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欺骗的中国人 经典 方舟
作者:方舟
2007-01-26 21:46:12
2007-01-26 21:46:12
一 欧洲人来到中国
形式上,清王朝是中国数千年封建专制王朝的最后一个王朝.在此之前,历史只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循环往复的改朝换代而已,在这个舞台上更换的只是演员，戏的内容并无变化。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就因为中国在过去的岁月中没有精神进步，而称中国没有历史。
乍一听，这个论断很刻薄，但对中国历史了解多了，就不得不佩服德国人的深刻---中国社会不论是外在结构还是内在的精神都以其惊人的惰性从古代一直延续下来，直到今天。有人说历史是今天的一面镜子，这句话用在中国社会是最恰当的。不仅如此，中国历史与今天的惊人的一致性，使得中国的今天也能成为历史的一面镜子，人们可以在今天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众生相中，验证历史的真实，窥探历史的后幕，丰富历史中被忽视的细节。
1840年前的清王朝，同中国历代王朝一样，自为中央，鄙四周为夷蛮戎狄，过着孤芳自赏、一步三拍、优哉游哉、自给自足的生活。自己家中万物具备，四周皆是贫盗之国，因此，王朝要紧之务就是把院墙修好了，别让他人把自己的宝贝偷了去。
院墙修好了，统治者剩下的唯一心事便是江山社稷的稳固与皇运长久了。于是便尊孔崇儒， 以使江山永固，社稷传之万世而不竭。满人似乎做得很成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历史中多多， 可是能象满族这样了解汉人心态的统治者却没有，实行汉化改革的鲜卑人北魏孝文帝不能和满清皇帝相提并
论，将汉人视为劣等民族的蒙古可汗也与满清皇帝大相径庭。满清皇帝显得格外成熟，将孔圣人的牌位高高举起，顶礼膜拜，俨然是孔夫子的正宗传人，道统的合法继承者。政治上，又允许汉人从政，实行以汉治汉的政策。因此，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汉人不再将剃光头、留小辫的满人当成夷狄之人，也忘记了削发之痛、亡国之恨，心安理得地做起了大清国的子民，甚至还为自己恰遇明主，适逢盛世，而感恩戴德，庆幸不已。
是的，满族统治者很成功，清朝社会很稳定，很平静，尽管不时有布衣黔首的"暴乱"，尽管有士人批评清王朝是一个朝廷无才相，学府无才史，兵营无才将，田野无才农，市场无才工、才 商，甚至连才偷才盗都没有的浑浑噩噩的社会，但这一切根本动摇不了大清王朝的根基，整个王朝并没有什麽薄祚短寿的徽象，似乎的确可以万岁万岁万万岁……
然而，满清不走运的是，与以前诸王朝不同，骚扰帝国安宁的不再是北方大陆的游牧民族，而是飘洋而来的欧洲人。正是这些欧洲人，使得满清的万世帝国梦破碎了！
早在公元１５１４年，时值中国明朝中期，明武宗正德年间，欧洲南部伊比利亚半岛上一个小国家----葡萄牙的武装商人就来到中国，这些葡萄牙人和中国历代的"夷狄"不一样，他们是一些商人，似乎文明一些，在能够做生意的情况下，他们是不愿动枪的。中国拥有很大的市场，但却不愿与任何人通商，这使葡葡萄牙人很头疼。中华帝国很庞大，来硬的动用武力是行不通的。在中国边境，葡萄牙人经过４０年的尝试，逐渐了解了中国人，终于，在１５５７年，他们以中国人的方式贿赂了广东按察使，将澳门长期租了下来，终于打开了中国市场的门户。
其他欧洲国家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也蜂拥而来，但是明朝的海禁政策，以及葡萄牙对中国市场的垄断，使这些国家都没能如愿。
公元１６４４年，满人入关，明亡。新兴的王朝都是强悍的，也是自信的。满清皇帝康熙，于１６８５年取消海禁，向所有国家开放贸易，但地点仅限于广州和澳门。
在这些进行向外扩张贸易的欧洲国家中，葡萄牙、西班牙这两个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国家，走在欧洲国家的最前列。紧跟其后的是荷兰、英国、法国。
其中英国后来居上，他先是于１５８８年摧毁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掌握了海上霸权，后于１６４０年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又于１８世纪６０年代最先开始了工业革命，成了世界头号工业强国。招招领先的英国国力大增，逐渐成了无可争议的世界头号强国，其在海外的殖民活动、贸易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面对中国庞大的市场，仅仅一个开放的广州已经满足不了英国人的胃口了。为了要求更多的通商口岸并想在北京设立大使馆，英国政府于１７９３年派出以马戈尔尼为首的使团出使中国。
当时乾隆皇帝接见了他们。但是这次访问对双方都是不愉快的。英国方面是失败的，他们的请求一概被拒绝，并被提前赶出了北京城，４００人的使团近一半的人因疾病丧了命。他们很恼怒，无法理解中国人病态的自大：中华之外，夷狄禽兽能有什麽东西？中国需要什麽？什麽也不需要："天朝扶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无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曹德威远披，万国亲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与英夷在广州进行的一点贸易，还是大清皇帝开恩："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⑴ 其实，如果不是被禁止通商的英国人经常持火器在沿海滋事，有碍社会稳定，恐怕连这一点"体恤"也不会给他们。
中国方面也是很不愉快的，以前的藩属前来觐见，都要敬奉贡品，而英国人送的却是"礼品"。一字之差，还不太要紧，"礼"后被中国官员改成了"供"，英国人也并不太在意。可是，关于觐见的礼仪，双方却爆发了"礼仪之争"。在中国皇帝、官员眼里，英国人不过是朝贡藩属，觐见天朝皇帝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而英国人却认为，民族国家一律平等，跪拜有辱国家，绝不能接受。英国是基督教国家，人民只跪拜上帝，而不跪人，对无限忠诚的英王陛下也是只行单腿下跪。所以他们坚持只能以同样的礼节拜见中国皇帝。尽管乾隆皇帝最终"开恩"免了"三跪九叩"之礼，但是英国人的此举引起了所有以磕头为家常饭的中国官僚们的嫉恨。
叩头不叩头，表面上只是礼仪之争，其实质是两种文化的冲突。
英国人是基督徒，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谁也不能跪拜谁，唯一跪拜的对象是上帝。国家与国家也是平等的，通商是互惠的，不能叩头！
中国人是无神论者，人们心中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神，所以只能去跪拜人-----父母、官吏、和皇帝。在无神论中国，是不存在"平等"这个概念的。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平等就是没有秩序，就是"礼崩乐坏"，就是没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没大没小、天下大乱。不是你给我叩头，就是我给你叩头，这是圣人、祖宗传下来的规矩，这就是礼。你是夷狄小国、弱国，我是中央大国、强国，所以你必须向我叩头！
遭到拒绝的英国人很是恼火：我们不远万里来到你们家门口花钱买你们的东西，这对中国来讲是一边倒、坐享其成的好事，可是这样的好事中国人偏偏不干。英国人真想不通。
马戈尔尼访华，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件小事，但是对欧洲人来说，却是一件大事。正象后来的鸦片战争对欧洲人是件小事但对中国人是件大事一样。马戈尔尼访华是欧洲人中国观念的转折点，正象鸦片战争是中国人欧洲观念的转折点一样。不过中国好像是年龄大了，相对于欧洲来讲，中国受到的刺激很大，但是反应却很麻木迟钝，直到今天中国人仍不真正认识欧洲、欧洲人。
马戈尔尼访华以前，欧洲人对中国是高度赞扬、憧憬向往的。
欧洲人最早知道中国，至少是在公元前五世纪。那时的希腊人只是看到了中国的丝绸，他们将丝绸称为"赛里斯"，并将遥远的中国也称之为"赛里斯"。那时，他们对中国的印象只是道听途说的传闻和丝绸本身引起的猜想。
从此一直到十三世纪，他们对中国的知识没有增长多少，只是对中国的幻想一直在变化着。他们猜想中国是非常美好的，高度文明的，甚至《圣经》中记载的伊甸园就是中国。那时的中国是欧洲人的神话、景仰对象、理想王国。
十三世纪，蒙古人统治了欧亚大陆，许多欧洲人（有历史记载的至少有１００人）来到了中国，开辟了中西直接交流的历史。其中大多数是传教士，也有商人。他们的游记、书信、史述、谈话在欧洲传播了中国的形象。其中最有名气的要算《马可·波罗游记》了。
《马可·波罗游记》把中国描述成了物质世界的天堂：疆域大得像个星球，山川万里，城廓富丽堂皇，桥梁一座连一座，货物堆积如山……马可波罗因此赢得了"马可百万"的绰号，意为吹牛大王。
同时期的其他游记，也大同小异，将蒙古时期的中国称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地方""不可思议的文明。"
到了十六世纪，中国明朝时期。随着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愈来愈多的欧洲人来到中国，有关中国的旅行见闻，殖民地的政府报道，传教士的书简，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欧洲社会，使中国形象从传奇走入历史，从民间传说进入近代严肃的社会思想。
１５８３年，教皇授命门多萨神甫编写一部中国史，两年后《大中华帝国志》在罗马出版。它的出版是欧洲的中国形象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他系统而充分地阐述了中国及其制度，结束了中国形象的朦胧时代。他当时是部影响巨大的畅销书，没有读过这部书的人会显得孤陋寡闻甚至没教养。这是一部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或叫做百科传说，因为门多萨神甫本人并没有去过中国。在书中，他以尽量客观、不带个人感情色彩的口吻来描述中国，但字里行间仍能看得出他对中国的敬畏与向往。
１６１５年，在中国居住了几十年的利玛窦神父的中国札记，在德国以《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出版。这是有关中国的第一手资料，比《中华帝国志》更为准确更为真实，但是在社会中的反应却远没有前者强烈，欧洲人原来并不太需要真实与准确，虚构的中国更让他们感兴趣。利玛窦的《中国札记》，不仅详细、真实，并且还有文化深度，它将孔夫子介绍到了欧洲。
这些书以及没有名气的札记、旅行见闻影响了整个欧洲，也包括他们当中最有知识的人。
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成为最早鼓吹中国的哲学家。他认为中国是东方的欧洲，两者有同高度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技术。欧洲在战争艺术、科学方面超过中国，那不是因为中国无知，而是中国爱好和平。中国人更有教养，更有礼貌。中国的皇帝---康熙皇帝是一位史无前例的伟大君主，集美德与智慧于一身的完美的君主。中西文化应该交流，中国派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欧洲派教士去教他们启蒙神学。
１７２１年，德国数学、自然哲学教授沃尔夫在哈雷大学一次二千人的集会上做了一场演讲，高度赞扬了中国的道德和治国才能。他认为孔子是位承前启后的导师，中国人处世治国的隐深莫测的哲学基础，是一种崇尚人类理性的自然神学。中国人培养道德风范，只运用自然的力量，不以敬神为基础，这意味着没有基督教人们同样可以过一种道德高尚的生活。 沃尔夫因为这场演讲被校方解雇，被普鲁士国王放逐，罪名是宣扬无神论。这场演讲在欧洲思想界一起了激烈的争论。中国已经成为欧洲启蒙运动一面色彩鲜明的旗帜。
法国著名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哲学家伏尔泰很崇拜中国的乾隆皇帝，敬仰中国悠久的历史与高尚的道德。他说："我们对于中国人的优点即使不崇拜得五体投地，至少也地承认他们帝国的治理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优秀……"他认为在优秀的中国政府体制下，皇帝不可能专制，中国是唯一一个个人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的国家。
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对中国这个重农国家更是佩服之极，他认为整个中国都崇尚德行，公平和平，是个模范国家。他极力恭维中国的商业，包括商人和商业道德，虽然当时欧洲已经流传关于中国商人信誉不好的传说，但是魁奈坚持认为一个推崇孔子伦理道德的国家的商人不可能不讲信誉、不正直。
…… ……
从十三世纪期以来，欧洲的基督教传教士便抱着普世主义和殉道精神，源源不断来到这个远离上帝的国度，希望用福音来拯救中国人的灵魂。虽然他们尽职尽责，许多人还死在中国，永远埋在了远离祖国的异国他乡，为上帝付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和生命。但是他们对中国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意料之外的是，他们在中国的见闻，许多以书信、札记的方式回到欧洲，却大大地影响了欧洲。欧洲人发现中国不是一片新大陆，也没有大规模发财的机会，但是他们却找到了一种独特的文明、优越的政治伦理和文化制度。
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一种"念旧"文化，它认为今不如古，今天不如周公时代，周公时代又不如夏禹时代，夏禹时代又不如黄帝时代------总之，今天不如昨天，明天不如今天，社会千万不能前进，最好回到从前。欧洲的基督教文化正相反，他认为人生而有罪，是有缺陷的、不完整的，国家同样如此，必须不断地矫正自己，不断地追求，才能达到尽善尽美。所以欧洲人不像中国人一样总爱留恋过去，而是爱追求想象中的理想国度，而中国，这个遥远而神奇拥有高度文明的国家的出现，正好满足了他们的想象，于是中国成了欧洲人久已向往的柏拉图的理想国，成了现实的乌托邦。
尽管传教士们不时提到一些灰暗的消息，诸如中国文化缺乏创造力、中国百姓的贫困是普遍的、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象中国那样忽视人权等，但是这些不和谐音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们不关心中国真实是什麽样子，只关心中国被描述成什麽样子，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想象的中国、一个超越自身价值的典范。
１７世纪---１８世纪的启蒙运动中，欧洲的"中国潮"达到了高峰。中国的形象再度上升为理性的哲学王国，孔夫子成了启蒙运动的守护神，孔夫子中国成为了思想家们挑战教会和暴君的强有力的武器，成了思想家们前进队伍中一面耀眼的旗帜。
然而，随着启蒙运动的结束和１７８９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欧洲的"中国热情"突然荡然无存。大革命打破了开明君主制的梦想，欧洲人不需要中国这个理想君主国的形象了，辉煌的中国形象暗淡了。
几年后，１７９３年马戈尔尼使团访华，是欧洲中国形象的转折，是欧洲否定中国、批判中国的开端。这次访问，英国人是失败的，也是屈辱的，但是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否定了过去一味对中国的美化，并且使得有关中国丑陋、恶劣的传闻得到了现实的权威的证实。
