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 07B 第六章 谁扼杀了中国大陆的互联网？

（续上）

    他们指出，在数以万计网咖被警察取缔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又冒出许多新网咖；然而，网咖再也不安全了。

　　蒋永宏（Jiang Yonghong），一名来自重庆三十四岁的工程师，一九九九年十二月至二○○○年九月，被迫接受劳教；在被释放后不久，蒋又因为二○○一年一月在网咖浏览法轮功网页而被捕，六月被再次宣判劳动教养，但根据法轮大法新闻中心提供的消息，蒋在去劳改农场之前就已经在拘留所被活活打死。　　

    我有一个朋友叫夏雷（Shai Oster），曾是美国《亚洲新闻》周刊编辑，一次他在一个偏远省份的网咖上网。他用自己的中文别名登录网站，只是想查看自己的电子邮件，不一会，老板就叫他离开。令人感到可怕的不仅是因为他们发现他是一个记者，他们还叫出他的英文名字。　

　　一九九八年到北京后不久，我在中国电视制作公司自己的办公室用匿名上网，通过一个本端伺服器，打开Hotmail电子信箱（这个浏览器自带的信箱，在理论上是不容易被监控到的）。一位美国本土朋友在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上贴了一则新闻，我对它的标题并不感兴趣，这是关于在某个偏远的省份又处决了一个毒枭。但令人奇怪的是，在"中国"、"动荡"、"劳工"和"新疆"等几个词语的下面都出现了中间色调的双括弧，好像它们被过滤系统选中似的。当我向那位朋友问起这些括弧时，他搞不清楚我在说什么。当时，我猜想我看到的可能是一个小故障，可能是中共国家安全机构的中央电脑关键字搜索程式遗留下来的痕迹，而电子清洁工可能忘记了把它们清除掉。或者是我的信箱被中共安全机构挑中作为检查的目标？（在公安局工作的网路工程师证实，那里经常使用这两种方法）我当时没有意识到，他们使用的信箱检查技术可能出自某个在中国大陆经商的西方公司之手。现在回想起来，我意识到邮件出现的双括弧并不是一次电子故障，确切地说，它是一个故意发出的警告，相信那些精明的中国大陆网民会立刻觉察出来。

　　它起作用了！我不是个异议人士，但在北京上网令人焦虑和沮丧。我开始注意到电子邮箱的其他怪现象，比如我确定没有看过的邮件，Hotmail却显示它们已经被打开过。因此，我只好遵从中国朋友的建议：写邮件的时候，起始句和末尾句谈一些无关痛痒的主题，比如天气或正在上映的电影；在邮件的正文，则是小心避免使用敏感的政治字眼，如果我不得不写"法轮功"或者是关于中共领导人的内容，我会颠倒字母的顺序或者在单词之间插入空白把它们间隔开来。我经常清理电脑的暂存区，以免别人轻易地从我的上网记录上得到相关资讯。我还同时有几个使用不同别名申请的、有不同功用的电子信箱帐户。我使用一种收费较昂贵的拨号上网服务－－吉通，据说这家网路上的监控很松。

　　二○○一年，在中共实施互联网管制之前，网民可以透过代理伺服器不受控制地上网浏览，也就是连接另外一台电脑，将其作为中继站，从而隐藏上网痕迹，绕过防火墙，逃避政府的监控（我经常使用代理伺服器浏览美国新闻网站和《南华早报》等亚洲地区的报刊）。在中国大陆，最热门的搜寻字眼不是"布兰妮（Britney）"或"波霸（Hooters）"，而是"免费"和"代理伺服器"，这一点也不奇怪。二○○○年的一次抽样调查表明，有10％的中国大陆网民（相当于二百万的用户）承认，他们经常透过代理伺服器上网（25％的用户承认他们偶尔会使用代理伺服器；但另外５％的用户居然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实属罕见）。因此，据推断，使用代理伺服器上网的用户约在30％至40％之间。中共当局也"学油了"，它发现了这种情况，麦克?罗宾逊这样形容。

　　二○○一年春天一场整肃代理伺服器的运动开始了。不知中共当局从哪儿搞来一种可以追踪代理伺服器的系统，以前锁定代理伺服器提供者要花上两个月的时间，而现在几乎可以即时关闭他们。如果一名用户疯了似地在网上搜索未被关闭的代理伺服器的网址，并最后终于发现一个没有被封锁的，这么一来反而在帮政府收集黑名单。据传当局设置了假冒的代理伺服器，诱使那些用户登录，并对他们做进一步的监控。即使你认为中共当局没那么精明，很多人还是愿意谨慎小心，照经验办事：如果你在想要进入的网站出现十次登录失误，那么这就足以引起公安局对你的网路活动的关注。正因如此，没过多久，我的很多中国朋友干脆放弃了翻越防火墙的尝试。

西方记者几乎没有对中共当局扫荡代理伺服器一事做任何报导，而报导的题材都是什么资讯产业经济如何迅速发展、中国大陆网路企业家如何了不起或者中共当局为推广互联网"服务"致使地方政府设置了网页来展现政府对民众负责等诸如此类的事情。然而强迫人们放弃使用匿名登录，禁止人们浏览被禁止的网站，这是中国大陆互联网出现的一个令人不安的变化，对中美关系来说也是如此。这对中国大陆用户观察EP-3"间谍飞机"等重大事件的态度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二○○○年十月，中共当局开始建造互联网上的三峡大坝。国务院命令网路服务商记录所有中国大陆用户的资料，包括电话号码、上网时间和最近六十天的浏览纪录，这样一来，原本隐姓埋名的预付网卡瞬间失去了这一优势，电话号码或者与电话号码相联的姓名为追踪提供了方便。十一月关闭了所有商业新闻网页。十二月全国人大宣布所有未经审批的网路政治活动皆属非法。二○○一年一月规定在网路上传播有关违反人权内容的报导属于泄露"国家机密"。二月设置了"网上110"软体，阻止任何试图浏览"迷信、色情和暴力"网站的尝试，同时对这样的用户进行监控。三月监控系统开始启动，新浪、搜狐和网易等网站聊天室围绕江西学校爆炸案展开的讨论，包括成千上万的讯息和相关电子邮件全部消失了；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宣布一种搜集网路上所有流通资讯的"黑匣子"即将投入使用。四月逮捕了使用网路进行活动的民运人士，取缔网咖的行动在全国展开。幸存下来的网咖必须安装监控软体并雇用人手对上网人士进行监视（重庆的公安局和当地软体公司甚至联手建立自己的过滤系统，向用户征收五十美元的费用，一份网咖和商家根据法律的规定要交纳的"保护费"）。发往西藏的电子邮件，假如能到的话，现在需要三天，而涉及法轮功内容的邮件完全被删除。

