们，千方百计地为子女的前途操劳，也不是单单只是出于对自己孩子原始的爱，这里面还有长远的利害算计。子女们混得好、有出息，最终是对自己有利的，尤其是权力部门，培养子女掌握权力，不仅能增强自己现有的权力，更是自己身退之后利益的最为可靠、也是唯一可靠的保障。在中国，最值得信赖的，也是唯一值得信赖的就是亲情。
作为一个群体，中国社会最深层的凝聚力，不是别的，正是维系原始氏族部落的血缘亲情。如果用理性的刀剑剥去裹在中国社会躯体上的层层"现代化"外衣之后，你就会看到一个茹毛饮血的、肮脏、丑陋的氏族野蛮人的躯体。
对于中国人来说，任何主义、理想都是虚幻、不实际的，那些曾经为某一个主义、理想而坚持原则、牺牲亲情、牺牲个人利益的人，到头来终难逃失败、被人讥笑的结局。在一出出闹剧陆续降下帷幕之后，在经历了尝试又碰了钉子之后，曾被愚弄的、已经世故的中国人，开始怀疑一切，再也不愿付出自己的真诚了。"血浓于水"，最终，血缘，这个原始、低级、动物似的群体纽带便又成为了中国人唯一值得信任的选择。这是中国人无奈的选择，这是无神论者缺乏真信仰的可悲之处。
８０年代，美国总统里根执政时，中国的新闻联播中播放了里根的儿子第二次失业，不得不去马戏团当演员的新闻，这本是暗示、嘲笑美国的高失业率的，但这条新闻恰恰证明了美国社会的公正性。总统的儿子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父亲而搞特殊化，更没有成为一个为非作歹、无法无天的"衙内"。而在中国，一个七品芝麻官，即使手下的百姓饿死一半，他的儿子也不会失业的。
世袭制表面上早就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了，但实际上，直到今天，他仍然通过种种变色、变形的手法顽强地生存在中国的土地上，并一直是中国社会中支配新老交接、新陈代谢的主流力量。
在"新中国"成长的５０年中也有例外，那就是８０年代十年的改革开放。这期间，中国涌现出了一小批改变了原来社会地位的有钱的"货币新贵"，但总体说来，这些"货币新贵"是寥若晨星的，并且在改革开放的后期，随着官僚资本的大举侵入，这些先富起来的新贵们的含金量又要大打折扣。
在中国这个爱扎堆儿的氏族社会中，个人奋斗是很艰难的，将改革十年包括在内，今天被人们所知晓的成功的个人奋斗者有：牟其中、李晓华、禹作敏、刘永好兄弟、张朝阳、陈金义、赖昌星……能数得过来，并不比清代以前的中国社会中三年出一位的一步登天的新科状元多出多少。
在这个被传统世袭势力所占领的社会中，哪里还有公正、公平的竞争机会呢？哪里还会有选举自己市长、总统的权力呢？
再谈谈家长制。
周天子，家天下。从此家国同构，君为国父，父为家君。整个天下就是一个大家庭，皇帝是所有官员的家长，官员则是一方百姓的父母官。官员们必须跪着口呼"万岁"才能和皇帝说话，百姓们必须跪着口喊"老爷"才能和官员说话，他们不仅为人臣，还为人子、人孙。
儒生们清楚地知道家和国的关系，"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31)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32) "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33)
既然家是国的基础，所以孝道不仅对于一个家庭，而且对于一个国家都是重要的。因此儒教就竭力鼓吹"孝"为百德之首，"百行之宗，五教之要。""德之本也"(34)
儒教所讲的"孝"既然这么重要，那他究竟是什麽意思呢？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35)
父之执（友人），不谓之进不敢进，不谓之退不敢退，不问不敢对，此孝子之行也。(36)
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父母高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多加劝阻）。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37)
……
这是子女对父母的爱吗？不是，这是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这就使儒教的"孝"的含义。
曾在电视中看到一个英语谈话节目，主题是东西方家庭观念的不同。当一位中国人谈到中国的"孝"多是表现为孩子对家长的服从时，一位在座的被邀请的美国嘉宾毫不迟疑、条件反射式地说："如果父母错了，怎么办？！"－－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儒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差异。那位美国人并非学者，他的质问显然并非来自逻辑推理，而是来自一种价值观念。在基督徒的眼中，父母和孩子一样都是人，都是有罪的、不完美的、会犯错的人，父母并不是至真至善的神，在上帝的面前，父母和孩子的人格是平等的。
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以６：１）
子女应当听从父母，但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必须"在主里"听从父母，也就是说，首先得讲理。
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的母亲和他的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那，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那，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马太１２：４６）
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爱我胜过爱"原文作"恨"）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路加１４：２５－２７）
上帝、基督是至真。
耶稣的教训是告诉我们，真理高于亲情。
基督的"孝"是建立在"理"的基础之上的，这里，"情"和"理"是泾渭分明的，如十字架。儒教的"孝"是建立在"情"的基础上的，这里，"理"和"情"混淆一谈的，如太极图。他集中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女性化、混沌性的特征。
有些人谈到宗教时，会摆出一幅和事佬的糊涂态度，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都是劝人学善的。
事实绝非如此，不同宗教的教义的毫厘之差，最终导致的结果却是千里之别。
日本人曾经调查了日本１３０３名高中生，美国１０５２名高中生，中国大陆１２２０名高中生。在回答"你最尊敬的人是谁？"这一问题时，日本学生的答案是：第一是父亲，第二是母亲。美国学生的答案是：第一是父亲，第二是球星，第三是母亲。而在中国学生的答案中，父亲（包括母亲）竟连前１０名都排不上，多么巨大的反差！中国父母不仅在孩子心目中没有地位，并且许多中国的青少年将自己自卑、怯懦、依赖、懒惰等不良性格以及恐怖、焦虑、偏执的心理障碍，归咎于父母的教育方式，归咎于父亲的"专制""霸道"、"无能""娇宠""过于保护"等等因素。(38)
这真是对有着悠久的"孝"的传统的中国人的一个讽刺。
父母对孩子的爱，是出于一种动物似的本能，这种亲情之爱，动物也有，并且不次于人类。而孩子对父母的"孝"则是人特有的，它来源于人的道德感，来源于人的灵魂。儒教是否定"灵魂"的，这就等于否定了"孝"的源泉，不得已，儒教便将"孝"完全纳入了功利的轨道，因而从根本上扼杀了"真孝"。
中国的子女们对自己父母的俯首贴耳、毕恭毕敬，里面究竟有几点"孝心"在里面，是很值得怀疑的，他们更多地是在惦记着老爷子的房子、财产、存款折哩。这也难怪，谁让儒教规定不让子女们财产独立，而让老爷子独霸财政呢？这一点，老爷子们也心知肚明，所以他始终不立遗嘱，调子女的胃口，让他们争着表现自己的"孝心"，直到自己咽气的一刻，而这时，老爷子往往又没机会立遗嘱，于是，葬礼后的家庭内部纷争就成为了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永恒的组成部分。
９。１１恐怖分子袭击美国世贸大楼，银行家爱德华被困在五十六层，面对突降灾难，他掏出了手机，迅速给他的助手罗纳德拨了一个电话，刚举起手机，楼顶忽然坍塌，一块水泥将他砸翻在地，爱德华知道时间不多了，于是他改变了主意，给他的私人律师麦克拨出了第二个电话，可没等电话接通，他想起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于是拨通了第三个电话……。爱德华的遗体在废墟中被发现后，亲朋好友赶到现场，其中有罗纳德和麦克，可遗憾的是，当时两人都没有听到爱德华的声音。他俩查了一下，发现爱德华遇难前曾播出三个电话。他们推断，第三个电话很可能与爱德华的银行或遗产归属权有关。爱德华无儿无女，五年前又与妻子离婚，如今只有一个瘫痪的老母亲住在旧金山。当晚，麦克律师赶到旧金山，见到了悲伤的母亲。母亲流着泪说："爱德华的第三个电话是打给我的。""请原谅，夫人，我想我有权知道电话的内容，这关系到您儿子庞大遗产的归属权问题，他生前没有立下相关遗嘱。"麦克严肃地说。母亲摇摇头，说："爱德华的遗言对你毫无用处，先生，我儿子在临终前已不关心他留在人世的财富，只对我说了一句话－－－妈妈，我爱你！"(39)
"妈妈，我爱你！"这就是真情，这就是真孝。
对羊危害最大的并不是张牙舞爪的狼，而是披着羊皮的狼。
孔丘有意曲解"孝"的意义，将"孝"引入歧途；孔丘披着"孝"的外衣，干的却是扼杀"孝"的勾当。孔丘就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
儒教对"孝"的定义，构成了中国社会家长制的基础。
家长制首先存在于中国的家庭中。就在今天，他仍是维系家庭运转的机制。一个孩子，年龄大了，逐渐有了些知识，有了些自己的想法，便开始不再认为父亲总是对的，于是开始和父亲辨理了，这是，当父亲的不知道应该怎样和已经懂事的孩子平等相处，过去慈祥哄骗的办法已不再凑效，怎么办，于是便又想念"圣人"的教导了："父为子纲，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他妈的，才念了几天书，就学会和老子讲理了！告诉你，你爹就是理！不孝的东西。"孩子生理发育成熟后，因自己的想法和行为往往不符合父母的要求而和父母发生矛盾，家长们在说服教育等"软办法""不济事的时候，便会使出杀手锏，动用经济制裁手段，迫使孩子就范。关系闹僵了，就会出现一些好心人，对孩子进行一边倒的劝说，劝孩子要怎样听父母的话。最终，迫于经济和舆论的压力，你只能放弃自己的想法、打算，听从家长的安排。你再踏入社会之前，早就学会了服从、妥协。
传统社会中，在家与朝廷之间还有一个过渡的组织：家族。家族的存在是确实的，是有能量的，族规往往可以代替王法，对其成员进行制裁。在"新中国"，取家族而代之的是单位。作为家与国之间的过渡组织，它同样是有能量的，单位的内部规定往往置法律于不顾，使单位成为法律的死角。并且这些单位本身往往就是家族扎堆儿的地方，正像民谣所述："父子科、夫妇科，外甥打水舅舅喝。孙子开车爷爷坐，亲家办公桌对桌。"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后，人们可以摆脱单位的束缚，自由结合组成公司，家族现象就公开抬头，那就是普遍存在的公司家族化。
无论是单位还是公司，所实行的都是家长制。
如果你是靠关系进的单位，你或者你的父母努力"攻关"的过程，也就是你自尊受挫的过程，学会顺从领导的过程。在家长的努力最终成功后，通常会安排你和未来的领导见见面，在一起坐坐，这时当家长的会向领导说很有人情味的话：我的孩子就交给你了，多教导他，有什麽不对的地方，该批评批评，该骂就骂。然后又对你说：工作以后，有什麽不懂的地方，多向你李伯伯请教，听大伯的话，等等。－－工作尚未开始，自己已经比领导晚了一辈，成了人家的孩子了。
如果你是分配进单位的，这个驯服的过程要慢一些，工作初期，你会将大学中的一些散漫、独来独往的"毛病"带进单位，领导那些点到为止的批评，你也不放在眼里，过不多久，你要结婚了，需要向领导申请房子了，你才发现，面对一向对领导漫不经心的你，领导会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面孔，找个很正当的借口，让你一味地拖下去，直道经女朋友、或其他好友的指点"迷津"，学会提些礼物，躲着别人到领导家中拜访。敲开领导的门后，出乎你的意料，一改在单位的一副尊严、冷漠的面孔，领导会以一家之主的身份，和颜悦色、甚至热情地招待你，对你过去一些"不懂事"的地方，很宽容，初次登门，领导并不在乎你那点象征性的礼品，而更在乎你的态度，一种表示亲近、臣服的态度。如果领导留你吃饭，那就更好了，席间，他不仅满口答应为你的事操心，还会以自己人的口吻以对待自己孩子的方式，亲切地教导你一些在单位为人处世的方法，甚至自己的心得体会。在你对领导的感激之中，在你被领导温存的人情感染之际，不知不觉，你已经接受了领导的家长地位。……家长制并不像局外人想象的那样难以让人接受。
在改革开放中应运而生的公司，本应实行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民主管理，然而中国的市场经济与真正的市场经济相去甚远，中国的公司也是很具中国特色，它往往是家族扎堆儿的地方，这也不能怪中国人，在法制不行的中国，用外人是不放心的。用自己的亲戚，一则便于管理，再者，由于知根知底，如果有人有坑骗公司的行为，便于内部处理，就是其坑骗行为不严重、不易被察觉，也可睁只眼闭只眼，肥水不流外人田，都是自家人，感情上能接受。公司家族化，是儒教思想在经济活动中的体现，他同同居、世袭现象一样，在早期具有廉价、高效的优势，但是便宜没好货，它最终会抵挡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在家族化的公司内，管理实行的自然是家长制，要他实行真正的民主管理是很困难的。
在单位、公司之上，就是朝廷、中央，家长制在朝廷、中央的表现就是我们所熟悉、所诅咒的专制，就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就是所谓的"民主集中"。中国社会就是由中央、单位、家庭组成的。家庭是中国社会的基础，而家长制则是专制的基础，或者说家长制就是专制，一种披着温情面纱的专制。因此，儒教的孝道实为专制之道。
孔丘早就明白这个道理："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40)中国历代的专制者们更是心有灵犀，紧紧跟上，制定相配套的法律："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41)
民主制是领导看人民的脸色行事，家长制是人民看领导的脸色行事。民主制中的领导为了得到人民的支持，必须时刻调整改变自己的策略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精神需求，因此，民主制是利于社会进步、发展的一种机制。家长制中的领导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利、地位，他仇视一切可能引起既定秩序、社会变化的不稳定因素，家长制是利于社会保持静止不变的一种机制。
抵挡社会进步，正是儒教的目的。
随着时间的延续，家长制早已深入中国人的灵魂，其体现就是在许多中国人的眼中，家长制慈祥且有效率，他不是丑的，而是美的。这种美很成熟，他足可以使用中国仁人志士们鲜血换来的初级民主相形见绌，甚至成为丑小鸭；他足以使中国人在尝试民主的时候会对家长制充满无限的留恋；他足以使的中国人打倒一个坏家长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拥戴另一个好家长。 【未完】
自由结社是民主社会中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力，是公民行使自己民主权力的一个主要方式。一个民主社会正是由形形色色自由结合的社团组成的。
中国是不存在自由结社的，社团也是有的，但都必须由中央来领导，否则，就是"反动会道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自由结社就是与朝廷分庭抗礼，就是不忠不孝，就是蓄谋造反。
竭力维护皇权神圣、将忠孝挂在嘴上的孔丘非常仇视结社，将有结社意愿、倾向的人通贬为小人。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25)（君子合群但不勾结，小人勾结而不合群。）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26)（君子随和而不赞同，小人赞同而不随和。）
意见相同、志同道合、团结一致的人就是"同""比"的小人，没有主见、随声附和、见风使舵、永随大流的人就是君子。
当初，那些志同道合，相互"勾结"在一起打天下的豪杰，在儒生的眼中都统统是盗贼、小人，但是当他们一旦成功后，儒生们的态度就会来个１８０度的大转弯，争着抢着去舔那些小人的屁股，又将人家吹捧为"真龙天子"。而那些"真龙天子"们，也投桃报李，继续维护、宣扬儒教教义，因为他们只允许天下只能有他一个"小人"，其他人必须是没有主见、顺应中庸、不相互勾结、永远以他这个"小人"为中心，听话的君子。
原来所谓的"真龙天子"不过是天下唯一的小人，一介独夫耳；所谓的君子，不过是那唯一小人、一介独夫的忠实奴才耳。
孔丘的徒子徒孙们更甚，他们将因志趣相投而有所交往的人称之为"朋党"，将之贬为"朋比为奸""，自己则自诩为"君子不党"。这正是皇帝们喜欢儒生、鼓吹儒教的原因，作为一个主子，奴才们的团结、甚至是交头接耳，都是他们所忌讳的。
理论上，儒教是维护官僚阶级利益的，但是其最终实践结果，却恰恰相反。
孔丘不信人性本恶，不知道竞争的好处，不知道皇帝们只有在内忧外患，存在竞争对手时，才会屈己待人，礼贤下士，与臣子结为鱼水，将臣子视为手足。天下一旦太平了，竞争对手被干掉了，也就到了兔死狗烹的时候了，皇帝再也不愿和臣子们－－自己的奴才浪费感情了。
孔丘将皇帝视为"真龙天子"，视为完美圣人，不允许人有任何猜测之心、监督之意，只让人无条件地绝对服从、依赖皇帝，其结果只能加强、放纵皇帝一人的淫威，而将臣子们的存在价值贬的一钱不值。随着儒教的浸润，中国皇权专制愈演愈烈，臣子们也愈来愈贱：汉代时，臣子们上朝时还有座位可坐；到了宋代，座位被撤掉了，臣子们只能跪着才能和皇帝议政；到了明代，有了"廷杖"制度，不分官职大小，谁惹恼了皇帝，就会被剥去衣服，捆缚四肢，按在金銮殿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受杖责、挨板子……。
孔丘的教导最终不仅没能让他的同行－－教师们过上好日子，就连"学而优"的"仕们"，也不得不在专制的利刃下、刀尖上过着提心吊胆、受侮辱的奴才生活。
孔丘沾上谁，谁就倒霉－－－他这个病毒。
另外，儒教也是反自由的。
苛严的法家是通过户口制度、文字狱等手段来限制人的身体自由和学术自由的，儒教则是通过仁义礼制来限制人的身体自由和心灵自由的。和法家相比，儒教是伪善的，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的大纲有三百条，礼的细目有三千条。）待其人而后行。(27)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28)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9)
按"圣人"的话去做，人一生的精力都用来实践儒教繁琐的礼节了，哪里还会有自己的思想，哪里还会有自己的特言独行。有些人天资聪颖，"威仪三千"都难他不住，不要紧，还有科举考试等着他哩，考试的内容是什么，全是儒教经典。浩如烟海的儒教经典及经典注释足够消磨他三辈子的精力了，哪里还会有劲儿去琢磨非礼的念头，甭说在干非礼的事儿了。
儒教的仁义礼制，是束缚中国人身心自由的枷锁。
儒教反民主，并不单单表现在对平等、独立、自由、结社等民主要素的扼杀上，更表现在，它是一套完整的、封闭的、运行良好的、深被中国人接受的、处处维护专制、处处与民主相悖的文化机制。
这种机制主要包括：世袭制，家长制、及对人的奴化。
先谈世袭制。
周代以亲亲建国，官职家族化，统治者任命自己的亲人当贵官，所谓"亲贵和一"。亲人们所得官职是世代相袭的，后来的君王也不能罢免他们。所谓"世卿世禄"。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周的世袭制在春秋时期遭到了冲击，但他却得到了孔丘及其徒子徒孙们的拼命维护，儒生们将周礼、世袭制遭受破坏称之为"礼崩乐坏"。
世袭制度是一种运作成本最为低廉的官员任命方式，和廉价的四世同堂的群居生存方式一样，他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社会保持静止状态。同样是便宜没好货，世袭制度不仅通过泯灭了人的奋斗欲望抵挡了社会的发展，并且他也是违背公正原则的。
支持儒教世袭制度的是一种狭隘、机械的遗传观念："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君子、大人的孩子天生就是君子、大人，他们继承父亲的官爵，成为统治者是理所应当的；刁民、小人的孩子天生就是刁民、小人，他们继承父亲的职业，成为被统治者，也是理所应当的。
所幸，科学的发展已经给了今天的我们一个较明确的答案，使我们可以正确地理解遗传现象、批判"龙生龙，凤生凤"传统的狭隘的遗传观念。
是的，遗传广泛存在于生物界中，正是遗传确保了物种的稳定性。人类同样受到遗传规律的控制，在人类社会中，高智商的父母所生的孩子，高智商的比例是比较大的，但也仅仅是比例较大而已，并不绝对，更不是"龙生龙，凤生凤"。每个孩子的生理形状和自己的父亲或母亲并不是百分之百的相同，而是总有相异的地方，这在遗传学上称为"变异"。现代遗传学认为，变异分三种：１遗传物质的重新组合。２基因分子结构或化学组成的改变，及基因突变。３染色体结构和数量的变异。其中，第２、３中的变异，目前所知，是导致人类许多遗传疾病的原因，他们在人群当中的发生只占很小的一个比例。而第１点，却是百分之百发生的。每个孩子的基因一半来自于父亲，一半来自于母亲，孩子的基因型是由父亲和母亲的基因共同组成的，所以孩子的性状即类似父亲又类似母亲，但又既不同于父亲又不同于母亲。孩子性状的好坏不在于什麽好基因坏基因，他的关键在于父母基因组合的好坏，而父母的基因的进行组合又是（卵子受精时），自由的，随机的，不受人控制的。（男人的精子和女人的卵子是由精原细胞和卵原细胞分别通过减数分裂形成的，在减数分裂过程中，细胞有２３对染色体变为２３个染色体时，这２３个染色体是自由组合的，这使得精子和卵质具有２（２３次方）＝３３８８６０８种多样性，如果将２３对同源染色体发生的遗传物质交叉互换再算计在内，精子和卵子的多样性就将是无限的。也就是说，男人数以亿记的精子和女人的卵子都是基因型不相同的"个体"，这些众多的、各不相同的"个体"之间的自由组合，使得人的子女具有了无限的多样性。）因此，一对普通的夫妇有可能生出一个聪明绝顶的孩子，一对高智商的夫妇可能生出一个弱智的孩子。爹是英雄，孩子未必就是好汉。
怎样保证一个出身卑微贫寒但才智出众的青年不被埋没，能被社会充分利用？怎样保证一个出生显赫富贵但弱智低能的人不尸位素餐、占着茅池不拉屎，阻碍社会进步发展？这就需要社会拥有一个公平的自由竞争机制。你信"龙生龙，凤生凤。""唯上智下愚不移。"（孔丘语）他信"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毛泽东语）别瞎赌气，你们说的都不算，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让事实说话，让上帝说了算。
世袭制不仅对遗传的理解是片面的，并且它还忽视了另一个比遗传更重要的因素：环境的影响。科学调查，人群中智力先天超常的和先天弱智的都是极少的，绝大多数的人的智力都是半斤八两、不相上下的。某个人的综合素质及取得的成就，后天的努力是关键。并且，恶劣的环境往往可以激发一个人的斗志，而舒适的环境往往使人贪图安逸。因此，世袭制不仅埋没了有才能的人，他还培养出一群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的"八旗子弟"。
汉承秦制，设立郡县，为了中央集权的需要，汉代建立了"察举"和"征辟"制度，来取代世袭制度，录取人才任命官吏。"察举"，就是由州、郡的地方官在各自的辖区内，随时考察选拔人才，推荐给朝廷，经考核，这些人就可以被任用为官；"征辟"就是高级官吏可以自行招聘下属，经试用后再向朝廷推荐。这种制度和世袭制相比，是一种进步，但是你要认为世袭制从此就消失了，那你就不免天真了。在察举、征辟的过程中，官员们并不是一心为公，按朝廷的要求来选拔人才，他们往往徇私舞弊，想方设法将自己的子弟举荐上去，以致于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怪现象。
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但是主要官职具被世族豪门所把持，"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九品中正制仍摆脱不了世袭传统。
隋朝，创立了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是通过统一考试的方法，选拔人才充当官吏。这种方法是将选拔官吏的权力从地方官僚、世族的手中集中到了中央朝廷手中，科举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打击了豪门世族的世袭权利。
但是科举制度仍没能使世袭传统寿终正寝，退出历史舞台，世袭传统仍然顽强地生存着，变化的仅仅是形式而已。和察举、征辟相比，科举是严谨的、客观的、是容易被皇帝所控制的，但是皇帝的手腕再硬、防范措施再多，也挡不住官僚队伍的集体作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官僚们中有种种手段进行做弊，让自己的子弟顺利通过考试，并在官场上对无背景的新科举人进行围攻刁难，最终官职还是被旧官僚家族所占有。
科举制是中央皇权对地方官僚权利的进攻，也是法家思想对儒家思想的进攻。但科举考试的内容又全是儒家经典，反而加强了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加强，反过来又使皇权专制更烈、科举制更苛严，於是儒家思想的地位就更牢固……表面上，皇帝和官僚，法家和儒家是对立的，但实际上，二者是骨肉相依的共生关系。
科举制的日益完善、严格，并没有消灭世袭传统，他反而使得世袭传统更普遍、更隐蔽、更细致。
虽然中国共产党将它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我标榜为"新中国"，但实质上，这个"新中国"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传统专制社会。尽管共产党曾将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思想"扫荡过，但世袭传统仍普遍存在于"新中国"的社会中。
最为普遍的就是"接班"制度。父亲退休了，他的工作职位便可以由他的儿子接替，就是父亲未退休，他的儿子、女儿也可因是直系亲属受照顾进入本单位工作。父亲是铁路工人，儿子就是铁路工人；父亲是邮电工人，儿子就是邮电工人；父亲是纺织工人，儿子就是纺织工人；父亲是警察，儿子就是警察；父亲是演员，儿子就是演员……农民的儿子还是农民，工人的儿子还是工人，干部的儿子还是干部。所谓"新中国"其实与"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30) 的周代中国并无多少差别。
想改变命运吗？只有一条路：高考。高考是科举的变相延续，在中国，它是唯一的一次较为公平的竞争。高考与科举毕竟还有不同之处的。高考不像科举只有人文学科，他还有自然理工学科，这就为成千上万的居于社会下层不想继承父业的年轻人提供了机会，你可以发愤读书，考入工、农、医、师等技术院校来改变你将成为农民、工人的命运。但是如果你学习人文学科想通过高考成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那你十有八九会竹蓝打水一场空。象公、检、法、工商、税务、等"统治"部门具被地方官僚所占有，其中的年轻人不是直系亲属就是关系户，清一色的"门子兵"。你毕业时，没有关系，没人接应，不禁连门儿都摸不着，甚至因你所学的专业不实用，连个工作都难找到。这一点，高考反不如能使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举更能给年轻人一个"鲤鱼跳龙门"、改变自己阶级的机会了。
世袭传统在今日中国，不仅仅表现在"世家"多，他还表现在，年轻人所得到工作、机会的好坏是由他们父母的权力、地位所决定的，与自己本人的能力、努力并无多少关系。年轻人的工作、机会的好坏是与其父母的权力大小成正比的，在很有"秩序"的中国社会，这种正比关系之精确，几乎可以用数学函数来表示。如果有一个公正的调查公司能够对中国社会做一个深入细致的调查，他一定会为人们绘出一幅世袭的氏族社会的图象。
在中国有个有趣的现象：一位官员不贪污、不受贿，就是一个十足的清官了，他运用权力为自己子女走后门、安排好工作，群众们则特宽容、特理解，认为这和腐败是两码事。也难怪，孔丘所追求的"仁"就是"亲亲"，就是爱自己的亲人，不为自己子女考虑，岂不是违背了"圣人"之道，要落个不仁无情的坏名声吗？儒教的妇人之仁使得中国人整体女性化了。
中国的父母们，千方百计地为子女的前途操劳，也不是单单只是出于对自己孩子原始的爱，这里面还有长远的利害算计。子女们混得好、有出息，最终是对自己有利的，尤其是权力部门，培养子女掌握权力，不仅能增强自己现有的权力，更是自己身退之后利益的最为可靠、也是唯一可靠的保障。在中国，最值得信赖的，也是唯一值得信赖的就是亲情。
作为一个群体，中国社会最深层的凝聚力，不是别的，正是维系原始氏族部落的血缘亲情。如果用理性的刀剑剥去裹在中国社会躯体上的层层"现代化"外衣之后，你就会看到一个茹毛饮血的、肮脏、丑陋的氏族野蛮人的躯体。
对于中国人来说，任何主义、理想都是虚幻、不实际的，那些曾经为某一个主义、理想而坚持原则、牺牲亲情、牺牲个人利益的人，到头来终难逃失败、被人讥笑的结局。在一出出闹剧陆续降下帷幕之后，在经历了尝试又碰了钉子之后，曾被愚弄的、已经世故的中国人，开始怀疑一切，再也不愿付出自己的真诚了。"血浓于水"，最终，血缘，这个原始、低级、动物似的群体纽带便又成为了中国人唯一值得信任的选择。这是中国人无奈的选择，这是无神论者缺乏真信仰的可悲之处。
８０年代，美国总统里根执政时，中国的新闻联播中播放了里根的儿子第二次失业，不得不去马戏团当演员的新闻，这本是暗示、嘲笑美国的高失业率的，但这条新闻恰恰证明了美国社会的公正性。总统的儿子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父亲而搞特殊化，更没有成为一个为非作歹、无法无天的"衙内"。而在中国，一个七品芝麻官，即使手下的百姓饿死一半，他的儿子也不会失业的。
世袭制表面上早就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了，但实际上，直到今天，他仍然通过种种变色、变形的手法顽强地生存在中国的土地上，并一直是中国社会中支配新老交接、新陈代谢的主流力量。
在"新中国"成长的５０年中也有例外，那就是８０年代十年的改革开放。这期间，中国涌现出了一小批改变了原来社会地位的有钱的"货币新贵"，但总体说来，这些"货币新贵"是寥若晨星的，并且在改革开放的后期，随着官僚资本的大举侵入，这些先富起来的新贵们的含金量又要大打折扣。
在中国这个爱扎堆儿的氏族社会中，个人奋斗是很艰难的，将改革十年包括在内，今天被人们所知晓的成功的个人奋斗者有：牟其中、李晓华、禹作敏、刘永好兄弟、张朝阳、陈金义、赖昌星……能数得过来，并不比清代以前的中国社会中三年出一位的一步登天的新科状元多出多少。
在这个被传统世袭势力所占领的社会中，哪里还有公正、公平的竞争机会呢？哪里还会有选举自己市长、总统的权力呢？
再谈谈家长制。
周天子，家天下。从此家国同构，君为国父，父为家君。整个天下就是一个大家庭，皇帝是所有官员的家长，官员则是一方百姓的父母官。官员们必须跪着口呼"万岁"才能和皇帝说话，百姓们必须跪着口喊"老爷"才能和官员说话，他们不仅为人臣，还为人子、人孙。
儒生们清楚地知道家和国的关系，"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31)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32) "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33)
既然家是国的基础，所以孝道不仅对于一个家庭，而且对于一个国家都是重要的。因此儒教就竭力鼓吹"孝"为百德之首，"百行之宗，五教之要。""德之本也"(34)
儒教所讲的"孝"既然这么重要，那他究竟是什麽意思呢？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35)
父之执（友人），不谓之进不敢进，不谓之退不敢退，不问不敢对，此孝子之行也。(36)
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父母高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多加劝阻）。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37)
……
这是子女对父母的爱吗？不是，这是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这就使儒教的"孝"的含义。
曾在电视中看到一个英语谈话节目，主题是东西方家庭观念的不同。当一位中国人谈到中国的"孝"多是表现为孩子对家长的服从时，一位在座的被邀请的美国嘉宾毫不迟疑、条件反射式地说："如果父母错了，怎么办？！"－－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儒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差异。那位美国人并非学者，他的质问显然并非来自逻辑推理，而是来自一种价值观念。在基督徒的眼中，父母和孩子一样都是人，都是有罪的、不完美的、会犯错的人，父母并不是至真至善的神，在上帝的面前，父母和孩子的人格是平等的。
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以６：１）