其实，仰慕和批判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早在１６世纪后叶，被称为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传教士伊斯卡朗蒂到过中国，他对中国的贬意最多，他不迎合当时的一片赞美之词，说中国人多拥挤、搞迷信活动、不懂地理等。
就是在启蒙运动"中国热"处于高潮时，也有不和谐音。
１７１９年，英国作家的迪福《鲁宾逊漂流记》的续篇中，借主人公鲁宾逊之口对中国人进行了挖苦：中国人贫困、奸诈、怯懦、愚昧而又自以为是，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一个如此堕落无知的民族竟然如此自高自大、傲慢无礼。
１７４８年，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安森（George Anson）在他的《环球旅行记》中描述了他的亲身经历：
他从中国商人手里购买的舰队供给品，大多数是假货，猪羊的肚子里灌满了水，而且缺斤少两；中国人抢着吃外国船上扔下来的臭肉、腐烂的猫与狗的尸体……。
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三权分立理论的奠基人孟德斯鸠于１７４８年出版了《论法的精神》，在此书中，他对中国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他的原则是恐怖""中国人的信誉不好尤其表现在贸易中""拉栖代孟，偷盗是准许的，在中国，欺骗是准许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会骗人的民族"在中国"一切用暴行获得的东西都是禁止的，一切有术数和狡诈取得的东西都是许可的……"
经济学之父亚当 斯密于１７７６年发表《国富论》。他认为：中国的富有是事实，贫困也是事实。中国低廉的劳动者像乞丐一样求职，从早到晚工作仍无法养家糊口，他们吃最污秽的食物，把自己无法养活的孩子像狗一样扔在水里。中国过分的重农抑商的经济制度破坏了经济平衡。中国的专制暴政的法律制度造成中国的停滞，甚至倒退……
…………
发出这些声音的往往是一些真知灼见者，也是不合时宜者。他们的声音当时作为不和谐音被讴歌中国的时代洪流淹没了。
马戈尔尼使团访问中国历时两年，他们虽然一无所获，但是他们的中国之行对欧洲的中国形象的转变却具有决定意义。马戈尔尼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门多萨之类关于中国款带来使得说法多麽荒唐，而利玛窦的说法是对的，世界上没有地方像中国这样忽视人权。《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的出版，以及使团随行人员对新闻媒介发表的各种报告、谈话，彻底打破了传教士们苦心编造的中国神话。欧洲人发现二百年来绝大多数的聪明人都让那些故弄玄虚的传教士蒙骗了，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笛福的诅咒、亚当的论断、孟德斯鸠的一针见血的批判。
"商人欺骗，农民偷盗，官吏则敲诈勒索他人的钱财"；"半野蛮的帝国沉沦在"卑鄙的暴政下"；"中国人生活在棍棒竹板的恐惧中，他们禁闭妇女、残杀婴儿，奸诈、残酷、肮脏；对技术科学一窍不通，对世界一无所知"……欧洲人如梦方醒，开始纷纷批判、贬低中国。
马戈尔尼在出使日记中记载了他的亲身经历：
富贵和贫穷上下悬殊简直无可比拟。
中国的观众里只有男而没有女。
在中国的政治、伦理和历史的文献中找不到任何自由色彩的理论，他们认定这种理论最后一定导致犯上作乱……中国老百姓身家性命的安全操在官吏们的手中……中国政府强调民必须绝对服从官，因此老百姓受到任何委屈很难找到申诉机会……。
一个王朝可以被推翻，皇帝可以被杀害，但人民的生活方式和国家的政治情况却始终如一。
中国老百姓的地位已经低到不可在低，即使被打一顿板子，他们也不感到什麽耻辱……中国司法量刑并不重，但酷刑逼供，难免屈打成招……中国没有律师和陪审团……尽管本省人为了避嫌不能在本省做法官，但送礼风气盛行，原告被告都送礼，结果往往是谁送的礼重谁就赢了官司……中国官吏薪金不高，使他们容易接受礼物引诱……。
孔多塞，一位继伏尔泰之后的法兰西思想家，他认为：中华民族是停滞、平庸、屈辱、充满偏见的民族。他在《人类精神进步的历史画卷之概述》中说：如果人们想知道专制政府"可以将摧残人类的技能发展到何种程度，那根本又不着提起那些可怕的迷信，只需要看一看中国就行了……"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很关注中国，他与其说是在研究中国，还不如说是在批判中国：
在中国，皇帝就是家长。法律与道德不分，唯一意志就是皇帝意志。
历史从中国谈起，可中国停留在世界历史之外。
中国的宪法精神是一种家庭精神，这里不存在主观性因素，只有服从。
中国政府完全建立在家庭的伦理关系上，皇帝像父亲一样，掌管一切；百姓像儿子尽孝道，一切都得服从。在中国，家庭的义务具有绝对的约束力，各种义务都是由下而上，却没有从上往下的。
在这种家长制的国家里，臣民都是些未成年的孩子。中国属于幼年文化，人的精神无法独立，更谈不上自由，他们像孩子那样一味服从，依赖父母。而皇帝是他们的绝对家长。
中国人没有荣誉感。残酷的体罚随时随地发生。父亲对儿子，皇帝对大臣，官吏对百姓，上级对下级。
中国人没有荣誉感，自卑。所以导致道德败坏，欺诈成风。
真正的信仰自由在个体本身完全不依赖外在动力的地方才有存在的可能。在中国，个体没有这种独立性特征，中国只有迷信，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
中国所有的科学与技术都是原始的落后的。
孔子的著作里，虽然可以找到正确的道德格言，但是其中不乏兜圈子、反思和回旋。
他们自称比欧洲人先发明了火药，但是耶稣会教徒不得不给他们浇铸第一批火炮。⑵
…………
英国使团访华的失败，是不是因为"礼仪之争"、因为英国人的固执带来的呢？历史很快就给了我们答案。
荷兰人对英国人的迂阔僵硬不以为然，磕头事小，生意事大，是要能获得通商的机会，磕头又怎样？于是，荷兰于１７９４年派出一直使团来访问中国。荷兰人到了北京，乾隆皇帝赏赐给他们一条三百斤重的鲟鱼，荷兰人的磕头历程就开始了，先是对鱼磕头，然后再对人磕头，这样一直磕下去。尽管很为难，但是荷兰人下定决心要以自己的谦卑来换回英国人因为傲慢失掉的东西。然而，他们同英国人一样，遭到了中国人的拒绝。和英国人相比，荷兰人更狼狈。
英国人不甘心失败，与１８１６年，在此派遣阿美士德率使团出使中国。阿美士德很原则，仍然拒绝叩头。结果他们被嘉庆皇帝直接赶出了中国。
叩头不叩头，其结果都是一样的。欧洲人外交的失败与礼仪并没有多大关系。
中国是一个静态的等级礼治社会，其实质是静止和等级。而商业的实质是流动和平等，所以，对中国社会来说，商业是一种异端。"士农工商""工农兵学商"，商业在中国始终被视为末业。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固、为了政权的长久，中国朝廷历来都是打击压制商业的，即所谓的"重本抑末"。作为商业的操作者，商人同样是遭到打击压制的。他们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受不到法律的保护，人格上还要受到中国道德的谴责。为了自身的安全，商人们不得不依附于权贵，从而最终成为等级权力的附庸。
中国等级专制社会这种对商业天生的敌对和排斥，就是中国人拒英国人于门外的原因。
欧洲人被中国人拒绝是一种冲突，是一种文化冲突，是商人文化与官僚文化的冲突，是动态的海洋文明与静态的大陆文明的冲突。
中国的大门是紧闭的，英、荷大使的百般努力是无济于事的。然而，使团没有走通的路，最后让走私商人走通了，使团没有办成的是，最后让鸦片和枪炮办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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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周宁《２０００年西方看中国》
⑵黑格尔《东方世界》（德）夏瑞春《德国思想家论中国》
形式上,清王朝是中国数千年封建专制王朝的最后一个王朝.在此之前,历史只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循环往复的改朝换代而已,在这个舞台上更换的只是演员，戏的内容并无变化。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就因为中国在过去的岁月中没有精神进步，而称中国没有历史。
乍一听，这个论断很刻薄，但对中国历史了解多了，就不得不佩服德国人的深刻---中国社会不论是外在结构还是内在的精神都以其惊人的惰性从古代一直延续下来，直到今天。有人说历史是今天的一面镜子，这句话用在中国社会是最恰当的。不仅如此，中国历史与今天的惊人的一致性，使得中国的今天也能成为历史的一面镜子，人们可以在今天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众生相中，验证历史的真实，窥探历史的后幕，丰富历史中被忽视的细节。
1840年前的清王朝，同中国历代王朝一样，自为中央，鄙四周为夷蛮戎狄，过着孤芳自赏、一步三拍、优哉游哉、自给自足的生活。自己家中万物具备，四周皆是贫盗之国，因此，王朝要紧之务就是把院墙修好了，别让他人把自己的宝贝偷了去。
院墙修好了，统治者剩下的唯一心事便是江山社稷的稳固与皇运长久了。于是便尊孔崇儒， 以使江山永固，社稷传之万世而不竭。满人似乎做得很成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历史中多多， 可是能象满族这样了解汉人心态的统治者却没有，实行汉化改革的鲜卑人北魏孝文帝不能和满清皇帝相提并
论，将汉人视为劣等民族的蒙古可汗也与满清皇帝大相径庭。满清皇帝显得格外成熟，将孔圣人的牌位高高举起，顶礼膜拜，俨然是孔夫子的正宗传人，道统的合法继承者。政治上，又允许汉人从政，实行以汉治汉的政策。因此，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汉人不再将剃光头、留小辫的满人当成夷狄之人，也忘记了削发之痛、亡国之恨，心安理得地做起了大清国的子民，甚至还为自己恰遇明主，适逢盛世，而感恩戴德，庆幸不已。
是的，满族统治者很成功，清朝社会很稳定，很平静，尽管不时有布衣黔首的"暴乱"，尽管有士人批评清王朝是一个朝廷无才相，学府无才史，兵营无才将，田野无才农，市场无才工、才 商，甚至连才偷才盗都没有的浑浑噩噩的社会，但这一切根本动摇不了大清王朝的根基，整个王朝并没有什麽薄祚短寿的徽象，似乎的确可以万岁万岁万万岁……
然而，满清不走运的是，与以前诸王朝不同，骚扰帝国安宁的不再是北方大陆的游牧民族，而是飘洋而来的欧洲人。正是这些欧洲人，使得满清的万世帝国梦破碎了！
早在公元１５１４年，时值中国明朝中期，明武宗正德年间，欧洲南部伊比利亚半岛上一个小国家----葡萄牙的武装商人就来到中国，这些葡萄牙人和中国历代的"夷狄"不一样，他们是一些商人，似乎文明一些，在能够做生意的情况下，他们是不愿动枪的。中国拥有很大的市场，但却不愿与任何人通商，这使葡葡萄牙人很头疼。中华帝国很庞大，来硬的动用武力是行不通的。在中国边境，葡萄牙人经过４０年的尝试，逐渐了解了中国人，终于，在１５５７年，他们以中国人的方式贿赂了广东按察使，将澳门长期租了下来，终于打开了中国市场的门户。
其他欧洲国家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也蜂拥而来，但是明朝的海禁政策，以及葡萄牙对中国市场的垄断，使这些国家都没能如愿。
公元１６４４年，满人入关，明亡。新兴的王朝都是强悍的，也是自信的。满清皇帝康熙，于１６８５年取消海禁，向所有国家开放贸易，但地点仅限于广州和澳门。
在这些进行向外扩张贸易的欧洲国家中，葡萄牙、西班牙这两个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国家，走在欧洲国家的最前列。紧跟其后的是荷兰、英国、法国。
其中英国后来居上，他先是于１５８８年摧毁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掌握了海上霸权，后于１６４０年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又于１８世纪６０年代最先开始了工业革命，成了世界头号工业强国。招招领先的英国国力大增，逐渐成了无可争议的世界头号强国，其在海外的殖民活动、贸易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面对中国庞大的市场，仅仅一个开放的广州已经满足不了英国人的胃口了。为了要求更多的通商口岸并想在北京设立大使馆，英国政府于１７９３年派出以马戈尔尼为首的使团出使中国。
当时乾隆皇帝接见了他们。但是这次访问对双方都是不愉快的。英国方面是失败的，他们的请求一概被拒绝，并被提前赶出了北京城，４００人的使团近一半的人因疾病丧了命。他们很恼怒，无法理解中国人病态的自大：中华之外，夷狄禽兽能有什麽东西？中国需要什麽？什麽也不需要："天朝扶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无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曹德威远披，万国亲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与英夷在广州进行的一点贸易，还是大清皇帝开恩："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⑴ 其实，如果不是被禁止通商的英国人经常持火器在沿海滋事，有碍社会稳定，恐怕连这一点"体恤"也不会给他们。
中国方面也是很不愉快的，以前的藩属前来觐见，都要敬奉贡品，而英国人送的却是"礼品"。一字之差，还不太要紧，"礼"后被中国官员改成了"供"，英国人也并不太在意。可是，关于觐见的礼仪，双方却爆发了"礼仪之争"。在中国皇帝、官员眼里，英国人不过是朝贡藩属，觐见天朝皇帝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而英国人却认为，民族国家一律平等，跪拜有辱国家，绝不能接受。英国是基督教国家，人民只跪拜上帝，而不跪人，对无限忠诚的英王陛下也是只行单腿下跪。所以他们坚持只能以同样的礼节拜见中国皇帝。尽管乾隆皇帝最终"开恩"免了"三跪九叩"之礼，但是英国人的此举引起了所有以磕头为家常饭的中国官僚们的嫉恨。
叩头不叩头，表面上只是礼仪之争，其实质是两种文化的冲突。
英国人是基督徒，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谁也不能跪拜谁，唯一跪拜的对象是上帝。国家与国家也是平等的，通商是互惠的，不能叩头！
中国人是无神论者，人们心中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神，所以只能去跪拜人-----父母、官吏、和皇帝。在无神论中国，是不存在"平等"这个概念的。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平等就是没有秩序，就是"礼崩乐坏"，就是没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没大没小、天下大乱。不是你给我叩头，就是我给你叩头，这是圣人、祖宗传下来的规矩，这就是礼。你是夷狄小国、弱国，我是中央大国、强国，所以你必须向我叩头！
遭到拒绝的英国人很是恼火：我们不远万里来到你们家门口花钱买你们的东西，这对中国来讲是一边倒、坐享其成的好事，可是这样的好事中国人偏偏不干。英国人真想不通。
马戈尔尼访华，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件小事，但是对欧洲人来说，却是一件大事。正象后来的鸦片战争对欧洲人是件小事但对中国人是件大事一样。马戈尔尼访华是欧洲人中国观念的转折点，正象鸦片战争是中国人欧洲观念的转折点一样。不过中国好像是年龄大了，相对于欧洲来讲，中国受到的刺激很大，但是反应却很麻木迟钝，直到今天中国人仍不真正认识欧洲、欧洲人。
马戈尔尼访华以前，欧洲人对中国是高度赞扬、憧憬向往的。