　　朱镕基在一九九六年曾经说过："宁可错杀一千，也不可放过一个"。二○○一年春天，中国大陆互联网速度会因为一些特殊的日子而变得极其缓慢，比如说四月二十五日（法轮功中南海上访周年纪念日）和六月四日（天安门事件周年纪念日）。这是因为实施监控和动态路径过滤所致（根据可疑迹象阻断一些用户上网）。

　　如果说这就是长城2.0版，那么到二○○一年夏天，互联网这一新兴经济已经开始萎缩。成千上万个企业蓝图和经商计划以及中国大陆年轻一代理想主义者为融入全球经济所构思的设想都无声无息地死于这把刀下。

　　十月，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启程飞往上海，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他其实是进入一个互联网警察帝国。也许是为了改变外界对中共的负面批评，或者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中共当局临时解除了对国外媒体网站的封锁。当布什的飞机一离开地面，封锁再次恢复。在二○○二年二月布什访问中国大陆期间，所有关于建议中共放松对互联网控制的议题都以反恐为理由给否决了。（什么反恐呀，是反控吧？）

　　中共对互联网的镇压有其迫切的原因，但反恐却不是其中之一。目睹中共领导人权力交接的难产、《天安门文件－－六四真相》的出版、法轮功网路化的传播和北京市街头上的躁动，就知道这一切如果不是源自民主思想，那么至少也表现出人民对更多言论自由的现代社会向往和追求。中国大陆互联网在国际上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旅行社在广告中吹嘘的网上支付系统虚假骗人（真实情况是旅行社雇用青少年在北京城里骑自行车去收钱和传送机票）；模仿西方网站；聊天室充斥着低俗下流语言。中共当局需要疏导这些趋势，即使不能使他们朝着效忠共产党的方向发展，至少也要保持某些原始且狭隘的中国式自豪吧。

　　他们接下来可能还有更多精心策划的举动。毛主席很明白欲擒故纵的道理，他的继任者们推广"百花齐放"，也让互联网轻松一时，目的是暴露那些不满共产党统治的人。当然，也是为了能够引进西方投资以及美国在监控、加密、防火墙和病毒方面的技术。

　　美国商界对中共镇压互联网不予重视，并为其辩解，认为美国的企业、图书馆和大学也都安装了网上过滤系统，以防止员工接触色情和赌博网站。其基本观点完全与中共当局的对外口径一致，那就是中国大陆人民认可这种网上限制和监控，甚至发生在自己的家里，他们也不反对。这是因为他们明白要以社会稳定的大局为重。然而，最近中国大陆的一个秘密调查报告显示，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中国大陆上网者曾透过代理伺服器绕过防火墙，匿名漫游于互联网。

　　中共对互联网的镇压没有全面明确的警告和惩罚措施。模糊的规则和任意逮捕捕，对网页、聊天室以及像"伟酷"这样的网页都造成无形的内在压力（这种镇压从某种角度看是在鼓励"网路企业家"趋炎附势，溜须拍马）。彼特?拉洛克解释说："我们都在自我审查。每两星期，我们都会把我写的专栏文章交给审查委员会。我们非常担心有一天打手们会从门口冲进来。"彼特?拉洛克是北京互联网上的搞笑能手，但他在对我说这番话时收起了平时诙谐讽刺的口吻，显得神情严肃。"互联网就像一个巨大无比的弹弓，会把中国大陆弹射到超级大国的位置上。"彼特?拉洛克是对的，我们花钱，出技术，建造了我们想像中的特洛伊木马，并把它推到了中国大陆，但是，我们忘了给它做个暗门。

　　假设一个中国大陆用户正在搜索一条未经封锁的新闻或者是一个含有民主内容的网址，可能他要寻找的是关于台湾大选的消息，或者可能是《大参考》，或者是BBC关于中国领导人的新闻；他甭想办到。如果真成了，反而会让人感到紧张，因为他进入的网站可能是一个国家安全机构设下的圈套，不是为了收集网路垃圾而是为了国家安全；他在网上做的一切都在暗地里成为对他不利的证据。要是色情内容，执法的选择空间极大，但顶多判两年监禁。要是政治内容，那就麻烦大了。在聊天室里胡吹猛砍对中共当局威胁不大，但企图把持有相同看法的上网者组织起来，等待的是永久性的失业、失去家庭与自由。那位在网上论坛打出"推翻共产党"的中学教师还是非常幸运的，仅以传播色情为由被判处两年监禁。

　　这些令人感到压抑的发展趋势被两种噪音所掩盖。一种来自中共媒体对互联网经济的炒作；另一种出自西方分析家的著书立说，他们的生存依赖于这种经济的持续增长。

 

    （注：我看见过许多美国驻华记者和商人脸上挂着会意的微笑，对他们家乡无知的友人保证，中国大陆网路的个人用户仍然可以绕过防火墙。这一点他们说对了，因为确实存在一些勇敢的网上异议人士。法轮功学员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会巧妙避开当局的监视，维持与其他法轮功学员的联系。他一定有不少工具。他的防火墙软体可以识别公安局用于追踪的电脑，他有不同的网路帐号，两至三条电话线，可能还有不只一个硬碟来掩饰他的网上身分。中国大陆的地下基督教运动正在努力地与外面的基督教世界保持网路上的联系。其孤立的情况还没有发展到绝对的地步。众所周知，网上英语课程经常会引用圣经上的语句，这也是应中国基督徒的要求安排的。但也有游离于系统之外的局外人，主要来自大专院校，他们有专门的技术和功夫去进入那些所谓的"非法"网站，尽管如此，他们也不会利用那里的材料搞什么名堂。就像芝加哥大学的杰克?戈德史密斯所说的那样："规则的作用只是提高取得资讯的成本"。对绝大多数网路用户而言，设备、毅力和可能引起的可怕后果，都使成本变得奇高无比。）

 

    他们指出，在数以万计网咖被警察取缔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又冒出许多新网咖；然而，网咖再也不安全了。

　　蒋永宏（Jiang Yonghong），一名来自重庆三十四岁的工程师，一九九九年十二月至二○○○年九月，被迫接受劳教；在被释放后不久，蒋又因为二○○一年一月在网咖浏览法轮功网页而被捕，六月被再次宣判劳动教养，但根据法轮大法新闻中心提供的消息，蒋在去劳改农场之前就已经在拘留所被活活打死。

