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成为中国人崇敬和同情的对象应该在百年中发生的事 （二）

从拥共到反共 
　　 
　　中山舰事件後，汪精卫自责辞去国民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出国。蒋介石接任国民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独揽党政军大权於一身。蒋介石上台後，虽然一改孙中山和汪精卫时代的亲俄政策，但并没有和苏联人摊牌。苏联当时受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孤立，在海外只有中国国民党一个朋友，所以也不愿轻易和国民党把关系搞糟，苏联接受了蒋介石的要求，撤回态度傲慢的顾问季山嘉，重新派态度比较谦虚的鲍 罗廷出任国民政府顾问，使苏联和国民党的关系一时得到了缓和。 
　　蒋介石上台後，1926年7月在苏联的支持下开始北伐。据近年的一些研究资料显示，苏联对国民党政府提供了高达数百万美元（当时价格）的军事援助。当时中国是个穷国，各个军阀并没有多少钱购买军火，而资本主义国家“死的商人”军火商，决不会像苏联那样提供无偿的军事装备，所以苏联的援助使各个军阀部队在军事装备上，大大劣於北伐军。比如大军阀之一张宗昌的部队，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枪，连军服也长年不更新，士兵们一个个蓬头垢面，还有很多人连鞋都没有。部队里发的一点军饷全被各级军官装入自己的腰包，张宗昌自己也生活非常靡烂，有妻妾42人，其中21人是白人。这样的军队没有战斗力也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苏联的援助也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允许共产党人在北伐所到之处发动工农，并在军队中进行帝国主义问题、农民问题的激烈宣传。当时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本来就很痛恨，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又使中国人的仇外情绪火上浇油，使北伐军和外国人造成了严重摩擦。1927年1月3日，北伐军不顾中国军队不得进入外国租借的国际条约，强行进入英国在汉口的租界，和英国的海军陆战队发生了交火，双方各有死伤。1月6日，北伐军再次强行进入在九江的英国租借。如果是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大英帝国肯定再次纠集八国联军惩罚中国，但一次大战後英国的国力大大衰退，只好默认中国军队武力收回汉口和九江租借。 
　　可是1927年3月27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後，激愤的士兵的狂乱行动，引起了造成很大国际麻烦的“南京事件”。北伐军进入南京後对外国领事馆、教堂、商社等进行了武装袭击，打死英美法意等国6人，打伤数十人。特别是英国领事被北伐军士兵拉到市中心用青龙刀斩首示众，英国领事夫人被27名北伐军士兵轮奸至重伤，此外还有上百名外国妇女被北伐军士兵强奸。北伐军的“暴行”使列强们十分震惊：义和团又来了！英美在长江上的数艘军舰开始向南京城内炮击报复，打死南京市民2000馀人。不过日本军舰被政府下令不得开炮，日本舰队司令驶回上海後自杀谢罪。他在遗书中说：他奉命不准开炮，以至海军保护侨民不周，无面目以见国人。（据日本报道，日本在“南京事件”中重伤5人，被强奸者35人）。 
　　蒋介石对这种情况非常担心：这样下去北伐势必引起各国列强的干涉，就要破灭国民党消灭军阀统一中国的大业。蒋介石认为这一切都是共产党的帝国主义理论煽动所造成的，不和共产党分家，北伐就不能成功。蒋介石下了“分共”的决心。尽管蒋介石的“分共”主张得到大部分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支持，但当时蒋介石身兼各种要职，培植私人势力，搞军事独裁的倾向也十分明显，所以反对蒋介石独裁，请汪精卫回国重新担任国民党领导人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也感到众怒难犯，只好请汪精卫回国主持大局，蒋介石给汪精卫拍电报说：“如果先生再不回国的话，我就要出国了”。 
　　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於1927年2月下旬离开法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在汪精卫途径莫斯科时，斯大林专门接见了这位国民党左派领袖。斯大林希望汪精卫回国後重用陈公博等左派人士，嘱咐汪精卫说服蒋介石不要赶鲍罗廷回国。原来苏联将最高顾问季山嘉换为态度比较谦虚的鲍罗廷後，仍和蒋介石龌龊很多。一次鲍罗廷对蒋介石说：“你想让众人不说话是不可以的。我告诉你一个故事罢。古时西方有一个国王，极讨厌大臣们说话。有一天，他对大臣们说：‘你们说话太多了，我不喜欢。’大臣们说：‘只有狗是不会说话的，陛下要我们不说话，只有去找狗。’”蒋介石认为鲍罗廷有意羞辱他，又要赶鲍罗廷回苏联。汪精卫向斯大林表示回国後要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并做好蒋介石等右派的工作。 