欧洲人最早知道中国，至少是在公元前五世纪。那时的希腊人只是看到了中国的丝绸，他们将丝绸称为"赛里斯"，并将遥远的中国也称之为"赛里斯"。那时，他们对中国的印象只是道听途说的传闻和丝绸本身引起的猜想。
从此一直到十三世纪，他们对中国的知识没有增长多少，只是对中国的幻想一直在变化着。他们猜想中国是非常美好的，高度文明的，甚至《圣经》中记载的伊甸园就是中国。那时的中国是欧洲人的神话、景仰对象、理想王国。
十三世纪，蒙古人统治了欧亚大陆，许多欧洲人（有历史记载的至少有１００人）来到了中国，开辟了中西直接交流的历史。其中大多数是传教士，也有商人。他们的游记、书信、史述、谈话在欧洲传播了中国的形象。其中最有名气的要算《马可·波罗游记》了。
《马可·波罗游记》把中国描述成了物质世界的天堂：疆域大得像个星球，山川万里，城廓富丽堂皇，桥梁一座连一座，货物堆积如山……马可波罗因此赢得了"马可百万"的绰号，意为吹牛大王。
同时期的其他游记，也大同小异，将蒙古时期的中国称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地方""不可思议的文明。"
到了十六世纪，中国明朝时期。随着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愈来愈多的欧洲人来到中国，有关中国的旅行见闻，殖民地的政府报道，传教士的书简，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欧洲社会，使中国形象从传奇走入历史，从民间传说进入近代严肃的社会思想。
１５８３年，教皇授命门多萨神甫编写一部中国史，两年后《大中华帝国志》在罗马出版。它的出版是欧洲的中国形象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他系统而充分地阐述了中国及其制度，结束了中国形象的朦胧时代。他当时是部影响巨大的畅销书，没有读过这部书的人会显得孤陋寡闻甚至没教养。这是一部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或叫做百科传说，因为门多萨神甫本人并没有去过中国。在书中，他以尽量客观、不带个人感情色彩的口吻来描述中国，但字里行间仍能看得出他对中国的敬畏与向往。
１６１５年，在中国居住了几十年的利玛窦神父的中国札记，在德国以《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出版。这是有关中国的第一手资料，比《中华帝国志》更为准确更为真实，但是在社会中的反应却远没有前者强烈，欧洲人原来并不太需要真实与准确，虚构的中国更让他们感兴趣。利玛窦的《中国札记》，不仅详细、真实，并且还有文化深度，它将孔夫子介绍到了欧洲。
这些书以及没有名气的札记、旅行见闻影响了整个欧洲，也包括他们当中最有知识的人。
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成为最早鼓吹中国的哲学家。他认为中国是东方的欧洲，两者有同高度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技术。欧洲在战争艺术、科学方面超过中国，那不是因为中国无知，而是中国爱好和平。中国人更有教养，更有礼貌。中国的皇帝---康熙皇帝是一位史无前例的伟大君主，集美德与智慧于一身的完美的君主。中西文化应该交流，中国派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欧洲派教士去教他们启蒙神学。
１７２１年，德国数学、自然哲学教授沃尔夫在哈雷大学一次二千人的集会上做了一场演讲，高度赞扬了中国的道德和治国才能。他认为孔子是位承前启后的导师，中国人处世治国的隐深莫测的哲学基础，是一种崇尚人类理性的自然神学。中国人培养道德风范，只运用自然的力量，不以敬神为基础，这意味着没有基督教人们同样可以过一种道德高尚的生活。 沃尔夫因为这场演讲被校方解雇，被普鲁士国王放逐，罪名是宣扬无神论。这场演讲在欧洲思想界一起了激烈的争论。中国已经成为欧洲启蒙运动一面色彩鲜明的旗帜。
法国著名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哲学家伏尔泰很崇拜中国的乾隆皇帝，敬仰中国悠久的历史与高尚的道德。他说："我们对于中国人的优点即使不崇拜得五体投地，至少也地承认他们帝国的治理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优秀……"他认为在优秀的中国政府体制下，皇帝不可能专制，中国是唯一一个个人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的国家。
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对中国这个重农国家更是佩服之极，他认为整个中国都崇尚德行，公平和平，是个模范国家。他极力恭维中国的商业，包括商人和商业道德，虽然当时欧洲已经流传关于中国商人信誉不好的传说，但是魁奈坚持认为一个推崇孔子伦理道德的国家的商人不可能不讲信誉、不正直。
…… ……
从十三世纪期以来，欧洲的基督教传教士便抱着普世主义和殉道精神，源源不断来到这个远离上帝的国度，希望用福音来拯救中国人的灵魂。虽然他们尽职尽责，许多人还死在中国，永远埋在了远离祖国的异国他乡，为上帝付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和生命。但是他们对中国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意料之外的是，他们在中国的见闻，许多以书信、札记的方式回到欧洲，却大大地影响了欧洲。欧洲人发现中国不是一片新大陆，也没有大规模发财的机会，但是他们却找到了一种独特的文明、优越的政治伦理和文化制度。
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一种"念旧"文化，它认为今不如古，今天不如周公时代，周公时代又不如夏禹时代，夏禹时代又不如黄帝时代------总之，今天不如昨天，明天不如今天，社会千万不能前进，最好回到从前。欧洲的基督教文化正相反，他认为人生而有罪，是有缺陷的、不完整的，国家同样如此，必须不断地矫正自己，不断地追求，才能达到尽善尽美。所以欧洲人不像中国人一样总爱留恋过去，而是爱追求想象中的理想国度，而中国，这个遥远而神奇拥有高度文明的国家的出现，正好满足了他们的想象，于是中国成了欧洲人久已向往的柏拉图的理想国，成了现实的乌托邦。
尽管传教士们不时提到一些灰暗的消息，诸如中国文化缺乏创造力、中国百姓的贫困是普遍的、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象中国那样忽视人权等，但是这些不和谐音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们不关心中国真实是什麽样子，只关心中国被描述成什麽样子，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想象的中国、一个超越自身价值的典范。
１７世纪---１８世纪的启蒙运动中，欧洲的"中国潮"达到了高峰。中国的形象再度上升为理性的哲学王国，孔夫子成了启蒙运动的守护神，孔夫子中国成为了思想家们挑战教会和暴君的强有力的武器，成了思想家们前进队伍中一面耀眼的旗帜。
然而，随着启蒙运动的结束和１７８９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欧洲的"中国热情"突然荡然无存。大革命打破了开明君主制的梦想，欧洲人不需要中国这个理想君主国的形象了，辉煌的中国形象暗淡了。
几年后，１７９３年马戈尔尼使团访华，是欧洲中国形象的转折，是欧洲否定中国、批判中国的开端。这次访问，英国人是失败的，也是屈辱的，但是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否定了过去一味对中国的美化，并且使得有关中国丑陋、恶劣的传闻得到了现实的权威的证实。
其实，仰慕和批判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早在１６世纪后叶，被称为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传教士伊斯卡朗蒂到过中国，他对中国的贬意最多，他不迎合当时的一片赞美之词，说中国人多拥挤、搞迷信活动、不懂地理等。
就是在启蒙运动"中国热"处于高潮时，也有不和谐音。
１７１９年，英国作家的迪福《鲁宾逊漂流记》的续篇中，借主人公鲁宾逊之口对中国人进行了挖苦：中国人贫困、奸诈、怯懦、愚昧而又自以为是，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一个如此堕落无知的民族竟然如此自高自大、傲慢无礼。
１７４８年，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安森（George Anson）在他的《环球旅行记》中描述了他的亲身经历：
他从中国商人手里购买的舰队供给品，大多数是假货，猪羊的肚子里灌满了水，而且缺斤少两；中国人抢着吃外国船上扔下来的臭肉、腐烂的猫与狗的尸体……。
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三权分立理论的奠基人孟德斯鸠于１７４８年出版了《论法的精神》，在此书中，他对中国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他的原则是恐怖""中国人的信誉不好尤其表现在贸易中""拉栖代孟，偷盗是准许的，在中国，欺骗是准许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会骗人的民族"在中国"一切用暴行获得的东西都是禁止的，一切有术数和狡诈取得的东西都是许可的……"
经济学之父亚当 斯密于１７７６年发表《国富论》。他认为：中国的富有是事实，贫困也是事实。中国低廉的劳动者像乞丐一样求职，从早到晚工作仍无法养家糊口，他们吃最污秽的食物，把自己无法养活的孩子像狗一样扔在水里。中国过分的重农抑商的经济制度破坏了经济平衡。中国的专制暴政的法律制度造成中国的停滞，甚至倒退……
…………
发出这些声音的往往是一些真知灼见者，也是不合时宜者。他们的声音当时作为不和谐音被讴歌中国的时代洪流淹没了。
马戈尔尼使团访问中国历时两年，他们虽然一无所获，但是他们的中国之行对欧洲的中国形象的转变却具有决定意义。马戈尔尼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门多萨之类关于中国款带来使得说法多麽荒唐，而利玛窦的说法是对的，世界上没有地方像中国这样忽视人权。《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的出版，以及使团随行人员对新闻媒介发表的各种报告、谈话，彻底打破了传教士们苦心编造的中国神话。欧洲人发现二百年来绝大多数的聪明人都让那些故弄玄虚的传教士蒙骗了，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笛福的诅咒、亚当的论断、孟德斯鸠的一针见血的批判。
"商人欺骗，农民偷盗，官吏则敲诈勒索他人的钱财"；"半野蛮的帝国沉沦在"卑鄙的暴政下"；"中国人生活在棍棒竹板的恐惧中，他们禁闭妇女、残杀婴儿，奸诈、残酷、肮脏；对技术科学一窍不通，对世界一无所知"……欧洲人如梦方醒，开始纷纷批判、贬低中国。
马戈尔尼在出使日记中记载了他的亲身经历：
富贵和贫穷上下悬殊简直无可比拟。
中国的观众里只有男而没有女。
在中国的政治、伦理和历史的文献中找不到任何自由色彩的理论，他们认定这种理论最后一定导致犯上作乱……中国老百姓身家性命的安全操在官吏们的手中……中国政府强调民必须绝对服从官，因此老百姓受到任何委屈很难找到申诉机会……。
一个王朝可以被推翻，皇帝可以被杀害，但人民的生活方式和国家的政治情况却始终如一。
中国老百姓的地位已经低到不可在低，即使被打一顿板子，他们也不感到什麽耻辱……中国司法量刑并不重，但酷刑逼供，难免屈打成招……中国没有律师和陪审团……尽管本省人为了避嫌不能在本省做法官，但送礼风气盛行，原告被告都送礼，结果往往是谁送的礼重谁就赢了官司……中国官吏薪金不高，使他们容易接受礼物引诱……。
孔多塞，一位继伏尔泰之后的法兰西思想家，他认为：中华民族是停滞、平庸、屈辱、充满偏见的民族。他在《人类精神进步的历史画卷之概述》中说：如果人们想知道专制政府"可以将摧残人类的技能发展到何种程度，那根本又不着提起那些可怕的迷信，只需要看一看中国就行了……"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很关注中国，他与其说是在研究中国，还不如说是在批判中国：
在中国，皇帝就是家长。法律与道德不分，唯一意志就是皇帝意志。
历史从中国谈起，可中国停留在世界历史之外。
中国的宪法精神是一种家庭精神，这里不存在主观性因素，只有服从。
中国政府完全建立在家庭的伦理关系上，皇帝像父亲一样，掌管一切；百姓像儿子尽孝道，一切都得服从。在中国，家庭的义务具有绝对的约束力，各种义务都是由下而上，却没有从上往下的。
在这种家长制的国家里，臣民都是些未成年的孩子。中国属于幼年文化，人的精神无法独立，更谈不上自由，他们像孩子那样一味服从，依赖父母。而皇帝是他们的绝对家长。
中国人没有荣誉感。残酷的体罚随时随地发生。父亲对儿子，皇帝对大臣，官吏对百姓，上级对下级。
中国人没有荣誉感，自卑。所以导致道德败坏，欺诈成风。
真正的信仰自由在个体本身完全不依赖外在动力的地方才有存在的可能。在中国，个体没有这种独立性特征，中国只有迷信，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
中国所有的科学与技术都是原始的落后的。
孔子的著作里，虽然可以找到正确的道德格言，但是其中不乏兜圈子、反思和回旋。
他们自称比欧洲人先发明了火药，但是耶稣会教徒不得不给他们浇铸第一批火炮。⑵
…………
英国使团访华的失败，是不是因为"礼仪之争"、因为英国人的固执带来的呢？历史很快就给了我们答案。
荷兰人对英国人的迂阔僵硬不以为然，磕头事小，生意事大，是要能获得通商的机会，磕头又怎样？于是，荷兰于１７９４年派出一直使团来访问中国。荷兰人到了北京，乾隆皇帝赏赐给他们一条三百斤重的鲟鱼，荷兰人的磕头历程就开始了，先是对鱼磕头，然后再对人磕头，这样一直磕下去。尽管很为难，但是荷兰人下定决心要以自己的谦卑来换回英国人因为傲慢失掉的东西。然而，他们同英国人一样，遭到了中国人的拒绝。和英国人相比，荷兰人更狼狈。
英国人不甘心失败，与１８１６年，在此派遣阿美士德率使团出使中国。阿美士德很原则，仍然拒绝叩头。结果他们被嘉庆皇帝直接赶出了中国。
叩头不叩头，其结果都是一样的。欧洲人外交的失败与礼仪并没有多大关系。
中国是一个静态的等级礼治社会，其实质是静止和等级。而商业的实质是流动和平等，所以，对中国社会来说，商业是一种异端。"士农工商""工农兵学商"，商业在中国始终被视为末业。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固、为了政权的长久，中国朝廷历来都是打击压制商业的，即所谓的"重本抑末"。作为商业的操作者，商人同样是遭到打击压制的。他们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受不到法律的保护，人格上还要受到中国道德的谴责。为了自身的安全，商人们不得不依附于权贵，从而最终成为等级权力的附庸。
中国等级专制社会这种对商业天生的敌对和排斥，就是中国人拒英国人于门外的原因。
欧洲人被中国人拒绝是一种冲突，是一种文化冲突，是商人文化与官僚文化的冲突，是动态的海洋文明与静态的大陆文明的冲突。
中国的大门是紧闭的，英、荷大使的百般努力是无济于事的。然而，使团没有走通的路，最后让走私商人走通了，使团没有办成的是，最后让鸦片和枪炮办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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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周宁《２０００年西方看中国》
⑵黑格尔《东方世界》（德）夏瑞春《德国思想家论中国》
被欺骗的中国人（二）鸦片战争
作者:方舟
