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参考 今年三峡大坝封顶，胡温和中央职能部门的大员一律拒絶出席

2006-9-20

今年三峡大坝封顶，胡温和中央职能部门的大员一律拒絶出席，入夏之后，临江的雾都重庆变成旱都，龟裂的田地，枯干的禾苗的照片登载在全国所有的报纸上，标榜"以人为本"的胡温连一句问候灾民的话都没有，就是被三峡水库对生态的严重破坏吓坏了。更为严重的问题已露迹象。据消息人士披露"高峡出平湖"的峡壁，因江水的浸泡已出现峡体滑坡，再下去谁还敢想？

今年适逢中国科学家的良心，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先生逝世五周年，民间和网路都在隆重纪念。黄万里生前只要求给他半个小时，论述三峡大坝不可修，但无人理会；他给江泽民、给政治局写数封信没有回应。黄万里悲愤地说过将来会有三个罪人跪在三峡，万代之后会有铁铸的，两男一女。男的一个是李鹏，另一个是水利专家、双院士张光斗；女的是水利部长钱正英。黄万里掷地有声的话是能够引起中共政治地震的。

今年二００六年离三峡工程完成还差好几年，地震就来了。多年来钱正锳和李锐因为对三峡工程意见相左，两人关系僵到见面不说话，今年钱见到李不同了，有意等候，还主动伸出手："李锐同志，你好吗？"最近大陆传媒上公然出现这样的议论：三峡工程的功臣是那些反对派。还有人问三峡工程的总设计师潘家铮："三峡工程谁的功劳最大？"潘也回答："李锐。"

与盲人陈光诚一样只是为权利受害者提供法律服务，但是他们被看成是"街头化、组织化"的代表和领导者。汕尾事件负有法律责任的指挥开枪者只是被行政处理，而维权的农民代表却被判刑。盲人律师陈光诚被法院假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判刑，针对的都是"街头化、组织化"。据消息人士透露，高智晟的处理较陈光诚会严重得多。会以"颠覆罪"判十年以上重刑。在此之前，有关方面散布高智晟已同意出国，看来只是施放的烟雾弹。

胡锦涛自四中全会接手军委主席，大权握定之后，连续作了多次防止颜色革命的党内讲话，去年五月专门提出针对ＮＧＯ非政府组织，提出要防止出现叶利钦、瓦文萨、曼德拉式的精神领袖。今年全国社会矛盾激化，胡的防范中心和重心已明显发生转移，已由邓时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转向维权运动、法轮功。宗教势力、独派势力（台、藏、疆独），他不仅全盘接受了江泽民的负资产，还要更加激化和恶化。"街头化、组织化"是对今天敌对势力的活动方式的概括和总结。

还有一个令人瞠目的消息，管理意识形态的中宣部不甘落后，最近正酝酿下发档，要把负有盛誉的国际笔会在中国的分支机构独立中文笔会打成非法组织。有人说已经在秘密部署开始传达了。中国海洋报记者昝爱宗最近被开除公职，这也是根据中宣部的决定，体制内的人员凡是参加独立中文笔会的一律要开除公职，可以找到各种藉口。

最近民政部对外宣布：该部的民间组织管理局更名为中国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在本届政府编制已满的情况下，由二十个编制扩充为三十五个编制。中宣部、民政部协助公安、国安，再由检察院、人民法院相配合，将形成对全国ＮＧＯ的围剿。

器官（捐献）移植，不仅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更标志着医学的进步，以及人道主义精神的高扬。但在中国，近年发展迅速的器官移植，却受到西方媒体的质疑：《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华盛顿时报》、《 NewsMax 》杂志，德国《明镜周刊》等都陆续报导，怀疑中国的器官移植可能有黑幕。

虽然中国官方对此否认，但各种迹象显示，中国可能存在严重的非法器官移植问题，起码在八点上有令人质疑之处：

第一，用什么堆起的"器官移植大国"？

按照北京官方说法，中国已是"器官移植大国"，移植量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中国"器官移植学会"主任陈实今年六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仅2005 年，中国的器官移植就已达一万二千例。而在六年前，器官移植量年仅一百多例。