子女应当听从父母，但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必须"在主里"听从父母，也就是说，首先得讲理。
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的母亲和他的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那，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那，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马太１２：４６）
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爱我胜过爱"原文作"恨"）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路加１４：２５－２７）
上帝、基督是至真。
耶稣的教训是告诉我们，真理高于亲情。
基督的"孝"是建立在"理"的基础之上的，这里，"情"和"理"是泾渭分明的，如十字架。儒教的"孝"是建立在"情"的基础上的，这里，"理"和"情"混淆一谈的，如太极图。他集中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女性化、混沌性的特征。
有些人谈到宗教时，会摆出一幅和事佬的糊涂态度，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都是劝人学善的。
事实绝非如此，不同宗教的教义的毫厘之差，最终导致的结果却是千里之别。
日本人曾经调查了日本１３０３名高中生，美国１０５２名高中生，中国大陆１２２０名高中生。在回答"你最尊敬的人是谁？"这一问题时，日本学生的答案是：第一是父亲，第二是母亲。美国学生的答案是：第一是父亲，第二是球星，第三是母亲。而在中国学生的答案中，父亲（包括母亲）竟连前１０名都排不上，多么巨大的反差！中国父母不仅在孩子心目中没有地位，并且许多中国的青少年将自己自卑、怯懦、依赖、懒惰等不良性格以及恐怖、焦虑、偏执的心理障碍，归咎于父母的教育方式，归咎于父亲的"专制""霸道"、"无能""娇宠""过于保护"等等因素。(38)
这真是对有着悠久的"孝"的传统的中国人的一个讽刺。
父母对孩子的爱，是出于一种动物似的本能，这种亲情之爱，动物也有，并且不次于人类。而孩子对父母的"孝"则是人特有的，它来源于人的道德感，来源于人的灵魂。儒教是否定"灵魂"的，这就等于否定了"孝"的源泉，不得已，儒教便将"孝"完全纳入了功利的轨道，因而从根本上扼杀了"真孝"。
中国的子女们对自己父母的俯首贴耳、毕恭毕敬，里面究竟有几点"孝心"在里面，是很值得怀疑的，他们更多地是在惦记着老爷子的房子、财产、存款折哩。这也难怪，谁让儒教规定不让子女们财产独立，而让老爷子独霸财政呢？这一点，老爷子们也心知肚明，所以他始终不立遗嘱，调子女的胃口，让他们争着表现自己的"孝心"，直到自己咽气的一刻，而这时，老爷子往往又没机会立遗嘱，于是，葬礼后的家庭内部纷争就成为了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永恒的组成部分。
９。１１恐怖分子袭击美国世贸大楼，银行家爱德华被困在五十六层，面对突降灾难，他掏出了手机，迅速给他的助手罗纳德拨了一个电话，刚举起手机，楼顶忽然坍塌，一块水泥将他砸翻在地，爱德华知道时间不多了，于是他改变了主意，给他的私人律师麦克拨出了第二个电话，可没等电话接通，他想起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于是拨通了第三个电话……。爱德华的遗体在废墟中被发现后，亲朋好友赶到现场，其中有罗纳德和麦克，可遗憾的是，当时两人都没有听到爱德华的声音。他俩查了一下，发现爱德华遇难前曾播出三个电话。他们推断，第三个电话很可能与爱德华的银行或遗产归属权有关。爱德华无儿无女，五年前又与妻子离婚，如今只有一个瘫痪的老母亲住在旧金山。当晚，麦克律师赶到旧金山，见到了悲伤的母亲。母亲流着泪说："爱德华的第三个电话是打给我的。""请原谅，夫人，我想我有权知道电话的内容，这关系到您儿子庞大遗产的归属权问题，他生前没有立下相关遗嘱。"麦克严肃地说。母亲摇摇头，说："爱德华的遗言对你毫无用处，先生，我儿子在临终前已不关心他留在人世的财富，只对我说了一句话－－－妈妈，我爱你！"(39)
"妈妈，我爱你！"这就是真情，这就是真孝。
对羊危害最大的并不是张牙舞爪的狼，而是披着羊皮的狼。
孔丘有意曲解"孝"的意义，将"孝"引入歧途；孔丘披着"孝"的外衣，干的却是扼杀"孝"的勾当。孔丘就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
儒教对"孝"的定义，构成了中国社会家长制的基础。
家长制首先存在于中国的家庭中。就在今天，他仍是维系家庭运转的机制。一个孩子，年龄大了，逐渐有了些知识，有了些自己的想法，便开始不再认为父亲总是对的，于是开始和父亲辨理了，这是，当父亲的不知道应该怎样和已经懂事的孩子平等相处，过去慈祥哄骗的办法已不再凑效，怎么办，于是便又想念"圣人"的教导了："父为子纲，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他妈的，才念了几天书，就学会和老子讲理了！告诉你，你爹就是理！不孝的东西。"孩子生理发育成熟后，因自己的想法和行为往往不符合父母的要求而和父母发生矛盾，家长们在说服教育等"软办法""不济事的时候，便会使出杀手锏，动用经济制裁手段，迫使孩子就范。关系闹僵了，就会出现一些好心人，对孩子进行一边倒的劝说，劝孩子要怎样听父母的话。最终，迫于经济和舆论的压力，你只能放弃自己的想法、打算，听从家长的安排。你再踏入社会之前，早就学会了服从、妥协。
传统社会中，在家与朝廷之间还有一个过渡的组织：家族。家族的存在是确实的，是有能量的，族规往往可以代替王法，对其成员进行制裁。在"新中国"，取家族而代之的是单位。作为家与国之间的过渡组织，它同样是有能量的，单位的内部规定往往置法律于不顾，使单位成为法律的死角。并且这些单位本身往往就是家族扎堆儿的地方，正像民谣所述："父子科、夫妇科，外甥打水舅舅喝。孙子开车爷爷坐，亲家办公桌对桌。"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后，人们可以摆脱单位的束缚，自由结合组成公司，家族现象就公开抬头，那就是普遍存在的公司家族化。
无论是单位还是公司，所实行的都是家长制。
如果你是靠关系进的单位，你或者你的父母努力"攻关"的过程，也就是你自尊受挫的过程，学会顺从领导的过程。在家长的努力最终成功后，通常会安排你和未来的领导见见面，在一起坐坐，这时当家长的会向领导说很有人情味的话：我的孩子就交给你了，多教导他，有什麽不对的地方，该批评批评，该骂就骂。然后又对你说：工作以后，有什麽不懂的地方，多向你李伯伯请教，听大伯的话，等等。－－工作尚未开始，自己已经比领导晚了一辈，成了人家的孩子了。
如果你是分配进单位的，这个驯服的过程要慢一些，工作初期，你会将大学中的一些散漫、独来独往的"毛病"带进单位，领导那些点到为止的批评，你也不放在眼里，过不多久，你要结婚了，需要向领导申请房子了，你才发现，面对一向对领导漫不经心的你，领导会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面孔，找个很正当的借口，让你一味地拖下去，直道经女朋友、或其他好友的指点"迷津"，学会提些礼物，躲着别人到领导家中拜访。敲开领导的门后，出乎你的意料，一改在单位的一副尊严、冷漠的面孔，领导会以一家之主的身份，和颜悦色、甚至热情地招待你，对你过去一些"不懂事"的地方，很宽容，初次登门，领导并不在乎你那点象征性的礼品，而更在乎你的态度，一种表示亲近、臣服的态度。如果领导留你吃饭，那就更好了，席间，他不仅满口答应为你的事操心，还会以自己人的口吻以对待自己孩子的方式，亲切地教导你一些在单位为人处世的方法，甚至自己的心得体会。在你对领导的感激之中，在你被领导温存的人情感染之际，不知不觉，你已经接受了领导的家长地位。……家长制并不像局外人想象的那样难以让人接受。
在改革开放中应运而生的公司，本应实行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民主管理，然而中国的市场经济与真正的市场经济相去甚远，中国的公司也是很具中国特色，它往往是家族扎堆儿的地方，这也不能怪中国人，在法制不行的中国，用外人是不放心的。用自己的亲戚，一则便于管理，再者，由于知根知底，如果有人有坑骗公司的行为，便于内部处理，就是其坑骗行为不严重、不易被察觉，也可睁只眼闭只眼，肥水不流外人田，都是自家人，感情上能接受。公司家族化，是儒教思想在经济活动中的体现，他同同居、世袭现象一样，在早期具有廉价、高效的优势，但是便宜没好货，它最终会抵挡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在家族化的公司内，管理实行的自然是家长制，要他实行真正的民主管理是很困难的。
在单位、公司之上，就是朝廷、中央，家长制在朝廷、中央的表现就是我们所熟悉、所诅咒的专制，就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就是所谓的"民主集中"。中国社会就是由中央、单位、家庭组成的。家庭是中国社会的基础，而家长制则是专制的基础，或者说家长制就是专制，一种披着温情面纱的专制。因此，儒教的孝道实为专制之道。
孔丘早就明白这个道理："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40)中国历代的专制者们更是心有灵犀，紧紧跟上，制定相配套的法律："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41)
民主制是领导看人民的脸色行事，家长制是人民看领导的脸色行事。民主制中的领导为了得到人民的支持，必须时刻调整改变自己的策略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精神需求，因此，民主制是利于社会进步、发展的一种机制。家长制中的领导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利、地位，他仇视一切可能引起既定秩序、社会变化的不稳定因素，家长制是利于社会保持静止不变的一种机制。
抵挡社会进步，正是儒教的目的。
随着时间的延续，家长制早已深入中国人的灵魂，其体现就是在许多中国人的眼中，家长制慈祥且有效率，他不是丑的，而是美的。这种美很成熟，他足可以使用中国仁人志士们鲜血换来的初级民主相形见绌，甚至成为丑小鸭；他足以使中国人在尝试民主的时候会对家长制充满无限的留恋；他足以使的中国人打倒一个坏家长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拥戴另一个好家长。 【未完】
被欺骗的中国人（第二篇第四章）儒教是民主的天敌（下）
作者:方舟
2007-03-30 18: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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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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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谈谈儒教对人的奴化。
法家思想为帝王之术，儒家思想则是为臣之道。儒教整套的价值观就是为了将人培养成为一个为皇帝服务、既忠且孝的好臣子的，儒教的个人最高实践就是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皇帝的大管家。
想当皇帝的念头，对儒教来说就是犯罪，是大逆不道，它违背了儒教所有的价值观念。不仅不能有当皇帝的念头，如果你凭着位高权重而不对皇帝毕恭毕敬，而不诚惶诚恐，那你就是越礼犯上，同样是大逆不道。所以尽管曹操为维持汉室残破的江山出了不小的力，但就因为他的举止不符合儒教的规范，更主要是因为他的儿子后来当了皇帝，而落了个骂名千古，成为了奸诈的代名词、奸臣的化身，戏剧家还给他画了一个象征奸诈的大白脸。还是赵匡胤了解中国人的花花肠子，他略施小计，就赢得了真龙天子的正名：自己本是无心当皇帝的，但是部下、士卒的拥戴，乃天命也，不敢违也！它不仅当了皇帝，还赢得了忠义的好名声，于是戏剧家便为他画了个代表忠义的红脸，看来，他比曹操聪明多了。不过后来她娘说漏了嘴，在别人面前夸自己的儿子，从小就有大志。一句话，让赵匡胤的忠义形象打了折扣，戏剧家便不肯饶恕，就在他的红脸的额头上添了一竖白道。但相比较还是要比曹操的待遇强得多。
在欧美国家，让学生说出自己的理想，问他们长大后最想干什么，对政治感兴趣的孩子会不遮拦地说自己长大要当总统。记得有篇介绍韩国总统金大中的文章，说他青年时即又大志，将"我要当总统"的字幅贴在床头，时刻激励自己。而在中国，则很有趣，如果孩子对政治感兴趣，他会说"我长大后要当总理。"当一个年轻人表现出杰出的组织才能时，他的长辈、阿姨们则会称赞他，将来是当总理的料。总理，即宰相也。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总理就是最大的官，主席，不是官而是皇帝，是真命天子。想当皇帝，那不叫理想，而是谋反，在清朝以前，那可是"十恶大罪"之首，要灭九族的。－－表面上，中国已经抛弃了儒教，但实际上，儒教仍存在于每个中国人的感性和潜意识中，时时刻刻在决定着中国人的思维，"想当主席"不仅对成年人来说意味着狂妄、野心和恐怖，意味着是阴谋颠覆政府，就是不懂事的孩子和没文化的妇女们也知道无意识地回避他，儒教早已经渗入中国人的骨髓之中，灵魂之中了。
除了"天人感应"能吓唬吓唬皇帝，让皇帝略微收敛些外，儒教对皇帝的权威没有任何质疑和制约，这种对皇帝的无条件的服从，五体投地的人格匍匐，只能导致一个结果，就是皇权专制愈来愈酷烈，皇帝愈来愈不把大臣当人看，"学而优则仕"的仕们最终只能论为皇帝的奴才。儒教的为臣之道实为奴才之道。
儒教这个奴才之道，最大受惠者就是皇帝，这也是历代皇帝们尊孔崇儒的原因。在中国，一个皇帝位登九五之后，首先要做的就两件事，第一件是用铁刀子将一些男人的生殖器阉割掉，使他们成为太监去管理自己的小家－－庞大的后宫；第二件就是用儒教软刀子将全国男人的"精神生殖器"阉割掉，让他们成为精神太监去管理自己的大家－－江山社稷。
在中国，敢于造反的，并能取皇帝而代之的，不是不识汉字的少数民族，就是斗大的字不认一箩筐的大老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不识字"保护了他们免遭儒教的阉割，使他们尚且有种去和皇帝决一雌雄。"秀才造反，三十年不成"不仅是指秀才们动口不动手、重理论轻实践，也不仅是指文人相轻、互不服气、形不成秩序，还是指受过儒较阉割的秀才们在关键的时候硬不起来，早已失去了向皇帝挑战的资本。从这种意义上讲，秀才造反三百年都不会成。
人作为一个生物体，也遵循着生物界的"省力、效率"原则，自觉不自觉地追求者利益的的最大化、努力的最小化。这一点表现在皇帝身上，就是纵容太监专权。如果太监们能过完全取代大臣们，皇地也就真正做到"朕即国家"了，可以随心所欲了。因此，历朝大臣与太监的斗争，其实就是大臣与皇帝本人在意志上的较劲儿。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是太监专权的发展。而让在皇帝面前口口声称"奴才该死"的太监们身居高位统领百官，本身就是对大臣们的再次奴化。不仅仅只是皇帝，下面的官僚们也是如此。既然没有民主监督，提拔干部的标准就是虚设，实际上是由领导自己说了算。既然是自己说了算，他们当然愿意提拔那些听话的人成为自己的下属，因为听话的人成为自己的属下，不仅可以使自己的工作省心、省力，而且更有利于自己权力地位的长久稳固。所以在今日社会中，领导们总是将自己的秘书、通讯员、司机提拔为干部，因为他们在为自己服务的过程中，人格早已被奴化，让他们当干部好使唤，可以使自己的权力更稳固。选奴才代替选人才是专制体制的必然。
在长久的专制下，在普遍的家长制中，德（奴才的顺从之德）比才（也是奴才之才）更重要，于是人们在官场中的竞争也就最终演变成为了奴性的竞争，看看谁的奴性强，看看谁的奴艺高……。
中国之官愈贵而愈贱。其出也，武夫前吵，从者塞途，非不赫赫可畏也；然其逢迎于上官之前则如妓女，奔走于上官之门则如仆隶，其畏之也如虎狼，其敬之也如鬼神，得上官一笑则作数日喜，遇上官一怒则作数日戚，甚至上官之皂隶、上官之鸡犬，亦见面起敬，不敢稍拂焉。且也，上官之上更有上官，其受制于人者，也莫不施之于人。即位至督抚、尚书，其卑污垢贱，屈膝奉迎者，曾不少减焉。(42)
《聊斋志异》中描写一个县官唯上是从："送往迎来，则贱如声伎；婢膝奴言，则装如伏鼠。"
在这两段对奴性近似辱骂的描述中，都提到了"妓女"，这不禁让人想起今日社会中流传的一个笑话：一位妓女和两位嫖客套近乎，妓女问嫖客甲："先生贵干？"答曰："我是某局局长。"又问嫖客乙："先生贵干"，答曰："我是某公司经理。"妓女闻言欣然应曰："咱们原来是同行。"见二嫖客诧异，伎女解释道："咱们都是听吆喝的，叫咋弄咋弄。"－－真是古今一矣，人与我同耳！只是现代人学会了诙谐。
在共和国政体之下，人人都是平等的，在专制政体之下，人人也都是平等的。在共和国，人人平等是因为每一个人"什么都是"；在专制国家，人人平等是因为每一个人"什麽都不是"。(43)（《论法的精神》）
做官的一味的奴颜婢膝，难道就不感到委屈？心里就能长期地保持平衡？不要紧，他还有他的下级供他吆喝、训斥、役使、发泄情绪，他的下级同样有自己的下级，没有下级的就拿百姓出气，百姓们则可以回家拿自己老婆、孩子出气……儒教所设计的等级礼制系统，整个是一个受气排气系统。
有些学者将这种只有纵向秩序观而无横向平等观所导致的容两种极端人格于一身的特殊人格称为忽主忽奴，或亦主亦奴。其实，在中国，主子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官僚们并不真正具有"主人"的人格，真的"主人"是公正的、公平的、慈善的，体恤下属的，下人对他的服从、爱戴更多地是来自内心的道德感。官吏们的飞扬跋扈、呼奴喝婢、颐指气使、呵斥谩骂，正如太监靠滥施淫威来弥补自己的生理缺陷、妓女靠高消费来遮盖自己的下贱一样，不仅不是主人的表现，反而正是奴才的另一种特征，奴才的另一副嘴脸。
在教导人们如何成为奴才的方面，孔丘不仅是言的巨人，并且还是行的楷模。
孔子走过朝廷的大门时，便弯腰低头，好像不容他直着身子走进去。他不在门的中间站立，进门时不踩门坎。经过国君的座位（空位）时，脸色立刻庄重起来，脚步也加快起来，说话好像气不足的样子。提起衣服的下摆响堂上走时，弯腰低头，憋住气好像停止呼吸一样。出来时，走下一级台阶才松一口气，脸色现出轻松的样子。走完了台阶，向前快走，姿态像鸟儿展翅一样。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表现出恭敬而不安的样子。(44)（《论语?乡党》）
举着圭，弯腰低头，好像举不起来的样子。向上举好像作揖，放下来好像递东西给人。脸色庄重得像颤栗的样子，步子很小，好像沿着一条直线向前走一样。在赠送礼物的仪式中，显得和颜悦色。私下会见时，满脸堆笑。(45)（《论语?乡党》）
…………
长期以奴才的方式生活，也有在遭到主子冷遇或自己自尊心苏醒后而对这种生活方式产生质疑的时候，但在儒教的包围之中，这种怀疑的念头也如白驹过隙，转眼即逝，人家"孔圣人"还是这样生活的，哪差自己一介凡夫俗子了。那些批评者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他们想奴颜婢膝，还没这个机会哩！
有孔丘高师的言传身教，再加上专制的长期打磨，中国人做奴才作出了学问，作上了瘾，作出了美，作出了悲壮。奴性早已渗入中国人的灵魂之中，它使得中国人一举手、一投足、一个眼神、一丝笑容都能显示其奴才本色；它使得人们从内心里对皇帝、官吏恐惧、敬畏；使人见了皇帝、官吏就想下跪、就想点头哈腰……。日子久了，会成为习惯，一旦丢了他，反而感到很不自在，六神无主，惶恐不可终日。为什麽？灵魂中没有十字架撑腰，自犯软骨头。
在奴性无处不在的中国，自尊是个危险的异端。古书中常提到的某人有"反骨"，"反骨"是什么？就是自尊。作为一个中国人，拥有自尊心将是最大的不幸，天下之大，不会有你自尊心的立锥之地。
中国人的奴性心态，是中国走向民主的集体心理障碍。
曾经看过一部李安执导的影片《喜宴》。影片讲述的是一位居住在台湾的退役的前国民党军的一位师长，为了迫使在美国的儿子结婚，为自己传宗接代，亲自来到美国督催儿子结婚的故事。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老师长成功地逼迫儿子和来自中国大陆的姑娘结了婚，在教堂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后，一家四口来到一家中餐厅吃饭，席间邂逅了自己的一位老部下，原来在军队中为自己开车的司机，这位老司机正是这家中餐厅老板的父亲。虽然事隔多年，两人年事俱高，但这位老司机在老师长的面前仍然保持着军人的作风，毕恭毕敬地站在坐着吃饭的老师长的身边，尽管老师长一再示意他坐下来谈话，但他坚决不肯，并对师长的儿子口口声称"少爷"。当他得知师长一家在此聚餐时为了庆祝少爷结婚时，很不满，主动提出要在自己的酒店为少爷免费补办婚礼。--当热闹的婚礼结束，客人尽散后，感到满意的老师长并不多谢，只是伸出了手，而老司机并不敢去握，在师长的鼓励勉强下，才诚惶诚恐地和老师掌握了握手。
这个情节很中国化，很让人感动，虽然事隔多年，其情景仍会不时地浮现在脑海中。是老司机知恩图报？不是，影片中并未交代老师长对老司机有什么恩情，再说报恩也用不着还保持着当年的"礼节"，甚至连师长的手都不敢握。这是一种很传统的中国上下级关系。这是奴性之美呢？还是忠诚之美？如果都有，又各占几成呢？难道奴性仅是一种丧失自尊的忠诚？或者说是一种更为彻底的忠诚？---不是！绝对不是！忠诚的主体是人的灵魂，忠诚的对象是理想、是人格道德，他是超功利的。而奴性则相反，它的主体是人的肉体，它的对象是权力、利益，而不是某种理想，也不是某个人，而是乌纱帽。他是功利的，他是见了乌纱帽就下跪，管他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管他是汉人、鲜卑人、契丹人、蒙古人、女真人、还是日本人；管他是人、是狗、还是猪，只要他头上戴个帽、腰里别着枪，只管下跪磕头就是了，肯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忠诚是自尊的、勇敢的、无私的；奴性是自卑的、胆怯的、自私的。
否定神的存在，抵挡人信仰上帝的儒教，将忠诚的源头－－内在的灵魂给抹煞了，再将忠诚镶嵌在外在的功利之上，这就将忠诚偷偷地转换成了奴性。
中国人并非天生的奴性，我们本来和欧洲人、日本人一样并无区别，如果出生在欧洲、日本，我们也会像欧洲昂首挺胸的骑士一样对基督虔诚、对皇室忠诚，也会像视死如归的武士一样对天皇忠诚，但是在中国很不幸，每个人经过儒教那只看不见的手三揉两捏，一个个都成了点头哈腰、摇尾乞怜的哈叭狗！－－孔丘啊孔丘，他口口声声宣扬"忠"实际上他却时时刻刻地在扼杀着忠诚。欧洲的许多皇室至今仍受人民的爱戴，日本从古到今只有一个皇室－－天皇。而中国，把"忠"字天天挂在嘴上，实际上却是改朝换代频繁，宫廷政变、农民起义不断。以至于有西方人这样评价道："在所有以达到某种程度的文明的民族中，中国人是缺乏革命性，却又最富有反叛性的。"(46)
孔丘这条披着羊皮的狼。
道教对民主的危害。
中国的文化精英们在追求民主，批判儒教时，往往会忽略站在儒教"判官"背后的鬼参谋---道教。
道教不拘泥于形式，但是他更隐蔽、更深入骨髓、对人的危害更长久。
道教是一种彻底的宿命论。他通过居易安命、消极避世的思想和相面、爻卦、测字、批八字等手段让人认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当官的所以当官享富贵，自己所以低人一等受苦难，皆是天命，力再大，也胜不过命，个人的努力终是枉费心机。官老爷坐威作福，老百姓终生受奴役，此是天经地义，让官老爷给百姓当公仆，官老爷的任免由老百姓说了算，这岂不是天地颠倒，乾坤倒转？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有一个发生在明朝成化年间的故事，将道教对中国人的心理塑造描述得很生动。
成化年间，广东地面有位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考中了相公，同年又是乡试年，范进想再接再厉，参加乡试，以谋取功名：
不觉到了六月尽间，这些同案的人约范进取乡试。范进因没有盘缠，走去同丈人商议，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个狗血喷头，道："不要失了你的时了！你自己只觉的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来！我听见人说，就是中相公时，也不是你的文章，还是宗师看见你老，不过意，舍于你的。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爷来！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的老爷，都是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趁早收了你心！明年在我们行里替你寻一个馆，每年寻几两银子，养活你那老不是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经。你问我借盘缠，我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得钱把银子，都与你去丢在水里，叫我一家嗑西北风！"。
范进被丈人一顿夹七夹八，骂的摸门不着，只好瞒着胡屠户偷偷进城乡试。不曾想一炮中标，中了举人。谁知又乐极生悲，范进接到中举的捷报后，竟喜疯了。凑热闹的邻居中有一人给大家出主意，说范进是欢喜狠了，痰涌上来迷了心窍，需找一个平日他怕的人，打他一嘴巴，吓一吓他，使他将痰吐出来，就好了。于是众人想到了胡屠户：
胡屠户做难道："虽是我女婿，如今去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斋公们说，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达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我却是不敢作这样的事！"邻居内一个尖酸人说道："罢么！胡老爹，你每日杀诸的营生，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阎王爷不知叫判官在薄子上记了你几千条铁棍。就是添上这一百棍，也打什么要紧？只恐把铁棍打完了，也算不到这笔帐上来。或者你救了好了女婿的病，阎王叙功，从地狱里把你替上第十七层来，也不可知。"……屠户被众人局不过，值得连斟两碗酒喝，壮一壮胆，把方才这些小心收起，将平日凶恶样子拿出来，卷一卷那油晃晃的衣袖，走上集去。……胡屠户凶神似的走到跟前，说道："该死的畜生！你中了甚了？！"一个嘴巴打过去。众人和邻居见这模样，忍不住的笑。不想胡屠户虽然大着胆子打了一下，心里到底还是怕的，那手早颤起来，不敢打到第二下。……胡屠户站在一边，不觉那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在也弯不过来。自己心里懊恼到："果然，天上的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想一想，更疼得很了，连忙问郎中讨了个膏药贴着。
你们想知道宗教信仰对人的影响力有多大吗？看看胡屠户那扭曲的手就知道了，－－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理功能！
在道教众多的伎俩中，相面算是最有群众基础的了，它因简单、直观早已成为了中国人的生活常识，不仅蒋介石在任命干部时会将面相作为参考，就是"反封建"的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们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将面相作为人才鉴别的一个重要参数。在没文化的群众中，"以貌取人"的现象更是严重。
在欧美，人们以精干、健壮为美，以在战争中负伤为荣，以胖为丑，视肥胖为懒惰、疾病、甚至贫穷的象征。而在中国，人们却以胖为美："富润物，德润身，心宽体胖。"(47)"腹肚下垂，福禄绵绵。""头大无肩，富贵长年"(48)"脐深容李，（肚脐能容下李子）富贵自起"(49)"腹如抱儿，四方闻知""腹悬向下，富贵主寿。腹坠而垂，智合天机"(50)……中国人还以全身没有伤疤为荣贵，有了伤疤就等于破了相，就不完美了，也就不能"奉天承运"了。王洪文没能当上皇帝，中国的许多百姓就认为这是王在武斗时面部受伤，留了伤疤，被破了相所致。而像毛泽东、邓小平等"皇帝"出生枪林弹雨，竟毫发未损，这就让百姓们顿生敬畏之心，认为此种神秘非真龙天子受到上天保佑不能解释。仔细一想，竟有"道理"：久经战争而无伤疤的人，不仅是聪明的，更是狡猾的，而凶狠、狡猾不正是龙的本色吗？……。
欧美人心中的美，能让他们选举出名副其实的公仆。
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只能使他们选举出（就是有选举权的话）一个脑满肠肥、大腹便便的爷或者是猪。
虽然新文化运动和共产党曾将道教的诸伎俩视为封建糟粕而进行过批判，但在现实中，它仍广泛地活跃于中国社会中，从来就不曾间断过，上至国家领导，高级干部，知识分子，下至农夫村姑，都或多或少地受着他的影响和支配。千万不要小看了那些四处游走的或在街头摆摊的，形象猥瑣的算卦仙们，他们对一个人的论断足可以影响他的一生，足可以改变周围人对他的看法。他们人数虽少，但能量十分巨大。许多人包括有文化的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算卦仙们的卦语来设计自己的人生。还有更多的人让算卦仙儿们根据五行、八字、笔划为自己刚出生的孩子起名字，使得自己的孩子一出生便与道教结下了不解之缘。除了这些少数的算卦仙儿们，中国社会中上有更多的略知阴阳、粗通八卦的准算卦仙儿们，他们人数众多，散布在各个阶层。从他们嘴里偶尔吐出的一两句"道经"、甚至一两个道教词汇对周围人的灵魂的宗教穿透力丝毫不亚于《圣经》中的词语对一位虔诚基督徒灵魂的感染力，甚至更强。基督徒尚且时常去教堂靠圣灵巩固信心，而道教的一些话语，一旦进入一个中国人的耳朵，就会很快在他的心里扎根，伴随他的一生。－－可怕的魔鬼撒旦的伎俩。（"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乃魔鬼的别名）
在中国，道教是仅次于儒教的第二大宗教，在今日的民间仍然有着庞大的市场。它比儒教飘逸超脱，因此他也比如教更隐蔽、藏得更深，在儒教遭到打击时，它总会成为儒教的避难所，使儒教免遭灭顶之灾。
从辛亥革命到今天，中国人追求民主已经近百年了，但民主仍没能在中国安家。这也难怪，中国人追求民主，动机并不纯正，中国人并不是忽地良心发现，要去求得人道、平等、博爱的，而只是将民主视为救国图存的工具的，当生存警报解除了，民主也就成了龙文化有机体内的一个危险的异物而遭到免疫排斥了。
封闭的、自给自足的、以儒教为代表的龙文化就是禁锢中国人的、新文化先驱们试图打破的铁屋子，然而，直到今天，这个铁屋子仍没有被打破。看来，龙文化并非铁屋子那么简单。他是一个魔圈，有弹性、会伸缩、能变化且有自我修复能力。中了毒的国人会产生十足的惰性和排外性，而在魔圈中怡然自得，并没有被铁屋子禁锢的痛苦。
现在，儒道教在中国的市场仍然很大，他们仍然控制着中国人的身心，民主要在中国实现，还早得很呢。今天，中国专制政府又贯彻三个代表，鼓吹民族传统，提倡儒家文化，带领全国人民走回头路。这是以龙为靠山，誓将专制进行到底。看来，中国的民主更是遥遥无期了。
但是，民主之路，我们是必须要走的，只是早走晚走的问题。地球在变小，全球在变得一体化。伴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是政治体制、价值观念的全球一体化，世界是朝着单极、一元化的方向发展的，任何鼓吹世界多极化的人都是痴心妄想，自欺欺人。
上帝之道和歪门邪道之所以不同，是因为 祂不是信则灵，上帝之道，你信不信都灵。上帝的法则无处不在，聪明的，上帝领着走；愚蠢的，上帝拖着走。领着走的，上帝给的是糖果；拖着走的，上帝给的是鞭子。拖着也不走的，只有死路一条。
上帝之道，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民主是基督大树上的一颗果实，我们不种树怎能得到果实呢？嫁接而来的果子，还会是原来的味道吗？
提到民主，许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古希腊雅典的民主政体，就会想到古罗马的共和国，似乎和基督并无太大关系。这种看法是肤浅的。
位于爱琴海中心位置的雅典，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商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商业的发展进而促使了其政治上的革命，公元前５００年时，雅典就出现了民主政治。雅典的民主是不完全的，占居民中大多数的奴隶和外邦人并不享有公民权，且他带有很强的局限性，只能适合于海上贸易发达的小城邦。后来，为了防备波斯帝国的入侵，雅典城运用民主原则带头联合爱琴海诸岛及小亚细亚个希腊城邦组成了一个同盟，原则上盟邦地位平等，但实际上，同盟的行政、军事、财政等领导权从开始就掌握在雅典手中，公元前４５０年，民主同盟已变成一个帝国。这个海上的雅典帝国与同时代的其他帝国相比并无多少优势，他虽然凭借着海上的军事优势防御波斯的入侵，但他最终未能阻止希腊半岛上另一个军事强国斯巴达的进攻，随着雅典军事上的失败，他的城邦民主政治也就寿终正寝了。
早期的罗马城邦与雅典很相似，商业的发达使他废除了君主政体，建立了共和国。与雅典相反的是，让共和国丧失民主的不是军事上的失败，而是军事上的成功。共和国早期的民主趋向因元老院在海外指挥的战争节节胜利、其威望和权力大大增加而转向相反方向，新的城市下层民众不再成为民众政府的基础。军队的性质也悄悄地发生了变化，罗马军团由平民军队变为职业军队，士兵们首先忠于的不是国家，而是他们的指挥官。疆土的扩张，财富的大量涌入，也使得罗马人原有的节俭、禁欲、勤劳等与共和国相匹配的美德丧失殆尽。……到公元前２７年，军事寡头屋大维统治罗马时，共和国已经转变成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
雅典和罗马的民主政治所以都以失败告终，是因为他们的民主没有一个坚强的信仰作后盾。缺乏信仰支持的民主政体更像是一个公民利益的分配方案，这种"分配方案"是脆弱的，是经不起战争考验和巨大财富利诱的。