2007-01-29 20: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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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舟
2007-01-29 20: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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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鸦片战争
英国人认为与别人经商是天经地义的，而中国人认为关门自守，自给自足是天经地义的，并且中国人更理直气壮：是你跑到我家门口要求我通商，又不是我跑到你门口要求你闭关自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⑴ 你去找别人做你的生意，我关起门过我的日子，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何要强加于人？！每当中国人与外族发生冲突时，似乎中国人都很被动、无辜、受委屈，这总是让中国人认为自己是正义的，自己的感情是受伤害的。
不管中国人怎麽想，历史并没有按中国人的一厢情愿发展。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利益群体并不是"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⑵ 的，既然生活在一个地球村，免不了抬头不见低头见，见面次数多了，就不单单只是打个招呼，道声"你好"了。不同的利益，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价值观念，免不了要发生冲突，于是就有了民族间的征服与被征服，文化间的同化与被同化。
中国这么大年纪了，什麽场面没见过，征服、同化中国见得多了，只不过好像脑子有点问题，总是把民族征服与文化同化混淆一谈。自南北朝以来，中国汉人数度被异族征服，数度亡国，但是每当汉人被征服时，中国文化就会把征服者同化。所以中国人不仅没有被征服、亡国的屈辱反而有文化同化别人的荣耀。
然而，欧洲人不是那些没文化的胡人，在他们咄咄逼人的商业攻势背后，是同样具有进攻性的、深厚的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中国文化一样源远流长、树大根深，但二者又是十分的不同，甚至对立。欧洲人看不起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人也看不起欧洲人、欧洲文化。既然互看不顺眼，又都藐视对方，一场更大的冲突在所难免。
终于，战争由一种丑陋的商品---鸦片而引起。
鸦片最早被贩运到中国，是作为一药材，数量很少。后来，中国人从外国水手那里学会了吸食鸦片，鸦片的需要量开始增加。清朝廷当时就认识到鸦片的危害，与１７２９年（雍正七年）开始下令禁止。这时鸦片的进口量并不大，每年不超过二百箱。
广东地处岭南，天高皇帝远，官员们拿令箭当鸡毛，"遇到红灯绕着走"，不把禁令当回事。鸦片贩子也就肆无忌惮，仍公开销售鸦片。并且销量越来越大，到１７５７年，鸦片的输入量已增加到每年一千箱。
这对英国人来说，是天上掉下的馅饼。本来，中英之间的贸易是一边倒的贸易，中国经济自给自足，英国的商品在这里没有什麽销路，而中国的产品：茶叶、丝绸、瓷器在英国和欧洲都是抢手货。１７８１年---１７９３年，英国输入中国所有商品的总值才１６８７万元，而中国从１７８１年到１７９０年但茶叶一项出口就值９６２６万元，是英国出口价值的六倍。英国人正在为贸易逆差头疼，没想到鸦片这个拿不到桌面上但利润极大的东西给他们的贸易带来了转机。他们没想到什麽都不缺的中国，却如此需要鸦片。
于是，英属印度政府，在１７７３年确立了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的政策。这样，输入中国的鸦片就更多了起来。
鸦片非法贸易的快速发展，很快扭转了中英贸易的局势，中国的白银开始大量流向英国。中国人买到的只是愈来愈重的烟瘾。
１７９６年，清政府又重申禁令，加重刑罚，声明四年后将采取最后措施。这次禁令仍然不起作用，英国人这时已相当了解中国人，他们入乡随俗，学习当年的葡萄牙人向广州的官员行贿，和官吏们勾结在一起。鸦片的输入量逐年增加。
１８２１年，（道光元年）清政府再次采取严厉措施禁烟。英国人此时已很有经验，他们干脆买通了远达天津沿海各地的官吏，将鸦片销售网撒向中国内地，鸦片销量迅速增加。１９世纪初，鸦片每年输入约四千箱，二十年代起逐年增加，到鸦片战争前一年，销量激增至四万箱。
清政府禁烟令不仅没有将鸦片贸易禁止，反而刺激了他的增长。清政府的禁令不仅成了"虚而不实"的官样文章，并且还沦为了海关才弁、水师"马快"（稽查走私的兵丁）门敲诈勒索的工具。禁令出台前，鸦片贩子们还偷偷摸摸、心存顾忌，但他们看到禁令的实际作用，看到地方官僚对待禁令的态度后，反而解除了警戒，放心大胆起来。
十九世纪初，在中国出现的这种怪现象，中国人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今天的中国人仍是这么干的。这种怪现象的直接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中国人所熟悉的腐败。
地方官员为了得到贿赂，不仅不执行中央的禁令，反而和英国走私商人勾结起来，保护、帮助他们走私鸦片，这也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所谓的"地方保护主义"。长期不断的"黑金"交易，使得行贿者和受贿者的实际地位渐渐地发生了逆转。两广总督李鸿宾收受英国人的贿赂，英人于是蔑视总督："吾以为总督若何严重，讵诮数万斤便营私耶！"。许多官员自己也吸鸦片，他们干脆成了英人的俘虏，对英人言听计从。
鸦片本是无罪的，有罪的是人的淫欲。鸦片作为药材的贸易是无罪的，有罪的是中国政治的腐败。没有中国腐败官员包庇、纵容、谋划、帮助，要中国的老百姓们接受他们并不信任的高鼻深眼的外国人的一个陌生的、有危害的、昂贵的奢侈品，是不可想象的。大规模的鸦片贸易是英国人专门针对中国，为中国量身定做的，这个"成就"不能归功于英国人的想象力，也不能完全归功于英国人的贪婪，而应归功于中国的腐败。
什麽虫儿拱什麽木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正是自己腐败的臭味招徕了鸦片这只苍蝇。
在鸦片方面，相同时期、相同环境中的日本就和中国表现出很大的反差。
１８５６年以前，日本和中国一样闭关自守。德川幕府和清政府一样，将欧洲人视为一个潜在的危险，他于十七世纪中叶驱逐了欧洲人，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了少数的荷兰商人，被限制在九洲岛上经商。从十七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的二百年间，鸦片贸易并没有在日本出现。１８５６年，日本被迫开放，与美国签订《通商条约》，其中规定禁止鸦片贸易。他们的禁止是有效的，开放后的日本也没有沾上鸦片这东西。
腐败并不是清朝的专利，腐败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顽症，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特征。
随着鸦片的泛滥，愈来愈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了它的危害。湖广总督林则徐上奏道光皇帝：现在如果还不严厉实行禁烟，照这样拖下去，那末，几十年后，官兵们都要变成鸦片烟鬼，白银也都要留到外国去了。等到那时，国家不仅没有能够打仗的兵丁，而且也无法筹到饷银了。林的奏折击中了皇帝要害，道光知道"银荒兵弱"对江山社稷意味着什麽，于是于１８３９年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禁烟。
林到广州后，收缴了洋人的鸦片，并在虎门当地销毁。旁观的人群中也有许多洋人，其中一位美国商人说道："至少这一次中国人自己是把官方命令见诸施行了。"与其说他是在称赞林则徐，还不如说他在嘲讽中国人。
此时的英国人已不再是马戈尔尼时代的英国人了，经过几十年和中国的接触，他们对清王朝已经有了较充分的认识，他们不单单看到了"巨人蓝袍下露出的一双泥足"（马戈尔尼语）他们还看到了整个清帝国政治的腐朽和军事的虚弱。并且，当时中国与外商的贸易完全被朝廷的＂公行＂所垄断，英商在与中国公行的官僚们交易的过程中，对中国官僚们的缺乏平等、欠钱不还等官僚作风深深地厌恶。中国广大的市场的诱惑，以及对中国即蔑视又厌恶的情感，使得英国商人们早就不满足于被限制在广州一埠偷偷摸摸地贩卖鸦片，而想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国门了。中国的严厉禁烟无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和借口。
１８４０年２月，在英国商人、鸦片贩子的要求下，英国政府决定出兵保护本国商人的"合法"利益，派出了由四千名士兵、四十八艘船只组成的海军，攻打中国。
１８４２年８月，经过两年多的较量，战争最终以英国胜利，清政府失败而告终。８月２９日，南京城下，在英舰皋华丽号上，清政府与英国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既然大门是被别人用大炮轰开的，就不要再期望平等了。
《南京条约〉是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共十三款，主要内容有：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割让香港；向英国赔款２１００万元；协定关税，即英商输华商品，由中英两国共同协商关税；废除公行制度，英商可以自由地与任何人交易等。
有位历史学家曾说："中西关系史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⑶
我强你就给我叩头，你强我就给你叩头。其实，这不正是不知平等为何物的中国礼治社会的必然命运麽？
中国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是众人尽知的，那就是军事武力不如人。
１８３２年，英国的军事间谍对中国沿海侦察六个月後，对中国的水师就非常藐视，扬言"全中国一千只水师船，不堪一只兵舰的一击。实践证明，中国的水师的确不堪一击，英国的兵舰凭其船坚炮利横行于中国沿海和内河，犹入无人之境。但是，在鸦片战争中，英国人海军的主要对手却是中国的陆军。和中国陆军相比，英国军队虽然有武器上的优势，但他们也有劣势，第一，是兵力不足。英军最初投入战争的兵力只有四千人，最多时也不过一万五千人。第二，英军远离本土作战，补给线过长。从英国航行到中国至少要四个月，从英属印度到中国也要一个月。而中国军队虽然武器不如人，但是他们也有优势，第一，军队数量多，兵力充足。第二，本土作战，拥有雄厚的财力物力。第三，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保卫战，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配合。
根据双方的特点来讲，英军固然可以凭其先进的武器获得几个战斗的胜利，攻占几个城镇，但他们不能将战线拉得太长，让战争拖得太久．而中国却具备持久作战的有利条件，只要中国坚持作战，就能拖垮、赶走英军，就能最终赢得这场战争。
然而历史事实与理论却正相反，不敢持久作战、要求速战速决的不是英国人而是清政府。
清政府也很想打败英国人，但是每次出兵总是希望一战而胜，担心战争持久，人民会趁机造反，出现"外患未除，内讧又起"的危险局面。统率大军去广州与英军作战的靖逆将军、道光皇帝的侄子奕山，视广东人民为"匪徒"，认为"患不在外而在内"，顽固推行"防民甚于防寇"的战略方针。率军在浙江与英军作战的扬威将军、道光的另一个侄子奕经，败于英军后，浙江巡抚刘韵珂向道光上奏，提出"十项焦虑"，其内容是英军武器精良，中国军队万难抵御；开展以来，人心浮动，杭州、湖州、绍兴等地已发生人民骚乱，如果战争打下去，可能爆发人民起义，应及早求和等等。正是因为清政府惧怕他真正的敌人---人民趁机造反，所以每当战斗失败后，清政府就忙不迭地向英国人屈膝求和，以求尽快结束战争。
可怜的专制朝廷，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对内专横残酷，对外奴颜婢膝；可怜的专制社会，外表平静稳定，固若金汤，其实经不起任何的波澜、任何的风浪。
军事虚弱只是战争失败的表面，政治虚弱才是战争失败的根本。
与清政府的屈膝投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
１８４０年６月，当英国舰队一到广东海面，就遭到当地人民的打击．他们积极配合官军，在陆地持刀杀敌，在海上夜袭火攻英舰，打的英军"每日东飘西泊"不敢在一处抛锚久停，不敢登陆劫掠，食物和淡水供应十分困难，陷入了"一布帆兜接雨水，几乎不能救渴"的绝境。１８４１年５月，当官兵龟缩在广州城内，城外的人民遭受英国军队的劫掠杀害时，奕山等清政府官员不关心人民的死活，竟发出"息兵安民"告示，要人民"安静住守"任人宰割，不许反抗，否则"按军法治罪"。他们丑恶的嘴脸，使人民认识到"官兵不足恃"，父母官并不保护自己的孩子。要保护自己的家园，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挺身而出了。５月３０日，广州三元里一带的上万名群众自发组织起来，以大刀、长矛、锄头、铁锹为武器，对来犯英军迎头痛击。打死英军少校军官两名，士兵一百四十名，生俘十多名，还缴获许多战利品。三元里的胜利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士气，广州人民发出《说帖》警告英军："若不早日退出虎门，我自有千百烧船妙法，烧尔片帆不返！"。人民相信自己的力量，宣布"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动手，就可以杀退侵略者……。
英国人虽然惧怕中国人民，但他们并不过分担心，因为他们知道自有他们的手下败将---中国官军去收拾他们的人民。中国官民的离心离德，政治虚弱，英国人早就看在眼里，否则，单单依仗武器之长，他们是不会万里奔袭，以小击大的。马戈尔尼访问中国之后就曾说："英国所有人的利益都维系在政府的稳定上，故此英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巩固的。同英国的情况相反，中国大多数人把政府的更换认为是自己改善命运的条件。"
中西文明的差异何止只表现在枪炮上。
中国的官和民，不仅只是离心离德，不团结，他们简直就是死对头，官压制防范民，民惧怕愤恨官。官与民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这矛盾是中国民族家里狠、窝里斗劣根性的具体体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
中国专制政府攻击其他国家或地区时，总是挑拨离间的说某某国的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某某地区的人民是反对分裂的云云，这是土改时唆使贫农斗地主的工作遗风，也是在以己度人。在民主的社会中，某领袖去敬拜××神社、搞×独，不仅不违反民意，相反，他们是在迎合民意。真正与人民对立的不是别人，而是动辄以中国全体人民自居的中国专制政府自己。
１８５６年２月，法籍神甫马莱，在广西西林县传教时，被西林县知县逮捕并处死 。同年１０月，广州水师到一条曾在香港政府注册的"亚罗"号船上搜捕海盗，捕走水手多名。英法便以"亚罗号事件"、"马神甫事件"为理由发动了第二次战争，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战争历时四年于１８６０年１０月结束，其结果仍是清政府战败投降、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
１８５８年，清政府与英、法、美、俄签订了《天津条约》。