　　我有一个朋友叫夏雷（Shai Oster），曾是美国《亚洲新闻》周刊编辑，一次他在一个偏远省份的网咖上网。他用自己的中文别名登录网站，只是想查看自己的电子邮件，不一会，老板就叫他离开。令人感到可怕的不仅是因为他们发现他是一个记者，他们还叫出他的英文名字。

　　一九九八年到北京后不久，我在中国电视制作公司自己的办公室用匿名上网，通过一个本端伺服器，打开Hotmail电子信箱（这个浏览器自带的信箱，在理论上是不容易被监控到的）。一位美国本土朋友在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上贴了一则新闻，我对它的标题并不感兴趣，这是关于在某个偏远的省份又处决了一个毒枭。但令人奇怪的是，在"中国"、"动荡"、"劳工"和"新疆"等几个词语的下面都出现了中间色调的双括弧，好像它们被过滤系统选中似的。当我向那位朋友问起这些括弧时，他搞不清楚我在说什么。当时，我猜想我看到的可能是一个小故障，可能是中共国家安全机构的中央电脑关键字搜索程式遗留下来的痕迹，而电子清洁工可能忘记了把它们清除掉。或者是我的信箱被中共安全机构挑中作为检查的目标？（在公安局工作的网路工程师证实，那里经常使用这两种方法）我当时没有意识到，他们使用的信箱检查技术可能出自某个在中国大陆经商的西方公司之手。现在回想起来，我意识到邮件出现的双括弧并不是一次电子故障，确切地说，它是一个故意发出的警告，相信那些精明的中国大陆网民会立刻觉察出来。

　　它起作用了！我不是个异议人士，但在北京上网令人焦虑和沮丧。我开始注意到电子邮箱的其他怪现象，比如我确定没有看过的邮件，Hotmail却显示它们已经被打开过。因此，我只好遵从中国朋友的建议：写邮件的时候，起始句和末尾句谈一些无关痛痒的主题，比如天气或正在上映的电影；在邮件的正文，则是小心避免使用敏感的政治字眼，如果我不得不写"法轮功"或者是关于中共领导人的内容，我会颠倒字母的顺序或者在单词之间插入空白把它们间隔开来。我经常清理电脑的暂存区，以免别人轻易地从我的上网记录上得到相关资讯。我还同时有几个使用不同别名申请的、有不同功用的电子信箱帐户。我使用一种收费较昂贵的拨号上网服务－－吉通，据说这家网路上的监控很松。

　　二○○一年，在中共实施互联网管制之前，网民可以透过代理伺服器不受控制地上网浏览，也就是连接另外一台电脑，将其作为中继站，从而隐藏上网痕迹，绕过防火墙，逃避政府的监控（我经常使用代理伺服器浏览美国新闻网站和《南华早报》等亚洲地区的报刊）。在中国大陆，最热门的搜寻字眼不是"布兰妮（Britney）"或"波霸（Hooters）"，而是"免费"和"代理伺服器"，这一点也不奇怪。二○○○年的一次抽样调查表明，有10％的中国大陆网民（相当于二百万的用户）承认，他们经常透过代理伺服器上网（25％的用户承认他们偶尔会使用代理伺服器；但另外５％的用户居然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实属罕见）。因此，据推断，使用代理伺服器上网的用户约在30％至40％之间。中共当局也"学油了"，它发现了这种情况，麦克?罗宾逊这样形容。

　　二○○一年春天一场整肃代理伺服器的运动开始了。不知中共当局从哪儿搞来一种可以追踪代理伺服器的系统，以前锁定代理伺服器提供者要花上两个月的时间，而现在几乎可以即时关闭他们。如果一名用户疯了似地在网上搜索未被关闭的代理伺服器的网址，并最后终于发现一个没有被封锁的，这么一来反而在帮政府收集黑名单。据传当局设置了假冒的代理伺服器，诱使那些用户登录，并对他们做进一步的监控。即使你认为中共当局没那么精明，很多人还是愿意谨慎小心，照经验办事：如果你在想要进入的网站出现十次登录失误，那么这就足以引起公安局对你的网路活动的关注。正因如此，没过多久，我的很多中国朋友干脆放弃了翻越防火墙的尝试。

西方记者几乎没有对中共当局扫荡代理伺服器一事做任何报导，而报导的题材都是什么资讯产业经济如何迅速发展、中国大陆网路企业家如何了不起或者中共当局为推广互联网"服务"致使地方政府设置了网页来展现政府对民众负责等诸如此类的事情。然而强迫人们放弃使用匿名登录，禁止人们浏览被禁止的网站，这是中国大陆互联网出现的一个令人不安的变化，对中美关系来说也是如此。这对中国大陆用户观察EP-3"间谍飞机"等重大事件的态度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中共官方传媒一致宣称战斗机驾驶员王伟是英雄，是美国EP-3侦察机故意撞击中共战斗机，迫使王伟偏离航线并坠入南中国海，几乎没有中国大陆网民能够看到美国国防部"眼见为实"网页上关于中共驾驶员挑衅EP-3侦察机并对美国机组人员做出下流手势的内容。

　　因为我们是一家美国公司，我们的宽频互联网入口相对比较畅通，撞机事件发生后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来到办公室，发现一个中国同事独自在办公室下载并印出所有可以找到有关这个主题的美国报导。当我问起那些列印纸张，他羞怯地承认是他的，并安慰我说美军机组人员可能很快被释放。然后他突然开始长篇大论，谈起台湾是大陆的一部份，好像这样可以掩饰他的所为。只有极小部份的中国员工在办公室有这种方便条件。从一些中国人对世贸中心遭受攻击的早期反应，可以看出他们普遍缺乏这种条件。没有CNN包罗万象的报导，整个事件必然更抽象难懂，因而更容易使中国人，尤其是青年学生，要么麻木无情，要么干脆表示幸灾乐祸。

　　也许美国新闻记者们没有注意，其实侨居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只要花一点费用，使用Anonymizer这样的网路代理浏览器，就可以像驾驶卡迪拉克似的安全漫游网路。大部份这些程式使用安全传输协定（SSL），一种高级加密措施。在美国Anonymizer以及Hidden Surf这类程式可以防止私人公司对使用者埋藏Cookies，或收集使用者的资讯。在中国大陆，他们可以躲避政府机构检查使用者的网路漫游历史，同时可以有效躲开公安部门的Sniffer程式追踪，因为没有任何签名资料。但是这些程式必须在线上付款，才能启动；即使中国大陆用户可以看懂这类网站的英文说明，有信用卡的用户也是寥寥无几。公安部门更是捷足先登，最后Anonymizer也被封锁了。