耶稣基督如是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砂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马太７：２４）
经中世纪千年基督教奠基的欧洲，由于商业的发展，人们又选择了民主。尽管古代的民主为现代民主提供了闪光的思想，但今日的民主并不是古希腊、古罗马民主的复活，今日的民主已不再仅仅只是个政治体制，而更是一种价值观，一种信仰。使民主重生、发扬光大且战无不胜的，不是雅典、罗马，而是耶稣基督。
１６２０年，一条名叫"五月花号"的捕鱼船悄然离开英国港口，驶向大西洋对岸的新大陆。船上一共１０２人，其中大多是受到宗教迫害的新教教徒----清教徒，还有个别的流浪者、破产者等在旧世界失败的人。环境的压迫及对新世界的向往，使他们不得不马上离开英国，即使在一个不适合航行的季节。
清教徒，是英国新教教徒中的一派，起源于１６世纪中叶的英国，原为英国国教圣公会内信奉加尔文宗教思想的改革派，后从中发展出一些脱离国教的新宗派（如长老会、公理会等）由于他们要求"清洗"国教内保留的天主教旧制和繁琐仪文，并反对王公贵族的骄奢淫佚，提倡"勤俭清洁"的生活而得名。
清教徒是这条船上的知识分子，并且是价值观念相同的知识分子。
"五月花号"经过６５天与风暴、疾病、饥饿、绝望的搏斗后，终于看到了新大陆的海岸线。缺水、缺粮、困乏，而新的大陆，新的家园已经在望，但这时船反而停了下来，船上的成年男子在低声讨论着：我们将如何管理未来的新世界，依靠什么？领袖的权威，军队的威力，还是国王的恩赐？他们决定将这个问题弄清楚之后再上岸。
经过船上５１名成年男子的讨论，最后，他们决定共同签署一份公约，名为《五月花号公约》，内容如下：
为了上帝的荣耀，基督教的进步，我们这些在此签名的人扬帆出海，并即将在这块土地上开拓我们的家园。因此我们在上帝面前庄严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得以顺利进行、维持和发展，亦为将来能随时制定和实施有益于本殖民地总体利益的一应公证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等，吾等全体保证遵守与服从。
《五月花号公约》后来被一本名为《美国赖以立国的文件》的书列为第一号文件。从精神实质来看，《五月花号公约》应该是美国的第一部宪法。
这一批最早的美国人，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五月花号公约》中的上帝，绝非作秀，而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正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在一片新大陆上建造"上帝之城"，这些清教徒们艰苦卓绝，百折不挠，即使是在登上大陆后的第一年内，因疾病、饥饿而损失一半以上的人的时候，他们也不灰心，不退缩，最终坚持了下来。他们以自己的实践为自己理想中的上帝之城做了奠基。他们的子孙及后来者继承了他们的理想，最终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
同样是清教徒，于１６３８年因反抗英王查理一世对清教徒的迫害，反对国王在苏格兰强制推行主教制的英国国教，而爆发了英国革命。清教徒组成自己的军队－－国会军，领袖是激进的独立派（清教徒分为长老派和独立派）议员克伦威尔。克伦威尔将长老派从国会中清洗了出去，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于１６４９年废除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
１６５３年，克伦威尔驱散国会，自任"护国主"，实行军事独裁。１６５８年，克伦威尔逝世，其子查理?克伦威尔继任护国主。查理的昏庸无能，以及国民对清教徒统治下的受限制的、过分俭朴的生活的厌倦，使得国内局势混乱。１６６０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
１６８８年，清教徒发动不流血的"光荣革命"推反了斯图亚特王朝，宣布詹姆斯二世"自行退位"，并与新国王威廉三世达成协议，确立了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立宪国王采取信仰自由原则，即在事实上承认了清教徒的合法地位。
法国思想启蒙家孟德斯鸠曾这样评价英国人："在三件大事上走在了世界其他民族的最前面：虔诚、商业、自由。"（《论法的精神》二十编，第七章）
世界上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在英国，世界上最早的工业革命也是在英国，为什麽偏偏是在英国？难道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不是的，英国人所以会成为人类前进队伍中的领头人，仅仅是因为他们最虔诚，是上帝最虔诚的子民。
同胞们，可知道对上帝的虔诚与商业、自由的关系？
从封建君主制到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再到美利坚的共和制，这是民主良性、健康的发展过程。
相比较，欧洲大陆的民主进程就艰难了许多。
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对欧洲大陆的影响是巨大的，它直接导致了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经历了近百年的思想启蒙，法国的民主进程又如何呢？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
１７８９年７月１４日，巴黎人民起义，攻打巴士底狱。
１７９２年，雅各宾派推翻封建波旁王朝，处死路易十六，建立第一共和国。废除公元纪年，实行革命历法－－共和历。
１７９４年７月２７日，热月政变。热月党人推翻雅各宾政权，处死雅各宾领袖罗伯斯庇尔，建立督政府。
１７９９年，拿破仑推翻督政府，实行独裁统治，建立第一帝国。
１８１４年，"反法同盟"国家逼拿破仑退位，波旁王朝复辟。
１８３０年７月，爆发七月革命，起义者推翻波旁王朝，建立七月王朝。
１８４８年，２月，爆发二月革命，资产阶级推翻七月王朝，建立第二共和国。
１８５１年，拿破仑的侄儿，路易?破拿巴发动政变，称帝，号称拿破仑三世，建立第二帝国。
１８７０年，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法国人民推翻第二帝国，建立第三共和国。
１８７１年，巴黎无产阶级起义，建立巴黎公社，被镇压。
法国的民主可谓一波三折，步履艰难。为什麽会如此呢？
答案有很多，但笔者认为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法国人在启蒙运动中，藐视了上帝所致。
在启蒙思想家中，大多数是自然神论（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和自然规律后就不再干预世事，听信自然规律支配一切的神学观点）者，一部分干脆就是无神论和唯物论者。自然神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中，许多也是无神论的过渡和隐蔽形式。总之，许多启蒙思想家们凭借着理性的启蒙，在当时时代所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否定了上帝。
伏尔泰是启蒙运动最著名的一位思想家，有人甚至将十八世纪称为伏尔泰世纪，伏尔泰是自然神论的代表人物，是反封建的一面旗帜，他反对宗教，认为宗教是理性的最大敌人。因而他鼓吹无神论的中国，敬仰无神哲学大师孔子，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孔庙"，并自封为"孔庙大主持"。他在《风俗论》中将中国描写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东方乌托邦："世界上曾有过的最幸福、最可敬的时代，就是奉行孔子的律法时代。""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了（指中国明朝）""在这种行政制度下，皇帝要实行专断是不可能的""如果说曾经有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伏尔泰对无神论中国的肉麻的吹捧，不仅是在攻击基督教会，也是在变着法地否定上帝。
在思想启蒙运动中，吹捧中华帝国，不只是伏尔泰一个人，而是一个潮流，众多吹捧中华帝国的思想家们，不管他们口头上是否否定上帝，他们的实际行为却是在明白地告诉大家：看，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美好的国度，那里的人们根本不知道耶稣是谁！
欧洲大陆自思想启蒙以来，就陷入了关于"民主"的理性争吵之中，争吵的结果是吵出了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而在这期间，位于大洋之中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却凭着宗教虔诚，默默无闻地进行着民主实践。他们的实践成果以不争的事实成为欧洲大陆关于"民主"理性辩论中无言的、但却是最有力的论证，英国和美国，尤其是美国也最终成为了欧洲大陆国家的民主楷模。
有了点理性的进步，就忘乎所以，是人类的一个毛病。理性是把双刃剑，他可以成全人类，也可以毁掉人类。他可以制造出民主，也可制造出极端专制。理性的走向完全取决于人的信仰。在今天信息发达的理性的时代，一个国家的民主进程如何，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信仰。
看今日世界，从西到东，民主递减。美国最民主，中国最专制，为什麽呢？原因很简单：美国离上帝最近，而中国离上帝最远。 【全文完】
⑴（《论语-颜渊》）
⑵（《中庸》）
⑶（《论语-学而》）
⑷（《孟子-梁惠王》）
⑸（《论语-泰伯》）
⑹（《中庸》）
法家思想为帝王之术，儒家思想则是为臣之道。儒教整套的价值观就是为了将人培养成为一个为皇帝服务、既忠且孝的好臣子的，儒教的个人最高实践就是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皇帝的大管家。
想当皇帝的念头，对儒教来说就是犯罪，是大逆不道，它违背了儒教所有的价值观念。不仅不能有当皇帝的念头，如果你凭着位高权重而不对皇帝毕恭毕敬，而不诚惶诚恐，那你就是越礼犯上，同样是大逆不道。所以尽管曹操为维持汉室残破的江山出了不小的力，但就因为他的举止不符合儒教的规范，更主要是因为他的儿子后来当了皇帝，而落了个骂名千古，成为了奸诈的代名词、奸臣的化身，戏剧家还给他画了一个象征奸诈的大白脸。还是赵匡胤了解中国人的花花肠子，他略施小计，就赢得了真龙天子的正名：自己本是无心当皇帝的，但是部下、士卒的拥戴，乃天命也，不敢违也！它不仅当了皇帝，还赢得了忠义的好名声，于是戏剧家便为他画了个代表忠义的红脸，看来，他比曹操聪明多了。不过后来她娘说漏了嘴，在别人面前夸自己的儿子，从小就有大志。一句话，让赵匡胤的忠义形象打了折扣，戏剧家便不肯饶恕，就在他的红脸的额头上添了一竖白道。但相比较还是要比曹操的待遇强得多。
在欧美国家，让学生说出自己的理想，问他们长大后最想干什么，对政治感兴趣的孩子会不遮拦地说自己长大要当总统。记得有篇介绍韩国总统金大中的文章，说他青年时即又大志，将"我要当总统"的字幅贴在床头，时刻激励自己。而在中国，则很有趣，如果孩子对政治感兴趣，他会说"我长大后要当总理。"当一个年轻人表现出杰出的组织才能时，他的长辈、阿姨们则会称赞他，将来是当总理的料。总理，即宰相也。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总理就是最大的官，主席，不是官而是皇帝，是真命天子。想当皇帝，那不叫理想，而是谋反，在清朝以前，那可是"十恶大罪"之首，要灭九族的。－－表面上，中国已经抛弃了儒教，但实际上，儒教仍存在于每个中国人的感性和潜意识中，时时刻刻在决定着中国人的思维，"想当主席"不仅对成年人来说意味着狂妄、野心和恐怖，意味着是阴谋颠覆政府，就是不懂事的孩子和没文化的妇女们也知道无意识地回避他，儒教早已经渗入中国人的骨髓之中，灵魂之中了。
除了"天人感应"能吓唬吓唬皇帝，让皇帝略微收敛些外，儒教对皇帝的权威没有任何质疑和制约，这种对皇帝的无条件的服从，五体投地的人格匍匐，只能导致一个结果，就是皇权专制愈来愈酷烈，皇帝愈来愈不把大臣当人看，"学而优则仕"的仕们最终只能论为皇帝的奴才。儒教的为臣之道实为奴才之道。
儒教这个奴才之道，最大受惠者就是皇帝，这也是历代皇帝们尊孔崇儒的原因。在中国，一个皇帝位登九五之后，首先要做的就两件事，第一件是用铁刀子将一些男人的生殖器阉割掉，使他们成为太监去管理自己的小家－－庞大的后宫；第二件就是用儒教软刀子将全国男人的"精神生殖器"阉割掉，让他们成为精神太监去管理自己的大家－－江山社稷。
在中国，敢于造反的，并能取皇帝而代之的，不是不识汉字的少数民族，就是斗大的字不认一箩筐的大老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不识字"保护了他们免遭儒教的阉割，使他们尚且有种去和皇帝决一雌雄。"秀才造反，三十年不成"不仅是指秀才们动口不动手、重理论轻实践，也不仅是指文人相轻、互不服气、形不成秩序，还是指受过儒较阉割的秀才们在关键的时候硬不起来，早已失去了向皇帝挑战的资本。从这种意义上讲，秀才造反三百年都不会成。
人作为一个生物体，也遵循着生物界的"省力、效率"原则，自觉不自觉地追求者利益的的最大化、努力的最小化。这一点表现在皇帝身上，就是纵容太监专权。如果太监们能过完全取代大臣们，皇地也就真正做到"朕即国家"了，可以随心所欲了。因此，历朝大臣与太监的斗争，其实就是大臣与皇帝本人在意志上的较劲儿。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是太监专权的发展。而让在皇帝面前口口声称"奴才该死"的太监们身居高位统领百官，本身就是对大臣们的再次奴化。不仅仅只是皇帝，下面的官僚们也是如此。既然没有民主监督，提拔干部的标准就是虚设，实际上是由领导自己说了算。既然是自己说了算，他们当然愿意提拔那些听话的人成为自己的下属，因为听话的人成为自己的属下，不仅可以使自己的工作省心、省力，而且更有利于自己权力地位的长久稳固。所以在今日社会中，领导们总是将自己的秘书、通讯员、司机提拔为干部，因为他们在为自己服务的过程中，人格早已被奴化，让他们当干部好使唤，可以使自己的权力更稳固。选奴才代替选人才是专制体制的必然。
在长久的专制下，在普遍的家长制中，德（奴才的顺从之德）比才（也是奴才之才）更重要，于是人们在官场中的竞争也就最终演变成为了奴性的竞争，看看谁的奴性强，看看谁的奴艺高……。
中国之官愈贵而愈贱。其出也，武夫前吵，从者塞途，非不赫赫可畏也；然其逢迎于上官之前则如妓女，奔走于上官之门则如仆隶，其畏之也如虎狼，其敬之也如鬼神，得上官一笑则作数日喜，遇上官一怒则作数日戚，甚至上官之皂隶、上官之鸡犬，亦见面起敬，不敢稍拂焉。且也，上官之上更有上官，其受制于人者，也莫不施之于人。即位至督抚、尚书，其卑污垢贱，屈膝奉迎者，曾不少减焉。(42)
《聊斋志异》中描写一个县官唯上是从："送往迎来，则贱如声伎；婢膝奴言，则装如伏鼠。"
在这两段对奴性近似辱骂的描述中，都提到了"妓女"，这不禁让人想起今日社会中流传的一个笑话：一位妓女和两位嫖客套近乎，妓女问嫖客甲："先生贵干？"答曰："我是某局局长。"又问嫖客乙："先生贵干"，答曰："我是某公司经理。"妓女闻言欣然应曰："咱们原来是同行。"见二嫖客诧异，伎女解释道："咱们都是听吆喝的，叫咋弄咋弄。"－－真是古今一矣，人与我同耳！只是现代人学会了诙谐。
在共和国政体之下，人人都是平等的，在专制政体之下，人人也都是平等的。在共和国，人人平等是因为每一个人"什么都是"；在专制国家，人人平等是因为每一个人"什麽都不是"。(43)（《论法的精神》）
做官的一味的奴颜婢膝，难道就不感到委屈？心里就能长期地保持平衡？不要紧，他还有他的下级供他吆喝、训斥、役使、发泄情绪，他的下级同样有自己的下级，没有下级的就拿百姓出气，百姓们则可以回家拿自己老婆、孩子出气……儒教所设计的等级礼制系统，整个是一个受气排气系统。
有些学者将这种只有纵向秩序观而无横向平等观所导致的容两种极端人格于一身的特殊人格称为忽主忽奴，或亦主亦奴。其实，在中国，主子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官僚们并不真正具有"主人"的人格，真的"主人"是公正的、公平的、慈善的，体恤下属的，下人对他的服从、爱戴更多地是来自内心的道德感。官吏们的飞扬跋扈、呼奴喝婢、颐指气使、呵斥谩骂，正如太监靠滥施淫威来弥补自己的生理缺陷、妓女靠高消费来遮盖自己的下贱一样，不仅不是主人的表现，反而正是奴才的另一种特征，奴才的另一副嘴脸。
在教导人们如何成为奴才的方面，孔丘不仅是言的巨人，并且还是行的楷模。
孔子走过朝廷的大门时，便弯腰低头，好像不容他直着身子走进去。他不在门的中间站立，进门时不踩门坎。经过国君的座位（空位）时，脸色立刻庄重起来，脚步也加快起来，说话好像气不足的样子。提起衣服的下摆响堂上走时，弯腰低头，憋住气好像停止呼吸一样。出来时，走下一级台阶才松一口气，脸色现出轻松的样子。走完了台阶，向前快走，姿态像鸟儿展翅一样。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表现出恭敬而不安的样子。(44)（《论语?乡党》）
举着圭，弯腰低头，好像举不起来的样子。向上举好像作揖，放下来好像递东西给人。脸色庄重得像颤栗的样子，步子很小，好像沿着一条直线向前走一样。在赠送礼物的仪式中，显得和颜悦色。私下会见时，满脸堆笑。(45)（《论语?乡党》）
…………
长期以奴才的方式生活，也有在遭到主子冷遇或自己自尊心苏醒后而对这种生活方式产生质疑的时候，但在儒教的包围之中，这种怀疑的念头也如白驹过隙，转眼即逝，人家"孔圣人"还是这样生活的，哪差自己一介凡夫俗子了。那些批评者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他们想奴颜婢膝，还没这个机会哩！
有孔丘高师的言传身教，再加上专制的长期打磨，中国人做奴才作出了学问，作上了瘾，作出了美，作出了悲壮。奴性早已渗入中国人的灵魂之中，它使得中国人一举手、一投足、一个眼神、一丝笑容都能显示其奴才本色；它使得人们从内心里对皇帝、官吏恐惧、敬畏；使人见了皇帝、官吏就想下跪、就想点头哈腰……。日子久了，会成为习惯，一旦丢了他，反而感到很不自在，六神无主，惶恐不可终日。为什麽？灵魂中没有十字架撑腰，自犯软骨头。
在奴性无处不在的中国，自尊是个危险的异端。古书中常提到的某人有"反骨"，"反骨"是什么？就是自尊。作为一个中国人，拥有自尊心将是最大的不幸，天下之大，不会有你自尊心的立锥之地。
中国人的奴性心态，是中国走向民主的集体心理障碍。
曾经看过一部李安执导的影片《喜宴》。影片讲述的是一位居住在台湾的退役的前国民党军的一位师长，为了迫使在美国的儿子结婚，为自己传宗接代，亲自来到美国督催儿子结婚的故事。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老师长成功地逼迫儿子和来自中国大陆的姑娘结了婚，在教堂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后，一家四口来到一家中餐厅吃饭，席间邂逅了自己的一位老部下，原来在军队中为自己开车的司机，这位老司机正是这家中餐厅老板的父亲。虽然事隔多年，两人年事俱高，但这位老司机在老师长的面前仍然保持着军人的作风，毕恭毕敬地站在坐着吃饭的老师长的身边，尽管老师长一再示意他坐下来谈话，但他坚决不肯，并对师长的儿子口口声称"少爷"。当他得知师长一家在此聚餐时为了庆祝少爷结婚时，很不满，主动提出要在自己的酒店为少爷免费补办婚礼。--当热闹的婚礼结束，客人尽散后，感到满意的老师长并不多谢，只是伸出了手，而老司机并不敢去握，在师长的鼓励勉强下，才诚惶诚恐地和老师掌握了握手。
这个情节很中国化，很让人感动，虽然事隔多年，其情景仍会不时地浮现在脑海中。是老司机知恩图报？不是，影片中并未交代老师长对老司机有什么恩情，再说报恩也用不着还保持着当年的"礼节"，甚至连师长的手都不敢握。这是一种很传统的中国上下级关系。这是奴性之美呢？还是忠诚之美？如果都有，又各占几成呢？难道奴性仅是一种丧失自尊的忠诚？或者说是一种更为彻底的忠诚？---不是！绝对不是！忠诚的主体是人的灵魂，忠诚的对象是理想、是人格道德，他是超功利的。而奴性则相反，它的主体是人的肉体，它的对象是权力、利益，而不是某种理想，也不是某个人，而是乌纱帽。他是功利的，他是见了乌纱帽就下跪，管他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管他是汉人、鲜卑人、契丹人、蒙古人、女真人、还是日本人；管他是人、是狗、还是猪，只要他头上戴个帽、腰里别着枪，只管下跪磕头就是了，肯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忠诚是自尊的、勇敢的、无私的；奴性是自卑的、胆怯的、自私的。
否定神的存在，抵挡人信仰上帝的儒教，将忠诚的源头－－内在的灵魂给抹煞了，再将忠诚镶嵌在外在的功利之上，这就将忠诚偷偷地转换成了奴性。
中国人并非天生的奴性，我们本来和欧洲人、日本人一样并无区别，如果出生在欧洲、日本，我们也会像欧洲昂首挺胸的骑士一样对基督虔诚、对皇室忠诚，也会像视死如归的武士一样对天皇忠诚，但是在中国很不幸，每个人经过儒教那只看不见的手三揉两捏，一个个都成了点头哈腰、摇尾乞怜的哈叭狗！－－孔丘啊孔丘，他口口声声宣扬"忠"实际上他却时时刻刻地在扼杀着忠诚。欧洲的许多皇室至今仍受人民的爱戴，日本从古到今只有一个皇室－－天皇。而中国，把"忠"字天天挂在嘴上，实际上却是改朝换代频繁，宫廷政变、农民起义不断。以至于有西方人这样评价道："在所有以达到某种程度的文明的民族中，中国人是缺乏革命性，却又最富有反叛性的。"(46)
孔丘这条披着羊皮的狼。
道教对民主的危害。
中国的文化精英们在追求民主，批判儒教时，往往会忽略站在儒教"判官"背后的鬼参谋---道教。
道教不拘泥于形式，但是他更隐蔽、更深入骨髓、对人的危害更长久。
道教是一种彻底的宿命论。他通过居易安命、消极避世的思想和相面、爻卦、测字、批八字等手段让人认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当官的所以当官享富贵，自己所以低人一等受苦难，皆是天命，力再大，也胜不过命，个人的努力终是枉费心机。官老爷坐威作福，老百姓终生受奴役，此是天经地义，让官老爷给百姓当公仆，官老爷的任免由老百姓说了算，这岂不是天地颠倒，乾坤倒转？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有一个发生在明朝成化年间的故事，将道教对中国人的心理塑造描述得很生动。
成化年间，广东地面有位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考中了相公，同年又是乡试年，范进想再接再厉，参加乡试，以谋取功名：
不觉到了六月尽间，这些同案的人约范进取乡试。范进因没有盘缠，走去同丈人商议，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个狗血喷头，道："不要失了你的时了！你自己只觉的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来！我听见人说，就是中相公时，也不是你的文章，还是宗师看见你老，不过意，舍于你的。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爷来！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的老爷，都是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趁早收了你心！明年在我们行里替你寻一个馆，每年寻几两银子，养活你那老不是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经。你问我借盘缠，我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得钱把银子，都与你去丢在水里，叫我一家嗑西北风！"。
范进被丈人一顿夹七夹八，骂的摸门不着，只好瞒着胡屠户偷偷进城乡试。不曾想一炮中标，中了举人。谁知又乐极生悲，范进接到中举的捷报后，竟喜疯了。凑热闹的邻居中有一人给大家出主意，说范进是欢喜狠了，痰涌上来迷了心窍，需找一个平日他怕的人，打他一嘴巴，吓一吓他，使他将痰吐出来，就好了。于是众人想到了胡屠户：
胡屠户做难道："虽是我女婿，如今去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斋公们说，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达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我却是不敢作这样的事！"邻居内一个尖酸人说道："罢么！胡老爹，你每日杀诸的营生，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阎王爷不知叫判官在薄子上记了你几千条铁棍。就是添上这一百棍，也打什么要紧？只恐把铁棍打完了，也算不到这笔帐上来。或者你救了好了女婿的病，阎王叙功，从地狱里把你替上第十七层来，也不可知。"……屠户被众人局不过，值得连斟两碗酒喝，壮一壮胆，把方才这些小心收起，将平日凶恶样子拿出来，卷一卷那油晃晃的衣袖，走上集去。……胡屠户凶神似的走到跟前，说道："该死的畜生！你中了甚了？！"一个嘴巴打过去。众人和邻居见这模样，忍不住的笑。不想胡屠户虽然大着胆子打了一下，心里到底还是怕的，那手早颤起来，不敢打到第二下。……胡屠户站在一边，不觉那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在也弯不过来。自己心里懊恼到："果然，天上的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想一想，更疼得很了，连忙问郎中讨了个膏药贴着。
你们想知道宗教信仰对人的影响力有多大吗？看看胡屠户那扭曲的手就知道了，－－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理功能！
在道教众多的伎俩中，相面算是最有群众基础的了，它因简单、直观早已成为了中国人的生活常识，不仅蒋介石在任命干部时会将面相作为参考，就是"反封建"的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们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将面相作为人才鉴别的一个重要参数。在没文化的群众中，"以貌取人"的现象更是严重。
在欧美，人们以精干、健壮为美，以在战争中负伤为荣，以胖为丑，视肥胖为懒惰、疾病、甚至贫穷的象征。而在中国，人们却以胖为美："富润物，德润身，心宽体胖。"(47)"腹肚下垂，福禄绵绵。""头大无肩，富贵长年"(48)"脐深容李，（肚脐能容下李子）富贵自起"(49)"腹如抱儿，四方闻知""腹悬向下，富贵主寿。腹坠而垂，智合天机"(50)……中国人还以全身没有伤疤为荣贵，有了伤疤就等于破了相，就不完美了，也就不能"奉天承运"了。王洪文没能当上皇帝，中国的许多百姓就认为这是王在武斗时面部受伤，留了伤疤，被破了相所致。而像毛泽东、邓小平等"皇帝"出生枪林弹雨，竟毫发未损，这就让百姓们顿生敬畏之心，认为此种神秘非真龙天子受到上天保佑不能解释。仔细一想，竟有"道理"：久经战争而无伤疤的人，不仅是聪明的，更是狡猾的，而凶狠、狡猾不正是龙的本色吗？……。
欧美人心中的美，能让他们选举出名副其实的公仆。
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只能使他们选举出（就是有选举权的话）一个脑满肠肥、大腹便便的爷或者是猪。
虽然新文化运动和共产党曾将道教的诸伎俩视为封建糟粕而进行过批判，但在现实中，它仍广泛地活跃于中国社会中，从来就不曾间断过，上至国家领导，高级干部，知识分子，下至农夫村姑，都或多或少地受着他的影响和支配。千万不要小看了那些四处游走的或在街头摆摊的，形象猥瑣的算卦仙们，他们对一个人的论断足可以影响他的一生，足可以改变周围人对他的看法。他们人数虽少，但能量十分巨大。许多人包括有文化的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算卦仙们的卦语来设计自己的人生。还有更多的人让算卦仙儿们根据五行、八字、笔划为自己刚出生的孩子起名字，使得自己的孩子一出生便与道教结下了不解之缘。除了这些少数的算卦仙儿们，中国社会中上有更多的略知阴阳、粗通八卦的准算卦仙儿们，他们人数众多，散布在各个阶层。从他们嘴里偶尔吐出的一两句"道经"、甚至一两个道教词汇对周围人的灵魂的宗教穿透力丝毫不亚于《圣经》中的词语对一位虔诚基督徒灵魂的感染力，甚至更强。基督徒尚且时常去教堂靠圣灵巩固信心，而道教的一些话语，一旦进入一个中国人的耳朵，就会很快在他的心里扎根，伴随他的一生。－－可怕的魔鬼撒旦的伎俩。（"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乃魔鬼的别名）
在中国，道教是仅次于儒教的第二大宗教，在今日的民间仍然有着庞大的市场。它比儒教飘逸超脱，因此他也比如教更隐蔽、藏得更深，在儒教遭到打击时，它总会成为儒教的避难所，使儒教免遭灭顶之灾。
从辛亥革命到今天，中国人追求民主已经近百年了，但民主仍没能在中国安家。这也难怪，中国人追求民主，动机并不纯正，中国人并不是忽地良心发现，要去求得人道、平等、博爱的，而只是将民主视为救国图存的工具的，当生存警报解除了，民主也就成了龙文化有机体内的一个危险的异物而遭到免疫排斥了。
封闭的、自给自足的、以儒教为代表的龙文化就是禁锢中国人的、新文化先驱们试图打破的铁屋子，然而，直到今天，这个铁屋子仍没有被打破。看来，龙文化并非铁屋子那么简单。他是一个魔圈，有弹性、会伸缩、能变化且有自我修复能力。中了毒的国人会产生十足的惰性和排外性，而在魔圈中怡然自得，并没有被铁屋子禁锢的痛苦。
现在，儒道教在中国的市场仍然很大，他们仍然控制着中国人的身心，民主要在中国实现，还早得很呢。今天，中国专制政府又贯彻三个代表，鼓吹民族传统，提倡儒家文化，带领全国人民走回头路。这是以龙为靠山，誓将专制进行到底。看来，中国的民主更是遥遥无期了。
但是，民主之路，我们是必须要走的，只是早走晚走的问题。地球在变小，全球在变得一体化。伴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是政治体制、价值观念的全球一体化，世界是朝着单极、一元化的方向发展的，任何鼓吹世界多极化的人都是痴心妄想，自欺欺人。
上帝之道和歪门邪道之所以不同，是因为 祂不是信则灵，上帝之道，你信不信都灵。上帝的法则无处不在，聪明的，上帝领着走；愚蠢的，上帝拖着走。领着走的，上帝给的是糖果；拖着走的，上帝给的是鞭子。拖着也不走的，只有死路一条。
上帝之道，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民主是基督大树上的一颗果实，我们不种树怎能得到果实呢？嫁接而来的果子，还会是原来的味道吗？
提到民主，许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古希腊雅典的民主政体，就会想到古罗马的共和国，似乎和基督并无太大关系。这种看法是肤浅的。
位于爱琴海中心位置的雅典，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商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商业的发展进而促使了其政治上的革命，公元前５００年时，雅典就出现了民主政治。雅典的民主是不完全的，占居民中大多数的奴隶和外邦人并不享有公民权，且他带有很强的局限性，只能适合于海上贸易发达的小城邦。后来，为了防备波斯帝国的入侵，雅典城运用民主原则带头联合爱琴海诸岛及小亚细亚个希腊城邦组成了一个同盟，原则上盟邦地位平等，但实际上，同盟的行政、军事、财政等领导权从开始就掌握在雅典手中，公元前４５０年，民主同盟已变成一个帝国。这个海上的雅典帝国与同时代的其他帝国相比并无多少优势，他虽然凭借着海上的军事优势防御波斯的入侵，但他最终未能阻止希腊半岛上另一个军事强国斯巴达的进攻，随着雅典军事上的失败，他的城邦民主政治也就寿终正寝了。
早期的罗马城邦与雅典很相似，商业的发达使他废除了君主政体，建立了共和国。与雅典相反的是，让共和国丧失民主的不是军事上的失败，而是军事上的成功。共和国早期的民主趋向因元老院在海外指挥的战争节节胜利、其威望和权力大大增加而转向相反方向，新的城市下层民众不再成为民众政府的基础。军队的性质也悄悄地发生了变化，罗马军团由平民军队变为职业军队，士兵们首先忠于的不是国家，而是他们的指挥官。疆土的扩张，财富的大量涌入，也使得罗马人原有的节俭、禁欲、勤劳等与共和国相匹配的美德丧失殆尽。……到公元前２７年，军事寡头屋大维统治罗马时，共和国已经转变成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
雅典和罗马的民主政治所以都以失败告终，是因为他们的民主没有一个坚强的信仰作后盾。缺乏信仰支持的民主政体更像是一个公民利益的分配方案，这种"分配方案"是脆弱的，是经不起战争考验和巨大财富利诱的。
耶稣基督如是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砂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马太７：２４）
经中世纪千年基督教奠基的欧洲，由于商业的发展，人们又选择了民主。尽管古代的民主为现代民主提供了闪光的思想，但今日的民主并不是古希腊、古罗马民主的复活，今日的民主已不再仅仅只是个政治体制，而更是一种价值观，一种信仰。使民主重生、发扬光大且战无不胜的，不是雅典、罗马，而是耶稣基督。
１６２０年，一条名叫"五月花号"的捕鱼船悄然离开英国港口，驶向大西洋对岸的新大陆。船上一共１０２人，其中大多是受到宗教迫害的新教教徒----清教徒，还有个别的流浪者、破产者等在旧世界失败的人。环境的压迫及对新世界的向往，使他们不得不马上离开英国，即使在一个不适合航行的季节。
清教徒，是英国新教教徒中的一派，起源于１６世纪中叶的英国，原为英国国教圣公会内信奉加尔文宗教思想的改革派，后从中发展出一些脱离国教的新宗派（如长老会、公理会等）由于他们要求"清洗"国教内保留的天主教旧制和繁琐仪文，并反对王公贵族的骄奢淫佚，提倡"勤俭清洁"的生活而得名。
清教徒是这条船上的知识分子，并且是价值观念相同的知识分子。