１８６０年，清政府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
两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外国公使驻北京；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准许外国人在国内自由经商、自由传教；修改税则；鸦片贸易合法化；割让九龙半岛；准许华工出国；发还被没收的天主教财产；巨额战争赔款等。
巨额赔款不是由皇帝掏腰包，也不是由官僚掏腰包，而是层层转嫁于基层人民的身上。中国的统治者们为了自己的宝座安稳不惜百倍地压榨自己的同胞，这不得不使人羡慕我们在教科书上常听到那些的"为了转嫁国内经济危机而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两种国家有何区别？一个外向一个内向、一个勇敢一个窝囊而已。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皇俄国趁火打劫，分别于１８５８年、１８６０年、１８６４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条约记》。通过这三个不平等条约，沙俄共侵吞了中国一百四十四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随着清政府的倒台，英、美、法等已与清政府签订的条约，被废除了，而俄国侵吞中国的领土却再也回不来了。
在一百多年前的 鸦片战争中，发生的一些故事，今天听起来仿佛是笑话。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道光皇帝决定对英宣战，任命他的侄子奕山为靖逆将军，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统领大军去广州作战。
这杨芳乃行伍出身，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足迹踏遍半个中国。他在贵州苗疆平叛，广西剿灭"白马贼"，甘肃追逐"黄号贼"，四川平定"兰号贼"，以及湖北、陕西、宁夏等省数以十计的剿匪平叛的征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他因此由一名下级军官被一路提拔为提督，成为清朝一代传奇名将。
杨芳比弈山提前到达广州，负责实际战备。这位一代名将在亲督水师演练、建筑防御工事的同时，竟下令士兵广为搜集女人的尿罐，因为有巫师向他进言：英夷的枪炮之所以大的又远又准，是用了妖术，打仗时只要将女人尿罐向之，便可破其妖术。
相信巫师、巫术的绝非杨芳一人。奕山在向皇帝奏报战事时，认真的、确信无疑的据下属的报告写道："英军自据四方炮台，昼夜轰城，当英兵攻靖海门时，扑近城壁，忽于烟雾中，望见观音神像，随不敢再攻；""火药库在观音山下，贮货约三万斤，为汉奸抛掷火弹，正将爆炸间，忽有白衣女神，展袖拂火，顿即熄灭，鄂尔大雨倾盆，逆敌火箭炮弹，无一延烧。"道光接报，大为感动，为谢菩萨的保佑，当即亲书"慈佑靖海"匾额，送广州观音庙悬挂，以答"神庥" ⑷ ……。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广州的守将是两广总督叶名琛。他乃进士科班出身，平日自高自大，常侮辱外国人，外国人心存报复。１８５７年，英国人进攻广州，时值太平军割据南京，咸丰皇帝指示叶名琛：
"不胜固属可忧，亦伤国体；胜则该夷必来报复……当此重远未靖，岂可再起风波。"明确表示了对外妥协，对内全力镇压人民的方针。叶名琛心领神会，制定了六不方针："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玩起了"中国功夫"最高境界的无为无不为"的太极战术，不做任何战守准备，将守城的希望全寄托在"神仙"身上。他在城北建有"长春仙馆"，内供奉吕纯阳（洞宾〕、李太白二仙，一切军务皆取决于神仙。"乩语"告诉他：过了阴历十一月十五便可无事。当部将僚属"固请"他准备战事时，他却扬起下巴作先知状说：不必惊慌，十五日后便无事。5
这情景很容易让人想起１１２６年北宋的京都开封保卫战。当时的皇帝宋钦宗十分信任"神仙"郭京，将京都交给郭京的"神兵"把守。其结果是城毁国破，徽、钦二宗当了女真人的俘虏。
"远乡怕水，近乡怕鬼"，外来的女真人根本不把宋人的神兵当回事，同样，远道而来的英国人也没把吕洞宾放在眼里，对叶名琛的太极拳术也不理会，上前一个直拳就将叶名琛打翻在地：英军轻易地攻进了广州城，俘虏了叶名琛。被俘的叶名琛整日为英军将领作画，落款自称"海上苏武"。后来他被英国人囚禁在印度的加尔各答，不久，他决定效仿伯夷、叔齐，绝食而死。
对叶名琛，大多数史学家是责骂的，但也有人称赞他的气节，佩服他的大将风度、宰相城府。今天的人如果只将他看成一个迂腐的士大夫，那就错了，作为大清国的两广总督，他自有"精明强干"的一面。就在他被俘的三年前，他就 曾在广州屠杀了几十万"天地会"的人民群众。当时，中国改良主义的首创人容闳曾亲眼目睹了屠杀的惨状：法场上血流成小河一样，遍地都是无头尸首；法场周围二千码以内的空气，恶劣的犹如毒雾；泥土由于吸饱了血，完全变成红色了；尸体上的蛆爬满得已经可以代替泥土了……容闳披露：叶名琛杀人不问口供，被屠杀的人大半是差役敲诈未遂而任意陷害的。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与叶名琛同时代因杀人如麻而被人称为"曾剃头"的翰林出身的曾国藩。曾国藩和叶名琛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士大夫官僚，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忠实的继承者和捍卫者，同时，他们又都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这两者并不矛盾，他们正是为了捍卫传统文化才去进行疯狂屠杀的。他们的祖师爷孔丘，也是同样的人，满口的仁义道德，一旦掌权便诛杀持不同政见者。
这些似乎在暗示，在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光滑、温柔的外表下，隐藏着残忍 。
－－－－－－－－－－－－
⑴ 《论语》
⑵ 《老子》
⑶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⑷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三十
⑸ 李凤翔《洋务续记》，《中国近代史新编》
英国人认为与别人经商是天经地义的，而中国人认为关门自守，自给自足是天经地义的，并且中国人更理直气壮：是你跑到我家门口要求我通商，又不是我跑到你门口要求你闭关自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⑴ 你去找别人做你的生意，我关起门过我的日子，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何要强加于人？！每当中国人与外族发生冲突时，似乎中国人都很被动、无辜、受委屈，这总是让中国人认为自己是正义的，自己的感情是受伤害的。
不管中国人怎麽想，历史并没有按中国人的一厢情愿发展。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利益群体并不是"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⑵ 的，既然生活在一个地球村，免不了抬头不见低头见，见面次数多了，就不单单只是打个招呼，道声"你好"了。不同的利益，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价值观念，免不了要发生冲突，于是就有了民族间的征服与被征服，文化间的同化与被同化。
中国这么大年纪了，什麽场面没见过，征服、同化中国见得多了，只不过好像脑子有点问题，总是把民族征服与文化同化混淆一谈。自南北朝以来，中国汉人数度被异族征服，数度亡国，但是每当汉人被征服时，中国文化就会把征服者同化。所以中国人不仅没有被征服、亡国的屈辱反而有文化同化别人的荣耀。
然而，欧洲人不是那些没文化的胡人，在他们咄咄逼人的商业攻势背后，是同样具有进攻性的、深厚的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中国文化一样源远流长、树大根深，但二者又是十分的不同，甚至对立。欧洲人看不起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人也看不起欧洲人、欧洲文化。既然互看不顺眼，又都藐视对方，一场更大的冲突在所难免。
终于，战争由一种丑陋的商品---鸦片而引起。
鸦片最早被贩运到中国，是作为一药材，数量很少。后来，中国人从外国水手那里学会了吸食鸦片，鸦片的需要量开始增加。清朝廷当时就认识到鸦片的危害，与１７２９年（雍正七年）开始下令禁止。这时鸦片的进口量并不大，每年不超过二百箱。
广东地处岭南，天高皇帝远，官员们拿令箭当鸡毛，"遇到红灯绕着走"，不把禁令当回事。鸦片贩子也就肆无忌惮，仍公开销售鸦片。并且销量越来越大，到１７５７年，鸦片的输入量已增加到每年一千箱。
这对英国人来说，是天上掉下的馅饼。本来，中英之间的贸易是一边倒的贸易，中国经济自给自足，英国的商品在这里没有什麽销路，而中国的产品：茶叶、丝绸、瓷器在英国和欧洲都是抢手货。１７８１年---１７９３年，英国输入中国所有商品的总值才１６８７万元，而中国从１７８１年到１７９０年但茶叶一项出口就值９６２６万元，是英国出口价值的六倍。英国人正在为贸易逆差头疼，没想到鸦片这个拿不到桌面上但利润极大的东西给他们的贸易带来了转机。他们没想到什麽都不缺的中国，却如此需要鸦片。
于是，英属印度政府，在１７７３年确立了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的政策。这样，输入中国的鸦片就更多了起来。
鸦片非法贸易的快速发展，很快扭转了中英贸易的局势，中国的白银开始大量流向英国。中国人买到的只是愈来愈重的烟瘾。
１７９６年，清政府又重申禁令，加重刑罚，声明四年后将采取最后措施。这次禁令仍然不起作用，英国人这时已相当了解中国人，他们入乡随俗，学习当年的葡萄牙人向广州的官员行贿，和官吏们勾结在一起。鸦片的输入量逐年增加。
１８２１年，（道光元年）清政府再次采取严厉措施禁烟。英国人此时已很有经验，他们干脆买通了远达天津沿海各地的官吏，将鸦片销售网撒向中国内地，鸦片销量迅速增加。１９世纪初，鸦片每年输入约四千箱，二十年代起逐年增加，到鸦片战争前一年，销量激增至四万箱。
清政府禁烟令不仅没有将鸦片贸易禁止，反而刺激了他的增长。清政府的禁令不仅成了"虚而不实"的官样文章，并且还沦为了海关才弁、水师"马快"（稽查走私的兵丁）门敲诈勒索的工具。禁令出台前，鸦片贩子们还偷偷摸摸、心存顾忌，但他们看到禁令的实际作用，看到地方官僚对待禁令的态度后，反而解除了警戒，放心大胆起来。
十九世纪初，在中国出现的这种怪现象，中国人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今天的中国人仍是这么干的。这种怪现象的直接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中国人所熟悉的腐败。
地方官员为了得到贿赂，不仅不执行中央的禁令，反而和英国走私商人勾结起来，保护、帮助他们走私鸦片，这也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所谓的"地方保护主义"。长期不断的"黑金"交易，使得行贿者和受贿者的实际地位渐渐地发生了逆转。两广总督李鸿宾收受英国人的贿赂，英人于是蔑视总督："吾以为总督若何严重，讵诮数万斤便营私耶！"。许多官员自己也吸鸦片，他们干脆成了英人的俘虏，对英人言听计从。
鸦片本是无罪的，有罪的是人的淫欲。鸦片作为药材的贸易是无罪的，有罪的是中国政治的腐败。没有中国腐败官员包庇、纵容、谋划、帮助，要中国的老百姓们接受他们并不信任的高鼻深眼的外国人的一个陌生的、有危害的、昂贵的奢侈品，是不可想象的。大规模的鸦片贸易是英国人专门针对中国，为中国量身定做的，这个"成就"不能归功于英国人的想象力，也不能完全归功于英国人的贪婪，而应归功于中国的腐败。
什麽虫儿拱什麽木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正是自己腐败的臭味招徕了鸦片这只苍蝇。
在鸦片方面，相同时期、相同环境中的日本就和中国表现出很大的反差。
１８５６年以前，日本和中国一样闭关自守。德川幕府和清政府一样，将欧洲人视为一个潜在的危险，他于十七世纪中叶驱逐了欧洲人，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了少数的荷兰商人，被限制在九洲岛上经商。从十七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的二百年间，鸦片贸易并没有在日本出现。１８５６年，日本被迫开放，与美国签订《通商条约》，其中规定禁止鸦片贸易。他们的禁止是有效的，开放后的日本也没有沾上鸦片这东西。
腐败并不是清朝的专利，腐败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顽症，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特征。
随着鸦片的泛滥，愈来愈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了它的危害。湖广总督林则徐上奏道光皇帝：现在如果还不严厉实行禁烟，照这样拖下去，那末，几十年后，官兵们都要变成鸦片烟鬼，白银也都要留到外国去了。等到那时，国家不仅没有能够打仗的兵丁，而且也无法筹到饷银了。林的奏折击中了皇帝要害，道光知道"银荒兵弱"对江山社稷意味着什麽，于是于１８３９年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禁烟。
林到广州后，收缴了洋人的鸦片，并在虎门当地销毁。旁观的人群中也有许多洋人，其中一位美国商人说道："至少这一次中国人自己是把官方命令见诸施行了。"与其说他是在称赞林则徐，还不如说他在嘲讽中国人。
此时的英国人已不再是马戈尔尼时代的英国人了，经过几十年和中国的接触，他们对清王朝已经有了较充分的认识，他们不单单看到了"巨人蓝袍下露出的一双泥足"（马戈尔尼语）他们还看到了整个清帝国政治的腐朽和军事的虚弱。并且，当时中国与外商的贸易完全被朝廷的＂公行＂所垄断，英商在与中国公行的官僚们交易的过程中，对中国官僚们的缺乏平等、欠钱不还等官僚作风深深地厌恶。中国广大的市场的诱惑，以及对中国即蔑视又厌恶的情感，使得英国商人们早就不满足于被限制在广州一埠偷偷摸摸地贩卖鸦片，而想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国门了。中国的严厉禁烟无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和借口。
１８４０年２月，在英国商人、鸦片贩子的要求下，英国政府决定出兵保护本国商人的"合法"利益，派出了由四千名士兵、四十八艘船只组成的海军，攻打中国。
１８４２年８月，经过两年多的较量，战争最终以英国胜利，清政府失败而告终。８月２９日，南京城下，在英舰皋华丽号上，清政府与英国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既然大门是被别人用大炮轰开的，就不要再期望平等了。
《南京条约〉是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共十三款，主要内容有：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割让香港；向英国赔款２１００万元；协定关税，即英商输华商品，由中英两国共同协商关税；废除公行制度，英商可以自由地与任何人交易等。
有位历史学家曾说："中西关系史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⑶
我强你就给我叩头，你强我就给你叩头。其实，这不正是不知平等为何物的中国礼治社会的必然命运麽？
中国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是众人尽知的，那就是军事武力不如人。