　　北伐军攻克汉口後，原来在广州的国民政府迁往汉口，而蒋介石的北伐军总司令部却设在南昌。在汉口的国民政府要求蒋介石把北伐军总司令部迁往汉口，而在南昌的蒋介石却要求把国民政府迁往南昌，两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蒋介石不执行党中央的命令，拒绝把司令部迁往南昌的作法，显然出於私心。在蒋介石看来，驻扎汉口的部队都不是他的嫡系部队，他到南昌必然处於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蒋介石和武汉国民政府的迁都之争，使人们更加感到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危险。 
　　1927年3月10日，就在汪精卫回国的途中，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反蒋会议，与会者们一致认为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於一身，一意培植私人势力，现在又挟军力与党和政府对抗，制造军事独裁。如果不及早加以抑制，蒋介石必将成为袁世凯第二。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议案，“中央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条例”等，均意在提高党权，削弱蒋介石的个人权力。会议还通过今後中央军事委员会不设主席，由汪精卫为首的7人集体领导。汪精卫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 
　　北伐军占领南京後，蒋介石的北伐军司令部迁往南京，这时国民党已形成在汉口的国民政府和在南京的蒋介石派系两大阵营，两个阵营都拉拢汪精卫加入他们的阵营。以当时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威望，加入哪个阵营就会大大加重该阵营的砝码。70年前的交通不比现在这样快捷，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乘坐的邮轮到达上海时，北伐军已经攻占了上海。蒋介石派他的私人代表吴稚晖前往码头迎接汪精卫，在这以前，蒋介石向全军发表欢迎汪精卫回国领导的通电：“自今以後，所有党政、民政、财政、外交等等，均须在汪主席领导之下，完全统一於中央。中正统帅全军而服从之。”4月3日，汪精卫到法租界孙中山的故居，和蒋介石以及在沪的国民党高级军政干部会谈。 
　　吴稚晖说：“现在共产党以武汉为中心，从城市到农村都在搞暴动，武汉的国民党已被共党所胁持，迟早要被吃掉”。 
　　蒋介石说：“目前我党已处於一个危险时期，也是一个转折关头，如果让共党再猖狂下去国民党就要垮台，现在一切党国命运在於汪主席复职。” 
　　汪精卫说：“蒋先生要兄弟来究竟要做些什麽呢？” 
　　蒋介石说：“第一是复职。第二是把苏俄代表鲍罗廷赶走，此人在武汉成了太上皇，非把他赶走不可。第三是分共。这三件事必须坚决做，立即做，请汪主席指示。” 
　　汪精卫回答说：“联俄容共的政策为总理手定，不可轻言更改。此事事关重大，须召开四中全会做出决定。党的民主制度、组织原则是必须遵守的。” 
　　吴稚晖站起来激动地说：“汪兄弟，现在是什麽时候，你还要讲什麽组织原则，还要对共党心存幻想。” 
　　接着李宗仁、李曾石等人纷纷发言，反对汪精卫的意见，要求汪精卫不要偏袒中共。汪精卫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但他仍然坚持原则，毫不退让。最後汪精卫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这时吴稚晖忍不住激动，扑通一声跪倒在汪精卫面前，流着眼泪说：“汪先生，汪主席，看在党国面上，你就放弃袒共立场，留在上海领导吧！” 
　　汪精卫被此举搞得不知所措，拨腿逃避上楼，口中连声说道：“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最後会议就在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场面中结束。 
　　汪精卫和蒋介石等人第二天继续开会，这次汪精卫改变了昨天的强硬态度，同蒋介石达成了初步协议。协议规定：一、4月15日由汪精卫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在二届四中全会上决定一切；二、通告共产党暂停在国民政府内的一切活动，听候中央开会决定；三、工人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均服从蒋总司令的指挥。 
　　汪精卫知道蒋介石是暂时的妥协，为了从政治上压倒蒋介石，汪精卫私下找中共领导人陈独秀，要求陈独秀发表一个不反对国民党的宣言，堵住蒋介石说共产党要搞暴动的口实。 
　　4月5日，汪陈两人一起联名发表了一份《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宣言说：“中国共产党坚决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重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宣言最後说，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携手到底，绝不受人离间。 
　　《汪陈联合宣言》发表後，激怒了国民党的右派。本来国民党的右派并不支持蒋介石的独裁，只是赞成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他们原来寄希望於汪精卫回国後带领他们反共，遏制蒋介石的独裁。可是《汪陈联合宣言》发表後，表明汪精卫坚决容共的态度，使国民党中大部分反共又反蒋的人士，不得不归集於蒋介石之下共同反共，使蒋介石成为反共英雄。如果汪精卫当时打出坚决反共的旗帜，就很可能会得到大部分国民党人的拥戴，就有可能阻止蒋介石後来的军事独裁。可是当时汪精卫并没有看清大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士要求“分共”的呼声，坚决执行孙中山的容共政策，使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号召力大为下降，也从反面为蒋介石的独裁铺平了道路。 