"五月花号"经过６５天与风暴、疾病、饥饿、绝望的搏斗后，终于看到了新大陆的海岸线。缺水、缺粮、困乏，而新的大陆，新的家园已经在望，但这时船反而停了下来，船上的成年男子在低声讨论着：我们将如何管理未来的新世界，依靠什么？领袖的权威，军队的威力，还是国王的恩赐？他们决定将这个问题弄清楚之后再上岸。
经过船上５１名成年男子的讨论，最后，他们决定共同签署一份公约，名为《五月花号公约》，内容如下：
为了上帝的荣耀，基督教的进步，我们这些在此签名的人扬帆出海，并即将在这块土地上开拓我们的家园。因此我们在上帝面前庄严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得以顺利进行、维持和发展，亦为将来能随时制定和实施有益于本殖民地总体利益的一应公证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等，吾等全体保证遵守与服从。
《五月花号公约》后来被一本名为《美国赖以立国的文件》的书列为第一号文件。从精神实质来看，《五月花号公约》应该是美国的第一部宪法。
这一批最早的美国人，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五月花号公约》中的上帝，绝非作秀，而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正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在一片新大陆上建造"上帝之城"，这些清教徒们艰苦卓绝，百折不挠，即使是在登上大陆后的第一年内，因疾病、饥饿而损失一半以上的人的时候，他们也不灰心，不退缩，最终坚持了下来。他们以自己的实践为自己理想中的上帝之城做了奠基。他们的子孙及后来者继承了他们的理想，最终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
同样是清教徒，于１６３８年因反抗英王查理一世对清教徒的迫害，反对国王在苏格兰强制推行主教制的英国国教，而爆发了英国革命。清教徒组成自己的军队－－国会军，领袖是激进的独立派（清教徒分为长老派和独立派）议员克伦威尔。克伦威尔将长老派从国会中清洗了出去，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于１６４９年废除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
１６５３年，克伦威尔驱散国会，自任"护国主"，实行军事独裁。１６５８年，克伦威尔逝世，其子查理?克伦威尔继任护国主。查理的昏庸无能，以及国民对清教徒统治下的受限制的、过分俭朴的生活的厌倦，使得国内局势混乱。１６６０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
１６８８年，清教徒发动不流血的"光荣革命"推反了斯图亚特王朝，宣布詹姆斯二世"自行退位"，并与新国王威廉三世达成协议，确立了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立宪国王采取信仰自由原则，即在事实上承认了清教徒的合法地位。
法国思想启蒙家孟德斯鸠曾这样评价英国人："在三件大事上走在了世界其他民族的最前面：虔诚、商业、自由。"（《论法的精神》二十编，第七章）
世界上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在英国，世界上最早的工业革命也是在英国，为什麽偏偏是在英国？难道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不是的，英国人所以会成为人类前进队伍中的领头人，仅仅是因为他们最虔诚，是上帝最虔诚的子民。
同胞们，可知道对上帝的虔诚与商业、自由的关系？
从封建君主制到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再到美利坚的共和制，这是民主良性、健康的发展过程。
相比较，欧洲大陆的民主进程就艰难了许多。
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对欧洲大陆的影响是巨大的，它直接导致了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经历了近百年的思想启蒙，法国的民主进程又如何呢？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
１７８９年７月１４日，巴黎人民起义，攻打巴士底狱。
１７９２年，雅各宾派推翻封建波旁王朝，处死路易十六，建立第一共和国。废除公元纪年，实行革命历法－－共和历。
１７９４年７月２７日，热月政变。热月党人推翻雅各宾政权，处死雅各宾领袖罗伯斯庇尔，建立督政府。
１７９９年，拿破仑推翻督政府，实行独裁统治，建立第一帝国。
１８１４年，"反法同盟"国家逼拿破仑退位，波旁王朝复辟。
１８３０年７月，爆发七月革命，起义者推翻波旁王朝，建立七月王朝。
１８４８年，２月，爆发二月革命，资产阶级推翻七月王朝，建立第二共和国。
１８５１年，拿破仑的侄儿，路易?破拿巴发动政变，称帝，号称拿破仑三世，建立第二帝国。
１８７０年，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法国人民推翻第二帝国，建立第三共和国。
１８７１年，巴黎无产阶级起义，建立巴黎公社，被镇压。
法国的民主可谓一波三折，步履艰难。为什麽会如此呢？
答案有很多，但笔者认为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法国人在启蒙运动中，藐视了上帝所致。
在启蒙思想家中，大多数是自然神论（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和自然规律后就不再干预世事，听信自然规律支配一切的神学观点）者，一部分干脆就是无神论和唯物论者。自然神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中，许多也是无神论的过渡和隐蔽形式。总之，许多启蒙思想家们凭借着理性的启蒙，在当时时代所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否定了上帝。
伏尔泰是启蒙运动最著名的一位思想家，有人甚至将十八世纪称为伏尔泰世纪，伏尔泰是自然神论的代表人物，是反封建的一面旗帜，他反对宗教，认为宗教是理性的最大敌人。因而他鼓吹无神论的中国，敬仰无神哲学大师孔子，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孔庙"，并自封为"孔庙大主持"。他在《风俗论》中将中国描写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东方乌托邦："世界上曾有过的最幸福、最可敬的时代，就是奉行孔子的律法时代。""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了（指中国明朝）""在这种行政制度下，皇帝要实行专断是不可能的""如果说曾经有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伏尔泰对无神论中国的肉麻的吹捧，不仅是在攻击基督教会，也是在变着法地否定上帝。
在思想启蒙运动中，吹捧中华帝国，不只是伏尔泰一个人，而是一个潮流，众多吹捧中华帝国的思想家们，不管他们口头上是否否定上帝，他们的实际行为却是在明白地告诉大家：看，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美好的国度，那里的人们根本不知道耶稣是谁！
欧洲大陆自思想启蒙以来，就陷入了关于"民主"的理性争吵之中，争吵的结果是吵出了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而在这期间，位于大洋之中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却凭着宗教虔诚，默默无闻地进行着民主实践。他们的实践成果以不争的事实成为欧洲大陆关于"民主"理性辩论中无言的、但却是最有力的论证，英国和美国，尤其是美国也最终成为了欧洲大陆国家的民主楷模。
有了点理性的进步，就忘乎所以，是人类的一个毛病。理性是把双刃剑，他可以成全人类，也可以毁掉人类。他可以制造出民主，也可制造出极端专制。理性的走向完全取决于人的信仰。在今天信息发达的理性的时代，一个国家的民主进程如何，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信仰。
看今日世界，从西到东，民主递减。美国最民主，中国最专制，为什麽呢？原因很简单：美国离上帝最近，而中国离上帝最远。 【全文完】
⑴（《论语-颜渊》）
⑵（《中庸》）
⑶（《论语-学而》）
⑷（《孟子-梁惠王》）
⑸（《论语-泰伯》）
⑹（《中庸》）
被欺骗的中国人（第二篇第四章）儒教是民主的天敌（上）
作者:方舟
2007-03-22 19: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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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舟
2007-03-22 19: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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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就是人民作主。狭义上，他是一种与专制对立的政治体制；广义上，一切与专制对立的东西，皆可称之为民主，比如：经济民主，军事民主，民主管理，民主作风等。民主思想，首先是指关于民主政体的思想，同时也包括一切与专制主义相对立的思想，比如：平等思想，法制思想，自由思想，分权思想等等。
"民主"一词源于希腊文δημοκρατοζ，由"人民"δημοζ和"权力"κρατοζ两个词合成，意为"人民的权力"。"民主"对中国来讲是一个舶来品，他是西方列强通过枪炮硬塞给我们的"礼物"。中国古书中也有"民主"一词，如《尚书》《左传》总的"简代夏做民主""天惟时求民主""其语偷不似民主"等等。这里的"民主"，意思是"民之主"，它和现代的、西方的"民主"是意思相反、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希望弱智者和别有用心者不要以此论证中国古代也有"民主"甚至"民主"诞生在中国。
民主是动听的，但中国人对他是陌生的。虽然中国人普遍对民主抱有很大的好感，但这种好感仅仅是叶公好龙，它与中国人真正接受民主之间尚存在非常遥远的距离，因为占据中国人身心、支配中国人日常行为的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是与民主格格不入的，中国以儒教为代表的传统专制文化是一套土生土长的与民主价值观完全对立的价值体系。因此，在标志着中华民族觉醒的新文化运动中，追求民主和打倒孔家店是同时进行的，二者本来就是一回事。在中国，要维护专制就必须尊孔崇儒；要实现民主就必须打倒孔家店。对此，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说的已经足够的多，也足够的深刻了。后来者，不论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还是所谓传统与反传统之间的对话，都是老调重谈，低层重复，并无新意，他们不论是在理性的学术深度上，还是在感情的激烈程度上，都没能超过先人。传统文化的话题在今日中国已经成了一个令人厌倦的老生常谈了，但是问题远没有解决，民主仍遥遥无期。今天，如果再次赘述，真怕外人嘲笑中国人的智商。但鉴于中国民主不行的现实，老生常谈还不能不谈。
现在，让我们粗略地探讨一下以儒教为首的中国传统文化反民主的本质。
首先，儒教是扼杀平等的。
儒教的思想核心是＂仁＂。"仁"是一个很具欺骗性的儒教概念。"仁"是个什麽东西呢？"樊迟问仁。子曰：'爱人'"。⑴ 儒教让人怎么去爱人呢？"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⑵（仁就是爱人，其中爱自己的亲人是最重要的。）除了"亲亲为大"之外，儒教也主张"泛爱众"⑶，主张"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⑷ 但这种"泛爱"并不是平等、博爱，而是"笃于亲"⑸的，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血缘关系向外依次递减的爱。儒教的仁爱是建立在血缘原则之上的有远近、有等级的爱。
儒教这种建立在血缘之上的有等级的爱，塑造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意识。
为了维护、巩固这种不平等的仁爱，儒教发明了等级礼制。"子曰："……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爱亲人有远近之分；尊贤人有等级之分。这就是礼所产生的缘由 ⑹ 儒教礼制内容庞杂，包罗万象，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不被礼制囊括于内。其核心内容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本意是网上的总绳，君、父、夫为"总绳"，臣、子、妻为"网"，网对于总绳来讲，除了服从还是服从，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一国之君是所有臣子的纲，臣子们又是自己儿子、妻子的纲，整个国家便形成了一个以皇帝为总纲的金字塔式的关系网，这个网是真的疏而不漏，每个中国人都逃脱不了。在这个专制的网中，君、父、夫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而臣、子、妻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君可不敬，臣不可不忠；父可不慈，子不可不孝。" ⑺ 这是一种单向的权利、义务关系，里面没有双向制约，不存在丝毫平等观念。
三纲之外尚有五伦：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伦之外，尚有公媳、婆媳、叔嫂、妯娌、叔侄、姑侄、舅甥、姨甥、堂兄弟、表姊妹等等人伦，中国的人伦所以复杂，就是因为儒教是以此来让人们辨贵贱、明亲疏、别父子、知上下、识远近，使得家族长幼有序，尊卑有等。
五伦之中的兄弟，要求弟弟对兄长绝对服从，这一点在儒教礼制观念中是仅次于孝道的相当重要的人论，因此二者常被合称为"孝弟"。五伦之中的"朋友"，既无血缘关系，又无婚姻关系，应该摆脱父子、兄弟之间的服从关系，平等相处了吧，偏不！儒教连他也不放过，硬是用不平等的血缘关系将之强奸了：儒教通过结拜兄弟的方式将朋友泛血缘化、泛兄弟化了。还美其名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⑻
在中国，非血缘的朋友关系是以拜把兄弟的方式建立的。拜把兄弟，要磕头、烧香、喝血酒，以年长者为尊，它其实是一种泛家族化的宗教仪式。儒教通过拜把兄弟这种方式使他的等级礼制观念突破了血缘家族的范围，一下子放之四海皆准了。"拜把兄弟"在遭到将之视为"封建思想""宗派主义"的共产党的猛烈批判之后，大体上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但是作为一种思想意识，他仍广泛存在于今天中国人的头脑之中。许多人，初次相逢，酒过三巡之后，便开始互叙年龄称兄道弟起来，不如此，关系就不会亲近，就不算交上朋友。"兄弟"一词至今仍被广泛使用着，"朋友"与之相比要逊色得多，通常所谓的"兄弟"其实就是指朋友，而"朋友"则是指关系平淡的"熟人"而已。"弟兄"这个大家并不认真的称谓，"称兄道弟"这个大家并不注意的行为，细究起来其实是儒家思想的残余，尽管他们不起眼，不够斤两，但是他们却在时时刻刻蚕食、消磨人们的平等意识。这也不能怪今日的中国人，马克思并没有教人怎样处朋友，一个"同志"太粗泛，太干硬，满足不了人们的感情需要；又没有平等神圣的观念能使得中国人将"朋友""友谊"本身视为一种美德，一种荣誉；更没有基督教的超血缘"弟兄"让中国人来取代儒教的血缘"弟兄"。
儒教的不平等不单单表现在人伦之上，它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天子有七座宗庙，诸侯有五座宗庙，大夫有三座宗庙，士有一座宗庙。天子用豆器二十六个，诸公用豆器十六个，诸侯用豆器十二个，上大夫用豆器把个，下大夫用豆器六个。诸侯用七个副官陪同，享受七席菜的招待；大夫用五个副官陪同，享受五席菜的招待。天子的坐席是五层，诸侯的坐席是三层，大夫的坐席是二层。天子死后七个月下葬，用五层垫席和杭木，用八层个扇；诸侯死后五个月下葬，用三层垫席和杭木，用六层隔扇；大夫死后三个月下葬，用二层垫席和杭木，用四层隔扇。⑼
同时仪表，说法就不同：
天子穆穆，诸侯皇皇，大夫济济，士跄跄，庶人僬僬。
同是老婆，称呼也不相同：
天子后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庶人曰"妻"。
同是死，叫法也不同：
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⑽
今天中国虽然摒弃了传统的表面，但却继承了传统的实质：比如同样是奸淫，对于百姓是罚款问题，对于低级干部是道德品质问题，对于中级干部是生活作风问题，对于高级干部是小节问题，至于领袖嘛，就成了健康问题了。
…………
儒教对自己所立的礼是极力维护的，
不知礼，无以立也（11）
在上不陵下，在下不援上。（12）
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鲜矣（13）
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则人伦法矣……以臣不几可以疑主，贱不几可以冒贵，下不陵等则上位尊，臣不逾级则主位安。谨守伦纪，则乱无由生。(14)
儒教的礼和仁是统一的，礼是仁的外在制度，而仁则是礼的内在精神。
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于天。
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15)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16)
对于天经地义的等级礼制，人民只能"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如果人民能过做到"一日克己复礼"便能"天下归仁矣"。(17)
中国的开国皇帝们本来对儒教的"神圣"礼制是嗤之以鼻的，他们不是篡政夺权的逆子二臣，就是犯上作乱的农民，要不就是入侵中原的胡人，在儒教的眼中，他们都是小人、禽兽。但当他们当上皇帝后便改弦易张、尊孔崇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儒教的纲常礼制名为仁义，实为君桎臣、官轭民、父压子、夫困妻的钳制之术，是专制帝王理想的钳制天下、愚弄黔首之器。
儒教的"仁义"制度不仅制人之身，且兼能制人之心。在他的内外钳制之下，中国人早已养成"卑屈之风，服从之性""一任昏暴者之蹂躏鱼肉，宰割烹醢"甚至"蹈汤不怨，赴火不辞，呼吸弥留际犹牢守'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之念，以流臣节于天壤，传青史于后人。"(18)
儒教杀人于无形，其毒更甚于洪水猛兽。
儒教的长期浸润使得平等观念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没有丝毫立锥之地。在中国，人民除了长期的绝对服从之外，唯一的选择就是造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把皇帝拉下马，并不是让皇帝从此消失，而是要自己上马当皇帝，"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革命"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19)－－不是我服从你，就是你服从我；不是你为我纲，就是我为你纲。要么做逆来顺受的奴才，要么做为所欲为的皇帝，二者必居其一。平等是什么？民主又是什么？不让当皇帝，又不让当奴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让咱咋为人哩。别说皇帝不愿意，就是我们当奴才的也不会同意！
中国欲实现民主，不仅需要培养国民的平等精神，更需要一个支撑平等精神的坚固的十字架。
儒教的仁，是对自己亲人、孩子的爱，是母鸡式的爱，是妇人之仁，是小爱。
基督的爱，是真正的爱，是平等的博爱，是大爱。基督的爱，是超血缘、超阶级、超种族的。在上帝面前，尊贵的、卑微的，富有的、贫穷的，健康的、病弱的，人人都是平等的。
正是上帝、基督的博爱，塑造了基督徒的平等精神，奠定了民主的基础。
让我抛弃、忘记那害人的纲常礼教，来洗耳恭听上帝的福音吧：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从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祂又是教会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是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自己的教会，为教会舍己。（以弗所书５：２２）
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以６：１）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从自己的丈夫，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她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歌罗西书３：１８）
中国人要么遵守三纲五常，要求绝对秩序；要么就打倒三纲五常，要求绝对平等。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弄明白父子、夫妻究竟应该怎样相处。这也怪不得中国人，除了上帝，谁又能搞明白呢？世上再也没有比上帝福音更好、更科学、更言简义深的教训了。
其次，儒教是反对独立的。
儒教孝道的要求不仅是严肃的，也是广泛的，它不仅要求子女对父母绝对服从，还要求子女不得离开父母，要与父母永远住在一起，直到为父母送终。"父母在，不远游。"(20)为了随时伺候父母，子女还不能出门远游。四世同堂、五世同堂是中国人追求的家庭理想，是家庭美满的象征。一个人成年后离开父母自己独居，在中国人看来这等于是抛弃父母，是不孝的行为，是没良心的表现。
单单住在一起还不够，儒教规定，父母在，子女的经济不能独立，子女必须将个人的所得悉数交给父母，由父母支配，否则，是不孝的行为。"父母存，不许友以死，不有私财。"(21)。唐朝的法律规定：祖父母、父母、甚至曾高祖在是，子孙别离户籍，分异财产者，徒刑三年；卑幼不有尊长，私辄用当家财物者，十匹笞十，十匹加一等罪，直到杖打一百。宋朝司马光的《涑水家议》中说："凡为人子者，毋得蓄私财。俸禄及田宅收入，尽归之父母，当用者请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与。"清朝的《清律辑注》规定："一户之内，所有田粮，家长主之；所有钱财，家长专之。"……。
和父母住在一起，将经济权悉归父母还不够，做子女的还要从内心依赖父母，在父母面前永远像个孩子才算真正的孝顺。"大孝终身慕父母"(22)（慕：依恋的意思。）"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23)（孔子说：舜是最孝顺的人了，五十岁了还依恋父母。）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的中国社会，表面上，已有了很大的改观，在农村，儿子可以不再和父母挤在一个院子里了，在城市，想四世同堂也没有那个条件了，做子女的经济也可以独立了。但是儒教的传统仍然顽强地生存着，没结婚的，结过婚的年轻人和父母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的现象仍然很多，如果住房条件不允许，子女们也想方设法和父母在一起吃饭。就是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年轻人，也远远不能摆脱对父母物质和精神上的依赖，得到真正的独立。今日中国社会在大体上仍保持着子承父业的古老氏族世袭传统，年轻人踏入社会寻找工作，是离不开父母的帮助的。有了工作上了班后，工资少得可怜，仅够吃饭，年轻人需要交往、恋爱、结婚，经济上还是离不开父母的救济。尤其是结婚，需要房子，按一般年轻人的工资，没有二十年的积蓄是买不起一座房子的，怎么办？只有依靠父母。对此，他们的父母不仅不认为是负担，反而将为孩子完婚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他们半生靠省吃俭用节省积蓄下来的钱本来就是为自己孩子结婚准备的，如不够用，他们还会像老牛一样不惜老迈的身体拼命地给孩子挣钱。对此，他们的孩子，身强力壮的青年，并无些许愧疚之心，和自己的父母一样，觉得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相反，如果孩子迟迟不结婚，当父母的就会觉得自己很无能，很被别人看不起，很丢脸面，他们所承受的压力要比自己的孩子大得多。所以，为了自己孩子早日结婚，当父母的就是当牛做马也心甘情愿。
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心理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制度的确立，确立的社会制度反过来又会加剧这个社会的传统文化心理。面对如此的社会制度，面对如此的传统观念，年轻人纵有独立之心，也无独立之力。依赖父母不仅能得到事业、经济上的帮助，还能得到孝顺的好名声，何乐不为？面对父母，"聪明"的孩子早就知道了最佳的选择：听话。
成年的"孩子们"以人格上对父母的依赖、服从，换回了父母给与的物质方面的"现成"；父母们则以自己的任劳任怨换回了子女的唯命是从，确保了自己晚年有人陪伴、照顾和侍奉。在中国，尤其是农村，除了自己的孩子能在晚年照顾自己外，社会上再也没有任何的养老保障了，也别指望"外人"能帮助、照顾自己。在中国，晚年凄凉是可怕的，儒教孝道那貌似温善的背后，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缺乏真爱的寒冷。
儒教孝道所营造的中国特有的父子间的亲密，看起来温情脉脉，但实际上，他不论是对父母还是对孩子，都是真正有害的。他让孩子成为了父母的终身负担，它阻碍了孩子的人格、个性的健康成长，使得孩子成为庸人、废物一个。他对整个社会的危害更大，他直接泯灭了社会前进所需的动力和创造力，他所助长的只有人的惰性和厚脸皮。今天的中国人就是能认识到这一点，但要真正地改变它，却很难，这不仅存在着物质上的困难，更有道德上的压力。
对家庭依赖成性、尚未独立自主的年轻人走向社会后，就会进入一个泛家庭化、实行家长制管理的组织---单位。在单位中，要想进步，单靠埋头苦干是远远不够的，你能进步与否，关键取决于单位的领导。因此，如果你不想碌碌无为，你就必须向领导靠拢。这种靠拢并不是单单在工作中对领导服从，他是"全天候""多方位"的，他更多地是靠在工作八小时之外来的时间表现的。八小时以外的靠拢就没有了界限，再加上靠拢本身存在着竞争，于是，靠拢就会变成对领导的人格依附，使得本来就先天不足的独立性进一步丧失了。相反，如果你不想上进，只想混口饭吃，不和领导吃吃喝喝，嘻嘻哈哈，自己介立独行，独来独往，就会被领导视为异己，不仅好事轮不到你，说不准那天还会给你个小鞋穿。正像谚语所说："提拔了溜须拍马的，表扬了指鹿为马的，整了单枪匹马的。"
在中国这个爱扎堆儿、非理性的国度里，独立是一种危险，个性是一种异端。
缺乏独立精神，依赖成性的年轻人，只是长不大的孩子，而不是青年。除了"礼崩乐坏"的乱世，中国的常态社会是有一个或几个老人和一群永远长不大的孩子组成的。青年在中国属于珍奇野生，是濒临灭绝的品种。
"青年"和"民主"一样，本来就是舶来品，儒教教义中是没有"青年"概念的，凡是属于青年的东西，比如独立、个性、激情、想象力、创造性等，都是儒教所敌视的。在此想给年轻人一个忠告，在中国，如果一个长辈或领导说你有个性，那可不是在夸奖你，你一定要反思、检查一下自己的行为是否对长辈、领导有所得罪。
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24)（年轻人是可怕的，怎么知道后来的人不如现在的人呢？到了四五十岁还默默无闻，就不可怕了。）
孔丘，你怕年轻人的什么呢？还"圣人"呢，什么心态！
上帝如是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创世纪２：２４》）
几代人同居在一起，固然是一种经济、廉价的生存方式，但是便宜没好货，世代同居会将人的潜能压缩到最低限度，从而阻碍整个社会的进步发展。－－其实抵挡社会进步，保持社会静止正是儒教的目的。
基督教国家的社会细胞是个人，儒教中国的社会细胞是家庭。个人是民主社会的基础，家庭则是专制社会的基础。 【未完】
"民主"一词源于希腊文δημοκρατοζ，由"人民"δημοζ和"权力"κρατοζ两个词合成，意为"人民的权力"。"民主"对中国来讲是一个舶来品，他是西方列强通过枪炮硬塞给我们的"礼物"。中国古书中也有"民主"一词，如《尚书》《左传》总的"简代夏做民主""天惟时求民主""其语偷不似民主"等等。这里的"民主"，意思是"民之主"，它和现代的、西方的"民主"是意思相反、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希望弱智者和别有用心者不要以此论证中国古代也有"民主"甚至"民主"诞生在中国。
民主是动听的，但中国人对他是陌生的。虽然中国人普遍对民主抱有很大的好感，但这种好感仅仅是叶公好龙，它与中国人真正接受民主之间尚存在非常遥远的距离，因为占据中国人身心、支配中国人日常行为的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是与民主格格不入的，中国以儒教为代表的传统专制文化是一套土生土长的与民主价值观完全对立的价值体系。因此，在标志着中华民族觉醒的新文化运动中，追求民主和打倒孔家店是同时进行的，二者本来就是一回事。在中国，要维护专制就必须尊孔崇儒；要实现民主就必须打倒孔家店。对此，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说的已经足够的多，也足够的深刻了。后来者，不论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还是所谓传统与反传统之间的对话，都是老调重谈，低层重复，并无新意，他们不论是在理性的学术深度上，还是在感情的激烈程度上，都没能超过先人。传统文化的话题在今日中国已经成了一个令人厌倦的老生常谈了，但是问题远没有解决，民主仍遥遥无期。今天，如果再次赘述，真怕外人嘲笑中国人的智商。但鉴于中国民主不行的现实，老生常谈还不能不谈。
现在，让我们粗略地探讨一下以儒教为首的中国传统文化反民主的本质。
首先，儒教是扼杀平等的。
儒教的思想核心是＂仁＂。"仁"是一个很具欺骗性的儒教概念。"仁"是个什麽东西呢？"樊迟问仁。子曰：'爱人'"。⑴ 儒教让人怎么去爱人呢？"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⑵（仁就是爱人，其中爱自己的亲人是最重要的。）除了"亲亲为大"之外，儒教也主张"泛爱众"⑶，主张"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⑷ 但这种"泛爱"并不是平等、博爱，而是"笃于亲"⑸的，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血缘关系向外依次递减的爱。儒教的仁爱是建立在血缘原则之上的有远近、有等级的爱。
儒教这种建立在血缘之上的有等级的爱，塑造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意识。
为了维护、巩固这种不平等的仁爱，儒教发明了等级礼制。"子曰："……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爱亲人有远近之分；尊贤人有等级之分。这就是礼所产生的缘由 ⑹ 儒教礼制内容庞杂，包罗万象，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不被礼制囊括于内。其核心内容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本意是网上的总绳，君、父、夫为"总绳"，臣、子、妻为"网"，网对于总绳来讲，除了服从还是服从，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一国之君是所有臣子的纲，臣子们又是自己儿子、妻子的纲，整个国家便形成了一个以皇帝为总纲的金字塔式的关系网，这个网是真的疏而不漏，每个中国人都逃脱不了。在这个专制的网中，君、父、夫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而臣、子、妻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君可不敬，臣不可不忠；父可不慈，子不可不孝。" ⑺ 这是一种单向的权利、义务关系，里面没有双向制约，不存在丝毫平等观念。
三纲之外尚有五伦：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伦之外，尚有公媳、婆媳、叔嫂、妯娌、叔侄、姑侄、舅甥、姨甥、堂兄弟、表姊妹等等人伦，中国的人伦所以复杂，就是因为儒教是以此来让人们辨贵贱、明亲疏、别父子、知上下、识远近，使得家族长幼有序，尊卑有等。
五伦之中的兄弟，要求弟弟对兄长绝对服从，这一点在儒教礼制观念中是仅次于孝道的相当重要的人论，因此二者常被合称为"孝弟"。五伦之中的"朋友"，既无血缘关系，又无婚姻关系，应该摆脱父子、兄弟之间的服从关系，平等相处了吧，偏不！儒教连他也不放过，硬是用不平等的血缘关系将之强奸了：儒教通过结拜兄弟的方式将朋友泛血缘化、泛兄弟化了。还美其名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⑻