　　二○○一年的夏末，我在俄勒冈大学逗留一天，在物理学家徐道辉（Stephen Hsu）的办公室，看他在黑板上画图讲解中共的防火墙和它的弱点。他讲解得非常清楚。九个月前，他与人共同创建的一家公司"安全网"（SafeWeb）接受邀请，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下属的科技创投公司（In-Q-Tel）开发一套安全的互联网通讯系统。对徐而言，公司获利是次要的。

　　徐的父母早年从中国大陆逃亡至台湾，这可能与他对中国大陆的特殊关注有一定关系。当他谈到他的"三角男孩"（Triangle Boy）代理伺服器，并通过它为中国大陆网民建置一套安全的通讯系统时，他兴奋地眼睛发亮！

　　徐解释说，三角指的是大陆网民、防火墙外的众多伺服器以及统领这些伺服器的主机，而主机是中共当局找不到的，已经有数万的中国网民连上这套系统。在"三角男孩"系统二十个最受欢迎的搜索网站中，有五个是中文网站。中国大陆网民每天会收到一封列有"三角男孩"伺服器新位址的电子邮件，这些位址能够让网民匿名连上他们原本无法连结的网站。甚至可以让网民建立自己的网站和网民组织，成为政治运动的前身。徐宣称，如果有足够的经费支援为数众多的伺服器，这套系统可以说是无敌的，任何对它的攻击，尤其是针对主机的攻击，都需要庞大的资源才可能达成。

　　徐很乐观，因为美国之音已经开始正式资助"三角男孩"，每月一万美元。美国之音的官员找到安全网是由于沮丧所致。美国之音网站被中共列为封锁目标之一，他们每天给八十万个中国大陆邮件信箱传送的新闻，几乎到不了目的地。徐估计，向一百万中国大陆网民提供"三角男孩"系统（一个月大约可浏览六亿网页），每年所需经费约为一百万美金，即每人一美元。而每年预算三亿美金的美国之音，当然有足够的财力来支援。

　　徐让我印象深刻，我带着兴奋的心情离开校园。美国人的创新智慧可以击败中共的防火墙，也许这个讯息可以传播过去，只需要一点外界的帮助。然而当我与麦克?罗宾森通信后，才了解到"三角男孩"在理论上仍有破绽，伺服器易受假网站、或类似"红色警戒"（Code Red-style worm）病毒的攻击。此外，围绕"三角男孩"的公开宣传已经传到中国大陆，将引发麦克所谓的"梅铎症候群"（Murdoch syndrome）。

　　麦克解释：一九九四年，梅铎宣称卫星电视是"对各处集权统治的明确威胁"，中共当局深信其言，于是立即掌控有线电视、拆毁全国的卫星接收碟型天线，并把梅铎的星空电视列入黑名单。我想如果梅铎可以预见对"三角男孩"发动攻击的话，那中共网控当局一定已经开始了攻击行动。

　　从美国之音的角度看，"安全网"更致命的问题是"烧钱"（资金耗用）太快了（如同其他刚起步的资讯公司）。当徐要求更多资金时，美国之音的工程师开始将"三角男孩"视为新经济时代徒劳无功的产物。结果，事与愿违，不仅没有拿到资金，双方的合作细节反而改为将"三角男孩"的地址透过美国之音的邮件系统推广。别忘了，美国之音的邮件系统早就被封了，同时它也是中共当局网控警察最先检查的地方。总之，这个结局让双方都高兴不起来。就这样，中共安全部门很快就镇压了这一反抗（在中国大陆"三角男孩"迅速失去了踪影）。

　　由于美国之音不信任"安全网"这样的公司，下一波攻势的重任落到了骇客肩上。这是由一群北美程式师组成的松散结盟，致力于保证全球互联网的大门敞开，畅通无阻。骇客喜欢做政府不能或不敢做的事，例如利用自由网（FreeNet）这样的匿名网路向中国大陆散发《天安门文件》，同时挑战中共网路控制本身就令人心驰神往。因此，当"安全网"消失后，美国国务院、美国之音以及众议院政策委员会的人士开始与Peekabooty、Pseudoproxy及 Socket2me等系统的设计者秘密接触，商讨攻破中共防火墙的对策。

　　这些程式设计者中有个别人与Hacktivismo团体立场一致，这是一个少年电脑骇客团体，正式名称为"死牛教"（the Cult of the Dead Cow）。他们的声明有点反政府倾向，但是我想随着年龄增长，他们也会有所转变；从前几个声名狼藉的电脑骇客最近已经改邪归正，正在帮助一些公司保护网路安全，防范他们的昔日朋友。我和Hacktivismo的头领欧司伯?拉费（Oxblood Ruffain）见过面，谈论如何争取电脑骇客理想主义者与美国政府合作，为共同目标努力；这显然很不容易。电脑骇客可能品行不端，但他们不是笨蛋，更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行为浪漫且放荡不羁；他们贪婪权力，但是当同伴看到他们与蠢笨的美国政府合作时，他们一下子呆若木鸡。

　　我想也许华盛顿已经从保罗?布南洛斯基（Paul Baranowski）处获得所需。保罗是Peekabooty的主要开发者。他在Hacktivismo系统外运作，不受公司束缚也花费不了多少钱。他住在多伦多，喜欢穿着黑色服装、总面带着悦人的微笑，好像是个骑马刚进城的少年镖客。"我从未遇见比我更好的程式设计师。"他提供的程式码被确认是点对点系统（peer-to-peer system）。与"三角男孩"不同，它不需大量使用伺服器，Peekabooty主要藉助陌生人的好意；由一个电脑到另一个电脑，老用户介绍新用户，整个系统有机地扩展。即使公安局的探子混入其间，破坏也很有限，颇像地下党的单线联系，不致影响整体运作。

　　这种点对点特性会增进信任，但也可能发生叛变。也可能开始不错，尔后却失利，或要等候多年才能达到相当的数量。美国之音未能接受，保罗于二○○二年春天回到多伦多。

　　二○○二年五月三十日，思科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收到一位名为刘雅雅（Ann Lau）的女子提出的股东提案（shareholder resolution）。刘雅雅是一位来自香港的人权活动家，现居住在南加州。刘在异议人士中作为网路代理人。这个股东提案是从环保人士那里学来的。理论上讲，一旦某家公司在公众面前蒙受羞辱，它会采取行动补救的。