１８３２年，英国的军事间谍对中国沿海侦察六个月後，对中国的水师就非常藐视，扬言"全中国一千只水师船，不堪一只兵舰的一击。实践证明，中国的水师的确不堪一击，英国的兵舰凭其船坚炮利横行于中国沿海和内河，犹入无人之境。但是，在鸦片战争中，英国人海军的主要对手却是中国的陆军。和中国陆军相比，英国军队虽然有武器上的优势，但他们也有劣势，第一，是兵力不足。英军最初投入战争的兵力只有四千人，最多时也不过一万五千人。第二，英军远离本土作战，补给线过长。从英国航行到中国至少要四个月，从英属印度到中国也要一个月。而中国军队虽然武器不如人，但是他们也有优势，第一，军队数量多，兵力充足。第二，本土作战，拥有雄厚的财力物力。第三，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保卫战，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配合。
根据双方的特点来讲，英军固然可以凭其先进的武器获得几个战斗的胜利，攻占几个城镇，但他们不能将战线拉得太长，让战争拖得太久．而中国却具备持久作战的有利条件，只要中国坚持作战，就能拖垮、赶走英军，就能最终赢得这场战争。
然而历史事实与理论却正相反，不敢持久作战、要求速战速决的不是英国人而是清政府。
清政府也很想打败英国人，但是每次出兵总是希望一战而胜，担心战争持久，人民会趁机造反，出现"外患未除，内讧又起"的危险局面。统率大军去广州与英军作战的靖逆将军、道光皇帝的侄子奕山，视广东人民为"匪徒"，认为"患不在外而在内"，顽固推行"防民甚于防寇"的战略方针。率军在浙江与英军作战的扬威将军、道光的另一个侄子奕经，败于英军后，浙江巡抚刘韵珂向道光上奏，提出"十项焦虑"，其内容是英军武器精良，中国军队万难抵御；开展以来，人心浮动，杭州、湖州、绍兴等地已发生人民骚乱，如果战争打下去，可能爆发人民起义，应及早求和等等。正是因为清政府惧怕他真正的敌人---人民趁机造反，所以每当战斗失败后，清政府就忙不迭地向英国人屈膝求和，以求尽快结束战争。
可怜的专制朝廷，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对内专横残酷，对外奴颜婢膝；可怜的专制社会，外表平静稳定，固若金汤，其实经不起任何的波澜、任何的风浪。
军事虚弱只是战争失败的表面，政治虚弱才是战争失败的根本。
与清政府的屈膝投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
１８４０年６月，当英国舰队一到广东海面，就遭到当地人民的打击．他们积极配合官军，在陆地持刀杀敌，在海上夜袭火攻英舰，打的英军"每日东飘西泊"不敢在一处抛锚久停，不敢登陆劫掠，食物和淡水供应十分困难，陷入了"一布帆兜接雨水，几乎不能救渴"的绝境。１８４１年５月，当官兵龟缩在广州城内，城外的人民遭受英国军队的劫掠杀害时，奕山等清政府官员不关心人民的死活，竟发出"息兵安民"告示，要人民"安静住守"任人宰割，不许反抗，否则"按军法治罪"。他们丑恶的嘴脸，使人民认识到"官兵不足恃"，父母官并不保护自己的孩子。要保护自己的家园，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挺身而出了。５月３０日，广州三元里一带的上万名群众自发组织起来，以大刀、长矛、锄头、铁锹为武器，对来犯英军迎头痛击。打死英军少校军官两名，士兵一百四十名，生俘十多名，还缴获许多战利品。三元里的胜利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士气，广州人民发出《说帖》警告英军："若不早日退出虎门，我自有千百烧船妙法，烧尔片帆不返！"。人民相信自己的力量，宣布"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动手，就可以杀退侵略者……。
英国人虽然惧怕中国人民，但他们并不过分担心，因为他们知道自有他们的手下败将---中国官军去收拾他们的人民。中国官民的离心离德，政治虚弱，英国人早就看在眼里，否则，单单依仗武器之长，他们是不会万里奔袭，以小击大的。马戈尔尼访问中国之后就曾说："英国所有人的利益都维系在政府的稳定上，故此英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巩固的。同英国的情况相反，中国大多数人把政府的更换认为是自己改善命运的条件。"
中西文明的差异何止只表现在枪炮上。
中国的官和民，不仅只是离心离德，不团结，他们简直就是死对头，官压制防范民，民惧怕愤恨官。官与民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这矛盾是中国民族家里狠、窝里斗劣根性的具体体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
中国专制政府攻击其他国家或地区时，总是挑拨离间的说某某国的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某某地区的人民是反对分裂的云云，这是土改时唆使贫农斗地主的工作遗风，也是在以己度人。在民主的社会中，某领袖去敬拜××神社、搞×独，不仅不违反民意，相反，他们是在迎合民意。真正与人民对立的不是别人，而是动辄以中国全体人民自居的中国专制政府自己。
１８５６年２月，法籍神甫马莱，在广西西林县传教时，被西林县知县逮捕并处死 。同年１０月，广州水师到一条曾在香港政府注册的"亚罗"号船上搜捕海盗，捕走水手多名。英法便以"亚罗号事件"、"马神甫事件"为理由发动了第二次战争，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战争历时四年于１８６０年１０月结束，其结果仍是清政府战败投降、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
１８５８年，清政府与英、法、美、俄签订了《天津条约》。
１８６０年，清政府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
两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外国公使驻北京；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准许外国人在国内自由经商、自由传教；修改税则；鸦片贸易合法化；割让九龙半岛；准许华工出国；发还被没收的天主教财产；巨额战争赔款等。
巨额赔款不是由皇帝掏腰包，也不是由官僚掏腰包，而是层层转嫁于基层人民的身上。中国的统治者们为了自己的宝座安稳不惜百倍地压榨自己的同胞，这不得不使人羡慕我们在教科书上常听到那些的"为了转嫁国内经济危机而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两种国家有何区别？一个外向一个内向、一个勇敢一个窝囊而已。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皇俄国趁火打劫，分别于１８５８年、１８６０年、１８６４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条约记》。通过这三个不平等条约，沙俄共侵吞了中国一百四十四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随着清政府的倒台，英、美、法等已与清政府签订的条约，被废除了，而俄国侵吞中国的领土却再也回不来了。
在一百多年前的 鸦片战争中，发生的一些故事，今天听起来仿佛是笑话。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道光皇帝决定对英宣战，任命他的侄子奕山为靖逆将军，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统领大军去广州作战。
这杨芳乃行伍出身，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足迹踏遍半个中国。他在贵州苗疆平叛，广西剿灭"白马贼"，甘肃追逐"黄号贼"，四川平定"兰号贼"，以及湖北、陕西、宁夏等省数以十计的剿匪平叛的征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他因此由一名下级军官被一路提拔为提督，成为清朝一代传奇名将。
杨芳比弈山提前到达广州，负责实际战备。这位一代名将在亲督水师演练、建筑防御工事的同时，竟下令士兵广为搜集女人的尿罐，因为有巫师向他进言：英夷的枪炮之所以大的又远又准，是用了妖术，打仗时只要将女人尿罐向之，便可破其妖术。
相信巫师、巫术的绝非杨芳一人。奕山在向皇帝奏报战事时，认真的、确信无疑的据下属的报告写道："英军自据四方炮台，昼夜轰城，当英兵攻靖海门时，扑近城壁，忽于烟雾中，望见观音神像，随不敢再攻；""火药库在观音山下，贮货约三万斤，为汉奸抛掷火弹，正将爆炸间，忽有白衣女神，展袖拂火，顿即熄灭，鄂尔大雨倾盆，逆敌火箭炮弹，无一延烧。"道光接报，大为感动，为谢菩萨的保佑，当即亲书"慈佑靖海"匾额，送广州观音庙悬挂，以答"神庥" ⑷ ……。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广州的守将是两广总督叶名琛。他乃进士科班出身，平日自高自大，常侮辱外国人，外国人心存报复。１８５７年，英国人进攻广州，时值太平军割据南京，咸丰皇帝指示叶名琛：
"不胜固属可忧，亦伤国体；胜则该夷必来报复……当此重远未靖，岂可再起风波。"明确表示了对外妥协，对内全力镇压人民的方针。叶名琛心领神会，制定了六不方针："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玩起了"中国功夫"最高境界的无为无不为"的太极战术，不做任何战守准备，将守城的希望全寄托在"神仙"身上。他在城北建有"长春仙馆"，内供奉吕纯阳（洞宾〕、李太白二仙，一切军务皆取决于神仙。"乩语"告诉他：过了阴历十一月十五便可无事。当部将僚属"固请"他准备战事时，他却扬起下巴作先知状说：不必惊慌，十五日后便无事。5
这情景很容易让人想起１１２６年北宋的京都开封保卫战。当时的皇帝宋钦宗十分信任"神仙"郭京，将京都交给郭京的"神兵"把守。其结果是城毁国破，徽、钦二宗当了女真人的俘虏。
"远乡怕水，近乡怕鬼"，外来的女真人根本不把宋人的神兵当回事，同样，远道而来的英国人也没把吕洞宾放在眼里，对叶名琛的太极拳术也不理会，上前一个直拳就将叶名琛打翻在地：英军轻易地攻进了广州城，俘虏了叶名琛。被俘的叶名琛整日为英军将领作画，落款自称"海上苏武"。后来他被英国人囚禁在印度的加尔各答，不久，他决定效仿伯夷、叔齐，绝食而死。
对叶名琛，大多数史学家是责骂的，但也有人称赞他的气节，佩服他的大将风度、宰相城府。今天的人如果只将他看成一个迂腐的士大夫，那就错了，作为大清国的两广总督，他自有"精明强干"的一面。就在他被俘的三年前，他就 曾在广州屠杀了几十万"天地会"的人民群众。当时，中国改良主义的首创人容闳曾亲眼目睹了屠杀的惨状：法场上血流成小河一样，遍地都是无头尸首；法场周围二千码以内的空气，恶劣的犹如毒雾；泥土由于吸饱了血，完全变成红色了；尸体上的蛆爬满得已经可以代替泥土了……容闳披露：叶名琛杀人不问口供，被屠杀的人大半是差役敲诈未遂而任意陷害的。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与叶名琛同时代因杀人如麻而被人称为"曾剃头"的翰林出身的曾国藩。曾国藩和叶名琛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士大夫官僚，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忠实的继承者和捍卫者，同时，他们又都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这两者并不矛盾，他们正是为了捍卫传统文化才去进行疯狂屠杀的。他们的祖师爷孔丘，也是同样的人，满口的仁义道德，一旦掌权便诛杀持不同政见者。
这些似乎在暗示，在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光滑、温柔的外表下，隐藏着残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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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论语》
⑵ 《老子》
⑶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⑷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三十
⑸ 李凤翔《洋务续记》，《中国近代史新编》
被欺骗的中国人（三）洋务运动
【按：所谓洋务运动，相当于念书背答案。要学的，是找出正确答案的方法，也就是使西方能够自由文明繁荣富裕的价值观。洋务派和顽固派，不过是奴才的奴性的不同体现罢了。可以视之为奴性的竞争。】
三 洋务运动
欧洲人接二连三的重拳打击，使麻木迟钝的清政府终于有了反应。一些清醒的、现实的官僚反应是积极的，他们认为外国的"船坚炮利"是中国"万不能及"的，只有向侵略者妥协，接受现实，信守条约，奋发图强，学习外国的军事和工业，增强国家军事力量，才是大清帝国的长治久安之策。这些官僚被称为洋务派，代表人物有奕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另一部分官僚的反应则是奇怪的，几十年来中国发生的一切，好像与他无关，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他们对外部世界更是一无所知，只知道紧紧抱着孔孟之道，反对任何变革，排斥一切外国的事务，主张复古守旧，幻想恢复闭关自守的状况。他们被称为顽固派。
洋务派和顽固派经常因为要不要学习西方的军事、工业而发生争吵，有时争吵还很激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学习的只是西方的先进军事与工业，在维护传统专制制度和文化上，他们和顽固派则是完全一致的。
西方的老师们也很"慷慨"，积极响应，出人、出技术对洋务派进行支持。他们真的想让中国强大吗？不是的，他们只是想让清政府强大。西方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发现中国人民是有反抗精神的，单靠枪炮是难以驾驭的。而清政府却很软弱，能被轻易吓倒。因此，为了巩固战争成果和进一步扩大在华权益，他们必须维持清政府的统治，将它变成奴役和压榨中国的工具。所以他们一面控制清政府，一面又扶持清政府，帮助他镇压太平天国，帮助他训练新式军队、创办新式军工厂等等。
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进行了积极的活动。
60年代－－70年代，以"求强"为主。洋务派聘用英法两国教官，购置洋枪洋炮，训练新式陆军；组建福建、南洋、北洋三支海军；建设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等二十个军工厂。
西方的近代军工生产不是孤立的，它是随着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发生发展而出现的。在没有近代工矿企业、交通运输的情况下，洋务派那些孤立建起的军事工业，马上遇到原料、燃料、运输、资金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
因此从70年代起，洋务派又提出"寓强于富"的口号。创办了中国第一批资本主义性质的民有企业，包括交通运输、采矿、冶炼、纺织等产业。到90年代，洋务派一共创办了包括上海轮船招商局、机械织布局、天津开平矿务局等二十多个民用企业。
洋务派兴办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厂，并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相反，他们是为了维护传统专制秩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其宗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以西方先进技术为手段来拯救摇摇欲坠的清朝专制统治，是其目的。这种"体""用"的分离或者是"体""用"的对立使得洋务运动具有两个先天"疾病"：官僚性、买办性。