在中国，非血缘的朋友关系是以拜把兄弟的方式建立的。拜把兄弟，要磕头、烧香、喝血酒，以年长者为尊，它其实是一种泛家族化的宗教仪式。儒教通过拜把兄弟这种方式使他的等级礼制观念突破了血缘家族的范围，一下子放之四海皆准了。"拜把兄弟"在遭到将之视为"封建思想""宗派主义"的共产党的猛烈批判之后，大体上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但是作为一种思想意识，他仍广泛存在于今天中国人的头脑之中。许多人，初次相逢，酒过三巡之后，便开始互叙年龄称兄道弟起来，不如此，关系就不会亲近，就不算交上朋友。"兄弟"一词至今仍被广泛使用着，"朋友"与之相比要逊色得多，通常所谓的"兄弟"其实就是指朋友，而"朋友"则是指关系平淡的"熟人"而已。"弟兄"这个大家并不认真的称谓，"称兄道弟"这个大家并不注意的行为，细究起来其实是儒家思想的残余，尽管他们不起眼，不够斤两，但是他们却在时时刻刻蚕食、消磨人们的平等意识。这也不能怪今日的中国人，马克思并没有教人怎样处朋友，一个"同志"太粗泛，太干硬，满足不了人们的感情需要；又没有平等神圣的观念能使得中国人将"朋友""友谊"本身视为一种美德，一种荣誉；更没有基督教的超血缘"弟兄"让中国人来取代儒教的血缘"弟兄"。
儒教的不平等不单单表现在人伦之上，它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天子有七座宗庙，诸侯有五座宗庙，大夫有三座宗庙，士有一座宗庙。天子用豆器二十六个，诸公用豆器十六个，诸侯用豆器十二个，上大夫用豆器把个，下大夫用豆器六个。诸侯用七个副官陪同，享受七席菜的招待；大夫用五个副官陪同，享受五席菜的招待。天子的坐席是五层，诸侯的坐席是三层，大夫的坐席是二层。天子死后七个月下葬，用五层垫席和杭木，用八层个扇；诸侯死后五个月下葬，用三层垫席和杭木，用六层隔扇；大夫死后三个月下葬，用二层垫席和杭木，用四层隔扇。⑼
同时仪表，说法就不同：
天子穆穆，诸侯皇皇，大夫济济，士跄跄，庶人僬僬。
同是老婆，称呼也不相同：
天子后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庶人曰"妻"。
同是死，叫法也不同：
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⑽
今天中国虽然摒弃了传统的表面，但却继承了传统的实质：比如同样是奸淫，对于百姓是罚款问题，对于低级干部是道德品质问题，对于中级干部是生活作风问题，对于高级干部是小节问题，至于领袖嘛，就成了健康问题了。
…………
儒教对自己所立的礼是极力维护的，
不知礼，无以立也（11）
在上不陵下，在下不援上。（12）
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鲜矣（13）
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则人伦法矣……以臣不几可以疑主，贱不几可以冒贵，下不陵等则上位尊，臣不逾级则主位安。谨守伦纪，则乱无由生。(14)
儒教的礼和仁是统一的，礼是仁的外在制度，而仁则是礼的内在精神。
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于天。
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15)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16)
对于天经地义的等级礼制，人民只能"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如果人民能过做到"一日克己复礼"便能"天下归仁矣"。(17)
中国的开国皇帝们本来对儒教的"神圣"礼制是嗤之以鼻的，他们不是篡政夺权的逆子二臣，就是犯上作乱的农民，要不就是入侵中原的胡人，在儒教的眼中，他们都是小人、禽兽。但当他们当上皇帝后便改弦易张、尊孔崇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儒教的纲常礼制名为仁义，实为君桎臣、官轭民、父压子、夫困妻的钳制之术，是专制帝王理想的钳制天下、愚弄黔首之器。
儒教的"仁义"制度不仅制人之身，且兼能制人之心。在他的内外钳制之下，中国人早已养成"卑屈之风，服从之性""一任昏暴者之蹂躏鱼肉，宰割烹醢"甚至"蹈汤不怨，赴火不辞，呼吸弥留际犹牢守'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之念，以流臣节于天壤，传青史于后人。"(18)
儒教杀人于无形，其毒更甚于洪水猛兽。
儒教的长期浸润使得平等观念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没有丝毫立锥之地。在中国，人民除了长期的绝对服从之外，唯一的选择就是造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把皇帝拉下马，并不是让皇帝从此消失，而是要自己上马当皇帝，"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革命"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19)－－不是我服从你，就是你服从我；不是你为我纲，就是我为你纲。要么做逆来顺受的奴才，要么做为所欲为的皇帝，二者必居其一。平等是什么？民主又是什么？不让当皇帝，又不让当奴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让咱咋为人哩。别说皇帝不愿意，就是我们当奴才的也不会同意！
中国欲实现民主，不仅需要培养国民的平等精神，更需要一个支撑平等精神的坚固的十字架。
儒教的仁，是对自己亲人、孩子的爱，是母鸡式的爱，是妇人之仁，是小爱。
基督的爱，是真正的爱，是平等的博爱，是大爱。基督的爱，是超血缘、超阶级、超种族的。在上帝面前，尊贵的、卑微的，富有的、贫穷的，健康的、病弱的，人人都是平等的。
正是上帝、基督的博爱，塑造了基督徒的平等精神，奠定了民主的基础。
让我抛弃、忘记那害人的纲常礼教，来洗耳恭听上帝的福音吧：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从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祂又是教会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是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自己的教会，为教会舍己。（以弗所书５：２２）
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以６：１）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从自己的丈夫，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她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歌罗西书３：１８）
中国人要么遵守三纲五常，要求绝对秩序；要么就打倒三纲五常，要求绝对平等。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弄明白父子、夫妻究竟应该怎样相处。这也怪不得中国人，除了上帝，谁又能搞明白呢？世上再也没有比上帝福音更好、更科学、更言简义深的教训了。
其次，儒教是反对独立的。
儒教孝道的要求不仅是严肃的，也是广泛的，它不仅要求子女对父母绝对服从，还要求子女不得离开父母，要与父母永远住在一起，直到为父母送终。"父母在，不远游。"(20)为了随时伺候父母，子女还不能出门远游。四世同堂、五世同堂是中国人追求的家庭理想，是家庭美满的象征。一个人成年后离开父母自己独居，在中国人看来这等于是抛弃父母，是不孝的行为，是没良心的表现。
单单住在一起还不够，儒教规定，父母在，子女的经济不能独立，子女必须将个人的所得悉数交给父母，由父母支配，否则，是不孝的行为。"父母存，不许友以死，不有私财。"(21)。唐朝的法律规定：祖父母、父母、甚至曾高祖在是，子孙别离户籍，分异财产者，徒刑三年；卑幼不有尊长，私辄用当家财物者，十匹笞十，十匹加一等罪，直到杖打一百。宋朝司马光的《涑水家议》中说："凡为人子者，毋得蓄私财。俸禄及田宅收入，尽归之父母，当用者请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与。"清朝的《清律辑注》规定："一户之内，所有田粮，家长主之；所有钱财，家长专之。"……。
和父母住在一起，将经济权悉归父母还不够，做子女的还要从内心依赖父母，在父母面前永远像个孩子才算真正的孝顺。"大孝终身慕父母"(22)（慕：依恋的意思。）"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23)（孔子说：舜是最孝顺的人了，五十岁了还依恋父母。）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的中国社会，表面上，已有了很大的改观，在农村，儿子可以不再和父母挤在一个院子里了，在城市，想四世同堂也没有那个条件了，做子女的经济也可以独立了。但是儒教的传统仍然顽强地生存着，没结婚的，结过婚的年轻人和父母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的现象仍然很多，如果住房条件不允许，子女们也想方设法和父母在一起吃饭。就是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年轻人，也远远不能摆脱对父母物质和精神上的依赖，得到真正的独立。今日中国社会在大体上仍保持着子承父业的古老氏族世袭传统，年轻人踏入社会寻找工作，是离不开父母的帮助的。有了工作上了班后，工资少得可怜，仅够吃饭，年轻人需要交往、恋爱、结婚，经济上还是离不开父母的救济。尤其是结婚，需要房子，按一般年轻人的工资，没有二十年的积蓄是买不起一座房子的，怎么办？只有依靠父母。对此，他们的父母不仅不认为是负担，反而将为孩子完婚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他们半生靠省吃俭用节省积蓄下来的钱本来就是为自己孩子结婚准备的，如不够用，他们还会像老牛一样不惜老迈的身体拼命地给孩子挣钱。对此，他们的孩子，身强力壮的青年，并无些许愧疚之心，和自己的父母一样，觉得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相反，如果孩子迟迟不结婚，当父母的就会觉得自己很无能，很被别人看不起，很丢脸面，他们所承受的压力要比自己的孩子大得多。所以，为了自己孩子早日结婚，当父母的就是当牛做马也心甘情愿。
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心理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制度的确立，确立的社会制度反过来又会加剧这个社会的传统文化心理。面对如此的社会制度，面对如此的传统观念，年轻人纵有独立之心，也无独立之力。依赖父母不仅能得到事业、经济上的帮助，还能得到孝顺的好名声，何乐不为？面对父母，"聪明"的孩子早就知道了最佳的选择：听话。
成年的"孩子们"以人格上对父母的依赖、服从，换回了父母给与的物质方面的"现成"；父母们则以自己的任劳任怨换回了子女的唯命是从，确保了自己晚年有人陪伴、照顾和侍奉。在中国，尤其是农村，除了自己的孩子能在晚年照顾自己外，社会上再也没有任何的养老保障了，也别指望"外人"能帮助、照顾自己。在中国，晚年凄凉是可怕的，儒教孝道那貌似温善的背后，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缺乏真爱的寒冷。
儒教孝道所营造的中国特有的父子间的亲密，看起来温情脉脉，但实际上，他不论是对父母还是对孩子，都是真正有害的。他让孩子成为了父母的终身负担，它阻碍了孩子的人格、个性的健康成长，使得孩子成为庸人、废物一个。他对整个社会的危害更大，他直接泯灭了社会前进所需的动力和创造力，他所助长的只有人的惰性和厚脸皮。今天的中国人就是能认识到这一点，但要真正地改变它，却很难，这不仅存在着物质上的困难，更有道德上的压力。
对家庭依赖成性、尚未独立自主的年轻人走向社会后，就会进入一个泛家庭化、实行家长制管理的组织---单位。在单位中，要想进步，单靠埋头苦干是远远不够的，你能进步与否，关键取决于单位的领导。因此，如果你不想碌碌无为，你就必须向领导靠拢。这种靠拢并不是单单在工作中对领导服从，他是"全天候""多方位"的，他更多地是靠在工作八小时之外来的时间表现的。八小时以外的靠拢就没有了界限，再加上靠拢本身存在着竞争，于是，靠拢就会变成对领导的人格依附，使得本来就先天不足的独立性进一步丧失了。相反，如果你不想上进，只想混口饭吃，不和领导吃吃喝喝，嘻嘻哈哈，自己介立独行，独来独往，就会被领导视为异己，不仅好事轮不到你，说不准那天还会给你个小鞋穿。正像谚语所说："提拔了溜须拍马的，表扬了指鹿为马的，整了单枪匹马的。"
在中国这个爱扎堆儿、非理性的国度里，独立是一种危险，个性是一种异端。
缺乏独立精神，依赖成性的年轻人，只是长不大的孩子，而不是青年。除了"礼崩乐坏"的乱世，中国的常态社会是有一个或几个老人和一群永远长不大的孩子组成的。青年在中国属于珍奇野生，是濒临灭绝的品种。
"青年"和"民主"一样，本来就是舶来品，儒教教义中是没有"青年"概念的，凡是属于青年的东西，比如独立、个性、激情、想象力、创造性等，都是儒教所敌视的。在此想给年轻人一个忠告，在中国，如果一个长辈或领导说你有个性，那可不是在夸奖你，你一定要反思、检查一下自己的行为是否对长辈、领导有所得罪。
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24)（年轻人是可怕的，怎么知道后来的人不如现在的人呢？到了四五十岁还默默无闻，就不可怕了。）
孔丘，你怕年轻人的什么呢？还"圣人"呢，什么心态！
上帝如是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创世纪２：２４》）
几代人同居在一起，固然是一种经济、廉价的生存方式，但是便宜没好货，世代同居会将人的潜能压缩到最低限度，从而阻碍整个社会的进步发展。－－其实抵挡社会进步，保持社会静止正是儒教的目的。
基督教国家的社会细胞是个人，儒教中国的社会细胞是家庭。个人是民主社会的基础，家庭则是专制社会的基础。 【未完】
被欺骗的中国人（第二篇第三章）儒教是法制的天敌（下）
作者:方舟
2007-03-10 0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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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舟
2007-03-10 0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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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处于全球一体化时代的中国，已不可能象清朝时一样胡作非为了，在立法方面，统治者不得不考虑到人权、人道和国际公约而制定出一套像模像样的法律条文来，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这些法律条文只是一纸空文，真正决定司法人员行为的仍是不成文的传统儒家思想。
中国人也许是世界上最习惯与不安成文法办事的民族了，他们就像不识字的氏族公社的人一样，对法律条文漠不关心，就是关心了，也没用。一个中国人在生活中遇到纠纷时，首先想到的是找熟人，而不是找律师。司法人员更是精明老道，一个个都是善于权衡利弊的政治高手，他们先看争执双方谁的权力大，谁的后台硬，再看谁和自己的关系近，再看谁出的钱多，再看谁和自己的脸熟，将来可能用得着……在他们精心算计的时候，正义、良知是不予考虑的，你要考虑，那你不是年轻，就是傻旦。
如果争执双方是权势相当的陌生人，案件本身又有油水，这对法官来说就等于买卖上门了，他们便有了施展才能的舞台。"水至清无鱼"，本来简单的纠纷，法官非将他搅混不可。官司经他们一卡、一压、再一拖，打官司的双方就会沉不住气，开始向法官行贿赂了。最终谁出的钱多，谁就会赢得官司。如果争执的双方都看到拖下去对自己不利，想吃点亏以私了方式结束官司，法官则不会轻易罢休，作为原告、被告的中间人，他们清楚地知道双方的心态，他们会像市侩、小贩一样精明地在恰当的时机，给丧失斗志的、无心纠缠的一方打打气，透露写"内幕"，许下些诺言，让他们战斗下去，直到双方的油水差不多被榨干为止。最终原告、被告成了两败俱伤的赌徒，而法官则永远是稳赚不赔的开赌场的庄家。这种现象被群众称为："大沿帽，两头翘，吃罢原告吃被告。"
如果争执双方都是陌生人，纠纷又是小事，没有油水，执法者便会采取偷懒的态度。按合同，分明是刁一欠单二１０００元钱，可刁一找了种种籍口胡搅，执法者这时总是根据双方决心的大小、气势的高低，做个折衷处理，命令刁一打个折扣付给单二６００元或５００元了结此事。执法者只是个和稀泥的和事佬，只是个宁事息人的太平官，而不是正义、公正的维护者。他们的暧昧态度，其实是在纵容犯罪，它只能使得刁一的胆子更大，甚至借此谋生发财。
在自己的二亩地头时间长了，对自己"村儿"里的人情关系网熟悉了，执法者就会发现在这个关系网之外的外地商人油水最大，过路的外地人最好欺负。于是他们就设个关卡专宰过路行人。当然，现在是文明社会，不许喊：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打这儿过，留下买路财。只能说：贷款修路，过往缴费，违规冲岗，加倍处罚。或者连关卡也不用设，几个人穿上制服，戴上一本什么罚款单，就可以向过路司机要钱了，一晚下来，就会收入颇丰。
…………
由于儒家思想的存在，由于权力、人情、金钱对法律的渗透干预，一个简单的案件在中国就会变得非常复杂。
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的主持人崔永元，他的荧屏形象被"美福乐"减肥药的厂家盗用，为自己的产品做广告，崔永元向法庭起诉该厂家。
这是一起很简单的名誉、肖像侵权案件，然而就这样一场无争议的官司竟然一拖再拖，直到三年后，崔才得到一纸胜诉的判决，并得到厂家１０万元的经济赔偿，这与崔永元索赔金额１００万元的要求相去甚远－－尽管崔在事前"心虚"地声明将索赔款项全部捐给失学儿童。而在这三年中，"美福乐"仍继续利用崔的形象赚足了钱。
这个官司在中国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民事纠纷了，它的起因和他的结果都很"适合中国国情"，是个典型的"葫芦案"。三年时间，是大多数中国人都能接受的时间；１０万元是大多数中国人都认可的赔偿金额；相反，崔的１００万到是不和国情，被相当多的人认为是漫天要价。
事后，有苦难言的崔永远在《不过如此》书中奉劝大家和有钱的企业打官司要三思。记者关于此事采访崔时，崔说：打官司，难，超出人的想象。无奈之余，他竟提到了雷锋，说人还是学雷锋好。－－可见迷茫的，不仅仅是不识字的农民。
这场官司，厂家是稳赚了，崔永元好象也没赔什么，与厂家默契的法官们更不会吃亏，这岂不是皆大欢喜？究竟是谁吃亏了呢？
是正义，是正义吃亏了。－－别认为正义好欺负，谁伤害他，他就会惩罚谁，整个民族都伤害他，他就会惩罚整个民族。
１９９６年，在中国山西岚县裴家村，该村的乡亲们因村里小学已成危房，集资修建新教室，集资款交给政府后，新校舍却迟迟不见完工。该村１７岁的青年李松绿于是从１９９８年秋开始因校舍问题逐级上访，成了当地有名的上访户。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傍晚，李松绿在岚县县委的门口写下了"清除腐败，清除贪官污吏"等反腐标语，第二天清早，悬挂在县委门口的县委、县政府、县政协、县教育局的四块门牌匾不见了，公安局当天将李松绿作为偷牌匾的嫌疑人抓获，将李捆绑在自制的刑具上－－一个特制的门板上长达１２天之久，期间，公安人员用木棍、电棒、手脚对李进行了刑讯逼供，并在李第六次被打晕时，割断了李松绿的一截舌头。
该消息被中国十几家媒体报道后，很快又有《人民公安报》等媒体称李松绿的舌头没有断，他身上的伤是戴上刑具后不断挣扎时造成的；山西省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第二医院、山西省人民医院口腔专科专家对李的舌头作了"无明显舌体缺损""对致伤原因不易确定"的鉴定；率先报道此案的《山西青年报》也于２０００年６月１日在头版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由本报失实刊登李松绿段舌报道引发的教训》一文，称"这是本报近年来刊登的一片严重的失实报道。"岚县公安局还将１２家报道此案的媒体告上了法庭。－－本来简单的践踏法制、践踏人权的案件竟然变得扑溯迷离起来。
在案情变得复杂的情况下，《南方周末》委托北京大学司法鉴定是对李的伤情作了鉴定，作出了最后的结论："李松绿舌部创伤的成因，为锐器切割所致。"
但这个鉴定并未能使案件简单化，未能将伤人的凶手绳之以法。
就在割舌案发生后，李松绿为之上访的新校舍以出人意料的速度盖了起来。为给多处受伤的儿子看病已将房屋全部出卖的李松绿的父亲也最终以对方支付９万元的价格和岚县公安局达成和解协议，不再通过法律途径索取赔偿。
这就是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方式。
一起性质恶劣的，践踏法制、践踏人权的犯罪竟然不了了之。
－－呜呼，正义何在？！人道何在？！
－－耶稣基督－－救世主，救救我们！
２０００年，加拿大华侨，海南怡昌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海生，在一桩房地产官司中发现海南法院系统存在一个以同学、同乡关系为纽带，权利相互勾结的"地下关系网"，还有一小批与他们关系密切的律师为他们做"收钱代理"，他们通过权力关系网谋取私利，破坏司法公正。于是，何海生作了件胆大惊人、出乎中国人所料的举动，他向中纪委、海南省委、省人大、省计委、省高院举报海南省两级法院法官们集体违法违纪行为。他在举报材料中，列举了出了１６名涉嫌腐败的司法人员的"黑名单"。两名被有关部门成为最廉洁、雷锋式的好干部，正准备被提拔为两个法庭的庭长，由于上了何的黑名单，到手的庭长泡了汤；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法官马春龙，因上了何的黑名单，被查出曾伪造数份假裁定书，与别人勾结侵吞国有资产数千万元，并接受巨额贿赂，被检察院批捕；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执行庭庭长马升，因何的举报被发现有巨额财产来历不明而被海南省计委"双规"；某集团负责人徐某与法官勾结侵吞国有资产数千万元，因何的举报，徐某逃亡……。正当海南的"反腐风暴"在有待进一步深入的关键时刻，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５日凌晨３点，何海生神秘猝死，年仅４９岁。海南的反腐进程受阻……。
此外，还有因举报领导腐败被免职、坐牢、妻子被杀害、自己受重伤的河南平顶山人吕净一，还有因和政府领导"较真儿"，讨要拖欠教师工资而被枪手暗杀的湖南益阳青年教师李尚平。
…………
中国呵中国，何止一个"黑"字了得！
这些仅仅是被中国官方媒体所报道，并引起人们关注的特殊的案例，除了他们，更多的是不具新闻效应的、较普通的案例，他们因不被媒体报道而没能进入人们的视野。在这些众多的践踏法制、践踏人权的普通案例中，那些正直的、倔强的受害者为了得到公正、为了讨得一个说法，不怕权势的恐吓、压迫，不顾亲人、朋友的劝阻，常年奔波，四处上访，执著地将官司坚持到底。但是当他们得到一纸貌似公平的判决时，他会发现他早已经得不偿失，甚至倾家荡产、妻离子散。 这些认真的人在中国社会都是失败者，他们的失败以及李松绿、何海生、吕净一、李尚平等人的悲剧并不能使中国的法制有正真的好转，他们只能使得广大的民众变得更有"自知之明"，更懂得向统治者妥协，更理解"穷死、饿死，不打官司"俗言的深刻含义……。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词，大畏民志，此谓知本。"⑹
（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同别人无差别。但我一定要使得诉讼绝迹。要使得不讲人情的人不能说话。要让老百姓从内心害怕，这才是知道统治的根本。）
同胞们，可能感到孔丘毒咒的魔力？可能听到孔丘得意的嘿嘿笑声？可能看到孔丘厚脸皮堆起的层层褶子？
今日中国，离法制国家还很遥远，而儒家思想则是中国走向法制的拦路虎，头号大敌。
中国的百姓们对统治者一味的妥协、退让，不敢较真打官司，难道就不觉的委屈，就不觉得压抑？情绪定是有的，但百姓们只有自慰手段来发泄。"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君子居易以安命，小人冒险以侥幸""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祸兮福之所依""破财消灾""平安是福"……顺其自然，委曲求全，全生避害的道家思想是中国人自慰的法宝，是专制者和百姓之间的缓冲器。
对儒教的礼都嫌多余的道教对法制更是敌视："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⑺（《老子》）（人的技术高超了，奇巧之物就会多起来；法律制度明确了，盗贼就会多起来。）－－法律清楚了，只能使盗贼更多。这就是道教的逻辑。
在中国，道教是站在儒教身旁破坏法制的鬼军师。
还是让我们从具体的"历史个案"中来看看道教的表现吧。
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途中，唐僧被一女妖攫走，胁迫成亲。悟空侦探得知此女妖乃为托塔李天王子女。生性好斗，遇事较真儿的悟空便偷了女妖恭奉天王父亲、哪吒兄长的牌位、香炉作为证据，并写了状子径到灵霄宝殿玉皇大帝处告玉状。
玉帝看了状子，将原状批作圣旨差道士太白金星宣李天王见驾，并吩咐悟空："原告也去"（不知是无心，还是有意。）
五百年前，孙悟空造反，李天王率兵将镇压，不想反败在草莽绿林手中，让天王丢尽脸面，所以天王一见悟空就生气。"那天王本是烦恼，听见说个'告'字，一发雷霆大怒。……'这猴头着实无理！且莫说我是天上元勋，封受先斩后奏之职，就是下界小民，也不可诬告'……吩咐手下：'将缚妖索把这猴头捆了！'那庭下摆列着巨灵神、鱼肚将，药叉雄帅，一拥上前把行者捆了。……天王道：'金星啊，似他这等诈伪告扰，怎能容他！你且坐下，待我取砍妖刀砍了这猴头，然后与你见驾回旨'。"这时太子哪吒上前劝阻，提醒天王，下界确有天王的义女，本是个老鼠精，在下届敬贡牌位，侍奉香火。"那天王却才省悟，放下宝塔，便亲手来解行者。行者就放起刁来道：'哪个敢解我！要便连绳儿抬去见驾，老孙的官司才赢！'慌的天王手软，太子无言，众家将委委而退。那大圣打滚撒赖，只要天王去见驾。天王无计可施，哀求金星说个方便。金星道：古人云：万事从宽。你干事忒紧了些儿，就把他捆住，又要杀他。这猴子是有名的癞皮，你如今教我怎的处！若论你令郎讲起来，虽是恩女，不是亲女，却也晚亲义重，不拘怎生折辨，你也有个罪名。天王道：'老星怎说个方便，就没罪了'。金星道：'我也要和解你们，却只是无情可说。'天王笑道：'你把那奏招安授官衔的事说说，他也罢了'。真个金星上前，将手摸着行者到：'大圣，看我薄面，解了绳好去见驾'。行者道：'老官儿，不用解，我会滚法，一路滚就滚倒也'。金星笑道：'你这猴忒恁寡情，我昔日也曾有些恩义儿到你，你这些些事儿，就不依我？'行者道：'你与我有甚恩义？'"金星就把五百年前悟空造反闹天空，金星力奉诏安，封悟空为弼马温、齐天大圣的事说了一回，悟空经不起他的缠磨，只好说："'也罢也罢，看你老人家面皮，还叫他自己来解。'天王才敢上前，解了缚，请行者上座，一一上前施礼。行者朝了金星道：'……快催他见驾，莫误了我的师父。'金星道：'莫忙。弄了这一会，也吃钟茶去。'行者道：'你吃他的茶，受他的私，卖放犯人，轻慢圣旨，你得何罪？'金星道：'不吃茶！不吃茶！连我也赖将起来了！李天王，快走！快走！'天王哪里敢去，怕他没的说有的，放起刁来，口里胡说乱道，怎生与他折辩；没奈何，又央金星，教说方便。金星道：'我有一句话儿，你可依我？'行者道：'绳捆刀砍之事，我也通看你面，还有甚话？你说！你说！说得好，就依你；说得不好，莫怪。'金星道：'一日官司十日打。你告了玉状，说妖精是天王的女儿，天王说不是，你两个只管在御前折辩，反复不已。我说天上一日，下界就是一年。这一年之间，那妖精把你师父，陷在洞中，莫说成亲，若有个喜花下儿子，也生了一个小和尚儿，却不误了大事？'行者低头想到：'是啊！我离八戒、沙僧，只说多是饭熟、少时茶滚就回；今已弄了这半会，却不迟了？老官，既依你说，这旨意如何会缴？'金星道：'教李天王点兵，同你下去降妖我去回旨。'行者道：'你怎么样回？'金星道：'我只说原告逃脱，被告免提。'行者笑道：'好啊！我倒看你面请吧了，你倒说我逃脱！教他点兵在南天门外等我，我既和你回旨缴状去。'"……"金星与行者会见玉帝道：'陷唐僧者，乃金鼻白毛老鼠成精，假设天王父子牌位。天王知之已点兵收怪去了，望天尊赦罪。'玉帝已知此情，降天恩免究。"⑻
在道士太白金星的调解下，孙悟空救了师父，李天王脱了罪责，玉皇大帝省了心，真个是三全其美，四面逢源，大家齐跨太白是好仙，谁个能怪金星为罪人？
只是从此后，李天王之类的"天上元勋"的胆子更大了，地上的妖精更多了……。
再让我们来回答老头叔向的诘问。
法制和人治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在对嫌疑人量罪判刑时，法制需要证据，而人治则不需要。
有罪推定就是假定嫌疑人就是罪犯，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嫌疑人必须拿出自己没有犯罪的证据；无罪推定就是假定嫌疑人是清白的，要证明他是罪犯，执法者必须拿出嫌疑人犯罪的证据。两者之所以大不相同，原因在于收集证据是困难的。在很多案件中由于时间、精力、技术等原因，法官既拿不出嫌疑人犯罪的证明，嫌疑人也拿不出自己不犯罪的证据，面对这种情况，无罪推定的法制就要将嫌疑人当成清白者释放，而有罪推定的人治则将嫌疑人当成罪犯判刑。
法制的原则是，宁可漏网十人。不能冤枉一人；人治的原则是，宁可冤枉十人，不能漏网一人。
法制受到举证困难的约束，会不会像叔向所预言的那样"犯法的案件就会多起来，贿赂到处通行"，导致犯罪的加剧呢？
不会的，因为在人世间，除了法律还有道德。狡猾的犯罪分子可以因为证据问题逃脱法律的制裁，但他们却逃不脱道德的制裁。不要认为这是在说教，也别把道德的制裁不当回事，许多时候，道德的制裁比法律的制裁更严厉。这一点，相信那些犯了罪又没得到法律制裁的人是会有切身体会的。
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一个人再能明察秋毫，也不可能像上帝一样洞察所有事情的真相、内幕，也不可能拿出所有犯罪案件的证据来。人要有自知之明，一个人能够按照人力所能收集到的证据来公正无私地断案就称职了，收不到证据的，就将嫌疑人交给道德，交给上帝好了。要相信上帝是公正的，是有能力的。
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传１２：１３）
因此，真正的法制是片刻离不开道德辅助的。究其根源，道德实为法制之基础，法制实为道德之延伸。法制的实质就是神治。
人治是无神论的必然结果。
人治的最大错误就是把人、把法官当成了神，他们可以在没有证据的条件下"片言折狱"，凭着自己的经验、感觉来断案，来决定别人的命运和生死。谁能保证他们的经验不出错？谁又能他们不怀个人私情？谁又能保证他们不受贿赂的影响？
叔向在反对法制时说："老百姓知道了法律，便不再尊敬上司了，人人都有向争之心，都引用法律作根据为自己辩解，而侥幸得到成功。"儒生所以有如此顾虑，是因为在他们眼中，老百姓、小人是根本不存在道德的，稍有机会他们便会钻法律的空子，占法律的便宜。
无神论的儒生们不仅没有平等概念，并且还把人与人的差距人为地扩大：君子、大人是有道德的善人，知道廉耻荣辱，能够自觉遵守礼法，不需用"刑"，单用"礼"就足可以使他们约束自己了；小人、刁民是没有道德恶人，不知廉耻荣辱，礼法对他们没有丝毫约束力，只有刑法才对他们有效。因此，刑不必上大夫，礼不必下庶人。正像东汉荀悦所说："礼教荣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楩朴加以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乎刑胡？小人不忌刑，况乎辱乎？"⑼ 在实际生活中，那些君子大人们也常常不知廉耻荣辱，干出一些让人不齿、触犯刑法的事情，怎么办呢？这就需要为尊者隐，为尊者讳了。君子、大人们犯了"不廉"（祭贪污、受贿）之罪，不能称为"不廉"，而是称为"簠簋不饰"。"簠""簋"均为盛食物的器皿，"簠簋不饰"就是吃了点不干净的东西。君子、大人们犯了"污秽"（男女淫乱）之罪，不能称之为"污秽"，而是称之为"帷薄不修"，"帷薄"是床上幔帐之类，"帷薄不修"就是床没有收拾整齐。……中国的儒生们所以在文字上这么下功夫，所以用心良苦地"迁就而为之讳"就是为了维护儒教自己所营造出的君子与小人之间的鸿沟。
无神论的儒生们一方面将统治阶级吹捧为完善的神，一方面又把民众贬为毫无道德的鬼；无神论儒生否认天堂、地狱，结果硬是将天堂、地狱搬到了人间。在中国，王侯将相们的"大观园"就是"人间天堂"，而酷刑充斥的监狱则是"人间活地狱"。
在追求法制的今天，中国人愈来愈认识到道德的重要性，认识到道德是法制社会必不可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很多人不明儒教真相，一头又扎进了儒教怀抱，从千年的旧纸堆中扒出祖传的道德格言，以求建筑法制的基础，以图填补法律的真空。统治阶级则别有用心，将错就错，将国人引入专制之歧途。
同样是道德，但差别大矣。追求法制的同胞们，我们究竟是要什麽样的道德呢？我们是要与法制、平等处处想悖的儒教道德呢？还是要与法制、平等相吻合的基督教道德呢？我们是信"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呢？还是信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呢？
在中国众多的"冤死鬼"里，窦娥算是最清醒的一位了，在临刑前，她用声声血泪对儒教道德进行了控诉："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坏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⑽