　　刘非常了解互联网对异议分子之间的沟通至关重要，她也感觉到活动的高潮即将来临。在二○○二年春天，中国大陆互联网引发的争论已在美国网路上硝烟四起，酿成网路火灾。Slashdot网站（又称书呆子新闻）就美国公司协助中共建置防火墙一事有过火爆的讨论。一些评论性文章开始出现中、法、德、西和越等不同文字版本。几个史丹福大学学生开始谈论把思科从史丹福大学的工业合作伙伴计划中剔除，并说服校方取消了从思科订购价值七千万美元的网路电话设备。

　　在一份一页的备忘录中，刘抨击了思科在中国大陆市场运作的道德堕落，并建议思科为股东准备一份特别年度报告，就目前出售给外国国营实体，用于设置国家防火墙或网路监控的所有思科产品的详细资讯。

　　七周之后，思科的律师提出一份整整十八页的回应文件。律师拒绝了股东提案，理由是无法执行且具煽动性，股东所提的指控不是事实，并且危险地误导大众。思科无法充分告知股东有关所有产品销售的细节，因为顾客的秘密会遭受侵犯；而且，美国安全部门也在美国监听恐怖分子的行动。难道这项股东提案意味着思科必须向大家报告美国司法单位和国家安全单位现在正在使用的思科产品吗？虽然证券交易委员会允许刘的提案可照程式进行，但不出所料，提案被大多数股东投票否决。

　　然而刘在下一年还会回来，思科否认的事情则是北京的产业界人士众所周知的事实。思科的利益冲突是被迫要考虑美国的民主理念，同时又要满足中共的需求。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公司数名律师要用几个星期来反驳一位愤怒股东的一纸要求。但更大的故事则是思科回应二○○二年春夏两季出现在华盛顿的政治气候。

　　国会下属的中国事务执行委员会等机构已开始探究中国大陆的互联网议题。美国企业研究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新美国世纪和兰德公司等智库均在提供研究报告和证人。国家民主基金会因遭到质疑，被指责与中共当局关系密切以及忽视中国异议团体要求的基金补助申请，因此急起直追，宣布举行若干听证会。国务院的一个机构在做审慎调查，由两党议员组成的美中安全审议委员会私下盘问了思科和北电网路公司在中国大陆经营的情况，以便着手起草向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这个年度报告主要涉及美中贸易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影响。

    二○○二年夏末，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众议院政策委员会突然提出一个报告，标题颇具戏剧性，叫作"拆毁这个防火墙"。该委员会主张政府积极干预以维护全球互联网的自由，中共对互联网的封锁是报告强调的重点。这是十月出炉的"全球互联网自由法案"的前奏曲，（该法案由众议员考克斯（Cox）、兰托斯（Lantos）以及参议员卫登（Wyden）及凯尔（Kyl）连署提出）。本议案的目的是发展及使用先进技术以便击败对互联网的封锁和网路检查。同时这个议案要求拨款五千万美元用于在国际广播局内部增设"全球互联网自由办公室"。美国之音也隶属国际广播局管辖。对中共防火墙的攻击似乎迫在眉睫，中共对互联网的封锁成为二份重要报告瞩目的焦点，且与国家安全紧密相连。而一个重要的国会议案，让我感觉到对出口的初步管制措施或针对在华经商的美国公司而制定的公司行为法规，尤其是后者，可能很快出炉。

　　我错了。美中安全审议委员会提交国会的报告已经对中共互联网问题探究的空前仔细，其中还明确指出美国在线（AOL）－－时代华纳公司与雅虎完全顺从中共当局的要求。报告虽提及一些公司在"远距监控、线上审查、获取病毒等敏感领域"协助中共当局"，却没有指名道姓，这让思科，北电网路和其他公司轻松溜掉。事后我从该委员会工作人员那里得知，他们曾前往这些公司的公关部门调查（回答是清一色的否认，完全在预料之中），他们毫无办法。如果授权明确，他们致电给北京的互联网专家，就可以展开针对思科和北电网路的指控调查。

　　众议院政策委员会的报告呼吁私人合作："联邦政府在此问题上应该招募私营部门的帮忙……许多用作商业交易的安全措施和提供虚拟会议空间的科技都可以用来促进民主和维护自由。"不错，但是对于"反其道而行之"的举动将如何处置呢？面对把美国防火墙技术、监视和反代理伺服器系统转移给中共的举动是否要采取制裁，无论这个报告或是随之而来的议案都没有提及。至于拨款五千万美元成立全球互联网自由办公室的预算，在不到一年内缩水到八百万美元，"全球互联网自由议案"也被抛到了一边。

　　无论在美国之音、国务院或众议院政策委员会仍有反对声音的存在。在这些关注互联网议题的人士中有一位官员颇具影响力。二零零二年夏天他告诉我："这绝不是美国互联网公司的什么公关问题，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姑息养奸，是商界的堕落。"

　　但是他错了，这才刚开始呢。

　　二○○一年在北京凯宾斯基饭店的礼品店里，我发现一件中国骨董。当时中共领导人的权力过渡刚开始，亚洲《华尔街日报》头版刊出醒目的大标题，评论这个议题。我把一些人民币付给迷人的中国服务员，翻到第四页准备看文章。但是它居然不见了。我抬起头来，向她提到我的报纸少了一页，转身准备拿起另外一份。她呆板地笑了笑，尴尬地说："他们全那样儿。"

　　在中国大陆，人工与剪刀仍然是廉价商品，手中的报纸虽然依旧如故，但令我微微感到震颤。它令我想起过去共产中国的新闻检查，是那么原始、愚蠢及教条，与地处北京商业区的高级旅店格格不入。感觉好像又和历史的过去连结在一起，别忘了现在的中共说客都在争先恐后地宣称，中共正在变得更加老练。

　　不错，这些中共说客说对了。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中共当局的审查手法正变得更加老练。对互联网内容控制的最后一道关卡不可避免地需要国际科技、高水准的公关、网路服务公司、搜寻入口网站等所有行业的合作。为了保障这些合作，中共必须有所付出。而它也这样做了。到二○○二年，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人口似乎已经超过日本。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的工业报告在谈到与思科的中国合伙关系时指出："由于美国市场需求已经减缓，生机勃勃的中国大陆市场正变得更加重要…电讯服务业者争先恐后各就各位，就等'世界贸易组织下达准备就绪'的指令。届时他们将更新网路基础设施，把其他竞争者排除在外。"换句话说，面临美国互联网的饱和以及期待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规定开始实施，美国公司发现中国大陆作为一个新兴市场，正在向美国资讯科技投资招手。