　　《汪陈联合宣言》不仅是汪精卫悲剧的开始，也是陈独秀悲剧的开始。当时共产党内的激进分子，也非常不满国民党的越来越明显的排共政策，要求共产党不再寄人篱下，主动离开国民党单独搞革命。陈独秀发表与国民党联合到底的《汪陈联合宣言》，被大部分共产党人认为是一个右倾投降主义的宣言，此後不久就罢免了陈独秀总书记之职。 
　　汪精卫在发表了《汪陈联合宣言》之後，就乘船前往汉口。汪精卫到达汉口後，受到大量群众的夹道欢迎，使汪精卫非常感动。在10万民众叁加的“迎汪大会”上，汪精卫说：“中国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表明了汪精卫坚决执行孙中山的联共政策。正当汪精卫在汉口高呼“反共即是反革命”的时候，在上海的蒋介石却於1927年4月12日发动了武力清共的命令，这就 是所谓的“四一二政变”。蒋介石在“四一二政变”中，关闭了共产党在上海的总工会和党部，解散了工人纠察队，大肆抓捕共产党员，三天之内就处死300馀人，逮捕500馀人，还有数千人失踪。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後，汪精卫发表讲话，痛斥蒋介石的武力清党行为。汪精卫说：“蒋介石的反共，只是一种借口。其反革命之行动，丧心病狂之至，自绝於党，自绝於民众，纪律俱在，难逃大戮。”4月18日，汪精卫又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说：“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为反动，罪恶昭章。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党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职。着全国将士及各革命团体拿解 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 
　　为了对抗武汉的正统国民政府，蒋介石干脆在南京也成立一个新的国民政府，以免在名分上输给武汉国民政府。4月18日，南京的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邀请国民党中的老牌反共分子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自己任中央军委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公开分裂成“汉”“宁”两个政府。 
　　尽管汪精卫竭力主张联共，但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官员中的反共情绪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共产党的农民运动过於激烈，而国民党的中下层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他们的父母亲友在故乡被共产党农会揪斗，使他们愤愤不已。最後连革命军三十五军军长何健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何健在一怒之下，指使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湖南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共产党人和亲共分子数百人。“马日事 变”後共产党向国民党武汉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惩处“不法军官”，但大部分国民党官员却袒护许克祥，使许克祥安然无恙。 
　　此时共产国际也感到武汉的国民党靠不住，密令武汉的中共自己组织“工农革命军”，改组国民党武汉政府，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公有制。共产国际派印度人鲁易将此密令，即所谓《五月指示》转交武汉的中共中央。1927年6月1日鲁易到达武汉後，却在把《五月指示》交给中共以前，先交给了汪精卫。原来鲁易过分相信汪精卫，认为汪精卫是铁心站在共产党一边的左派，出示密令以表示对汪精卫的信任，希望汪精卫和共产党共同奋斗。 
　　汪精卫看到《五月指示》後大吃一惊，密令中写到：一、 无视国民党的禁令，实行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二、 在湖南湖北组织一只由2万共产党员和5万工农组成的工农革命军。三、 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四、 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革命军官。 
　　汪精卫看完《五月指示》後冷汗直冒：原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为了从内部颠覆瓦解国民党，根本没有和国民党一心合作的诚意。於是汪精卫由拥共一百八十度转为反共，成为一个坚决的反共人士。 
　　汪精卫随後找苏联最高顾问鲍罗廷，汪精卫说：“玩火者必自焚，我们要使火烧向敌人而不是烧向自己。” 
　　鲍罗廷不解地问道：“汪先生，你所说的敌人是指谁？” 