天津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从这个宏大的名字就可看出其规模和气派），建造了五百多张床位的大楼。中国不仅主要省市都有做器官移植的医院，还有什么武警医院，解放军医院，劳改医院等等，简直多如牛毛，甚至有乡镇医院也做，按中国媒体的说法，是"遍地开花"。

虽然中国近年经济发展，医学也在突飞猛进，但器官是从人身上获得的，不像其它东西能批量生产，不存在"突飞猛进"。据《南方都市报》 2005 年12 月引述的中国器官移植学会主任陈实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中国目前的活体肾移植的比例还不到1 ％，而且全部来源于亲属之间的捐赠，非亲属之间的捐肾活体肾移植手术几乎等于零。"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只有 17 宗脑死亡捐献"（数字指单年还是全部，陈实没有明确）。

中国人对捐献器官的态度一向比较保守，是人所共知的，但为什么中国过去六年来，器官移植的数量能猛增几十倍，这些器官是从哪里来的呢？

第二，为何外国人到中国开"尸体工厂"？

不仅器官移植在中国猛增，而且近年外国人还到中国开设"尸体工厂"，现已发展到十多家。所谓"尸体工厂"，就是把人体器官做成标本，到各地展览谋利。《纽约时报》说，世界最大的"尸体工厂"是德国人哈根斯在中国大连开设的，有二百多员工，每年把几十具尸体，分解成几百个器官，然后拿到世界各地展览。不久前在美国展出，门票收入达千万美元。《纽约时报》说，这位德国医生的尸体工厂生意，收入已逾两亿美元。

在美国展出的"尸体工厂"标本，不仅有各种器官，还有一个八个月大的真体胎儿，以及肚子被切开的生母人体。很多美国人在留言簿上愤怒谴责展出被剖腹的母亲和大月胎儿。

哈根斯的手下人说，他们工厂的尸体都是无人认领的。怎么一个德国人能在中国得到这么多"无人认领"的尸体？德国《明镜周刊》说，这些尸体和死胎，许多是中国公安提供的。今年六月，在大连附近的丹东一户农家后院就发现十具尸体，当局说，这些尸体被一家外资工厂非法使用。《纽约时报》说，"在中国，要想查出谁在做人体生意，尸体从哪来的，不是容易的事。"

第三，"器官买卖"为何在中国兴隆？

美国的器官移植量世界第一，但主要靠民众捐献。据美国鼓励捐赠器官网站上的数字，美国每年约有一万人捐器官，其中 2002 和2003 这两年就有26,090 人捐赠。另有报导说，30％的美国人，约八千四百万人，已签了死后捐器官的文件。而且很多捐赠来自亲属之间。例如美国篮球明星、迈阿密热浪队主力之一的莫宁，几年前被诊断需要换肾，最后是他在纽约做保安工作、同样膀大腰圆的侄子，捐献了一个肾。莫宁的手术不仅成功，术后还能回队打球，使热浪队今年首次拿到 NBA 冠军。

据中国肾移植专家管德林教授引用的数据，美国的一万例肾器官移植中，六千多是亲属捐献。但在中国，根据明尼苏达大学医学博士阿利森（Kirk Allison ）最近的报告，来自亲属的器官捐赠不到百分之一。但仅去年，中国的肾脏移植手术就多达五千例。那么这"亲属捐赠"之外的99 ％的肾脏是从哪里来的呢？

中国器官移植医院的网站说，最快一周，最慢不超一个月，就可得到需要的肾脏。南韩、日本、马来西亚，甚至欧美、中东的患者，都蜂涌到中国，因为在他们本国的等待期多是数年。西方医学专家推断，中国一定有一个庞大的肾脏提供群体，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就找到需要的肾脏。

这个" 庞大的群体"在哪里？《北京青年报》（记者李天际）今年四月的报导揭示，中国存在一个半公开的庞大器官买卖市场。该报记者在北京朝阳医院门诊楼的五个厕所里看到密密麻麻的写着血型和联系电话的捐肾广告，经联系发现，他们都是明捐暗卖，一颗肾脏要价 20万元，并说"这是市价"。