　　鉴于西方媒体对中共极权监控互联网的日渐关注，任何商业顾问都会说，西方公司和中共当局都需要接受新观念；就是说，需要搞出一套前后一致的说法和减少损害的策略。令人感到讽刺的是，似乎只有中共当局有这样的计划。如果中共的防火墙是长城1.0版，而镇压是长城2.0版，那么长城3.0版不是去封锁亚洲《华尔街日报》网站就是拿掉报纸的第四页。理想的作法是根本不允许任何不友善的文章出现在中国大陆的网路上。

　　中共当局采用了三个新作法来安抚西方国家，并为西方科技伙伴提供掩护。

　　第一个作法是"外表开放"。二○○一年八月江泽民接受纽约时报资深主编访问时，被问到为什么纽约时报网站在中国大陆被封锁，江掩饰尴尬，装作一无所知；几个星期后，纽约时报网站被解除封锁。华盛顿邮报采访江时，他们网站的封锁也被解除；但是有线新闻网CNN和其他即时新闻网站仍遭封锁。

　　中共互联网政策看起来毫无理性可言。对部分西方媒体网站解除封锁后，中共留意观察媒体对此的反应；经过这样几个回合，二○○二年春天美国英文新闻网站全部开放。大众的反应，至少在京的外国侨民，可谓欢天喜地。依据一位中国之友的说法，中共的互联网现在"像高级妓女张开大腿一样的开放了！"

　　然而接下来的日子则有些古怪：整整二个星期，时间仿佛停滞，进入所有外国和海外的网站慢得令人痛苦不堪。《华尔街日报》首页需要十分钟才能出现，而国内网页则奇快无比。BBC这样的新闻网站则会封锁很久，好像是对他们报导未经中共领导人批准的新闻而施加的一种惩罚。兴奋不已的外国侨民其实忘记了几个因素，如同彼得?拉络克曾经指出的：中共当局并不真的在乎美国的新闻网站，他们在乎的是中国民主运动、法轮功、分离主义运动和中国劳工权利的网站，这些是碰不得的禁果。而且对这些网站的封锁不只是维持，还在强化之中。至于对部分西方媒体的解禁是有条件的，他们随时可以再封锁，或是让它慢到无法使用。

　　与此同时的第二个做法是"自律同谋"。资讯产业部的同谋，中国互联网协会，推出一份要求中国大陆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强调"自律"、"诚信"，并要求遵守不传播"会危害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宁"的资讯。这是维持共产党统治的惯用语言。大家都听明白了，不要封锁有线新闻网整个网站，但如果有任何事冒犯到北京，神秘的技术问题就会出现。这份"自律"公约在二○○二年三月亮相，到了七月，三百个中国公司已经签署加入，雅虎是其中之一。

　　人权观察（一个非营利监督团体）猛烈抨击雅虎的决定。《华尔街日报》编辑却为它辩护，说公司创办人杨致远（Jerry Yang）将是笑到最后的人，"雅虎仅仅是把与世界各地相关的正派新闻带到中国，雅虎已成为新华社的制约。"（注：这种辩护早在九十年代可能就出现过，但是现在再为其辩护就显得异常不合节拍，有点儿冥顽不灵了。《华尔街日报》的姊妹刊物，亚洲《华尔街日报》，实质上被阉割得不像样子。雅虎已经对他们的搜寻功能进行审查；在公约要求下，他们可能审查地更加苛刻。制约新华社倒是个好主意，但一经签署此公约，雅虎这个中国大陆搜寻引擎的老大和中国人眼中美国新经济的象征，瞬间变成一只既认可新华社又支援中共新闻检查的恶虎角色。范围越广就越不容忽略。二○○二年六月北京一家网咖发生大火，中共当局利用这一悲剧作为藉口，至少在大陆关闭了九万家网咖，大约是中国大陆所有网咖的一半。国家安全部门的系统已经成熟，可以即时追捕代理伺服器。互联网犯罪的逮捕行动持续上升，一位男士只因下载政治相关的内容，被判入狱十一年。）

　　《华尔街日报》的社论指出，解除对美国新闻网站的封锁是北京抛出的最佳诱饵，再加上雅虎主动自律，简言之，中共当局在公共关系上旗开得胜，获得重大成功。

　　长城3.0版的第三个作法是使用人工智慧，这已经应用了好几年了。

　　我这个顾问对找上门来的外国商人是有求必应。有一个穿着得体的美国人过去常从国贸大厦二座搭电梯下楼，在下午同一时间到底层安静的星巴克咖啡屋享受一杯咖啡。两三个星期之后，我们有了点头之交，后来开始交谈。他是一个极易相处的人，喜欢凝视远处。或许和他约过会的中国女人多的数不清，或许他在波士顿附近工人聚集的小城长大，但在北京成为企业家的这种"重塑自我"的过程中，他变成了中共的维护者，且从不肯认错。他正尽力兜售一套由以色列工程师开发的软体产品叫做iCognito。他称它为"人工智慧内容辨识器"。

　　据他解释，这种软体在你漫游网路时，可以一边识别一边筛选，一切都在同步进行。iCognito是所谓的类神经网路程式（Neural Net Program），它专门用于过滤"赌博、购物、工作搜寻、色情、股市报价或其他与工作无关的内容"。当它寻找被禁网站时，它利用一百多个变数执行任务。例如，如果它在搜寻色情相关网站时，它会先寻找关键字，但也会对比网页颜色的综合指标，也去寻找皮肤色调。一段时间后，经与禁止网站的许多变数参照对比，它掌握许多不同肤色资料，会变得越来越准确或者根据网路的设定，变得更冷酷无情。对付政治性网站尤其如此。

　　当我问这个新朋友这样的程式对中国大陆的发展是否有好处时，他挥了挥手，说在中国人口袋里有钱之前，监控审查这类议题还是免谈为好。他告诉我，卖这类产品前景非常看好，中国电信就很感兴趣。但他笑了笑说，中国大陆买主问的头一问题不是"它可以提高生产力吗？"。而总是"它可以禁止住法轮功吗？"答案是它可以。iCognito或类似的类神经网路程式帮中共当局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雅虎在中国大陆十分活跃，所以它容易被威胁和竞争压力所左右。但Google怎么样呢？虽然它并未进入中国大陆，但它资源丰富，涵盖了中国大陆网民想浏览的几乎所有网站。二○○二年以来，Google的查寻功能被越来越多的大陆网民所发现。雅虎投降后，中共当局显示他们并未真正下决心封锁美国网站。二○○二年九月初，他们封杀了Google（同时也封住AltaVista）。