官僚性：洋务派建的工厂企业虽是新式的，但其管理仍是老式的、官僚专制式的。洋务派官僚们把各自经办的军工厂视为私产，任意安插亲信，严加控制，结果造成机构庞杂，人员臃肿，效率低下，将企业变成了肥水衙门。他们创办的民用企业，更是汇集了官场中的贪污贿赂、营私舞弊，挥霍浪费等恶习。最后是大部分民用企业纷纷倒闭，或者被外国资本吞并，或者是陷于长期亏损、半死不活的局面。
买办性：其表现为国内企业对外国的过分依赖。这是"西学为用"急功近利的必然结果。洋务派建立的工厂从厂房规划、机器购置、安装运作、生产制造，完全依赖外国技师，设备和主要原材料、甚至半成品，也靠外国供应，他们购买的机器大多是外国的淘汰过时的陈旧设备。这样的军工厂所制造的武器是不能够抵御外辱的，只能对内镇压人民时派上用场。
洋务运动的这两个先天弊病，使得"求强""求富"只能成为空想，并最终决定了洋务运动失败的命运。
一百年后，洋务运动的弊病再次出现在共产党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洋务运动没能拯救清政府，单单的改革开放也不可能使中国富强。
三 洋务运动
欧洲人接二连三的重拳打击，使麻木迟钝的清政府终于有了反应。一些清醒的、现实的官僚反应是积极的，他们认为外国的"船坚炮利"是中国"万不能及"的，只有向侵略者妥协，接受现实，信守条约，奋发图强，学习外国的军事和工业，增强国家军事力量，才是大清帝国的长治久安之策。这些官僚被称为洋务派，代表人物有奕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另一部分官僚的反应则是奇怪的，几十年来中国发生的一切，好像与他无关，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他们对外部世界更是一无所知，只知道紧紧抱着孔孟之道，反对任何变革，排斥一切外国的事务，主张复古守旧，幻想恢复闭关自守的状况。他们被称为顽固派。
洋务派和顽固派经常因为要不要学习西方的军事、工业而发生争吵，有时争吵还很激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学习的只是西方的先进军事与工业，在维护传统专制制度和文化上，他们和顽固派则是完全一致的。
西方的老师们也很"慷慨"，积极响应，出人、出技术对洋务派进行支持。他们真的想让中国强大吗？不是的，他们只是想让清政府强大。西方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发现中国人民是有反抗精神的，单靠枪炮是难以驾驭的。而清政府却很软弱，能被轻易吓倒。因此，为了巩固战争成果和进一步扩大在华权益，他们必须维持清政府的统治，将它变成奴役和压榨中国的工具。所以他们一面控制清政府，一面又扶持清政府，帮助他镇压太平天国，帮助他训练新式军队、创办新式军工厂等等。
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进行了积极的活动。
60年代－－70年代，以"求强"为主。洋务派聘用英法两国教官，购置洋枪洋炮，训练新式陆军；组建福建、南洋、北洋三支海军；建设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等二十个军工厂。
西方的近代军工生产不是孤立的，它是随着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发生发展而出现的。在没有近代工矿企业、交通运输的情况下，洋务派那些孤立建起的军事工业，马上遇到原料、燃料、运输、资金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
因此从70年代起，洋务派又提出"寓强于富"的口号。创办了中国第一批资本主义性质的民有企业，包括交通运输、采矿、冶炼、纺织等产业。到90年代，洋务派一共创办了包括上海轮船招商局、机械织布局、天津开平矿务局等二十多个民用企业。
洋务派兴办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厂，并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相反，他们是为了维护传统专制秩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其宗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以西方先进技术为手段来拯救摇摇欲坠的清朝专制统治，是其目的。这种"体""用"的分离或者是"体""用"的对立使得洋务运动具有两个先天"疾病"：官僚性、买办性。
官僚性：洋务派建的工厂企业虽是新式的，但其管理仍是老式的、官僚专制式的。洋务派官僚们把各自经办的军工厂视为私产，任意安插亲信，严加控制，结果造成机构庞杂，人员臃肿，效率低下，将企业变成了肥水衙门。他们创办的民用企业，更是汇集了官场中的贪污贿赂、营私舞弊，挥霍浪费等恶习。最后是大部分民用企业纷纷倒闭，或者被外国资本吞并，或者是陷于长期亏损、半死不活的局面。
买办性：其表现为国内企业对外国的过分依赖。这是"西学为用"急功近利的必然结果。洋务派建立的工厂从厂房规划、机器购置、安装运作、生产制造，完全依赖外国技师，设备和主要原材料、甚至半成品，也靠外国供应，他们购买的机器大多是外国的淘汰过时的陈旧设备。这样的军工厂所制造的武器是不能够抵御外辱的，只能对内镇压人民时派上用场。
洋务运动的这两个先天弊病，使得"求强""求富"只能成为空想，并最终决定了洋务运动失败的命运。
一百年后，洋务运动的弊病再次出现在共产党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洋务运动没能拯救清政府，单单的改革开放也不可能使中国富强。
被欺骗的中国人（四）甲午战争
作者:方舟
2007-02-08 20: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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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舟
2007-02-08 20: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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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甲午战争
1894年5月，朝鲜爆发"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朝鲜国请求清政府派兵帮助镇压，清政府派兵入朝。7月25日，驻在朝鲜的日本军队对驻守朝鲜的中国的陆海军进行了袭击，8月1日，双方宣战，甲午战争爆发。
9月13日，日本陆军进攻防卫平壤的中国陆军，主帅叶志超仓皇逃跑，16日日军占领平壤。 17日，中日两国海军在黄海发生激战。参加战斗的北洋舰队有十四艘军舰，总排水量约三万五千吨，日本有十二艘军舰，总排水量约四万一千吨。此役，日本舰队率先退出战场，但北洋舰队损失惨重，有五艘军舰被击沉。战后，李鸿章严令舰队躲进威海卫，不许出海迎敌。
10月24日，日军在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25日，另一路日军偷渡鸭绿江，进攻中国大陆。中国陆军毫无斗志，安东、九连城、金州、旅顺接连失守。日军在旅顺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全城一万八千多居民，只剩下三十六人抬尸体，其余全部被杀害。日本人初来乍到，就露出了残暴的面孔，显露出了亚洲人与欧洲人的差别。
1895年1月，日军进攻威海卫。一月底，威海卫南北岸炮台相继失守，日本人用岸上中国的新式大炮对龟缩在港内的奉李鸿章不许出战之命的北洋舰队进行轰击，同时在海面上用军舰进行袭击。最终，丁汝昌、刘步蟾分别自杀，余众向日本投降，将十一艘舰艇和全部军用物资拱手交给日本。至此，洋务派李鸿章用中国人民的血汗钱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了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并向日本赔偿二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 甲午战争的彻底失败。它加重了中国人民的本已沉重的经济负担，使中国面临了空前的民族危机。
甲午战争是中日关系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对于中国来说，日本是一个小国，也算是友好邻邦；在此之后，日本则成了一个强国，成了中国最凶恶的敌人。
提起日本，每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都不能无动于衷，它让人痛恨、让人无奈、又让人困惑……
日本是何许人也？
早期日本社会由许多氏族组成。公元一世纪末，邪马台部族征服其他部族，建立起一个松散的政治、宗教霸权，其首领是天皇，其部族之神－－－天照大神被奉为全民族之神。6世纪，中国文化开始大规模传入日本，促使了日本于645年进行大化革新。革新的日本学习仿照中国唐朝，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加强了天皇的权力。但是，天皇的权力远不能和中国的皇帝相提并论，革新后的日本，其世袭贵族仍保留了相当的权力和地位，并随着时间的延续得到了不断的加强。到了12世纪，中央集权的体制已被封建制破坏和取代。最终，大封建主源赖朝在封建主之间的斗争中获胜，他以天皇的名义统治全国。日本进入武人执政的幕府时期。
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他和同时期的中国明朝政府一样，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驱逐了欧洲的商人和传教士。1856年，在美国军舰的威胁下，与美国签订了《通商条约》，被迫对外开放。
日本受到刺激后，许多志士纷纷要求改革图强。1859年，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对要求革新和攘夷者进行镇压，不少人被处以死刑。他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更大的不满，1860年3月3日，尊王攘夷派的志士刺杀了井伊大老。1867年，已经失势的德川幕府不承认"王政复古"，进行武力反扑，与新政府军开战。结果五千人马的新政府军战胜了三倍于己的幕府军。
1868年，新政府该江户为东京，定为首都，改年号为"明治"。日本结束幕府封建时期，进入了资本主义时期。
新政府成立伊始，明治天皇便发布了一系列旨在维新变革的施政纲领，打破锁国体制，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并制定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武力扩张的对外政策。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的一系列改革，迅速摆脱了半殖民的危机。尽管他们的起点非常低，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经过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近二百年的建设路程。
虽然日本遭受到西方的刺激时间上比中国晚，程度上比中国轻，但是两国在追求富国强兵、迈向近代化时是同时从一个起跑线起跑的，并且日本要比中国跑得快得多，正象左宗棠所言"人家操舟我结筏，人家夸骏我骑驴"。正当中国洋务派因学习一点西方文明的皮毛而举步维艰并与顽固派争吵不休时，日本的明治政府就提出了"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三大方针，从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全方位向西方学习。三十年后，日本有了3300多家近代工业企业，中国只有百多家；日本有了3281公里的铁路，中国仅建成364公里；日本有蒸汽动力船舶110205吨，中国只有5万多吨。
在向西方人学习方面，中国人与日本人表现出了很大的不同。中国人的原则是"中体西用"，而日本人的原则是"西体西用"。（当然，日本人也不是百分之百学习西方，他们的口号是"和魂洋才"）中国人学来的只是外表，日本人学来的则是实质。例如日本人学穿西服，是根据东方人躯干长、四肢短的身体特征将欧洲标准尺寸的领、袖、腰、腿等部作了相应的修改，使之成为适合东方人身材的西服。中国人学穿西服则是照搬照抄，拿了欧洲的尺寸往身上一套，宽宽大大，袖子盖住半截手，即得到了西服的正宗款式、又保存了马褂精神，正好是"中体西用"。中国人只穿出了尺寸，而日本人则穿出了精神。这两种不同的学习方法一直延续到今天。
片面学习西方军事的中国在海军建设上曾一度领先。1883年，李鸿章初建北洋水师，面对弱小的日本兵船，李鸿章一时得意，命令他的北洋舰队"游弋于日本海"，并在日本的"盛邀下"停泊在日本海岸，向日本炫耀武力。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登上了中国军舰，当时"脸色苍白，黯然不语则良久。"李鸿章不曾想到，他的举动深深的刺激了日本。
1885年，日本提出十年的扩军计划，矛头直指中国。日本天皇带头募捐为海军筹集经费，并号召人民节衣缩食。1890年时，中国北洋舰队的总排水量为27000吨，而日本海军的总排水量只有17000吨。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日元，再从官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通过艰苦努力，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成了排水量为72000吨的海军舰队，并且舰队多是配有速射炮的新式舰艇。
同时期的中国人又在干什麽呢？北洋舰队自1888年正式成立后，再未添加任何船只。1891年后又停购枪炮弹药，后来干脆将海军军费挪用修了颐和园。甲午战争前，北洋舰队不仅在总吨位上落后于日本，并且军舰舰龄老化、越少快舰和速射炮，其总体实力和日本海军相比已相形见绌。
战争前，中国在军备竞赛上的落后已经显示出中日两国政治、民族性上的差别。战争中，这种差别表现得更加明显。
当中日战争一触即发之时，清政府内部"按历史传统"分成和、战两派，相互争吵不休。中国专制政府在和平时期，总是以合为贵，一起举手，一致通过，存在的只是潜在性间隙。但是一遇到刺激，潜在性的间隙就会裂开成为一道深沟，一个整体马上分为两块，相互摩擦争斗不休。民主政府在和平时期，总是分为两体，相互碰撞、争吵不休。但是一遇到刺激，他马上会合而为一、坚挺，一致对外。这也算是中西文化差别之一。
李鸿章，这个北洋陆海军的缔造者，本应是最有资格的主战派，然而，他却极力主张避战求和，认为"逢战必败"。这其中固然不排除李保存个人政治势力的嫌疑，但主要还是李鸿章了解中日两国海军力量的实际差距，洞悉中国政治腐朽，和内部的排挤倾扎、相互 掣肘，知道中国的武装"平内乱有余，御外侮不足"（李鸿章语），虽然庞然大物，但中看不中用，单凭样子，尚可吓吓人，一旦使用就会露馅儿，就会变得不值钱。这个庞然大物虽然没能吓住日本人，但却懵住了中国人，在受到小国日本的挑衅后，自大的中国人一时满腔怒火，纷纷要求政府迎战。在主战派和全国舆论的压力下，李鸿章不得不匆忙应战，改外交上的"避战求和"为军事上的"消极防御、""避战保船"。底气不足，消极应战的李鸿章处处被动，最终输掉了整个战争，将老本赔得精光。
在战争中失败、并与日本人签订《马关条约》的李鸿章因此受到了国人太多的责骂。但是如果对历史有一定的了解，就不会将国耻归罪于李鸿章一人，甚至会称赞李的精明、务实。