让我们来听听上帝的教训吧！
不可作假见证害人。 （申５：２０）
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作见证屈枉正直；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出２３：１）
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居。（利１９：１５）
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收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申１６：１８）
匪徒作见证戏笑公平，恶人的口吞下罪孽。（箴１９：１）
看人的情面，乃为不好；人引一块饼枉法，也为不好。（箴２８：２１）
儿子必不但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但当儿子的罪孽。（以西结１８：２０）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所追求的，正是人家基督教国家的法制，他不过是基督这棵大树上的一颗果实。我们怎么能只见果实，不见大树呢？我们不种树，又岂能得到果实呢？
人们总是将今日西方国家的法制归功于罗马法，这是个误区。虽然罗马法给了基督徒许多值得学习、借鉴的东西，但它并不是今日西方法制的源头。当古罗马帝国被北方的日耳曼蛮族攻陷后，罗马法也同罗马帝国一起陷落了，日耳曼蛮族所带走的，仅仅是物质财富和基督教。在他们日后所建立的欧洲诸王国中，法律，从本质上讲是基督教对蛮族古老部落法典的补充。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公元８世纪，欧洲再度出现象征基督教世界统一的加洛林王朝的兴起。作为欧洲的征服者，加洛林王朝的查理大帝在欧洲推行属于基督教世界自己的法律，这些法律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并将一切事物诉诸于基督教精神这个唯一的标准。他既没有遵守日耳曼的先例，也没有遵守罗马人的先例。加洛林王朝的皇帝们以《圣经》中的列王和士师的精神，向全体基督教臣民发布法令，将上帝的律法通谕给上帝的臣民。从此，上帝的律法便统治了欧洲。
学者们将希腊哲学、罗马法、基督教并称为西方文明的三个源头，这样说也是对的，但是混淆了主次。罗马法、希腊哲学都是因基督教才得以"复兴"，得以发扬光大的。因此，罗马法、希腊哲学只能算是基督教这棵大树上的两个枝干而已。
中国同胞们，农民弟兄们，饱受官吏欺凌的人们，别再给包公磕头、上香了，没有用，人家本是一伙的。能施给我们公正、正义的只有上帝，耶和华。
祂是磐石，祂的作为完全，祂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正，又正直。（《申３２：４》）
耶和华啊，你是公义的，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诗１１９：１３７》）
阿门。 （就是这样 的确如此） 【全文完】
⑴（《礼记?曲礼上》）
⑵（《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⑶（《左传?昭公六年》）
⑷（《论语?子路》）
中国人也许是世界上最习惯与不安成文法办事的民族了，他们就像不识字的氏族公社的人一样，对法律条文漠不关心，就是关心了，也没用。一个中国人在生活中遇到纠纷时，首先想到的是找熟人，而不是找律师。司法人员更是精明老道，一个个都是善于权衡利弊的政治高手，他们先看争执双方谁的权力大，谁的后台硬，再看谁和自己的关系近，再看谁出的钱多，再看谁和自己的脸熟，将来可能用得着……在他们精心算计的时候，正义、良知是不予考虑的，你要考虑，那你不是年轻，就是傻旦。
如果争执双方是权势相当的陌生人，案件本身又有油水，这对法官来说就等于买卖上门了，他们便有了施展才能的舞台。"水至清无鱼"，本来简单的纠纷，法官非将他搅混不可。官司经他们一卡、一压、再一拖，打官司的双方就会沉不住气，开始向法官行贿赂了。最终谁出的钱多，谁就会赢得官司。如果争执的双方都看到拖下去对自己不利，想吃点亏以私了方式结束官司，法官则不会轻易罢休，作为原告、被告的中间人，他们清楚地知道双方的心态，他们会像市侩、小贩一样精明地在恰当的时机，给丧失斗志的、无心纠缠的一方打打气，透露写"内幕"，许下些诺言，让他们战斗下去，直到双方的油水差不多被榨干为止。最终原告、被告成了两败俱伤的赌徒，而法官则永远是稳赚不赔的开赌场的庄家。这种现象被群众称为："大沿帽，两头翘，吃罢原告吃被告。"
如果争执双方都是陌生人，纠纷又是小事，没有油水，执法者便会采取偷懒的态度。按合同，分明是刁一欠单二１０００元钱，可刁一找了种种籍口胡搅，执法者这时总是根据双方决心的大小、气势的高低，做个折衷处理，命令刁一打个折扣付给单二６００元或５００元了结此事。执法者只是个和稀泥的和事佬，只是个宁事息人的太平官，而不是正义、公正的维护者。他们的暧昧态度，其实是在纵容犯罪，它只能使得刁一的胆子更大，甚至借此谋生发财。
在自己的二亩地头时间长了，对自己"村儿"里的人情关系网熟悉了，执法者就会发现在这个关系网之外的外地商人油水最大，过路的外地人最好欺负。于是他们就设个关卡专宰过路行人。当然，现在是文明社会，不许喊：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打这儿过，留下买路财。只能说：贷款修路，过往缴费，违规冲岗，加倍处罚。或者连关卡也不用设，几个人穿上制服，戴上一本什么罚款单，就可以向过路司机要钱了，一晚下来，就会收入颇丰。
…………
由于儒家思想的存在，由于权力、人情、金钱对法律的渗透干预，一个简单的案件在中国就会变得非常复杂。
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的主持人崔永元，他的荧屏形象被"美福乐"减肥药的厂家盗用，为自己的产品做广告，崔永元向法庭起诉该厂家。
这是一起很简单的名誉、肖像侵权案件，然而就这样一场无争议的官司竟然一拖再拖，直到三年后，崔才得到一纸胜诉的判决，并得到厂家１０万元的经济赔偿，这与崔永元索赔金额１００万元的要求相去甚远－－尽管崔在事前"心虚"地声明将索赔款项全部捐给失学儿童。而在这三年中，"美福乐"仍继续利用崔的形象赚足了钱。
这个官司在中国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民事纠纷了，它的起因和他的结果都很"适合中国国情"，是个典型的"葫芦案"。三年时间，是大多数中国人都能接受的时间；１０万元是大多数中国人都认可的赔偿金额；相反，崔的１００万到是不和国情，被相当多的人认为是漫天要价。
事后，有苦难言的崔永远在《不过如此》书中奉劝大家和有钱的企业打官司要三思。记者关于此事采访崔时，崔说：打官司，难，超出人的想象。无奈之余，他竟提到了雷锋，说人还是学雷锋好。－－可见迷茫的，不仅仅是不识字的农民。
这场官司，厂家是稳赚了，崔永元好象也没赔什么，与厂家默契的法官们更不会吃亏，这岂不是皆大欢喜？究竟是谁吃亏了呢？
是正义，是正义吃亏了。－－别认为正义好欺负，谁伤害他，他就会惩罚谁，整个民族都伤害他，他就会惩罚整个民族。
１９９６年，在中国山西岚县裴家村，该村的乡亲们因村里小学已成危房，集资修建新教室，集资款交给政府后，新校舍却迟迟不见完工。该村１７岁的青年李松绿于是从１９９８年秋开始因校舍问题逐级上访，成了当地有名的上访户。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傍晚，李松绿在岚县县委的门口写下了"清除腐败，清除贪官污吏"等反腐标语，第二天清早，悬挂在县委门口的县委、县政府、县政协、县教育局的四块门牌匾不见了，公安局当天将李松绿作为偷牌匾的嫌疑人抓获，将李捆绑在自制的刑具上－－一个特制的门板上长达１２天之久，期间，公安人员用木棍、电棒、手脚对李进行了刑讯逼供，并在李第六次被打晕时，割断了李松绿的一截舌头。
该消息被中国十几家媒体报道后，很快又有《人民公安报》等媒体称李松绿的舌头没有断，他身上的伤是戴上刑具后不断挣扎时造成的；山西省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第二医院、山西省人民医院口腔专科专家对李的舌头作了"无明显舌体缺损""对致伤原因不易确定"的鉴定；率先报道此案的《山西青年报》也于２０００年６月１日在头版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由本报失实刊登李松绿段舌报道引发的教训》一文，称"这是本报近年来刊登的一片严重的失实报道。"岚县公安局还将１２家报道此案的媒体告上了法庭。－－本来简单的践踏法制、践踏人权的案件竟然变得扑溯迷离起来。
在案情变得复杂的情况下，《南方周末》委托北京大学司法鉴定是对李的伤情作了鉴定，作出了最后的结论："李松绿舌部创伤的成因，为锐器切割所致。"
但这个鉴定并未能使案件简单化，未能将伤人的凶手绳之以法。
就在割舌案发生后，李松绿为之上访的新校舍以出人意料的速度盖了起来。为给多处受伤的儿子看病已将房屋全部出卖的李松绿的父亲也最终以对方支付９万元的价格和岚县公安局达成和解协议，不再通过法律途径索取赔偿。
这就是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方式。
一起性质恶劣的，践踏法制、践踏人权的犯罪竟然不了了之。
－－呜呼，正义何在？！人道何在？！
－－耶稣基督－－救世主，救救我们！
２０００年，加拿大华侨，海南怡昌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海生，在一桩房地产官司中发现海南法院系统存在一个以同学、同乡关系为纽带，权利相互勾结的"地下关系网"，还有一小批与他们关系密切的律师为他们做"收钱代理"，他们通过权力关系网谋取私利，破坏司法公正。于是，何海生作了件胆大惊人、出乎中国人所料的举动，他向中纪委、海南省委、省人大、省计委、省高院举报海南省两级法院法官们集体违法违纪行为。他在举报材料中，列举了出了１６名涉嫌腐败的司法人员的"黑名单"。两名被有关部门成为最廉洁、雷锋式的好干部，正准备被提拔为两个法庭的庭长，由于上了何的黑名单，到手的庭长泡了汤；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法官马春龙，因上了何的黑名单，被查出曾伪造数份假裁定书，与别人勾结侵吞国有资产数千万元，并接受巨额贿赂，被检察院批捕；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执行庭庭长马升，因何的举报被发现有巨额财产来历不明而被海南省计委"双规"；某集团负责人徐某与法官勾结侵吞国有资产数千万元，因何的举报，徐某逃亡……。正当海南的"反腐风暴"在有待进一步深入的关键时刻，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５日凌晨３点，何海生神秘猝死，年仅４９岁。海南的反腐进程受阻……。
此外，还有因举报领导腐败被免职、坐牢、妻子被杀害、自己受重伤的河南平顶山人吕净一，还有因和政府领导"较真儿"，讨要拖欠教师工资而被枪手暗杀的湖南益阳青年教师李尚平。
…………
中国呵中国，何止一个"黑"字了得！
这些仅仅是被中国官方媒体所报道，并引起人们关注的特殊的案例，除了他们，更多的是不具新闻效应的、较普通的案例，他们因不被媒体报道而没能进入人们的视野。在这些众多的践踏法制、践踏人权的普通案例中，那些正直的、倔强的受害者为了得到公正、为了讨得一个说法，不怕权势的恐吓、压迫，不顾亲人、朋友的劝阻，常年奔波，四处上访，执著地将官司坚持到底。但是当他们得到一纸貌似公平的判决时，他会发现他早已经得不偿失，甚至倾家荡产、妻离子散。 这些认真的人在中国社会都是失败者，他们的失败以及李松绿、何海生、吕净一、李尚平等人的悲剧并不能使中国的法制有正真的好转，他们只能使得广大的民众变得更有"自知之明"，更懂得向统治者妥协，更理解"穷死、饿死，不打官司"俗言的深刻含义……。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词，大畏民志，此谓知本。"⑹
（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同别人无差别。但我一定要使得诉讼绝迹。要使得不讲人情的人不能说话。要让老百姓从内心害怕，这才是知道统治的根本。）
同胞们，可能感到孔丘毒咒的魔力？可能听到孔丘得意的嘿嘿笑声？可能看到孔丘厚脸皮堆起的层层褶子？
今日中国，离法制国家还很遥远，而儒家思想则是中国走向法制的拦路虎，头号大敌。
中国的百姓们对统治者一味的妥协、退让，不敢较真打官司，难道就不觉的委屈，就不觉得压抑？情绪定是有的，但百姓们只有自慰手段来发泄。"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君子居易以安命，小人冒险以侥幸""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祸兮福之所依""破财消灾""平安是福"……顺其自然，委曲求全，全生避害的道家思想是中国人自慰的法宝，是专制者和百姓之间的缓冲器。
对儒教的礼都嫌多余的道教对法制更是敌视："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⑺（《老子》）（人的技术高超了，奇巧之物就会多起来；法律制度明确了，盗贼就会多起来。）－－法律清楚了，只能使盗贼更多。这就是道教的逻辑。
在中国，道教是站在儒教身旁破坏法制的鬼军师。
还是让我们从具体的"历史个案"中来看看道教的表现吧。
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途中，唐僧被一女妖攫走，胁迫成亲。悟空侦探得知此女妖乃为托塔李天王子女。生性好斗，遇事较真儿的悟空便偷了女妖恭奉天王父亲、哪吒兄长的牌位、香炉作为证据，并写了状子径到灵霄宝殿玉皇大帝处告玉状。
玉帝看了状子，将原状批作圣旨差道士太白金星宣李天王见驾，并吩咐悟空："原告也去"（不知是无心，还是有意。）
五百年前，孙悟空造反，李天王率兵将镇压，不想反败在草莽绿林手中，让天王丢尽脸面，所以天王一见悟空就生气。"那天王本是烦恼，听见说个'告'字，一发雷霆大怒。……'这猴头着实无理！且莫说我是天上元勋，封受先斩后奏之职，就是下界小民，也不可诬告'……吩咐手下：'将缚妖索把这猴头捆了！'那庭下摆列着巨灵神、鱼肚将，药叉雄帅，一拥上前把行者捆了。……天王道：'金星啊，似他这等诈伪告扰，怎能容他！你且坐下，待我取砍妖刀砍了这猴头，然后与你见驾回旨'。"这时太子哪吒上前劝阻，提醒天王，下界确有天王的义女，本是个老鼠精，在下届敬贡牌位，侍奉香火。"那天王却才省悟，放下宝塔，便亲手来解行者。行者就放起刁来道：'哪个敢解我！要便连绳儿抬去见驾，老孙的官司才赢！'慌的天王手软，太子无言，众家将委委而退。那大圣打滚撒赖，只要天王去见驾。天王无计可施，哀求金星说个方便。金星道：古人云：万事从宽。你干事忒紧了些儿，就把他捆住，又要杀他。这猴子是有名的癞皮，你如今教我怎的处！若论你令郎讲起来，虽是恩女，不是亲女，却也晚亲义重，不拘怎生折辨，你也有个罪名。天王道：'老星怎说个方便，就没罪了'。金星道：'我也要和解你们，却只是无情可说。'天王笑道：'你把那奏招安授官衔的事说说，他也罢了'。真个金星上前，将手摸着行者到：'大圣，看我薄面，解了绳好去见驾'。行者道：'老官儿，不用解，我会滚法，一路滚就滚倒也'。金星笑道：'你这猴忒恁寡情，我昔日也曾有些恩义儿到你，你这些些事儿，就不依我？'行者道：'你与我有甚恩义？'"金星就把五百年前悟空造反闹天空，金星力奉诏安，封悟空为弼马温、齐天大圣的事说了一回，悟空经不起他的缠磨，只好说："'也罢也罢，看你老人家面皮，还叫他自己来解。'天王才敢上前，解了缚，请行者上座，一一上前施礼。行者朝了金星道：'……快催他见驾，莫误了我的师父。'金星道：'莫忙。弄了这一会，也吃钟茶去。'行者道：'你吃他的茶，受他的私，卖放犯人，轻慢圣旨，你得何罪？'金星道：'不吃茶！不吃茶！连我也赖将起来了！李天王，快走！快走！'天王哪里敢去，怕他没的说有的，放起刁来，口里胡说乱道，怎生与他折辩；没奈何，又央金星，教说方便。金星道：'我有一句话儿，你可依我？'行者道：'绳捆刀砍之事，我也通看你面，还有甚话？你说！你说！说得好，就依你；说得不好，莫怪。'金星道：'一日官司十日打。你告了玉状，说妖精是天王的女儿，天王说不是，你两个只管在御前折辩，反复不已。我说天上一日，下界就是一年。这一年之间，那妖精把你师父，陷在洞中，莫说成亲，若有个喜花下儿子，也生了一个小和尚儿，却不误了大事？'行者低头想到：'是啊！我离八戒、沙僧，只说多是饭熟、少时茶滚就回；今已弄了这半会，却不迟了？老官，既依你说，这旨意如何会缴？'金星道：'教李天王点兵，同你下去降妖我去回旨。'行者道：'你怎么样回？'金星道：'我只说原告逃脱，被告免提。'行者笑道：'好啊！我倒看你面请吧了，你倒说我逃脱！教他点兵在南天门外等我，我既和你回旨缴状去。'"……"金星与行者会见玉帝道：'陷唐僧者，乃金鼻白毛老鼠成精，假设天王父子牌位。天王知之已点兵收怪去了，望天尊赦罪。'玉帝已知此情，降天恩免究。"⑻
在道士太白金星的调解下，孙悟空救了师父，李天王脱了罪责，玉皇大帝省了心，真个是三全其美，四面逢源，大家齐跨太白是好仙，谁个能怪金星为罪人？
只是从此后，李天王之类的"天上元勋"的胆子更大了，地上的妖精更多了……。
再让我们来回答老头叔向的诘问。
法制和人治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在对嫌疑人量罪判刑时，法制需要证据，而人治则不需要。
有罪推定就是假定嫌疑人就是罪犯，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嫌疑人必须拿出自己没有犯罪的证据；无罪推定就是假定嫌疑人是清白的，要证明他是罪犯，执法者必须拿出嫌疑人犯罪的证据。两者之所以大不相同，原因在于收集证据是困难的。在很多案件中由于时间、精力、技术等原因，法官既拿不出嫌疑人犯罪的证明，嫌疑人也拿不出自己不犯罪的证据，面对这种情况，无罪推定的法制就要将嫌疑人当成清白者释放，而有罪推定的人治则将嫌疑人当成罪犯判刑。
法制的原则是，宁可漏网十人。不能冤枉一人；人治的原则是，宁可冤枉十人，不能漏网一人。
法制受到举证困难的约束，会不会像叔向所预言的那样"犯法的案件就会多起来，贿赂到处通行"，导致犯罪的加剧呢？
不会的，因为在人世间，除了法律还有道德。狡猾的犯罪分子可以因为证据问题逃脱法律的制裁，但他们却逃不脱道德的制裁。不要认为这是在说教，也别把道德的制裁不当回事，许多时候，道德的制裁比法律的制裁更严厉。这一点，相信那些犯了罪又没得到法律制裁的人是会有切身体会的。
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一个人再能明察秋毫，也不可能像上帝一样洞察所有事情的真相、内幕，也不可能拿出所有犯罪案件的证据来。人要有自知之明，一个人能够按照人力所能收集到的证据来公正无私地断案就称职了，收不到证据的，就将嫌疑人交给道德，交给上帝好了。要相信上帝是公正的，是有能力的。
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传１２：１３）
因此，真正的法制是片刻离不开道德辅助的。究其根源，道德实为法制之基础，法制实为道德之延伸。法制的实质就是神治。
人治是无神论的必然结果。
人治的最大错误就是把人、把法官当成了神，他们可以在没有证据的条件下"片言折狱"，凭着自己的经验、感觉来断案，来决定别人的命运和生死。谁能保证他们的经验不出错？谁又能他们不怀个人私情？谁又能保证他们不受贿赂的影响？
叔向在反对法制时说："老百姓知道了法律，便不再尊敬上司了，人人都有向争之心，都引用法律作根据为自己辩解，而侥幸得到成功。"儒生所以有如此顾虑，是因为在他们眼中，老百姓、小人是根本不存在道德的，稍有机会他们便会钻法律的空子，占法律的便宜。
无神论的儒生们不仅没有平等概念，并且还把人与人的差距人为地扩大：君子、大人是有道德的善人，知道廉耻荣辱，能够自觉遵守礼法，不需用"刑"，单用"礼"就足可以使他们约束自己了；小人、刁民是没有道德恶人，不知廉耻荣辱，礼法对他们没有丝毫约束力，只有刑法才对他们有效。因此，刑不必上大夫，礼不必下庶人。正像东汉荀悦所说："礼教荣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楩朴加以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乎刑胡？小人不忌刑，况乎辱乎？"⑼ 在实际生活中，那些君子大人们也常常不知廉耻荣辱，干出一些让人不齿、触犯刑法的事情，怎么办呢？这就需要为尊者隐，为尊者讳了。君子、大人们犯了"不廉"（祭贪污、受贿）之罪，不能称为"不廉"，而是称为"簠簋不饰"。"簠""簋"均为盛食物的器皿，"簠簋不饰"就是吃了点不干净的东西。君子、大人们犯了"污秽"（男女淫乱）之罪，不能称之为"污秽"，而是称之为"帷薄不修"，"帷薄"是床上幔帐之类，"帷薄不修"就是床没有收拾整齐。……中国的儒生们所以在文字上这么下功夫，所以用心良苦地"迁就而为之讳"就是为了维护儒教自己所营造出的君子与小人之间的鸿沟。
无神论的儒生们一方面将统治阶级吹捧为完善的神，一方面又把民众贬为毫无道德的鬼；无神论儒生否认天堂、地狱，结果硬是将天堂、地狱搬到了人间。在中国，王侯将相们的"大观园"就是"人间天堂"，而酷刑充斥的监狱则是"人间活地狱"。
在追求法制的今天，中国人愈来愈认识到道德的重要性，认识到道德是法制社会必不可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很多人不明儒教真相，一头又扎进了儒教怀抱，从千年的旧纸堆中扒出祖传的道德格言，以求建筑法制的基础，以图填补法律的真空。统治阶级则别有用心，将错就错，将国人引入专制之歧途。
同样是道德，但差别大矣。追求法制的同胞们，我们究竟是要什麽样的道德呢？我们是要与法制、平等处处想悖的儒教道德呢？还是要与法制、平等相吻合的基督教道德呢？我们是信"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呢？还是信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呢？
在中国众多的"冤死鬼"里，窦娥算是最清醒的一位了，在临刑前，她用声声血泪对儒教道德进行了控诉："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坏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⑽
让我们来听听上帝的教训吧！
不可作假见证害人。 （申５：２０）
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作见证屈枉正直；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出２３：１）
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居。（利１９：１５）
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收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申１６：１８）
匪徒作见证戏笑公平，恶人的口吞下罪孽。（箴１９：１）
看人的情面，乃为不好；人引一块饼枉法，也为不好。（箴２８：２１）
儿子必不但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但当儿子的罪孽。（以西结１８：２０）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所追求的，正是人家基督教国家的法制，他不过是基督这棵大树上的一颗果实。我们怎么能只见果实，不见大树呢？我们不种树，又岂能得到果实呢？
人们总是将今日西方国家的法制归功于罗马法，这是个误区。虽然罗马法给了基督徒许多值得学习、借鉴的东西，但它并不是今日西方法制的源头。当古罗马帝国被北方的日耳曼蛮族攻陷后，罗马法也同罗马帝国一起陷落了，日耳曼蛮族所带走的，仅仅是物质财富和基督教。在他们日后所建立的欧洲诸王国中，法律，从本质上讲是基督教对蛮族古老部落法典的补充。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公元８世纪，欧洲再度出现象征基督教世界统一的加洛林王朝的兴起。作为欧洲的征服者，加洛林王朝的查理大帝在欧洲推行属于基督教世界自己的法律，这些法律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并将一切事物诉诸于基督教精神这个唯一的标准。他既没有遵守日耳曼的先例，也没有遵守罗马人的先例。加洛林王朝的皇帝们以《圣经》中的列王和士师的精神，向全体基督教臣民发布法令，将上帝的律法通谕给上帝的臣民。从此，上帝的律法便统治了欧洲。
学者们将希腊哲学、罗马法、基督教并称为西方文明的三个源头，这样说也是对的，但是混淆了主次。罗马法、希腊哲学都是因基督教才得以"复兴"，得以发扬光大的。因此，罗马法、希腊哲学只能算是基督教这棵大树上的两个枝干而已。
中国同胞们，农民弟兄们，饱受官吏欺凌的人们，别再给包公磕头、上香了，没有用，人家本是一伙的。能施给我们公正、正义的只有上帝，耶和华。
祂是磐石，祂的作为完全，祂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正，又正直。（《申３２：４》）
耶和华啊，你是公义的，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诗１１９：１３７》）
阿门。 （就是这样 的确如此） 【全文完】
⑴（《礼记?曲礼上》）
⑵（《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⑶（《左传?昭公六年》）
⑷（《论语?子路》）
被欺骗的中国人（第二篇第五章）儒教是腐败的根源（上）
作者:方舟
2007-04-09 20:0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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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舟
2007-04-09 20:0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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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５年７月７日，黄炎培等五位民国参议员访问延安。返回重庆后，黄炎培发表了《延安归来》一文，文中有这样几段话：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如何，我答：我生六十余年，耳闻不说，所亲眼看到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个团体、一个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１９４９年，北平和平解放时，傅作义将军同中共代表戎子和有过这样的对话：
傅说：我们国民党取得政权后２０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了。你们共产党执政后，３０年、４０年以后是不是也会腐化。
戎子和答：我们共产党，是劳动人民的精华，别说３０年、４０年，就是５０年、６０年以后也不会腐化。
傅作义摇了摇头，表示不信。
毛泽东不仅说了，他也做了。建国后，他一次又一次地发动群众搞运动，从三反、五反到文革批林批孔，他的确成功地将腐败的苗头扼杀在了摇篮之中。然而，他所领导的群众运动、大鸣大放、大字报，并不是真正的民主，人民群众不过只是他手中的工具，群众的大鸣大放、大字报，也只是代表他个人的意志而已。如果哪个大字报不合他的胃口，就会被视为毒草掐掉，作者也会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到专政。
毛泽东回答黄炎培的话说的很漂亮，也是正确的。的确，只有民主才能使得中国人跳出传统的兴衰周期律。但可惜，毛泽东所说的"民主"是"新民主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卢梭所倡导的能代表"公意"、"所有人利益"的"严肃的"、"真正的""人民代表制"民主，而不是孟德斯鸠所倡导的只代表"众意"、"大多数人利益"的"代议制"的"资产主义"民主。表面上，社会主义民主要比资本主义民主更先进、更科学、更博爱，但是，真理再往前迈一步就是谬误。社会主义的人民代表制民主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之上的，就象卢梭所言："为了很好地表达公意，最重要的是国家之内不能有派系的存在。" ⑴ 人是有罪的，人是自私的，人世间是不完美的。政府能够尊重、代表大多数人的"众意"，已经是人的能力的极限了，卢梭所追求的代表所有人意志的"公意"，在人世间是不存在的，如果强求，只能得到一个贴着"人民民主"标签的绝对独裁。卢梭的"民主"是建立在否定秩序的"绝对平等"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种"绝对的平等"正是孟德斯鸠所批评的"极端平等"，他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平等的精神和极端平等的精神的距离，就象天和地一样"。"民主原则的败坏不仅发生在人们丧失平等精神的时候，而且发生在产生极端平等精神，每个人都要同他们选举的领导人平等的时候。"他认为，不平等将会导致贵族政治或一人独裁，极端平等将会导致绝对独裁。毛泽东所言的"民主"正是产生绝对独裁的"人民民主"。就如一位国外学者所言："有三类暴君，一类是施暴肉体，一类是蹂躏灵魂，一类是肉体灵魂齐压制；第一类称作帝王，第二类称作教皇，第三类称作人民。" ⑵
虽然毛泽东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反腐败很成功，但这是以国民经济的停滞，人民生活的贫穷为代价的。这种饿着肚子的反腐败是不会支撑太久的，他一死，也就真个"人亡政息"了。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是腐败的开放，是腐败的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中国共产党从１９４９年建立政权，到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共２９年，刚刚不到３０年，共产党的腐败"进程"被傅作义不幸言中。
毛泽东专制权力的继承者，第三代君王，面对普遍的、危及生死政权存亡的腐败，并无灵丹妙药，他也许比任何人都清除腐败的根源在于专制政体，但出于一人、一党私利，出于个人的"阶级"感情，专制政权是无论如何不能放弃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能默认腐败的存在，唯一所能做的就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将腐败压缩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以求延长政权的寿命。于是谆谆教导全党同志要严格自律，要能抵制住金钱和美女的诱惑，要以党国生死存亡的高度来看待腐败问题。这无非是在告诉党徒：如果你们腐败没有节制，让党亡了，那你们也就再也没有腐败的机会了！三个代表之一，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真正含义是代表最广大官僚及其家属的利益。
人性是恶的，靠自律来抑制腐败，只能是暂时的、表面的，专制者本人也未尝不知道这是在得过且过。共产党最终会因腐败而丧失政权的宿命，每一个智力正常的中国人都能认识到。但这里有一个时间问题，共产党"气数丧尽"是在１０年之后，还是在１００年之后呢？能够像明朝、清朝那样长寿，估计就是今天鼓吹儒家思想、以德治国、三个代表的专制者的最高理想了，最起码，坚决不能让用无数革命先烈鲜血换来的江山断送在自己这一代人的手里。
如是观之，中国共产党仍没有逃脱黄炎培先生所言的兴衰周期律：开国皇帝总是能以上个朝代因腐败亡国为鉴，总是能凭借着在战场上浸染的血腥气对腐败的官吏痛开杀戒，第二、第三代皇帝便开始安享太平，官僚们就开始腐败，直到腐败将这个王朝毁灭为止。取而代之的下一个新王朝仍如法炮制，同样逃脱不了这种命运，如此的兴衰循环便构成了中国的历史。共产党所标榜的"新中国"其实不过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一个新的传统专制王朝罢了。毛泽东的反腐败，并没有超出一个传统专制帝王的范畴，他的手段并不比朱元璋高明、严厉多少。
这个兴衰循环的周期律是中国的特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杰作，如果你能认识到中国文化的本质，你就会发现这个周期律其实是个魔圈，或者说是个龙圈。
欧洲、日本社会也有新旧更替，但这和中国的魔圈有着本质的不同。欧洲、日本社会的新老更替社会的进步，他们的革命、维新，针对的是社会制度、游戏规则，而不是做游戏的人。因此，社会制度改变了，旧的皇室仍然可以存在。而中国则相反，造反所针对的是打牌的人，而不是打牌的规则，中国的改朝换代仅仅是权力的重新分配，仅仅是重新洗牌，打牌的规则并没有改变。欧洲、日本的社会是向前走的，中国的社会则是在原地转圈的。
中国文化是怎样打造这个魔圈的呢？
首先，是阴阳五行家的"五德始终"说为其划出了基本蓝图。
阴阳家的代表是一个在当时战国时代备受诸侯们尊崇的"神仙"式的人物邹衍。他运用中国人所认为的宇宙的五大基本元素--五行：木、火、土、金、水的相生相克来解释王朝的更替历史的循环。他认为每个王朝都有属于自己的与五行相应的品德，"五德之次，从所不胜，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 ⑶ 即：舜属土德，夏属木德，殷属金德，周属火德。这五行之间又是循环相克的：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于是王朝的循环更替便是天经地义的了。邹衍的"五德始终"说，将历史与未来按照严格的五行顺序编排进一个封闭的首尾相连的循环系统之中。这种"天人、感应"式的历史循环论到汉代经董仲舒之手与儒学杂交，衍演而成中国的政治神学。
其次，有孟轲的"革命"论为改朝换代提供理论武器。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杀其君，可乎？"