　　中共当局封杀Google发生在美国新闻媒体暂时的平静期。这步臭棋使其死灰复燃，北京的形象问题又成了新闻媒体的焦点。接下来的事情再次暴露了中共冥顽不灵执意审查的心态，网民发现输入的Google网址，被重新引到原来的中共搜寻引擎。因为中共的搜寻引擎和Google比较起来效率太差，结果抱怨连连。接着，中共当局总算走对了一步棋，让Google死而复活。不过别高兴得太早，如果你用Google搜寻江泽民，你会收到"输入内容找不到"的讯息。如果你寻找法轮功，不但找不到任何结果，你的上网活动还会中断一个小时。一小时后，如果再次寻找法轮功，你会被中断二小时或更久时间。

　　Google参与这个计划了吗？这是中共自己干的还是与西方防火墙公司联手的结果？用这种方式抹去第四页不知是谁的主意？但可以肯定，类神经网路程式iCognito或其他相似的软体参与了思科的了望行动。就好像长时间整治笼子里的老鼠，看它去不去碰一根特定杠杆一样，中共当局对付老百姓用的就是这种办法。

    二○○二年十月下旬，在永久返回美国之后，我又回到北京四处看看，见见老朋友。我顺道拜访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驻京办事处的帕特?包尔斯（Pat Powers），他那时是办事处负责人。我们前往外国人聚会的老字号，万龙酒吧（Frank's Place）。我挺喜欢帕特，他曾多次挺身而出帮忙我，因此我们一直处在一种朋友情谊的气氛中，直到我提起互联网的话题。

　　我表示美国公司在冒巨大的风险，中共的所谓"自律"政策靠不住，会引火烧身的。共产党从来就不是可靠的伙伴，如果中共警察利用摩托罗拉的追踪技术和枪炮镇压了下一次的工人反抗，如果中共当局强迫每个人配戴富士施乐、北电网路或升阳公司研制的身分证，然后利用它来抓捕基督教团体，美国资讯科技公司可以补救的作法是避免参与中共互联网的自律公约以及国民身分证的合约，这种自律可以为他们获得良好声誉。

　　帕特听着，但心不在焉。他的上司，柯白（Bob Kapp）是华盛顿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看过我写的有关互联网问题的一些文章。帕特盯着我说，柯白对我的论点"深感不安"。我感受到一种沉重的负担压在我身上，并不是帕特所代表的美国公司。当然这取决于我是否还希望在美国商界有所作为。

　　我与驻京美国商会主席孟克文（Chris Murck）谈的不错。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关系比较好。孟克文不只是朋友而且是我的导师，我极为尊重他的智慧和经验。当我们在中国大酒店吃午餐时，我提出在华的美国公司可以保护美国的侧翼，具体作法是集体发表声明，"对中共互联网的监视和审查政策表示关注，并指出这些作法已经让美国资讯科技公司处于一个困难的境地。"目前，美国商会的年度政策声明，《美国商会白皮书》，对此甚至只字不提。我强调，美国商界一向具有这种自我维持秩序的正直特性，但是它必须先承认问题，哪怕在白皮书有一条注脚也能说明问题。当然安全与数位有关，任何公司都不应该有认错的举动或成为中共领导人的替罪羊；的确，怀恨在心的中共部长们可能会在短期内看重欧洲和日本的资讯科技竞争者。但是美国在中国大陆市场任何领域的参与，从传统上来讲，要有法律依据的长期保障，也因为如此，才可能有长久的利润效益，甚至在世界贸易组织架构下也是如此，而且中共也知道这一点。

　　孟克文异常平静。他最后说，美国商会在白皮书上阐明这样一种基本上属于政治立场的声明，并不符合它的特性，同时也没有先例。我感觉即使他同意我的说法（我怀疑他不会），他也会发现：我的提案不会在商会成员中获得多少回应。我们的会晤礼貌、友好，但徒劳无功。

　　十一月下旬，我和北电网路的无线网路行销经理，安诺其?赵（Enoch Chao）分食一盘面。赵提起蓝芽无线应用科技即将兴起，并解释即使是手上型装置也可利用其"整合性与相互可操作性"上网浏览；看我没反应，又喋喋不休地讲起这些功能如何特别适用于国家安全和执法工作的需要，也就是可以即时远端存取嫌疑者的指纹、面部照片及个人历史纪录等等。当我问他如何看待中共警察利用北电产品作为逮捕、拷问和胁迫的工具，以及是否会引发一些道德上的考量时，他看着我十分不解的说："任何东西都可用来干坏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已经发生了。"

　　见过赵后，我飞到上海出席一个商展，名称平淡无奇："中国大型机构资讯化展览会"。开幕式上，中共公安部科委主任李润森到场祝贺；这表明商展的主要客户来自中共警方。

　　进入展厅，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思科"二字。它的展台令其他参展公司相形见绌，同时展览会的简介也以思科的中文介绍最为醒目："思科为'金盾工程'提供网路解决方案"。它的展台有一组有趣的幻灯片：首先指出中共公安部门的问题在于警力不足、大量无证流动民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引起的社会不稳定、以及"高科技犯罪"（包括互联网上异议分子的活动在内）。然后介绍思科的"廉价"解决方案："把声音、影像和资料整合进一个方便存取的来源"以及整合司法部门网路、边界安全和"跨部门网路"（"不同部门处理机密事宜、语音和影像频率"）。

　　思科的展台由许多荧幕围绕而成，播放著录影：粗壮的警察在美国加州的海豹海滩（Seal Beach），拉扯美国公民并对他们搜身，然后抽出思科手持装置，直接连结到资料库，其中包括从商店、等候室及其他公共场所收集到的监视画面。这些影像由笑容满面的思科首席执行长约翰?钱伯斯配音解说，加深了效果。钱伯斯在中国大陆和微软的比尔?盖兹一样是家喻户晓的名人。但是与之同步的中文介绍把美国形容成高效率的警察国家（不需要麻烦的法律程式或搜查令即可接通机密资料库或进行私下监视）。

　　钱伯斯对新经济充满乐观的高谈扩论令我对他这种颇具创新的公关手法印象深刻。其他荧幕则显示了展台优质、清晰的监看画面。展台根据中共公安部门的兴趣划分成不同区域："为警察定期监视社区提供的网路电话（IP）解决方案"、"为交通、巡逻及刑事警察提供的移动解决方案"以及"为预防控制和加强社会稳定的影像监视解决方案"。万一你错过了所有这些介绍的要点，思科还有中文小册子，以醒目的画面描述美国的州警察（水桶肚、太阳眼镜和全部家当）利用远端方式连结全国性资料库和互联网的场面。