中国虽然比日本大许多倍，但是中国人并不团结。当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决一死战时，中国的福建、南洋舰队袖手旁观、隔岸观火、看哈哈。战争从头到尾是李鸿章与日本作战，而不是中国与日本作战。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新军俨然只是洋务大臣们个人的私产和政治资本。与日本陆军作战的是李鸿章的淮军勇营。勇营是曾国藩增压太平军时间里的一种兵制，由将帅各自幕兵带兵，每支部队都带有私属性。勇营是清政府唯一具有战斗力的军队，并配有新式武器，但因其私属特征，使得淮军内部指挥关系紊乱，派系林立，彼此各保实力，争权猜忌，不服从调度，很难协同作战，互相救援。
与日作战的北洋海陆军，不仅武器老化，并且由于经受买办军火的清政府官员与外国军火商勾结，贪污中饱，以劣货充好货，武器的型号、口径大小不同，使得中国军队在作战时许多武器急不济用。军事管理上更是滞后，1883年北洋舰队停泊日本海岸向日本人炫耀时，就有日本人对中国海军不屑一顾，因为他看到了中国官兵将家属也带上舰艇，并随处晾晒衣物。中国军人显然将军舰当成了自家渔船。陆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多为没文化的农民，不懂新战术，训练也不良。高级将领则是贪生怕死之徒，平日只知逢迎上司，奔走钻营，克扣粮饷，虐待士兵；打仗前，忙着搬运家眷行李金银货物，准备逃跑；打仗时，或不战先遁，或临阵脱逃……。
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弊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易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依冲冒，驴不盛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至此而"慭因跳踉大阚，断其喉，尽其肉，乃去。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⑴ （噫！形体之庞大很像真有本领，声音之洪亮很像真有能力。假如不出手，虎虽猛，毕竟疑惑畏惧有所顾忌，最终不敢下毒手。今天就是这个样子呀，可悲啊！）
奇怪，唐代的柳宗元怎么会知道一千年后清代的事？
李鸿章乃进士出身，饱读中国三千年古籍，熟谙中华五千年计谋，宗元老兄的告诫岂能不知？然而虽然他一再声明"逢战必败"，怎奈满人西太后初到中原，初生驴犊不怕虎，不知天高地厚，才遭如此惨败。
今天的统治者是汉人，就是比满人西太后精，渔民被枪杀，渔船被击沉，飞机被撞，大使馆被炸，"虎"数度"荡依冲冒"，但"驴"并不盛怒，只大鸣，而不"蹄子"，坚守"不出其技"，果然委曲求全，安然无恙。
作为中国的统治者，避战求和是最聪明的选择，求和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可以安全的转嫁与老百姓，名誉损失可以轻易地用"和平"、"和为贵"掩饰。而战争则不仅会使面子丢光，遭受更大的损失，并且还容易使后院失火，风险太大了，太危险了。
－－－－－－－－
⑴ 柳宗元 《黔之驴》
1894年5月，朝鲜爆发"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朝鲜国请求清政府派兵帮助镇压，清政府派兵入朝。7月25日，驻在朝鲜的日本军队对驻守朝鲜的中国的陆海军进行了袭击，8月1日，双方宣战，甲午战争爆发。
9月13日，日本陆军进攻防卫平壤的中国陆军，主帅叶志超仓皇逃跑，16日日军占领平壤。 17日，中日两国海军在黄海发生激战。参加战斗的北洋舰队有十四艘军舰，总排水量约三万五千吨，日本有十二艘军舰，总排水量约四万一千吨。此役，日本舰队率先退出战场，但北洋舰队损失惨重，有五艘军舰被击沉。战后，李鸿章严令舰队躲进威海卫，不许出海迎敌。
10月24日，日军在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25日，另一路日军偷渡鸭绿江，进攻中国大陆。中国陆军毫无斗志，安东、九连城、金州、旅顺接连失守。日军在旅顺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全城一万八千多居民，只剩下三十六人抬尸体，其余全部被杀害。日本人初来乍到，就露出了残暴的面孔，显露出了亚洲人与欧洲人的差别。
1895年1月，日军进攻威海卫。一月底，威海卫南北岸炮台相继失守，日本人用岸上中国的新式大炮对龟缩在港内的奉李鸿章不许出战之命的北洋舰队进行轰击，同时在海面上用军舰进行袭击。最终，丁汝昌、刘步蟾分别自杀，余众向日本投降，将十一艘舰艇和全部军用物资拱手交给日本。至此，洋务派李鸿章用中国人民的血汗钱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了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并向日本赔偿二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 甲午战争的彻底失败。它加重了中国人民的本已沉重的经济负担，使中国面临了空前的民族危机。
甲午战争是中日关系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对于中国来说，日本是一个小国，也算是友好邻邦；在此之后，日本则成了一个强国，成了中国最凶恶的敌人。
提起日本，每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都不能无动于衷，它让人痛恨、让人无奈、又让人困惑……
日本是何许人也？
早期日本社会由许多氏族组成。公元一世纪末，邪马台部族征服其他部族，建立起一个松散的政治、宗教霸权，其首领是天皇，其部族之神－－－天照大神被奉为全民族之神。6世纪，中国文化开始大规模传入日本，促使了日本于645年进行大化革新。革新的日本学习仿照中国唐朝，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加强了天皇的权力。但是，天皇的权力远不能和中国的皇帝相提并论，革新后的日本，其世袭贵族仍保留了相当的权力和地位，并随着时间的延续得到了不断的加强。到了12世纪，中央集权的体制已被封建制破坏和取代。最终，大封建主源赖朝在封建主之间的斗争中获胜，他以天皇的名义统治全国。日本进入武人执政的幕府时期。
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他和同时期的中国明朝政府一样，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驱逐了欧洲的商人和传教士。1856年，在美国军舰的威胁下，与美国签订了《通商条约》，被迫对外开放。
日本受到刺激后，许多志士纷纷要求改革图强。1859年，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对要求革新和攘夷者进行镇压，不少人被处以死刑。他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更大的不满，1860年3月3日，尊王攘夷派的志士刺杀了井伊大老。1867年，已经失势的德川幕府不承认"王政复古"，进行武力反扑，与新政府军开战。结果五千人马的新政府军战胜了三倍于己的幕府军。
1868年，新政府该江户为东京，定为首都，改年号为"明治"。日本结束幕府封建时期，进入了资本主义时期。
新政府成立伊始，明治天皇便发布了一系列旨在维新变革的施政纲领，打破锁国体制，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并制定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武力扩张的对外政策。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的一系列改革，迅速摆脱了半殖民的危机。尽管他们的起点非常低，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经过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近二百年的建设路程。
虽然日本遭受到西方的刺激时间上比中国晚，程度上比中国轻，但是两国在追求富国强兵、迈向近代化时是同时从一个起跑线起跑的，并且日本要比中国跑得快得多，正象左宗棠所言"人家操舟我结筏，人家夸骏我骑驴"。正当中国洋务派因学习一点西方文明的皮毛而举步维艰并与顽固派争吵不休时，日本的明治政府就提出了"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三大方针，从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全方位向西方学习。三十年后，日本有了3300多家近代工业企业，中国只有百多家；日本有了3281公里的铁路，中国仅建成364公里；日本有蒸汽动力船舶110205吨，中国只有5万多吨。
在向西方人学习方面，中国人与日本人表现出了很大的不同。中国人的原则是"中体西用"，而日本人的原则是"西体西用"。（当然，日本人也不是百分之百学习西方，他们的口号是"和魂洋才"）中国人学来的只是外表，日本人学来的则是实质。例如日本人学穿西服，是根据东方人躯干长、四肢短的身体特征将欧洲标准尺寸的领、袖、腰、腿等部作了相应的修改，使之成为适合东方人身材的西服。中国人学穿西服则是照搬照抄，拿了欧洲的尺寸往身上一套，宽宽大大，袖子盖住半截手，即得到了西服的正宗款式、又保存了马褂精神，正好是"中体西用"。中国人只穿出了尺寸，而日本人则穿出了精神。这两种不同的学习方法一直延续到今天。
片面学习西方军事的中国在海军建设上曾一度领先。1883年，李鸿章初建北洋水师，面对弱小的日本兵船，李鸿章一时得意，命令他的北洋舰队"游弋于日本海"，并在日本的"盛邀下"停泊在日本海岸，向日本炫耀武力。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登上了中国军舰，当时"脸色苍白，黯然不语则良久。"李鸿章不曾想到，他的举动深深的刺激了日本。
1885年，日本提出十年的扩军计划，矛头直指中国。日本天皇带头募捐为海军筹集经费，并号召人民节衣缩食。1890年时，中国北洋舰队的总排水量为27000吨，而日本海军的总排水量只有17000吨。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日元，再从官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通过艰苦努力，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成了排水量为72000吨的海军舰队，并且舰队多是配有速射炮的新式舰艇。
同时期的中国人又在干什麽呢？北洋舰队自1888年正式成立后，再未添加任何船只。1891年后又停购枪炮弹药，后来干脆将海军军费挪用修了颐和园。甲午战争前，北洋舰队不仅在总吨位上落后于日本，并且军舰舰龄老化、越少快舰和速射炮，其总体实力和日本海军相比已相形见绌。
战争前，中国在军备竞赛上的落后已经显示出中日两国政治、民族性上的差别。战争中，这种差别表现得更加明显。
当中日战争一触即发之时，清政府内部"按历史传统"分成和、战两派，相互争吵不休。中国专制政府在和平时期，总是以合为贵，一起举手，一致通过，存在的只是潜在性间隙。但是一遇到刺激，潜在性的间隙就会裂开成为一道深沟，一个整体马上分为两块，相互摩擦争斗不休。民主政府在和平时期，总是分为两体，相互碰撞、争吵不休。但是一遇到刺激，他马上会合而为一、坚挺，一致对外。这也算是中西文化差别之一。
李鸿章，这个北洋陆海军的缔造者，本应是最有资格的主战派，然而，他却极力主张避战求和，认为"逢战必败"。这其中固然不排除李保存个人政治势力的嫌疑，但主要还是李鸿章了解中日两国海军力量的实际差距，洞悉中国政治腐朽，和内部的排挤倾扎、相互 掣肘，知道中国的武装"平内乱有余，御外侮不足"（李鸿章语），虽然庞然大物，但中看不中用，单凭样子，尚可吓吓人，一旦使用就会露馅儿，就会变得不值钱。这个庞然大物虽然没能吓住日本人，但却懵住了中国人，在受到小国日本的挑衅后，自大的中国人一时满腔怒火，纷纷要求政府迎战。在主战派和全国舆论的压力下，李鸿章不得不匆忙应战，改外交上的"避战求和"为军事上的"消极防御、""避战保船"。底气不足，消极应战的李鸿章处处被动，最终输掉了整个战争，将老本赔得精光。
在战争中失败、并与日本人签订《马关条约》的李鸿章因此受到了国人太多的责骂。但是如果对历史有一定的了解，就不会将国耻归罪于李鸿章一人，甚至会称赞李的精明、务实。
中国虽然比日本大许多倍，但是中国人并不团结。当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决一死战时，中国的福建、南洋舰队袖手旁观、隔岸观火、看哈哈。战争从头到尾是李鸿章与日本作战，而不是中国与日本作战。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新军俨然只是洋务大臣们个人的私产和政治资本。与日本陆军作战的是李鸿章的淮军勇营。勇营是曾国藩增压太平军时间里的一种兵制，由将帅各自幕兵带兵，每支部队都带有私属性。勇营是清政府唯一具有战斗力的军队，并配有新式武器，但因其私属特征，使得淮军内部指挥关系紊乱，派系林立，彼此各保实力，争权猜忌，不服从调度，很难协同作战，互相救援。
与日作战的北洋海陆军，不仅武器老化，并且由于经受买办军火的清政府官员与外国军火商勾结，贪污中饱，以劣货充好货，武器的型号、口径大小不同，使得中国军队在作战时许多武器急不济用。军事管理上更是滞后，1883年北洋舰队停泊日本海岸向日本人炫耀时，就有日本人对中国海军不屑一顾，因为他看到了中国官兵将家属也带上舰艇，并随处晾晒衣物。中国军人显然将军舰当成了自家渔船。陆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多为没文化的农民，不懂新战术，训练也不良。高级将领则是贪生怕死之徒，平日只知逢迎上司，奔走钻营，克扣粮饷，虐待士兵；打仗前，忙着搬运家眷行李金银货物，准备逃跑；打仗时，或不战先遁，或临阵脱逃……。
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弊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易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依冲冒，驴不盛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至此而"慭因跳踉大阚，断其喉，尽其肉，乃去。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⑴ （噫！形体之庞大很像真有本领，声音之洪亮很像真有能力。假如不出手，虎虽猛，毕竟疑惑畏惧有所顾忌，最终不敢下毒手。今天就是这个样子呀，可悲啊！）
奇怪，唐代的柳宗元怎么会知道一千年后清代的事？
李鸿章乃进士出身，饱读中国三千年古籍，熟谙中华五千年计谋，宗元老兄的告诫岂能不知？然而虽然他一再声明"逢战必败"，怎奈满人西太后初到中原，初生驴犊不怕虎，不知天高地厚，才遭如此惨败。
今天的统治者是汉人，就是比满人西太后精，渔民被枪杀，渔船被击沉，飞机被撞，大使馆被炸，"虎"数度"荡依冲冒"，但"驴"并不盛怒，只大鸣，而不"蹄子"，坚守"不出其技"，果然委曲求全，安然无恙。
作为中国的统治者，避战求和是最聪明的选择，求和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可以安全的转嫁与老百姓，名誉损失可以轻易地用"和平"、"和为贵"掩饰。而战争则不仅会使面子丢光，遭受更大的损失，并且还容易使后院失火，风险太大了，太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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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柳宗元 《黔之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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