　　汪精卫拿出《五月指示》的抄件说：“鲍罗廷先生大概已经看过这个指示了吧？如果共产党执行你们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国民党就完了。可以警告你们，你们打错主意了！” 
　　鲍罗廷不知道汪精卫怎麽会得到这个密件，他急忙解释说：“我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但这个指示我知道。如果中共要执行这个指示，国共合作必将破裂，这是我极不愿意看到的。我将说服陈独秀，希望不会发生这种令人痛心的事态”。 
　　鲍罗廷本人的确也不赞成共产国际的这个极左指示，《五月指示》传达到中共後，很多领导人也十分恼怒。1927年7月4日，在鲍罗廷的主持下，中共在汉口三教街紧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总书记陈独秀首先发言说：“由於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革命的形势已转入严重的阶段，资产阶级已经叛变。而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领袖汪精卫，乃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其政府即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虽然汪精卫对工农革命中的过火行动比较反感，对鲍罗廷同志的态度也不十分友好，但这是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动摇性的表现。” 
　　鲍罗廷接着说了汪精卫找他谈话的经过，然後说：“我十分遗憾地接到汪精卫签署的通知我回国的命令，看来他是不想和我们合作了，但我们还是要争取他，希望他能坚持三大政策，扭转当前的局势。” 
　　陈独秀又说：“汪精卫的思想我很了解。他从法国回来後就找我发表共同革命的宣言，说明他是主张三大政策的，昨日如此，今日也如此。至於土地革命，我在五大开会时讲过，政策是正确的，但必须防止过火行动，不要使武汉国民政府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不要逼汪精卫走分共的道路。” 
　　陈独秀和鲍罗廷主张对汪精卫进行妥协，暂不执行《五月指示》的命令，放弃激进的土改运动，争取和汪精卫继续合作。但是陈独秀的妥协主张却遭到大部分激进共产主义分子们的反对。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等人均明确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李立三更提出要陈独秀作检讨检查错误。 
　　第二天，中共宣布改组，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由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等五人领导小组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五人领导小组当即起草了一份《宣言》，於1927年7月13日公开发表。《宣言》说：“目前，革命已处於危急存亡之时刻，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最近已公开准备政变 。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 
　　看到中共发表的宣言後，汪精卫於1927年7月15日召开紧急会议，汪精卫拿出《五月指示》说：“我们从这份指示中可以看出五层意思，都是很厉害的 。同志们，目前本党已经到了严重的关口，必须在这个会上作出生与死的抉择。” 
到会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孙科、李宗仁、唐生智等，纷纷发言支持分共，只有宋庆龄的代表陈友仁反对，声称三大政策是孙总理亲自制定的，违背三大政策就是总理的叛徒。但陈友仁的发言遭到与会者的一致反对，最後陈友仁不得不退出会场。 　　 
　　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共产党员，在即日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但汪精卫说：“我们不像蒋介石那样搞武力清党，而是采用和平的‘分共＇，这是最稳妥的步骤。”本来武汉国民政府并没有打算像蒋介石那样武力清共，而是准备让共产党和平地退出国民党，汪精卫也声称要“保护共产党人之身体自由”。可是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激进指导下，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所辖的二十军军长贺龙等人，於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发动了武装暴动。 
　　南昌起义使武汉国民政府放弃了和平分共的政策，开始搞武力分共。1927年8月8日，汪精卫召开了国民党中央紧急扩大会议，通过了“武力分共”决议案。在武汉也开始了大肆逮捕处死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共合作终於彻底破裂。 
　　国共合作之所以破裂，根本还是在於两党的方针目标有根本的差异，两党合作其实不过是一种相互利用。国民党利用联共争取苏联的军事经济支援，而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来发展自己的势力，两党最後走向诀别，也是终究要发生的必然事件。蒋介石搞暴力镇压共产党固然不对，但如果共产党能够采取陈独秀等人的妥协政策，不搞激进的共产主义暴力运动，共产党和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的联合，可能会持续更长一些。 