    在思科的摄影机前，思科上海分公司的系统工程师，李周（Zhou Li），热心地向我介绍思科刚刚在中国大陆开始推广的"警察网"技术。他向我解释：思科图表显示的警察与资讯网点的连接，在技术上准确无误，但是并没有反映思科所成就的一切。他指出，我们谈论的不仅是如何连通嫌疑犯的驾驶纪录，思科提供的网路技术可以安全可靠地连结各省的公安资料库，完成交叉对比，并可做行动追踪之用。中共警察或公安便衣可以用思科设备直接远端连接嫌疑犯的单位，取得个人的政治表现和家庭历史背景材料；甚至透过简单的荧幕操作即可获得指纹、相片、及其他影像资料。（这不仅是销售宣传而已，根据中国大陆消息来源，思科已经为中共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公安资料库结构，具备即时更新和移动式功能。自二○○三年六月起，已经部署在中国大陆除了四川以外的所有省份。）在我进一步追问下，这位思科销售人员证实，中共警察甚至可以远端检查嫌疑犯是否在过去三个月曾设置网站或为网站撰写文章，还可以得知嫌疑犯的网路漫游纪录以及阅读他的电子邮件。这只是个频宽的问题。

  　思科的另一本小册子吸引了我的注意，里面所介绍的是思科的新型移动路由器。车辆示意图展示了它的应用范畴：轿车（交通控制）、火车（准时运行）、救护车（紧急状态与警察反应）、以及一辆主战坦克（想必是为了帮助中共打胜战争）。坦克旁边的中文说明指出，美国国防部、北约和英国目前均使用这种技术。型号3200系列的价格大约是五千至$一万美元。思科销售员指出3200系列的移动路由器是专门根据坦克的需要而设计的，非常耐用。

    在升阳的展台，安琪拉?应（Angela Ying）女士要我把手指按到一个荧幕上。她向我介绍升阳正与一个中国大陆伙伴——金手指公司（Golden Finger）合作（这种事是不能瞎编的），开发一个指纹识别系统和一个全国面部识别系统。这些资料将储存在全国统一的身分证上面；她说，这对国家安全是个全面的解决方案。升阳公司提供硬体、伺服器及计算能力，新力（Sony）提供监视照相机，金手指则提供与中共公安部合作的平台。

　　北电也参加了这次商展，但看不出有什么内容。在展台前，一位资深工程师向我保证他们公司仍然是技术领先的。

　　举例来说，如果联合伺服器有足够的频宽，北电已经发展出一套"100封包捕捉系统"。这些互联网监视能力是为"抓住法轮功"而专门设计的。他话一出口，一个当地的中国大陆记者开始抓拍我们站立一起的照片。（我是商展中唯一的美国人，因此我在任何展台站立驻留，都会被视为对其产品的承认和支援）。北电那位资深工程师担心他关于法轮功的说法被视为"敏感话题"，小声地要求我隐去其名。手里拿着产品简介离开展台时，我意识到思科拒绝刘雅雅的股东提案是个明智之举。制造一个可用来监控中国大陆互联网的特制防火墙也许已成为那个"原罪"，这是设立极权监控式的互联网的重要基石，但是它本身并不是不合法的。然而思科（以及升阳公司）正卖给中共的产品，似乎直接嘲弄了"外交关系授权法"（一九九○和一九九一会计年度）；该法案暂停了"签发任何出口许可——用于出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一种犯罪控制或侦查仪器或设备"，直到总统决定恢复为止。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总统设法取消这些法案，然而这些法案正遭受腐蚀。二○○二年布什总统访问上海时，基于对恐怖分子攻击的正当防范，某些炸弹侦测技术禁令得以暂时解除。然而根据来自政府的秘密消息来源指出，一些美国大公司已经在游说，以那次禁令临时解除为先例，进而推翻整个禁运政策。

　　中国大陆是地球上资讯科技快速扩展的最大市场。因此进军中国大陆非常有诱惑力，这对思科和北电网路这类经历了本国市场急剧变化的公司而言尤为如此。这类公司一直依赖这样的理念，即互联网各种技术，全新且定义相对不明，是灰色地带。但是它们不是灰色地带，而是个黑市，在那里最先进的设备被卖给了一个厚颜无耻的警察国家。思科不再是仅仅协助中共网路的审查，他们正在协助中共逮捕异议分子。在中国大陆互联网上的异议分子是发展最快的那个政治犯群体。（注：微软公司未参加商展。曾经在原始码加密议题上领导全球产业与中共当局对抗的这家公司后来一百八十度向后转，令人惊讶不已。首先他们同意让中共当局机构分享它长久以来极力保护的原始码。然后，根据新华社二○○三年七月的消息，与公安部签约兴建一个有四百名员工的互联网安全技术实验室，启动投资为一千万美元。实验室将为中共提供最先进的监视设备和影像技术。）

　　中国大陆的互联网真的不可救药了吗？难道它注定就是由少数唯利是图的西方商业伙伴提供技术支援、由中共当局控制的一种监视镇压的工具吗？

　　中国大陆互联网之父麦克?罗宾森回忆起以前带一群中共官员第一次浏览美国互联网时的一段往事。他们一直质疑的问题是："谁在管理？"这种每个人都可以在网上参与的概念，对中共当局而言实在是个天敌。同时，彼得?劳洛克指出："互联网可创造期望与需求，政府无法阻止，谁都一样。"他们都对！自由的互联网就像对中共当局征收网路民主化的税金一般。然而，除非美国行政当局将中国大陆互联网的自由视为至关重要（目前的无足轻重达到了可笑程度），否则，现在的一切迹象看来并不乐观。

　　如同罗宾森所说："在中国大陆互联网的婴儿期，最早三个被封的网站中，有两个是反政府的，另外一个则是毛派网站。政府最感威胁的是什么呢？是人心向背。"最终把民主带进中国大陆的不会是知识分子。农民与工人正缓慢上网（即便法轮功强而有力，力量也可能很有限）。农民上网者目前只占中国大陆市场的百分之五，但无论喜欢与否，饱受苛捐杂税之苦的愤怒农民一旦从现在开始用上网路电话，将在未来十年内成为美国的市场目标。而那些怀有民主中国梦的人正在逐渐失去影响，这是由于在中国大陆充当自由化演变催化剂的美国企业已遭受到深深的或许是致命的伤害所致。

　　目前，互联网依旧是为中国人民推进民主进程的最强而有力的武器。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弄清楚到底是谁失去了中国大陆的互联网，那它只是一个可能，只是另一个美国梦。不过，我们弄清楚了。诚如麦克所言："直到我们为革命铺下通讯网路之前，中国大陆未来的子孙将不会原谅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