中国《民法》和《刑法》都没有禁止人体器官买卖的规定，这也可能是器官市场兴旺的原因之一。虽然中国当局最近颁布的器官移植管理条例第 27 条规定"人体器官不得买卖"，但不少中国人向钱看（以肾换钱），医院又想从中谋利，需要肾脏的患者又很多，而中国当局的执法能力（和愿望之低）又是众所周知，因此尽管有了法律条文，中国的器官买卖也很可能只是走向更隐蔽进行，却根本不会消失。

第四，死刑犯真的"愿捐"器官吗？

人有两个肾，可捐（卖）一个，但心和肝都只有一个，只能从死者身上获得。中国文化比较讲究全尸，愿意死后捐出器官的人很少。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南韩也同样。日本器官移植中心几年前曾对七千万日本人进行器官募捐，结果只有七个脑死亡的人愿捐器官。即使在西方文化的澳大利亚， 2003年也只有 179人捐赠器官。

那么中国每年几千例的移植心肝肺（包括眼角膜等）都是从哪儿来的呢？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 2005 年在马尼拉国际会议上说，中国绝大多数的移植器官来自志愿捐赠的死刑犯。这里且不说是不是真有那么多死刑犯愿捐器官，仅一个"志愿捐赠"的说法就令人质疑。在中国那种没有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制度下，不要说被判处死刑的人，一般犯人的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获得所谓"同意捐赠"的"签名"，对中国的监狱来说，实在不是难事。因为狱方几乎有绝对的权力，他们对死刑犯，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有的死刑犯被处决后才通知其家人，那些没权没势的家属们哭诉都无门。

最近中国卫生部还决定，只要脑死亡，就可摘取器官；而以前是必须心脏停跳，呼吸终止。虽然脑死亡标准美日等国早已采用，但在中国一切向钱看的环境，这种" 脑死亡"说很可能为非法器官摘取提供"模糊空间"：鉴定者和器官移植医院合伙作弊，把仍有呼吸心跳的活人宣布"脑死亡"，然后摘取其器官。

中国非法器官摘取的另一个" 模糊空间"是：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无人收敛"的尸体，可摘取其器官。但在中国那种严密的户口、身份证制度下，怎么可能有很多"无人收敛"的人？哪里的公安机构抓到人，都会先查清其身份。既然活着的时候有身份，死了怎么就会"无人认领"？这种"无人收敛"的规定，也为非法摘取器官提供了方便之门。例如警方在枪决犯人时有意不通知其家属，那么这具尸体就可作为"无人收敛"而被摘取器官；火化之后，家属可能才收到一纸枪决通知。

在西方国家，对器官摘取有严格的规定。例如美国1984 年就通过了联邦器官移植法，后来又制定了《器官捐赠联邦条例》，各州也制定了相应法律。在民主的台湾，对器官摘取也有严格的法律，其中特别规定：不可摘取"死者身份不明"的器官；就是从根本上杜绝可能的非法摘取。

在美国日本韩国等，寻求一个脑死亡者的器官，被形容像摘取天上的星星一样难，需等待十年以上。但在天津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据《长春日报》属下周刊报导，仅去年底的最后两个星期，就做了53 例肝移植。那么这些肝脏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在以前谈中国精神病鉴定问题的文章曾提到，中国公安部门开设"精神病院"是制度性错误，因为鉴定精神病的医生本身又是公安干部，这就为把政治异议人士"鉴定"成"精神病"提供了人为的便利条件。现在中国的公安、武警、监狱等医院进行"器官移植"，也存在为非法器官移植提供制度性便利的问题。中国器官移植网站说，对澳大利亚人的一次心脏移植手术，要 12万美元（是澳国价格的一半）。如果器官是从犯人身上获得，那简直是一本万利。

第七，器官移植市场失序的背后是什么？

由于器官移植利润大，不少中国医疗部门为"经济效益"而争相做器官移植。连中国卫生部的报告也承认：有时一个地区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多达五、六家，出现争抢供体器官和病人的混乱状况。很多医学专家认为，现在中国开展肝、肾、心等器官移植的医院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