曰："贼（败坏）仁者谓之'贼'，贼义者为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亦，未闻杀君也。"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⑷
孟轲明白地告诉人们，如果皇帝不遵守儒教的规矩，那他就不再是什么真龙天子，而只是个独夫民贼，人人可以杀戮之。儒教的规矩那么多，谁能保证一辈子不违犯一次？显然，孟轲的"革命"理论为图谋不轨的枭雄们提供了政变、造反的漂亮借口。
最后，儒教让一个王朝腐败、坏死，以使下一个新的王朝取代它。
儒教导致腐败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儒教的"仁爱"观，第二是其道德虚伪导致的低薪制。
儒教的"仁"的核心是亲亲，就是爱自己的亲人。于是一个人掌握权力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亲人。首先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老婆、孩子谋求一个高职位、安排一份好工作。－－这并不犯法，也无人追究。然后，就是裙带关系，给自己的女婿、儿媳安排个高职位、好工作；再往后，就是"泛爱众"，为亲戚、同学、战友、老乡们牟取方便……。这些现象被今天中国的老百姓称之为"走后门"，虽然老百姓对此很不满，但同时又对他特别的宽容和理解，因为这些初级腐败现象都是寄生在"情"字上的。儒教"仁爱"观的长期教化使得中国人将对以自己血缘为核心、以自己交往为半径的小圈子内的人的关怀照顾视为爱的唯一表达方式，所以这些为了"情"而搞特殊化，而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在中国百姓的眼中简直是一个人富有爱心的表现。相反，如果一个干部很原则，不徇私情，六亲不认，那他将会被认为很"生"，没有爱心，是个不通人情的刻薄之人。他就会因此得罪周围几乎所有的人，并且还得不到社会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最终他会成为中国社会中的失败者遭到人们的嘲笑。儒教的"仁爱"一旦被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接受，那他就会形成一个强大的社会势力，就是拥有无上权力的皇帝本人想彻底的反腐败，也会投鼠忌器，犹豫不决。因为皇帝要真的彻底的反腐败，那他就不仅仅是在向腐败开战，他还是向儒教开战，向"爱"开战，那他就必然要落个暴君的坏名声，甚至会因此而动摇自己政权的根基。
儒教的"仁爱"其实是中国腐败的避风港，是藏污纳垢的大本营。
在反腐败方面，毛泽东算是个数一数二的帝王了，但就是他这么严厉的君主，也没能杜绝"走后门"现象。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等毛派人马就借助运动批"走后门"，并想以此为突破口批判周恩来及传统思想严重的老干部，但不久，这种被称为"三箭齐法"的做法，就被毛泽东所制止，理由是担心批"走后门"会冲淡"批林批孔"。是的，"走后门"在中国太普遍了，批"走后门"的打击面太宽泛了，一味批下去，要么会使运动流于形式、化解乌有，要么会遭到太多人的反对而引火烧身。今天中国的民众，对毛的评价是好坏参半的，而对周的评价却几乎是百分之百的称好。在中国，周的确是个好人，他将传统文化美的一面表现的很充分，而他身上传统文化的阴暗面却被中国人视而不见，什么阴暗面？就是吃喝风，走后门，官官相互。中国的民众只知道周是个好人，但不知道周还是"新中国"吃喝风的鼻祖，走后门的师爷，官官相互的楷模。就是知道，也不计较，因为周的行为最符合中国传统的价值、审美观念。从周恩来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就可以看出反腐败在中国有多么难。
中国民众、中国帝王对寄生在"情"上的腐败的宽容、暧昧，表现了中国人理性的幼稚，表现了中国文化的混沌性：感情和理智混淆一谈，分不清楚，更实质地讲是情感高于理智，而感情、感性的特征就是混沌。中国文化的感性化、混沌性，暴露了中国文化女性化的实质。
腐败既然扎下了根，就会像病毒一样迅速繁衍传播。官僚们打着"情"字招牌以权谋私，得到了不少好处，并且又没有得到惩罚，时间已久，他们权力的触角就会慢慢地、偷偷地超出"情"的范畴，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好处了：自己不出面，但可以纵容、唆使老婆、孩子利用自己的权力经商，将自己的权利转换成货币，并且还能将自己的灰色收入在他们的经商活动中洗得干净些。亲朋好友托自己办事，也不能单凭过去的几滴淡水之情了，还要会来事儿，够意思才行。再发展，干脆不看情面了，太费神，还是一把一清来的爽快、省心，谁上的贡多，就给谁办事儿－－别怪咱无情，市场经济吗，竞争是残酷地……。普通百姓们既无力、也无心去改变这种现状，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埋下头来，苦心经营，巴结权贵，以去适应现实，以求能分杯残羹。这些生力军的加盟，又使得中国开放后的市场中唯一的"短缺资源"－－权力的货币价格一路攀升，腐败也就更加花样迭出，更加糜烂败坏。随着时间的推演，他会愈演愈烈，直到这个王朝的崩溃。
皇帝当然知道腐败对自己江山社稷的危害，也不忍心国家的、当然也就是皇帝自己家的财产都被大小官僚、蛀虫们偷偷装进自己的口袋，所以，皇帝们都是反腐败的。但是皇帝的反腐败，是有很大局限的，他的监察手段再高明、再严密，也禁止不了官僚们的集体作弊。皇帝所能做的也就是抓几个性质严重、影响恶劣的典型，杀鸡吓猴，一儆效尤。他并不敢动真格的，因为他的专制统治离不开这群官僚。就是动真格的，将腐败的官僚们全部杀光，也没有用，因为新上来的官僚们，用不了多久就会和旧官僚们一样腐败，因为腐败的策源地、大本营、腐败的温床不是别的，正是专制政权赖以长期生存的儒教。因此，中国历代的反腐败都是象征性的、局限性的，他所能体现的仅仅是中央皇帝与地方官僚们之间的意志较量与妥协，中国的皇帝和腐败官僚就像迪斯尼中的猫和老鼠一样，它们之间的斗争游戏只是一场没完没了的闹剧。中国历朝历代都不缺乏被百姓们所称颂的清廉之官，但这些"清官"代表的也只是皇帝的利益，清官和污吏的斗争，也只是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斗争的又一个表现形式。 【未完】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如何，我答：我生六十余年，耳闻不说，所亲眼看到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个团体、一个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１９４９年，北平和平解放时，傅作义将军同中共代表戎子和有过这样的对话：
傅说：我们国民党取得政权后２０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了。你们共产党执政后，３０年、４０年以后是不是也会腐化。
戎子和答：我们共产党，是劳动人民的精华，别说３０年、４０年，就是５０年、６０年以后也不会腐化。
傅作义摇了摇头，表示不信。
毛泽东不仅说了，他也做了。建国后，他一次又一次地发动群众搞运动，从三反、五反到文革批林批孔，他的确成功地将腐败的苗头扼杀在了摇篮之中。然而，他所领导的群众运动、大鸣大放、大字报，并不是真正的民主，人民群众不过只是他手中的工具，群众的大鸣大放、大字报，也只是代表他个人的意志而已。如果哪个大字报不合他的胃口，就会被视为毒草掐掉，作者也会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到专政。
毛泽东回答黄炎培的话说的很漂亮，也是正确的。的确，只有民主才能使得中国人跳出传统的兴衰周期律。但可惜，毛泽东所说的"民主"是"新民主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卢梭所倡导的能代表"公意"、"所有人利益"的"严肃的"、"真正的""人民代表制"民主，而不是孟德斯鸠所倡导的只代表"众意"、"大多数人利益"的"代议制"的"资产主义"民主。表面上，社会主义民主要比资本主义民主更先进、更科学、更博爱，但是，真理再往前迈一步就是谬误。社会主义的人民代表制民主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之上的，就象卢梭所言："为了很好地表达公意，最重要的是国家之内不能有派系的存在。" ⑴ 人是有罪的，人是自私的，人世间是不完美的。政府能够尊重、代表大多数人的"众意"，已经是人的能力的极限了，卢梭所追求的代表所有人意志的"公意"，在人世间是不存在的，如果强求，只能得到一个贴着"人民民主"标签的绝对独裁。卢梭的"民主"是建立在否定秩序的"绝对平等"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种"绝对的平等"正是孟德斯鸠所批评的"极端平等"，他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平等的精神和极端平等的精神的距离，就象天和地一样"。"民主原则的败坏不仅发生在人们丧失平等精神的时候，而且发生在产生极端平等精神，每个人都要同他们选举的领导人平等的时候。"他认为，不平等将会导致贵族政治或一人独裁，极端平等将会导致绝对独裁。毛泽东所言的"民主"正是产生绝对独裁的"人民民主"。就如一位国外学者所言："有三类暴君，一类是施暴肉体，一类是蹂躏灵魂，一类是肉体灵魂齐压制；第一类称作帝王，第二类称作教皇，第三类称作人民。" ⑵
虽然毛泽东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反腐败很成功，但这是以国民经济的停滞，人民生活的贫穷为代价的。这种饿着肚子的反腐败是不会支撑太久的，他一死，也就真个"人亡政息"了。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是腐败的开放，是腐败的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中国共产党从１９４９年建立政权，到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共２９年，刚刚不到３０年，共产党的腐败"进程"被傅作义不幸言中。
毛泽东专制权力的继承者，第三代君王，面对普遍的、危及生死政权存亡的腐败，并无灵丹妙药，他也许比任何人都清除腐败的根源在于专制政体，但出于一人、一党私利，出于个人的"阶级"感情，专制政权是无论如何不能放弃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能默认腐败的存在，唯一所能做的就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将腐败压缩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以求延长政权的寿命。于是谆谆教导全党同志要严格自律，要能抵制住金钱和美女的诱惑，要以党国生死存亡的高度来看待腐败问题。这无非是在告诉党徒：如果你们腐败没有节制，让党亡了，那你们也就再也没有腐败的机会了！三个代表之一，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真正含义是代表最广大官僚及其家属的利益。
人性是恶的，靠自律来抑制腐败，只能是暂时的、表面的，专制者本人也未尝不知道这是在得过且过。共产党最终会因腐败而丧失政权的宿命，每一个智力正常的中国人都能认识到。但这里有一个时间问题，共产党"气数丧尽"是在１０年之后，还是在１００年之后呢？能够像明朝、清朝那样长寿，估计就是今天鼓吹儒家思想、以德治国、三个代表的专制者的最高理想了，最起码，坚决不能让用无数革命先烈鲜血换来的江山断送在自己这一代人的手里。
如是观之，中国共产党仍没有逃脱黄炎培先生所言的兴衰周期律：开国皇帝总是能以上个朝代因腐败亡国为鉴，总是能凭借着在战场上浸染的血腥气对腐败的官吏痛开杀戒，第二、第三代皇帝便开始安享太平，官僚们就开始腐败，直到腐败将这个王朝毁灭为止。取而代之的下一个新王朝仍如法炮制，同样逃脱不了这种命运，如此的兴衰循环便构成了中国的历史。共产党所标榜的"新中国"其实不过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一个新的传统专制王朝罢了。毛泽东的反腐败，并没有超出一个传统专制帝王的范畴，他的手段并不比朱元璋高明、严厉多少。
这个兴衰循环的周期律是中国的特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杰作，如果你能认识到中国文化的本质，你就会发现这个周期律其实是个魔圈，或者说是个龙圈。
欧洲、日本社会也有新旧更替，但这和中国的魔圈有着本质的不同。欧洲、日本社会的新老更替社会的进步，他们的革命、维新，针对的是社会制度、游戏规则，而不是做游戏的人。因此，社会制度改变了，旧的皇室仍然可以存在。而中国则相反，造反所针对的是打牌的人，而不是打牌的规则，中国的改朝换代仅仅是权力的重新分配，仅仅是重新洗牌，打牌的规则并没有改变。欧洲、日本的社会是向前走的，中国的社会则是在原地转圈的。
中国文化是怎样打造这个魔圈的呢？
首先，是阴阳五行家的"五德始终"说为其划出了基本蓝图。
阴阳家的代表是一个在当时战国时代备受诸侯们尊崇的"神仙"式的人物邹衍。他运用中国人所认为的宇宙的五大基本元素--五行：木、火、土、金、水的相生相克来解释王朝的更替历史的循环。他认为每个王朝都有属于自己的与五行相应的品德，"五德之次，从所不胜，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 ⑶ 即：舜属土德，夏属木德，殷属金德，周属火德。这五行之间又是循环相克的：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于是王朝的循环更替便是天经地义的了。邹衍的"五德始终"说，将历史与未来按照严格的五行顺序编排进一个封闭的首尾相连的循环系统之中。这种"天人、感应"式的历史循环论到汉代经董仲舒之手与儒学杂交，衍演而成中国的政治神学。
其次，有孟轲的"革命"论为改朝换代提供理论武器。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杀其君，可乎？"
曰："贼（败坏）仁者谓之'贼'，贼义者为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亦，未闻杀君也。"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⑷
孟轲明白地告诉人们，如果皇帝不遵守儒教的规矩，那他就不再是什么真龙天子，而只是个独夫民贼，人人可以杀戮之。儒教的规矩那么多，谁能保证一辈子不违犯一次？显然，孟轲的"革命"理论为图谋不轨的枭雄们提供了政变、造反的漂亮借口。
最后，儒教让一个王朝腐败、坏死，以使下一个新的王朝取代它。
儒教导致腐败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儒教的"仁爱"观，第二是其道德虚伪导致的低薪制。
儒教的"仁"的核心是亲亲，就是爱自己的亲人。于是一个人掌握权力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亲人。首先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老婆、孩子谋求一个高职位、安排一份好工作。－－这并不犯法，也无人追究。然后，就是裙带关系，给自己的女婿、儿媳安排个高职位、好工作；再往后，就是"泛爱众"，为亲戚、同学、战友、老乡们牟取方便……。这些现象被今天中国的老百姓称之为"走后门"，虽然老百姓对此很不满，但同时又对他特别的宽容和理解，因为这些初级腐败现象都是寄生在"情"字上的。儒教"仁爱"观的长期教化使得中国人将对以自己血缘为核心、以自己交往为半径的小圈子内的人的关怀照顾视为爱的唯一表达方式，所以这些为了"情"而搞特殊化，而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在中国百姓的眼中简直是一个人富有爱心的表现。相反，如果一个干部很原则，不徇私情，六亲不认，那他将会被认为很"生"，没有爱心，是个不通人情的刻薄之人。他就会因此得罪周围几乎所有的人，并且还得不到社会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最终他会成为中国社会中的失败者遭到人们的嘲笑。儒教的"仁爱"一旦被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接受，那他就会形成一个强大的社会势力，就是拥有无上权力的皇帝本人想彻底的反腐败，也会投鼠忌器，犹豫不决。因为皇帝要真的彻底的反腐败，那他就不仅仅是在向腐败开战，他还是向儒教开战，向"爱"开战，那他就必然要落个暴君的坏名声，甚至会因此而动摇自己政权的根基。
儒教的"仁爱"其实是中国腐败的避风港，是藏污纳垢的大本营。
在反腐败方面，毛泽东算是个数一数二的帝王了，但就是他这么严厉的君主，也没能杜绝"走后门"现象。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等毛派人马就借助运动批"走后门"，并想以此为突破口批判周恩来及传统思想严重的老干部，但不久，这种被称为"三箭齐法"的做法，就被毛泽东所制止，理由是担心批"走后门"会冲淡"批林批孔"。是的，"走后门"在中国太普遍了，批"走后门"的打击面太宽泛了，一味批下去，要么会使运动流于形式、化解乌有，要么会遭到太多人的反对而引火烧身。今天中国的民众，对毛的评价是好坏参半的，而对周的评价却几乎是百分之百的称好。在中国，周的确是个好人，他将传统文化美的一面表现的很充分，而他身上传统文化的阴暗面却被中国人视而不见，什么阴暗面？就是吃喝风，走后门，官官相互。中国的民众只知道周是个好人，但不知道周还是"新中国"吃喝风的鼻祖，走后门的师爷，官官相互的楷模。就是知道，也不计较，因为周的行为最符合中国传统的价值、审美观念。从周恩来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就可以看出反腐败在中国有多么难。
中国民众、中国帝王对寄生在"情"上的腐败的宽容、暧昧，表现了中国人理性的幼稚，表现了中国文化的混沌性：感情和理智混淆一谈，分不清楚，更实质地讲是情感高于理智，而感情、感性的特征就是混沌。中国文化的感性化、混沌性，暴露了中国文化女性化的实质。
腐败既然扎下了根，就会像病毒一样迅速繁衍传播。官僚们打着"情"字招牌以权谋私，得到了不少好处，并且又没有得到惩罚，时间已久，他们权力的触角就会慢慢地、偷偷地超出"情"的范畴，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好处了：自己不出面，但可以纵容、唆使老婆、孩子利用自己的权力经商，将自己的权利转换成货币，并且还能将自己的灰色收入在他们的经商活动中洗得干净些。亲朋好友托自己办事，也不能单凭过去的几滴淡水之情了，还要会来事儿，够意思才行。再发展，干脆不看情面了，太费神，还是一把一清来的爽快、省心，谁上的贡多，就给谁办事儿－－别怪咱无情，市场经济吗，竞争是残酷地……。普通百姓们既无力、也无心去改变这种现状，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埋下头来，苦心经营，巴结权贵，以去适应现实，以求能分杯残羹。这些生力军的加盟，又使得中国开放后的市场中唯一的"短缺资源"－－权力的货币价格一路攀升，腐败也就更加花样迭出，更加糜烂败坏。随着时间的推演，他会愈演愈烈，直到这个王朝的崩溃。
皇帝当然知道腐败对自己江山社稷的危害，也不忍心国家的、当然也就是皇帝自己家的财产都被大小官僚、蛀虫们偷偷装进自己的口袋，所以，皇帝们都是反腐败的。但是皇帝的反腐败，是有很大局限的，他的监察手段再高明、再严密，也禁止不了官僚们的集体作弊。皇帝所能做的也就是抓几个性质严重、影响恶劣的典型，杀鸡吓猴，一儆效尤。他并不敢动真格的，因为他的专制统治离不开这群官僚。就是动真格的，将腐败的官僚们全部杀光，也没有用，因为新上来的官僚们，用不了多久就会和旧官僚们一样腐败，因为腐败的策源地、大本营、腐败的温床不是别的，正是专制政权赖以长期生存的儒教。因此，中国历代的反腐败都是象征性的、局限性的，他所能体现的仅仅是中央皇帝与地方官僚们之间的意志较量与妥协，中国的皇帝和腐败官僚就像迪斯尼中的猫和老鼠一样，它们之间的斗争游戏只是一场没完没了的闹剧。中国历朝历代都不缺乏被百姓们所称颂的清廉之官，但这些"清官"代表的也只是皇帝的利益，清官和污吏的斗争，也只是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斗争的又一个表现形式。 【未完】
被欺骗的中国人（第二篇第五章）儒教是腐败的根源（中）
作者:方舟
2007-04-11 19: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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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舟
2007-04-11 19: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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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中国的王朝更是如此。中国王朝的"骨"是法家思想，"肉"是儒家思想。当这个有机体的骨肉比例均匀时，他是强壮有力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肉会愈来愈多，机体就会变得臃肿、行动迟缓，血脂也会逐渐增高，进而出现脑血拴、半身不遂，这时，这个机体离死就不远了。一个王朝，随着时间的延长，儒家思想会愈来愈重，社会就会出现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行政效率低下等腐败现象。当"儒教血脂"愈来愈稠，开始阻塞"血管"使得政令不通、资金流通不畅而造成"局部缺血"时，中央对地方就开始失控，这时候，这个王朝的气数也就将尽了。
帝王们的反腐败，充其量也就是减减肥而已，有了秦朝暴亡的前车之鉴，后来的专制者们是没有胆量焚书坑儒将机体上的"肉"剔除干净的。然而，减肥顶多只能延缓一下寿命，最终摆脱不了死亡的命运，跳不出兴衰循环的周期律，跳不出这个死亡的魔圈。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一个王朝和一个集团他们内部的腐败程度是与他们心灵中儒家思想所占的比例地绝对正比的。因此，儒家思想完全可称之为"腐败思想"，儒教完全可以作为腐败的代名词。
儒教这个温柔的"肉"是中国专制王朝有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而，腐败也就是中国专制社会的一个永久的组成成分。
汉代继承了秦代的中央集权制，同时，也吸取了秦朝暴亡的教训，废除了一些暴政，重新尊崇儒术。汉代的政策是成功的，因为他为自己冷酷的中央集权专制披上了一层温情的面纱。这个温情的面纱就是儒教虚伪的道德，以及虚伪道德带来的官吏低薪制度。
汉代独尊儒术，使得官吏们的形象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他们不再是秦代时冷酷的惩罚者和无情的统治者，而是爱护百姓的慈祥的父母，是品德高尚的君子，是百姓们学习的道德楷模。与此相配套的是官吏的低薪制度。施行低薪，并不是因为中央朝廷吝啬，而是因为这是儒教道德的必然要求，儒教不是宣扬人性本善吗？儒教不是让人重义轻利吗？儒教不是让人一箪食、一瓢饮、安贫乐道吗？儒教不是说官老爷都是本性善良、道德高尚的的大人君子吗？薪水给多了，官老爷们不都成了见利忘义的小人了吗？还怎么让百姓们心悦诚服，俯首贴耳，顺从专制呢？
随着儒教的日益深入，中国的专制愈演愈烈，官吏的薪水也就愈来愈少，到明代，百官的俸禄很微薄，仅够官吏们填饱肚子。明朝正统年间，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曹泰奏数道：
今在外诸司文臣去家远任，妻子随行，禄厚者月给米不过三石，薄者一石、二石，又多折钞。九载之间仰事府育之资、道路往来之费，亲故问遗之需，满、罢闲居之用，其禄不赡……。⑸
一石为１６０斤，明朝一斤为５９０克，一石白米为９４、４公斤。按今天百米每公斤２、６元的零售价算计，一石白米仅相当于２４５、４４元人民币的购买力，三石白米也不过相当于７３６、３２元人民币的购买力。
曹泰这个省级干部要求增薪的奏折虽然像要饭的一样可怜巴巴，但还是遭到了户部的驳回。
"新中国"同样实行的是低薪制，其薪水标准之低比明朝有过之而无不及。按１９８５年改革后的新工资标准，国家主席工资是５３０元（月基本工资），总理的工资是３８０元，部长、省长的工资是３５５－－２０５元，局长、厅长的工资是２３０元－－１６０元，处长的工资是１７０元－－１２２元，科长的工资是１３１－－８９元，办事员的工资是８２－－５２元。⑹
"新中国"的低薪制，不仅仅只是传统的延续、加剧，它里面也有马克思的一份功劳。在薪水制度方面，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的传统竟不谋而合，以人性本善为基础的共产主义道德理想，使得社会主义也不能给干部们高薪，薪水一旦给高了，公仆们还是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他们如果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凭什麽一定要我们百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不过，"导师"的水平毕竟还是远远赶不上"圣人"的，社会主义的低薪制实行了不到一百年，而中国的低薪制从汉代始已经有两千年的悠久历史了。"圣人"的奥妙何在？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饥、饿）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⑺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官久自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圣人"就是比"导师"厉害，他原来搞的是曲线救国，清廉只是装装门面，给老百姓做做样子，君子们不是不爱财，而是取之有道，这个"道"是个什么"道"呢？"圣人"坚决反对君子们去经商，又要君子们拿低薪，那这个"道"只有是受贿贪污之道了。"圣人"果然没让他的徒子徒孙们受穷，学而优的仕们，虽然薪水微薄，但并不结局困窘，反而一个个、脑满肠肥，阔绰的厉害。"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中国传统的低薪制度的表面下，还存在着一个灰暗的、"圣人"所设计的财富等级分配的"高薪"制度。这个暗渠道给官员们支付的高薪，是如此之高，使他们可以完全将朝廷的低薪忽略不计，于是，国家低薪的明文制度就成为了一纸空文。中国是个氏族社会，氏族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没有文字，偶然原因从外面传来了文字，也要使他变得无用。
儒教的虚伪，使得中国的官吏们在表面上拿着低薪，做着安贫乐道的道德文章，背地里却使出种种卑鄙手段去巧取豪夺、坑害百姓。是既当婊子，又立牌坊。这种立牌坊的婊子要比赤裸裸地当婊子还要让人恶心，因为她不仅仅犯有奸淫罪，并且还犯有亵渎"贞节牌坊"罪。儒教的虚伪，对真正的道德是一种最大的亵渎。
一位中文名字叫明恩溥的美国传教士，于清朝末期（１８７２年）来华传教，并在中国居住生活了近５０年，他对中国官员的虚伪很有感触：
中国的政治家（官员）的生活与官方公文，用一句话来概括，"言词最高尚，行为最污秽。"就像卢梭的"忏悔录"一样。他杀掉了上万的人，然后不断引述孟子关于人性生命的神圣性的一段论述；他将交给自己保管的作为修筑河堤的钱款藏进了自己的腰包，据为己有，由此导致泛滥的洪水淹没了整整一个省，而他反过来又为广大农民失去大量土地而加以伤心；他与你达成一协议，在其中秘密地宣称他仅仅是一个暂时的骗局，后又反而大声痛斥伪证罪。大部分中国官员就仗着以上所描述的这般丑恶的嘴脸。⑻
例外的表里如一、耿直清廉之士也是有的。明朝成化年间，有个叫弘的清官，为官清廉不接受灰色收入，结果闹得妻子儿女"菜羹麦饭常不饱"，后反遭诬陷下狱受审，宦官尚亨奉命抄家，结果只收出几间破衣裳。１００年后的嘉靖年间，又出来一位清官，海瑞，他也是不肯接受任何灰色收入，结果穷的要靠自己种菜自给，因不肯同流合污，而屡遭同僚的排挤打击，死后仅留下白银二十两，不够殓葬之资。
专制帝王对官吏们的小动作心知肚明，但他们似乎对"圣人"所设计的官场虚伪作风并不反感，更不想去纠正它，因为这种虚伪对皇权专制是有利的：虚伪的低薪不仅可以欺骗群众，并且还可以逼着官吏们去贪污，你一贪，就成了有罪之身，小辫子就攥在皇帝手里了，如果你有什么离心离德的言行了，或者是看你不顺眼了，皇帝随时随地都可以名正言顺将你的乌纱帽、甚至脑袋拿下。这样，几乎所有的官僚都成了偷了主子家的财物，欠主子"二斤牛肉钱"的贼奴才了。这种格局可以使得中央专制权力发挥到极致，再也没有什麽东西能阻挡中央专制权力滥施淫威了。这也是今天中国的贪官们纷纷将子女、黑钱送往国外的主要原因，在国内，太没有安全感了，自己的命运并不操在自己手里，就是整日的小心谨慎、如履薄冰、诚惶诚恐也不行，悬在头上的那把无常的专制利刃随时会落下来结束自己政治生命，使自己一夜之间成为一个一无所有、身陷囹圄的贪污犯。
专制帝王暗示、纵容、强迫官员们去贪污受贿，然后再按自己的心意反腐败，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朝廷中央可以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更能增强自己的权力基础。中央朝廷不断的反腐败，一方面可以平息一些民愤，另一方面，还能将专制压迫所造成的人民内的阶级敌对情绪转移集中到官僚身上，使人民相信皇上始终是仁政爱民的，中央的精神总是对的、好的，只不过皇帝、中央的"好经"是被下面的歪嘴和尚－－贪官污吏们给念歪了。
不知道老百姓们想过没有，就是官吏们不贪污，那些钱能到老百姓的手中吗？中央朝廷将钱全拿了去，谁能保证它能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谁能保证他不拿全国人民的脂膏去蓄养后宫以贡自己淫乐？谁能保证它不拿全国人民的血汗去蓄养军警来镇压人民？中央的财务向人民公开吗？中央制定的苛捐杂税经过人民的同意了吗？在中国个别的廉政的年代里，人民难道就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了？……通过历朝历代的专制苛政上看，如果说贪官污吏是贼，那么朝廷中央就是强盗。贼是在黑暗中偷窃，强盗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
在这出由"圣人"导演的，由皇帝和官僚们合演的"双簧"戏中，最终上当受骗吃亏受难的不是别人，而是袖手旁观的观众：老百姓。 【未完】
帝王们的反腐败，充其量也就是减减肥而已，有了秦朝暴亡的前车之鉴，后来的专制者们是没有胆量焚书坑儒将机体上的"肉"剔除干净的。然而，减肥顶多只能延缓一下寿命，最终摆脱不了死亡的命运，跳不出兴衰循环的周期律，跳不出这个死亡的魔圈。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一个王朝和一个集团他们内部的腐败程度是与他们心灵中儒家思想所占的比例地绝对正比的。因此，儒家思想完全可称之为"腐败思想"，儒教完全可以作为腐败的代名词。
儒教这个温柔的"肉"是中国专制王朝有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而，腐败也就是中国专制社会的一个永久的组成成分。
汉代继承了秦代的中央集权制，同时，也吸取了秦朝暴亡的教训，废除了一些暴政，重新尊崇儒术。汉代的政策是成功的，因为他为自己冷酷的中央集权专制披上了一层温情的面纱。这个温情的面纱就是儒教虚伪的道德，以及虚伪道德带来的官吏低薪制度。
汉代独尊儒术，使得官吏们的形象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他们不再是秦代时冷酷的惩罚者和无情的统治者，而是爱护百姓的慈祥的父母，是品德高尚的君子，是百姓们学习的道德楷模。与此相配套的是官吏的低薪制度。施行低薪，并不是因为中央朝廷吝啬，而是因为这是儒教道德的必然要求，儒教不是宣扬人性本善吗？儒教不是让人重义轻利吗？儒教不是让人一箪食、一瓢饮、安贫乐道吗？儒教不是说官老爷都是本性善良、道德高尚的的大人君子吗？薪水给多了，官老爷们不都成了见利忘义的小人了吗？还怎么让百姓们心悦诚服，俯首贴耳，顺从专制呢？
随着儒教的日益深入，中国的专制愈演愈烈，官吏的薪水也就愈来愈少，到明代，百官的俸禄很微薄，仅够官吏们填饱肚子。明朝正统年间，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曹泰奏数道：
今在外诸司文臣去家远任，妻子随行，禄厚者月给米不过三石，薄者一石、二石，又多折钞。九载之间仰事府育之资、道路往来之费，亲故问遗之需，满、罢闲居之用，其禄不赡……。⑸
一石为１６０斤，明朝一斤为５９０克，一石白米为９４、４公斤。按今天百米每公斤２、６元的零售价算计，一石白米仅相当于２４５、４４元人民币的购买力，三石白米也不过相当于７３６、３２元人民币的购买力。
曹泰这个省级干部要求增薪的奏折虽然像要饭的一样可怜巴巴，但还是遭到了户部的驳回。
"新中国"同样实行的是低薪制，其薪水标准之低比明朝有过之而无不及。按１９８５年改革后的新工资标准，国家主席工资是５３０元（月基本工资），总理的工资是３８０元，部长、省长的工资是３５５－－２０５元，局长、厅长的工资是２３０元－－１６０元，处长的工资是１７０元－－１２２元，科长的工资是１３１－－８９元，办事员的工资是８２－－５２元。⑹