器官移植不仅赚钱，还可使医院升等，成为"三甲医院"（三级甲等）。一家医院完成五例以上器官移植这个"硬指标"才能通过三甲医院考核。中国媒体报导说，有的医院自己没有能力，特意请来外面医生做器官移植手术，以提升本院等级。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前年的全国会议上就承认：中国的"器官移植市场处于无序的竞争状态"。新华社报导也说，"器官移植的买卖化倾向，却让中国的器官移植发展%%$喜忧参半%%$。"

连中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韩启德今年三月访美在耶鲁大学演讲时也说，现在中国的医院都在"向钱看"，"白衣天使"成了"白狼"。当应该救人的医生成了"狼 "，看重的是钞票，又遇到可赚大钱的器官移植，如果没有制度化的严格限制和媒体监督，可想而知会发生什么。

第八，"治病救人"的概念怎么确定？

金钱、利润，可能是中国各类医院争相做器官移植的主要动力。但面对"器官买卖"，以及非法摘取器官，难道中国的医生都丧失了基本道德，没有了人的感觉？可能也不尽然。这里的关键性因素是，中国的长期无神论教育，以及缺乏宗教信仰的文化背景，导致中国医生对人体（器官）的神圣性，人的尊严和权利等，都缺乏应有的认识。有报导说，一位原从事器官移植、现居加拿大的华裔医生就认为，在死刑犯后脑打一枪，马上就取器官并无不妥。他的看法可能反映很多中国医生的道德观，那就是死囚反正要死的，而器官越早摘取，越有利于救另一个生命。这样就在道德上可以自我解释和安慰了。而在美国，是否"脑死亡"不仅有严格定义，并必须通过脑电图确诊，而做器官移植的医生不被允许参与确诊。

几年前，波士顿有个美国诗人留下遗嘱，要后人把他的皮剥下做诗集的封面，结果被美国法院裁决为"违反人道"而遭禁止。虽然他是自愿，又是自己的器官，但美国法官的原则是，人的器官体现人的同类性，具有共同的神圣性，不可亵渎和滥用。

而让中国的医生和一般民众，普遍拥有这种道德观，这样的人类尊严意识，可能还有很长的路。器官移植本来是为了"救人"，但当器官成了"商品"，移植为了"赚钱"，结果可能适得其反，成了"治病%%$害%%$人"，这是中国迅速发展的器官移植业的巨大阴影。@

（原载《争鸣》 2006年 9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2010-7-17

据德国媒体报导，默克尔要求中国政府进一步对外开放市场，并明确表示，中国还没有达到"市场经济"地位要求的所有条件。

当天上午温家宝在北京以三军仪仗队的形式高调欢迎德国客人，中方媒体对德中关系大唱赞歌，德国媒体注意更多的是双方争议之处。

不公平竞争

据德国《时代报》报导，默克尔在公开场合指出了两国企业的不同境遇，中国企业可以很方便地进入德国市场，她希望中方也应该让德国企业在中国享有同样便利。因此她要求中国政府，进一步对外开放国内市场。默克尔强调说，双方在经济领域还有很多重要问题需要澄清，比如知识产权保护、防止压价竞争以及制定合理汇率，"以确保大家都不吃亏"。

《时代报》分析说，默克尔此言的话外之音是批评中国政府对出口实行补贴并且国家人为控制汇率，从而压低价格增加出口竞争力。中国和德国目前是全球领先的两个出口大国，去年双方的贸易总额达到710亿欧元。

市场经济地位和武器禁运

欧盟至今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对华实行武器禁运。这成了中欧关系的两大焦点。

默克尔在北京谈到这两点时，始终维护布鲁塞尔的立场。当中方提出欧盟应该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便于中国商品进入欧盟时，默克尔表示否定，她说："我认为，目前还没有达到所有条件都满足的地步。"

当天中午默克尔在中央党校和毕业生座谈时，有人问到欧盟不久是否可能取消对华武器禁运，德国总理亦给予否定回答，因为事关中国的国内局势，和国内的人权状况和百姓权益密切相关。

影响西方国家政客的手段包括：一、"前期投资"，也就是法登所说的长期规划。对于在校大学生免费邀请或提供奖学金到中国访问，让其切身感受到中国的"进步"。当然，绝不会让他们看到实质。看到了"真实"中国的大学生们回去自然绝大多数改变了对中国的印象，而他们的改变或多或少会改变他们家人、朋友的看法。而一旦他们将来步入社会，甚至走入政界，在一定的情况下，他就会和某个外国走得太近，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代理这个外国的利益。这大概就是中国人所谓的"放长线钓大鱼"。

二、多次邀请政客或者其家人访华，全程盛情接待，然后让其"满载而归"。这个方法的效果是既让其观赏了"中国的大好河山，看到了欣欣向荣的中国"，又让他们自觉不自觉产生"吃人家嘴短"的心理，然后是自觉不自觉地放弃原则，为中共政府说话。

比如，温哥华前市长苏利文（Sam Sullivan）曾受到中国政府的免费盛情款待，整个实地考察过程费用，中国政府全部买单，场面无比盛大豪华，让人觉得像皇帝一样被供着。

三、利用在世界各地设立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简称"和统会"，英文简称"CCPPR"），逐步拉拢政客参会，使其为"我"所用。"和统会"是在中共官方的支持下建立的，表明目的是"促进中国的和平统一"。它在全世界有131个分部，其中6个在港澳台，10个在亚洲国家，29个在欧洲，20个在北美，24个在南美，23个在非洲，19个在太平洋地区。所用分部皆听命于北京总部。

比如说成立于2000年的澳洲和统会，一直以来都注意与澳洲政界保持良好、紧密的关系。四位赞护人，均是来自不同党派的前澳洲总理，12名顾问当中有11个是澳洲的政界人物，包括有参议员、上议员、议长、市长等等。非但如此，澳洲和统会还进一步把触角伸向国际，非洲、大洋洲的总统名字也时常出现在顾问团名单里。

显而易见，在各国设立这么多"促统会"，根本就不在于统一不统一的问题。很多西方政客成为了"促统会"的成员或者是顾问以后，就不知不觉的在很多问题上就会放弃所在国的立国的根本和基本价值，而成为中共利益的代言人。这当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的内政上。

比如，2003年，"促统会"顾问苏震西任市长的墨尔本市议会，公然拒绝了墨尔本法轮大法协会申请参加一年一度的蒙巴节游行。最后这件事情被法庭判决是违反维省公平机会法，罚款并公开道歉。此时苏震西遵循的已不再是澳洲的基本价值和这个国家的立国原则，而是中共的利益和中共的党的路线。

四、物质上的"满足"外，还提供"精神上的嘉奖"。2007年由中共喉舌及其控制的华文媒体举办的一个"世界因你而美丽2006－－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它评选了10位华人，其中有意思的就是有两名中选的是政客，他们是澳洲的苏震西和当时纽约市议员刘醇逸。而这两人果然在其后为中共卖了不少力气。特别是在法轮功问题上，都站在了中共的立场上。

五、采取迂回策略，或为政客家人提供优厚的条件与中国做生意；或投其所好，利用中共的"人脉"，为其提供丰厚回报的工作。其结果是家人会不自觉地影响政客，最终有意无意放弃所在国的基本价值，而为中共利用。

中共对西方的政客如此，对于台湾的政客当然也少不了这一套。马英九是怎样的人，中共国安已是分析的透透的。大概最行之有效的是从其家人切入吧。

据最新披露的消息称，他的两个女儿马唯中、马元中目前均在中共红人、爆破专家蔡国强在纽约的工作室工作，而且工资优厚。据报导，蔡国强工作室参加了奥运会开闭幕式核心创意小组，而这没有极度的忠诚是不可能的。新浪网在2009年9月30日的报导题目就是《马英九千金参与国庆焰火设计》，一个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标题！