"新中国"的低薪制，不仅仅只是传统的延续、加剧，它里面也有马克思的一份功劳。在薪水制度方面，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的传统竟不谋而合，以人性本善为基础的共产主义道德理想，使得社会主义也不能给干部们高薪，薪水一旦给高了，公仆们还是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他们如果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凭什麽一定要我们百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不过，"导师"的水平毕竟还是远远赶不上"圣人"的，社会主义的低薪制实行了不到一百年，而中国的低薪制从汉代始已经有两千年的悠久历史了。"圣人"的奥妙何在？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饥、饿）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⑺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官久自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圣人"就是比"导师"厉害，他原来搞的是曲线救国，清廉只是装装门面，给老百姓做做样子，君子们不是不爱财，而是取之有道，这个"道"是个什么"道"呢？"圣人"坚决反对君子们去经商，又要君子们拿低薪，那这个"道"只有是受贿贪污之道了。"圣人"果然没让他的徒子徒孙们受穷，学而优的仕们，虽然薪水微薄，但并不结局困窘，反而一个个、脑满肠肥，阔绰的厉害。"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中国传统的低薪制度的表面下，还存在着一个灰暗的、"圣人"所设计的财富等级分配的"高薪"制度。这个暗渠道给官员们支付的高薪，是如此之高，使他们可以完全将朝廷的低薪忽略不计，于是，国家低薪的明文制度就成为了一纸空文。中国是个氏族社会，氏族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没有文字，偶然原因从外面传来了文字，也要使他变得无用。
儒教的虚伪，使得中国的官吏们在表面上拿着低薪，做着安贫乐道的道德文章，背地里却使出种种卑鄙手段去巧取豪夺、坑害百姓。是既当婊子，又立牌坊。这种立牌坊的婊子要比赤裸裸地当婊子还要让人恶心，因为她不仅仅犯有奸淫罪，并且还犯有亵渎"贞节牌坊"罪。儒教的虚伪，对真正的道德是一种最大的亵渎。
一位中文名字叫明恩溥的美国传教士，于清朝末期（１８７２年）来华传教，并在中国居住生活了近５０年，他对中国官员的虚伪很有感触：
中国的政治家（官员）的生活与官方公文，用一句话来概括，"言词最高尚，行为最污秽。"就像卢梭的"忏悔录"一样。他杀掉了上万的人，然后不断引述孟子关于人性生命的神圣性的一段论述；他将交给自己保管的作为修筑河堤的钱款藏进了自己的腰包，据为己有，由此导致泛滥的洪水淹没了整整一个省，而他反过来又为广大农民失去大量土地而加以伤心；他与你达成一协议，在其中秘密地宣称他仅仅是一个暂时的骗局，后又反而大声痛斥伪证罪。大部分中国官员就仗着以上所描述的这般丑恶的嘴脸。⑻
例外的表里如一、耿直清廉之士也是有的。明朝成化年间，有个叫弘的清官，为官清廉不接受灰色收入，结果闹得妻子儿女"菜羹麦饭常不饱"，后反遭诬陷下狱受审，宦官尚亨奉命抄家，结果只收出几间破衣裳。１００年后的嘉靖年间，又出来一位清官，海瑞，他也是不肯接受任何灰色收入，结果穷的要靠自己种菜自给，因不肯同流合污，而屡遭同僚的排挤打击，死后仅留下白银二十两，不够殓葬之资。
专制帝王对官吏们的小动作心知肚明，但他们似乎对"圣人"所设计的官场虚伪作风并不反感，更不想去纠正它，因为这种虚伪对皇权专制是有利的：虚伪的低薪不仅可以欺骗群众，并且还可以逼着官吏们去贪污，你一贪，就成了有罪之身，小辫子就攥在皇帝手里了，如果你有什么离心离德的言行了，或者是看你不顺眼了，皇帝随时随地都可以名正言顺将你的乌纱帽、甚至脑袋拿下。这样，几乎所有的官僚都成了偷了主子家的财物，欠主子"二斤牛肉钱"的贼奴才了。这种格局可以使得中央专制权力发挥到极致，再也没有什麽东西能阻挡中央专制权力滥施淫威了。这也是今天中国的贪官们纷纷将子女、黑钱送往国外的主要原因，在国内，太没有安全感了，自己的命运并不操在自己手里，就是整日的小心谨慎、如履薄冰、诚惶诚恐也不行，悬在头上的那把无常的专制利刃随时会落下来结束自己政治生命，使自己一夜之间成为一个一无所有、身陷囹圄的贪污犯。
专制帝王暗示、纵容、强迫官员们去贪污受贿，然后再按自己的心意反腐败，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朝廷中央可以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更能增强自己的权力基础。中央朝廷不断的反腐败，一方面可以平息一些民愤，另一方面，还能将专制压迫所造成的人民内的阶级敌对情绪转移集中到官僚身上，使人民相信皇上始终是仁政爱民的，中央的精神总是对的、好的，只不过皇帝、中央的"好经"是被下面的歪嘴和尚－－贪官污吏们给念歪了。
不知道老百姓们想过没有，就是官吏们不贪污，那些钱能到老百姓的手中吗？中央朝廷将钱全拿了去，谁能保证它能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谁能保证他不拿全国人民的脂膏去蓄养后宫以贡自己淫乐？谁能保证它不拿全国人民的血汗去蓄养军警来镇压人民？中央的财务向人民公开吗？中央制定的苛捐杂税经过人民的同意了吗？在中国个别的廉政的年代里，人民难道就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了？……通过历朝历代的专制苛政上看，如果说贪官污吏是贼，那么朝廷中央就是强盗。贼是在黑暗中偷窃，强盗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
在这出由"圣人"导演的，由皇帝和官僚们合演的"双簧"戏中，最终上当受骗吃亏受难的不是别人，而是袖手旁观的观众：老百姓。 【未完】
被欺骗的中国人（第二篇第五章）儒教是腐败的根源（下）
作者:方舟
2007-04-18 13:4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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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舟
2007-04-18 13:4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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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需要恐怖，长期专制需要恐怖加欺骗，要欺骗就要尊孔崇儒，要崇儒就要实行低薪制，实行低薪制，就必然会导致腐败。中国专制政体是一个设计精确、环环相扣、浑然天成的整体，腐败是这个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提到腐败，今天许多的中国人在认识上存在两个误区。
误区一，是认为今日中国社会中的腐败现象，是经济改革开放的产物，是社会转型期的特征。许多国家在市场经济初级阶段时，都会出现腐败现象，因此，腐败也是一个经济繁荣的标志，这种转型期的腐败将会随着社会制度、市场法规的逐步健全而逐渐消失。
误区二，是将今日中国社会中的腐败与欧美民主国家中的腐败混淆一谈，认为腐败是人类社会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反腐败是个世界性的话题，中国今天的腐败不值得大惊小怪。
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
第一种观点属于眼光短浅，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被眼前的经济现象所迷惑。
是的，如果中国自经济改革开放后，能够逐步完善，一步步走向真正的市场经济，并逐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民主、法制政体，那么这期间的腐败的确会因制度的逐步完善而消失。但是现实的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中国是在走向真的市场经济吗？中国是在走向民主、法制吗？自共产党提出"三个代表" 后，"转型期"这个词汇，又再度火爆起来。是的，今日中国是在转型，但它是在转向哪里呢？是转向民主、法制，还是转向"封建"专制？今天，"三个代表"之后，凡是口称"转型期"者，不是居心叵测，就是弱智或是在做阿Ｑ式的自慰。
从周朝时的"硕鼠硕鼠，无食我粟" ⑼ 到战国时的"举世皆浊我独清" ⑽ 再到三国时的"汝言我等甚浊，其清者是谁？"（11）直到清朝时的"事实上，官员阶层总的来说并不是最好的，相反恰恰是帝国里最坏的一群。一位精明的道台曾对一个外国人说道：皇上下属的文武百官，都是一群坏蛋，全部都该杀掉，不过，杀掉我们也无济于事，因为下任也是同样的坏。"（12）………中国的腐败源远流长，怎会是市场经济、"转型期"的"专利"？！
再说第二个观点。
有个笑话，讲一个新上岗的记者，请教主编，究经什麽才算是新闻。主编告诉他一个秘诀：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就是新闻。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的Ｗ市出现了一则新闻：某领导拒贿１１万元人民币，受到了是领导的高度表扬，并号召全市的党员、干部向他学习。刚听到这则新闻，别人竟和我想到了一块儿：说不定背后有什么猫腻呢，他是谁呀，这么高尚？再一想，不对劲儿。作为国家干部，拒贿是份内之事，受贿属于违规、违纪、刑事犯罪。一名干部只是遵守了干部的最基本的准则，怎麽就成了先进事迹，受到了表扬，还成了新闻在报纸报道？这种怪现象的出现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在中国，官员受贿属于狗咬人，官员拒贿属于人咬狗。
是的，民主法制国家也有腐败，但他们的腐败是新闻，属于人咬狗；他们的廉洁不是新闻，属于狗咬人。百分之百纯洁的、一尘不染的社会是不存在的，这是可悲的人性所决定的，没了邪恶，人间就成了天堂。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好坏不分。上帝与魔鬼俱存于我们的心中，时刻在争夺我们的灵魂；正义与邪恶也共存于我们的社会中，时刻在进行着斗争。问题的关键是，看哪一个占上风。
中国的腐败是制度化、整体性的。在中国悠悠的历史之中，正气永远不占上风，永远是正不压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句中国古老的格言，无意之中，道出了中国社会的邪恶本质。
中国的腐败是制度化的。
中央集权是法家思想的产物，等级礼制是儒家思想的产物，二者相斗了几百年，在汉代一下子被捏在一起，是需要一个磨合期的。公元前８１年（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死后第七年）西汉朝廷组织召开的盐铁会议，就是法、儒思想磨合的见证。
在盐铁会议中，法家人物御史大夫桑弘羊和儒生们进行了广泛的争论，其中他们就谈到了腐败问题：
桑弘羊说："是啊，当医生的医术已经很笨拙了，还要多取报酬。当官的多数不好，并侵夺百姓的利益。大官欺压小官，小官欺压百姓。因此不怕不精心选择，就怕所得到的人与我们期望的不一样；不怕他能力不够，就怕他贪得无厌。"
儒生说："古时候制定的官爵俸禄制度，卿大夫的俸禄足够在家里供养厚待一批贤士，士的俸禄足可以使得自己及全家族的人生活优裕，在官吏家当差的百姓所得的报酬也足以代替它耕种所得的收入。今天，小吏的俸禄微薄，地方上出徭役远到京城附近，谷米又贵，收入不能满足需要。平时生活就缺吃少穿，一旦有什么事情，就要变卖家畜产业。不仅如此，还有徭吏经常派徭役，官府经常催逼赋税，地方上的小官吏只好行贿赂乞求宽免，大官则从中渔利。上一级官府向县里要，县里又向乡里要。乡里又向哪里去要呢？俗话说：贿赂的风气下传，好像江河奔腾而下，水源不枯水流不止。今天大江大河流入大海，大海都接受了，却要小溪不接受地面上那点积水；想要百官都廉洁，是不可能的。 （13）
这是一种"腐败有理"论，这种理论在今天仍很有市场，他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在实行低薪制的中国中央集权专制社会中腐败存在的"合理性"。
腐败在儒教中国是既"合情"又"合理"的。
儒教的理想社会是制礼作乐、封土建侯的周代，并非中央集权的汉代。薪水低了，他们内部的等级差别就微小了，所以中央集权的低薪制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平均主义色彩，而平均主义并不是儒教的财富理想，和儒教的等级礼制相配套，儒教的财富理想是一种等级的财富观念。周代的分封土地就是严、格地、按等级礼制进行的，而土地是周代士大夫们的主要财富。"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14）孔丘这里所说的"均"并不是我们常理解的"均贫富"、"平均"的"均"，而是等级均匀的"均"。儒教的这种财富理想，随着周代分封制的灭亡、中央集权的建立而遭到了严重打击，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汉代重尊儒术后，儒教的等级财富观也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但它不是以周代的封土建侯的方式来实现的，而是以一种隐蔽的方式来实现的，这个方式就是腐败。
腐败、权力的充分市场化，最终使得儒教的等级财富理想得以实现，并最终朔造了一个低薪制共处于社会之中的不成文的财富等级分配的"暗制度"、（"黑制度"、"腐败制度"），这个不成文的暗制度，其实才是中国人为人处世所真正遵守的游戏规则。遵守了这个规则，你就是贪污了，你仍是个好人；不遵守这个规则，你就是不贪污，你也是个坏蛋。许多贪官所以翻了船，就是因为没能很好得遵守这个"暗制度"，没能理顺好上下级关系、没能将财物进行"合理"的分配所致。
中国的腐败是整体性的。
在中国，腐败的不仅仅是皇帝、官僚，还包括老百姓。
面对中央朝廷的豪夺，面对官僚集团的巧取，面对井然有序的腐败，受儒教教化的中国百姓并无反抗之心，只有适应之意。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发牢骚有什么用？实际点儿，应该向人家学习学习才是，人家是由小到大，一点一点贪起的。我们也应该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工作职位为自己捞实惠才是硬道理：售票员将紧俏的卧铺票加价卖给票贩子；医生只给病人开有回扣的药品；交警专查外地车辆，大笔一挥就是２００元的罚单，司机们早懂得行情，只缴５０，不要单据；警察先让小偷们作案，完事后再罚款，以后干脆是先"罚款"后偷盗，警匪达成默契，我罚我的，你偷你的，大家"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此所谓警匪一家；警察还会和暗娼勾结，诱骗良民，然后警察抓嫖罚款，事后与妓女分赃，此所谓警妓一家……此类腐败被称之为行业不正之风。没有此等职权的普通工人也有办法，人人"爱厂如家"，许多厂里的东西会慢慢地变成自己家里的东西。看门的师傅则睁只眼闭只眼，看得严了，得罪人，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得饶人处且饶人，于人方便于己方便：食堂的师傅将大块肉带回自己家，自己装着看不见，师傅就会知恩图报，不仅自己吃饭不要票，并且给自己打得菜份量足且多肉，平日对自己还客气有礼；管道工将铁管带回自己家里，自己睁只眼闭只眼，管道工人也会知恩图报，自己和朋友家里需要装水管了，只要和他打个招呼，他就会很快干好……这些交易既无需签订合同，也无需策划于密室，很多时候仅仅需要一个富有人情味的微笑或者一个宽容的眼神，双方就能达成共识，形成默契。做此类事情，"聪明"的中国人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那农民又怎么办呢？也有办法，靠山的乱砍乱伐，靠水的滥捕滥捞，靠铁路的就学"飞虎队"扒火车，能偷则偷，不能偷则抢……是靠山的吃山，靠水的吃水。此类所谓"工农兵学商，一块儿坑中央"。改革开放后，坑的对象又增加了许多：可以造假烟、假酒等假产品坑企业；可以盗印图书坑作家、出版社；可以翻录影碟、软件坑老外；－－尤其是老外，谁让他们富得厉害，谁让他们过去侵略过中国，政府还带头"盗版"老外的科技哩，我们百姓不坑白不坑，嘻嘻－－什么？你有看法？４元一张的软件、１０元一张的影碟，你不是照样买得起劲，得了吧你，别装正经了！没有你们这些消费者的支持，那会有我们的饭吃？！也有性情耿介之人，不偷不坑不占任何便宜，但是他也难逃行贿受贿这一关。在中国，政府的明文规定往往地废纸一张，只有傻瓜才去遵守，想办成事儿，费托熟人、请客送礼不行。经常给别人送礼，当那一天熬出来了，有别人给自己送礼了，也就水到渠成、来者不拒了。－－－中国是个大染缸，在此染缸中，人人不得清白。
如果说中国的朝廷中央是强盗，官僚是大偷，那么普通百姓则是小偷。中国政府的许多治理整顿，其实不过是强盗、大偷、小偷之间的重新分赃而已，更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孙悟空是深受中国人民欢迎的神话人物，他是中国人民心目中正义、勇敢的化身。然而在基督徒的眼中他却是完全不同的一幅形象："有人委托孙悟空管理九千亩的桃园，可是他却把桃园占为己有，穷苦的农民不同意要阻止他时，他竟然大打出手，还毁坏了全部桃树……一位神仙花了毕生精力，研制了一种长生不老的药丸，这个孙悟空却不顾他人的死活，他不但偷吃了药丸，并且还掀翻了炼丹炉，毁坏了人家的制作车间，这是什麽样的行为？这种行为是价值观和道德的典范吗？" （15）
是啊，老外怎么能理解中国人，他们怎么能知道我们百姓经年累月所受的专制之苦。我们力所能及地偷那点儿东西和高高在上的"玉皇大帝"及"天兵天将"们整日没完没了的剥削、搜刮能算得了是么？苛捐杂税这么厉害，我们不偷点儿东西，怎么生活？他们逼我们当小偷，转过来又口口声声骂我们是刁民，我们真得好苦。孙悟空所以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就是因为他敢大闹天宫，敢在天宫立偷、抢、砸，能为我们百姓们解气。打倒皇帝取而代之，自己没这个自信，祖坟上没长这根蒿子。自己当不成皇帝，那别人也不能好受，能偷就偷，能强就抢，偷不走、抢不了的，就砸，砸不了的就一把火烧了它。我不能要，大家都别要。
不管理由多充足，孙悟空的行为仍属于小偷、无赖的行为，美国电影《星球大战前传》将其中的恶魔设计成孙悟空的形象，不是无缘无故的。这是文化歧视吗？这就是文化歧视！人间没有歧视，怎么能让人分出好歹？又怎么能帮人恶扬善？！
腐败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离开了他，中国人将不会生活。
中国的空气中弥散的是尸体腐烂的气息。
中国是一个被魔鬼控制的，邪恶的帝国。
难道中国人真的不可救药了吗？希望在那里？光明又在哪里？
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的着生命的光。"（约翰８：１２）
让我们洗耳倾听主的福音：
不可收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出２３：８）
向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屈枉正直的，必受诅咒！
收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诅咒！ （申２７：１６）
贪恋才利的，扰害己家；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 （箴１５：２７）
恶人暗中收贿赂，为要颠倒判断。 （箴１７：２３）
审判是看人情面是不好的。 （箴２４：２３）
看人情面，乃为不好；人因一块饼枉法，也为不好。 （箴２８：２１）
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 （传７：７）
祸哉！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 （以５：２２－２３）
…………
中国同胞们，想要健康、体面的生活吗？想追求光明吗？那就忏悔，重新做人吧！
路就在自己脚下。
耶稣基督说：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路加１１：９－１０）
阿门。
⑴（《社会契约论》二卷 三章）
⑵（奥斯卡?王尔德《社会主义中人的灵魂》）
⑶（《邹子》）
⑷（《孟子?离娄下》）
⑸（顾炎武《日知录》）
提到腐败，今天许多的中国人在认识上存在两个误区。
误区一，是认为今日中国社会中的腐败现象，是经济改革开放的产物，是社会转型期的特征。许多国家在市场经济初级阶段时，都会出现腐败现象，因此，腐败也是一个经济繁荣的标志，这种转型期的腐败将会随着社会制度、市场法规的逐步健全而逐渐消失。
误区二，是将今日中国社会中的腐败与欧美民主国家中的腐败混淆一谈，认为腐败是人类社会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反腐败是个世界性的话题，中国今天的腐败不值得大惊小怪。
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
第一种观点属于眼光短浅，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被眼前的经济现象所迷惑。
是的，如果中国自经济改革开放后，能够逐步完善，一步步走向真正的市场经济，并逐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民主、法制政体，那么这期间的腐败的确会因制度的逐步完善而消失。但是现实的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中国是在走向真的市场经济吗？中国是在走向民主、法制吗？自共产党提出"三个代表" 后，"转型期"这个词汇，又再度火爆起来。是的，今日中国是在转型，但它是在转向哪里呢？是转向民主、法制，还是转向"封建"专制？今天，"三个代表"之后，凡是口称"转型期"者，不是居心叵测，就是弱智或是在做阿Ｑ式的自慰。
从周朝时的"硕鼠硕鼠，无食我粟" ⑼ 到战国时的"举世皆浊我独清" ⑽ 再到三国时的"汝言我等甚浊，其清者是谁？"（11）直到清朝时的"事实上，官员阶层总的来说并不是最好的，相反恰恰是帝国里最坏的一群。一位精明的道台曾对一个外国人说道：皇上下属的文武百官，都是一群坏蛋，全部都该杀掉，不过，杀掉我们也无济于事，因为下任也是同样的坏。"（12）………中国的腐败源远流长，怎会是市场经济、"转型期"的"专利"？！
再说第二个观点。
有个笑话，讲一个新上岗的记者，请教主编，究经什麽才算是新闻。主编告诉他一个秘诀：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就是新闻。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的Ｗ市出现了一则新闻：某领导拒贿１１万元人民币，受到了是领导的高度表扬，并号召全市的党员、干部向他学习。刚听到这则新闻，别人竟和我想到了一块儿：说不定背后有什么猫腻呢，他是谁呀，这么高尚？再一想，不对劲儿。作为国家干部，拒贿是份内之事，受贿属于违规、违纪、刑事犯罪。一名干部只是遵守了干部的最基本的准则，怎麽就成了先进事迹，受到了表扬，还成了新闻在报纸报道？这种怪现象的出现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在中国，官员受贿属于狗咬人，官员拒贿属于人咬狗。
是的，民主法制国家也有腐败，但他们的腐败是新闻，属于人咬狗；他们的廉洁不是新闻，属于狗咬人。百分之百纯洁的、一尘不染的社会是不存在的，这是可悲的人性所决定的，没了邪恶，人间就成了天堂。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好坏不分。上帝与魔鬼俱存于我们的心中，时刻在争夺我们的灵魂；正义与邪恶也共存于我们的社会中，时刻在进行着斗争。问题的关键是，看哪一个占上风。
中国的腐败是制度化、整体性的。在中国悠悠的历史之中，正气永远不占上风，永远是正不压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句中国古老的格言，无意之中，道出了中国社会的邪恶本质。
中国的腐败是制度化的。
中央集权是法家思想的产物，等级礼制是儒家思想的产物，二者相斗了几百年，在汉代一下子被捏在一起，是需要一个磨合期的。公元前８１年（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死后第七年）西汉朝廷组织召开的盐铁会议，就是法、儒思想磨合的见证。
在盐铁会议中，法家人物御史大夫桑弘羊和儒生们进行了广泛的争论，其中他们就谈到了腐败问题：
桑弘羊说："是啊，当医生的医术已经很笨拙了，还要多取报酬。当官的多数不好，并侵夺百姓的利益。大官欺压小官，小官欺压百姓。因此不怕不精心选择，就怕所得到的人与我们期望的不一样；不怕他能力不够，就怕他贪得无厌。"
儒生说："古时候制定的官爵俸禄制度，卿大夫的俸禄足够在家里供养厚待一批贤士，士的俸禄足可以使得自己及全家族的人生活优裕，在官吏家当差的百姓所得的报酬也足以代替它耕种所得的收入。今天，小吏的俸禄微薄，地方上出徭役远到京城附近，谷米又贵，收入不能满足需要。平时生活就缺吃少穿，一旦有什么事情，就要变卖家畜产业。不仅如此，还有徭吏经常派徭役，官府经常催逼赋税，地方上的小官吏只好行贿赂乞求宽免，大官则从中渔利。上一级官府向县里要，县里又向乡里要。乡里又向哪里去要呢？俗话说：贿赂的风气下传，好像江河奔腾而下，水源不枯水流不止。今天大江大河流入大海，大海都接受了，却要小溪不接受地面上那点积水；想要百官都廉洁，是不可能的。 （13）
这是一种"腐败有理"论，这种理论在今天仍很有市场，他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在实行低薪制的中国中央集权专制社会中腐败存在的"合理性"。
腐败在儒教中国是既"合情"又"合理"的。
儒教的理想社会是制礼作乐、封土建侯的周代，并非中央集权的汉代。薪水低了，他们内部的等级差别就微小了，所以中央集权的低薪制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平均主义色彩，而平均主义并不是儒教的财富理想，和儒教的等级礼制相配套，儒教的财富理想是一种等级的财富观念。周代的分封土地就是严、格地、按等级礼制进行的，而土地是周代士大夫们的主要财富。"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14）孔丘这里所说的"均"并不是我们常理解的"均贫富"、"平均"的"均"，而是等级均匀的"均"。儒教的这种财富理想，随着周代分封制的灭亡、中央集权的建立而遭到了严重打击，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汉代重尊儒术后，儒教的等级财富观也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但它不是以周代的封土建侯的方式来实现的，而是以一种隐蔽的方式来实现的，这个方式就是腐败。
腐败、权力的充分市场化，最终使得儒教的等级财富理想得以实现，并最终朔造了一个低薪制共处于社会之中的不成文的财富等级分配的"暗制度"、（"黑制度"、"腐败制度"），这个不成文的暗制度，其实才是中国人为人处世所真正遵守的游戏规则。遵守了这个规则，你就是贪污了，你仍是个好人；不遵守这个规则，你就是不贪污，你也是个坏蛋。许多贪官所以翻了船，就是因为没能很好得遵守这个"暗制度"，没能理顺好上下级关系、没能将财物进行"合理"的分配所致。
中国的腐败是整体性的。
在中国，腐败的不仅仅是皇帝、官僚，还包括老百姓。
面对中央朝廷的豪夺，面对官僚集团的巧取，面对井然有序的腐败，受儒教教化的中国百姓并无反抗之心，只有适应之意。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发牢骚有什么用？实际点儿，应该向人家学习学习才是，人家是由小到大，一点一点贪起的。我们也应该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工作职位为自己捞实惠才是硬道理：售票员将紧俏的卧铺票加价卖给票贩子；医生只给病人开有回扣的药品；交警专查外地车辆，大笔一挥就是２００元的罚单，司机们早懂得行情，只缴５０，不要单据；警察先让小偷们作案，完事后再罚款，以后干脆是先"罚款"后偷盗，警匪达成默契，我罚我的，你偷你的，大家"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此所谓警匪一家；警察还会和暗娼勾结，诱骗良民，然后警察抓嫖罚款，事后与妓女分赃，此所谓警妓一家……此类腐败被称之为行业不正之风。没有此等职权的普通工人也有办法，人人"爱厂如家"，许多厂里的东西会慢慢地变成自己家里的东西。看门的师傅则睁只眼闭只眼，看得严了，得罪人，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得饶人处且饶人，于人方便于己方便：食堂的师傅将大块肉带回自己家，自己装着看不见，师傅就会知恩图报，不仅自己吃饭不要票，并且给自己打得菜份量足且多肉，平日对自己还客气有礼；管道工将铁管带回自己家里，自己睁只眼闭只眼，管道工人也会知恩图报，自己和朋友家里需要装水管了，只要和他打个招呼，他就会很快干好……这些交易既无需签订合同，也无需策划于密室，很多时候仅仅需要一个富有人情味的微笑或者一个宽容的眼神，双方就能达成共识，形成默契。做此类事情，"聪明"的中国人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那农民又怎么办呢？也有办法，靠山的乱砍乱伐，靠水的滥捕滥捞，靠铁路的就学"飞虎队"扒火车，能偷则偷，不能偷则抢……是靠山的吃山，靠水的吃水。此类所谓"工农兵学商，一块儿坑中央"。改革开放后，坑的对象又增加了许多：可以造假烟、假酒等假产品坑企业；可以盗印图书坑作家、出版社；可以翻录影碟、软件坑老外；－－尤其是老外，谁让他们富得厉害，谁让他们过去侵略过中国，政府还带头"盗版"老外的科技哩，我们百姓不坑白不坑，嘻嘻－－什么？你有看法？４元一张的软件、１０元一张的影碟，你不是照样买得起劲，得了吧你，别装正经了！没有你们这些消费者的支持，那会有我们的饭吃？！也有性情耿介之人，不偷不坑不占任何便宜，但是他也难逃行贿受贿这一关。在中国，政府的明文规定往往地废纸一张，只有傻瓜才去遵守，想办成事儿，费托熟人、请客送礼不行。经常给别人送礼，当那一天熬出来了，有别人给自己送礼了，也就水到渠成、来者不拒了。－－－中国是个大染缸，在此染缸中，人人不得清白。
如果说中国的朝廷中央是强盗，官僚是大偷，那么普通百姓则是小偷。中国政府的许多治理整顿，其实不过是强盗、大偷、小偷之间的重新分赃而已，更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孙悟空是深受中国人民欢迎的神话人物，他是中国人民心目中正义、勇敢的化身。然而在基督徒的眼中他却是完全不同的一幅形象："有人委托孙悟空管理九千亩的桃园，可是他却把桃园占为己有，穷苦的农民不同意要阻止他时，他竟然大打出手，还毁坏了全部桃树……一位神仙花了毕生精力，研制了一种长生不老的药丸，这个孙悟空却不顾他人的死活，他不但偷吃了药丸，并且还掀翻了炼丹炉，毁坏了人家的制作车间，这是什麽样的行为？这种行为是价值观和道德的典范吗？" （15）
是啊，老外怎么能理解中国人，他们怎么能知道我们百姓经年累月所受的专制之苦。我们力所能及地偷那点儿东西和高高在上的"玉皇大帝"及"天兵天将"们整日没完没了的剥削、搜刮能算得了是么？苛捐杂税这么厉害，我们不偷点儿东西，怎么生活？他们逼我们当小偷，转过来又口口声声骂我们是刁民，我们真得好苦。孙悟空所以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就是因为他敢大闹天宫，敢在天宫立偷、抢、砸，能为我们百姓们解气。打倒皇帝取而代之，自己没这个自信，祖坟上没长这根蒿子。自己当不成皇帝，那别人也不能好受，能偷就偷，能强就抢，偷不走、抢不了的，就砸，砸不了的就一把火烧了它。我不能要，大家都别要。
不管理由多充足，孙悟空的行为仍属于小偷、无赖的行为，美国电影《星球大战前传》将其中的恶魔设计成孙悟空的形象，不是无缘无故的。这是文化歧视吗？这就是文化歧视！人间没有歧视，怎么能让人分出好歹？又怎么能帮人恶扬善？！
腐败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离开了他，中国人将不会生活。
中国的空气中弥散的是尸体腐烂的气息。
中国是一个被魔鬼控制的，邪恶的帝国。
难道中国人真的不可救药了吗？希望在那里？光明又在哪里？
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的着生命的光。"（约翰８：１２）
让我们洗耳倾听主的福音：
不可收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出２３：８）
向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屈枉正直的，必受诅咒！
收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诅咒！ （申２７：１６）
贪恋才利的，扰害己家；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 （箴１５：２７）
恶人暗中收贿赂，为要颠倒判断。 （箴１７：２３）
审判是看人情面是不好的。 （箴２４：２３）
看人情面，乃为不好；人因一块饼枉法，也为不好。 （箴２８：２１）
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 （传７：７）
祸哉！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 （以５：２２－２３）
…………
中国同胞们，想要健康、体面的生活吗？想追求光明吗？那就忏悔，重新做人吧！
路就在自己脚下。
耶稣基督说：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路加１１：９－１０）
阿门。
⑴（《社会契约论》二卷 三章）
⑵（奥斯卡?王尔德《社会主义中人的灵魂》）
⑶（《邹子》）
⑷（《孟子?离娄下》）
⑸（顾炎武《日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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