据说，姐妹俩同在这个工作室工作，完全是中共政府有意而为之。

不知马英九是否知道自己已然处于危险之中，是否知晓台湾的民主体制已然处于危险之中？或者即便知晓，也深信自己具有超强的抵抗力？其实，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渗透是最为可怕的，因为很可能就在日复一日地闲谈中，某些想法就会被改变。如果有一天父女因此反目，岂不是更加让人痛心？

对于业已拥有民主体制的台湾人而言，更希望海峡两岸的统一是建立在民主体制的基础之上的，有多少台湾人愿意中共专制在台湾岛上横行呢？香港"一国两制"失败的教训不知马英九汲取了多少，不过，今日法登的讲话权当是再敲一次警钟吧！

以愚民起家，以谎言治国。其中一个很大的谎言是他们统治下的中国比美国好。抗美援朝时期，小学老师告诉学生，美国的穷人牺牲性命，以自己充当美军练靶的活靶，换取一袋面包给妻儿。我们听了当然觉得很难过，同时认为、做一个中国人比美国人好太多。

别以为时代变了，这种愚民术只有北韩才见效，其实中共愚民如故，只是手法与时俱进而己。例如他们备受西方国家人权压力，就炮制"美国人权记录"，用貌似客观立场、"学术性"地罗列美国人权比中国差的证据。他们甚至引用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指美国有3700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12.6%；有770万个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即是每8个美国人就有1个生活在贫困线下。

中共无疑可以振振有辞说这是美国政府的数据，没有造假。但如果中国老百姓不进一步深入了解，就会上当，以为中国的物质生活条件已大可满足。其中关键在于中共没有同时说明中国和美国的贫困标准大不一样。

美国调查统计中的典型贫困户，接近一半拥有房产，虽然不是什么"豪宅"，也有三睡房一车库一露台。97%贫困户有一部彩电，其中半数有两部或更多彩电；62%联接有线电视；76%有空调；75%有一辆车；30%有两辆车；73%有微波炉；33%有洗碗机。从食物营养素看，贫困家庭儿童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吸收量和中产阶级家庭儿童没有分别。大多数的蛋白摄取量超过健康所需一倍。亦即是大多数贫困家庭儿童存在过度营养问题。而且所谓贫困户的年收入二万美元标准，只是指现金收入，不包括各种福利项目得益。

照中共自订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只有8%，其他92%都脱了贫，比美国的12.6%好得多。但参考上述美国标准，美国的贫困户生活水准，比中国发展较快的东南延海都市的中产者高。如果以美国标准衡量中国，我怀疑倒转有92%以上是贫困户。

明白中共这种技俩，就会知道他们继续在愚弄人民。但我在加拿大电台主持节目，仍有来自中国的听众来电说：中国人权状况比美加好。

赵静芝：警惕中国式妖魔化西方

【大纪元7月17日讯】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个意大利糟老头名叫安东尼奥尼应邀"潜"入中国，拍摄了一部记录片《中国》，结果因为"丑化"了到处莺歌燕舞的红色大地，遭到排山倒海般的批判。2004年，当人们第一次在北京平静地观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才发觉还原一个正确的结论竟然需要用32年的时间。

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扫荡中国大陆，有传说在比邻香港的广州五星级宾馆，子夜时分都能收看到香港电视节目中的三级片。有人趁出差的机会，躲在宾馆的被窝里痴痴等待，结果一直等到东方出现鱼白，也没看到传说中的毛片。原来资本主义的骄奢淫逸并不如想像中的那么猖狂，这是后话。

对西方，我们很长时间一直处在被夸张的描述和被扭曲的历史理解中，以致于一直把浴血抗战的恩人和同盟者美国当成不共戴天的敌人，把情同手足生活在民主世界中的骨肉同胞视为等待阳光普照和阶级解放的准囚徒。那些高举普世价值摧毁独裁者的正义之战，被人丑化为美国对伊拉克石油和矿产的觊觎。而双子星大楼的轰然倒塌被人视作英雄主义的一首凯歌。我们不断地错怪美国，不断地妖魔化美国和西方，我们无法平心静气地看待西方以及生活在西方世界中的人们。因为我们不能敞开自己的心怀，这是由于以往屈辱的历史留下的痕迹太深，一种天然的挨打感，一直盘旋在头脑的上方，挥之不去。无论是善意的批评还是严苛的指责，一律把他视作别有用心的挑衅。人的神经高度脆弱，乃至彻底被扭曲，打造了独具一格的近似癫狂的民族主义情绪。令人沮丧的是，这种情绪已经弥散到海外，并成为专制政权利用海外代理人用以麻痹民众的摇头丸。

在中国人的记忆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无时不想"毁我长城"，西方政客更是虎视眈眈企图改变中国的颜色，他们任何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决议意见，几乎全部被歪曲成为敌视中国反对中国的证据。同样，在海外只要出现和中国政府声音不尽相同的观点，立即就被有心人士称作对全体海外华人的"羞辱"。

一旦提高到"辱华"的高度，也就将其归入了另外一个阵营，等待他的是"人民抗议的汪洋大海"。在加拿大，哈珀、麦凯、肯尼以及最近因为"外国渗透"搞得灰头土脸的情报局长法登都遭遇过相同的对待。其实，这些人都是对中国人民怀有良好情感的，他们表达的也是只是对专制政权的一种厌恶和愤懑，从来没有拿华人说事，可是一群有心人士却千方百计每次都把这些人妖魔化为影响加中关系的麻烦制造者。

比如，前外长麦凯的1000个间谍说，其实可以理解成为1000个"线人"、"耳目"，主要是搜集经济信息和技术情报者，远非严格意义上的"间谍"，可是社区人士不依不饶，非要把它描绘得活龙活现，并非要政府公开间谍资料不可。再比如这次法登所说的"渗透"，也基本没有提到间谍问题，而且重点言明是外国势力，可是温哥华的一些省市华裔政客硬是把它归入华人是"间谍"之说，有些人还故意将法登所指的"外国"偷换成"中国"，以激起民愤。

妖魔化西方因为鲜有西方人士同声谴责变得越来越司空见怪，利用民主的制度诋毁民主也是一些人经常演练的伎俩。近年来随着大陆民族主义的不断泛滥，以及资本市场的不断扩大，一些华裔政客和社区侨领越来越把他当做"招牌菜谱"，只要西方政府或者政客对华稍有反骨，就会立即被称之为"辱华"。旋即煽起华人的怒火和口水把其淹没，如果对方不道歉、不服输、不嘴软，那就给他戴上一顶反华的帽子，叫他不得翻身。比如眼下的这个法登，要是硬撑下去，退休之后如果因私要去中国旅行，就整点资料叫他以"有移民倾向"为由给予拒签，也让他尝尝华人铁拳的滋味。

海外的一些热衷妖魔化西方的中国人，其实也是专制体制的受害者，他们生活在西方，却对西方有着刻骨的偏见，他们总是觉得西方是要加害自己的，他们需要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他们迷失了自己，也找错了寻找安全的方向，他们是一群有被专制情结的特殊人士，他们无法理解西方政府坚持普世价值所释放出的善意，他们尽管无所顾忌地在西方世界里为集权制度变相兜售破烂，但在效果上却压缩了华裔在所在国生活的空间，这也应验了中国那句"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和"害人者终害己"的古训。

英国作家吉卜林曾说：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二者永不相遇。有道是，自由是自由，专制是专制，两者水火不容。妖魔化西方最终必定妖魔化自己。◇

爱跑大陆朋友抱怨大陆人"素质差及难缠"。相对而言，温室长大的台湾人太单纯非其对手。您想想看，就算中国经济赶上台湾并施行民主，两岸在民主架构下统一对台湾人有啥好处？民主政治是靠数选票决定国家由谁执政及其政策走向，当台湾与中国利益相左时，以1票对58票的悬殊比率，行民主能保障住台湾居民权益吗？除非枪架在脖子上，有那只'海阔天空枝头鸟'愿当'帮牛赶苍蝇的牛尾巴'？又有那家子女成家立业后希望三代同堂当小媳妇的？统一的最大阻碍是台湾人不愿将命运主宰权(自主权，或主权)拱手让人，不是龙应台口中的民主体制，不然您如何解读仅4.9%台湾人愿意在条件满意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