第一次反蒋的失败 
　　 
　　共产国际指示中共抛开国民党干革命的《五月指示》密令，是造成武汉国民政府“分共”的直接原因。为什麽共产国际会突然传来一个《五月指示》呢？这与当时苏联内部进行的斯大林和托洛斯基的权力斗争有关。在中国问题上，斯大林持比较现实的态度，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前，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而托洛斯基却持比较激进的态度，要求中国共产党抛开国民党干革命，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真 正的苏维埃政权。 
　　斯大林通过苏联驻国民党政府顾问来指导中国革命，苏联顾问鲍罗廷是斯大林的代表，而托洛斯基却通过共产国际这个组织来指导中国革命，带来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的印度人鲁易则是托洛斯基的代表。这样的双重指导，也给中共带来了很多麻烦，中共内部也分为现实的斯大林派和激进的托洛斯基派，在当时似乎支持激进革命论的人占了上风。在南昌起义问题上，1927年7月23日斯大林派来接替鲍罗廷的苏联代表罗米那兹，强烈反对中共搞武装暴动的南昌起义，但并没有说服中共的激进派。 
　　汪精卫看到共产国际指示中共抛开国民党干革命的《五月指示》後，开始要求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进行所谓“分共”。当时武汉政府的大部分国民党人都赞成分共，只有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和外交部长陈友仁等很少数人反对分共。宋庆龄反对分共的理由，和後来中共的华国锋等“凡是派”差不多，声称凡是孙中山生前亲自制定的方针政策都不能变，否则就是总理的叛徒。 
　　汪精卫反驳宋庆龄等“凡是派”的意见时说：“孙先生的伟大之处就在於根据其三民主义之原则来发展他的观点，改变他的策略。当初他联合袁世凯，後来经过事实的教训就发动了讨袁，当初他依赖陈炯明，後来他又义无反顾地发动征讨陈逆。如果孙先生看到今天武汉的形势，看到共党正虎视眈眈地欲篡我党之权、我党之军，他会怎样？他一定会改变他的三大政策的。” 
　　本来汪精卫和武汉国民政府并没有打算像蒋介石那样武力清共，而是准备让共产党和平地退出国民党。但共产党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发动了武装暴动的“南昌起义”後，使武汉国民政府的和平分共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弯，也开始逮捕处死共产党人。汪精卫後来检讨说：“由於我的误谬纵容，才使共产党发展到这个地步”。 
　　汪精卫的“容共”政策使他在国民党内部的威信受到很大影响。 　　 
　　武汉国民政府开始“清共”後，武汉政府和南京蒋介石政府之间的根本分歧就消失了，很多国民党人开始要求分裂的武汉和南京政府重新统一。1927年8月初，冯玉祥分别致电宁汉政府，请求双方重归於好，合二为一。武汉政府坚称自己是正统政府，斥责蒋介石违背党统党纪，在南京另立政府是 “以军治党、以党窃权”，是搞个人独裁的结果。汪精卫提出宁汉政府重新联合的前提必须是蒋介石下台，南京 方面的国民党人要求宁汉统一的呼声也很高，特别是在南京的李宗仁桂系军队的势力膨胀，也从侧面催促蒋介石下台。 
　　正巧蒋介石指挥的北伐军在1927年8月初的徐州作战中，又败於孙传芳的军队，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提出需要“休息一下”，於8月12日离开南京前往上海，8月14日正式发表下野宣言，前往日本访问。蒋介石的下野使汪精卫等反蒋派松了一口气，8月19日汪精卫代表武汉政府发表《迁都南京宣言》，汪精卫以为从此国民党就可以实现“以党治军”的文人领导，消除军人独裁的疾患。 
　　但汪精卫却想错了，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谁枪多谁发言权就大的强权社会，各路将军拥兵自重，汪精卫这样的文人政府根本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管束，更不要说进行领导。蒋介石宣布下野後，支持蒋介石的人纷纷离开南京，南京又成为李宗仁、白崇禧桂系军人掌权的军人政权，所谓“才驱走虎，又来了狼”，桂系军人依靠手中的兵权，并不服从汪精卫文人政府的领导。孙中山是一个文人革命家，最早跟随孙中山干革命的汪精卫等人也均是文人政治家，没有效忠於自己的嫡系军队。作为文人政治家的汪精卫要想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社会中搞民主政治，几乎是一种空想。 
　　随着北伐的进行，国民革命军中桂系军队的势力大大扩张，但桂系在党内却没有什麽地位，於是统治南京的桂系实力派把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元老请来，帮他们在政府中撑腰。西山会议派是国民党中最早开始反共的一派，1925年11月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的孙中山灵前，召开过反共排共的西山会议，当时汪精卫主持下的广州国民政府在二届一中全会上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案》，并宣布开除林森等18人的党籍。 
　　然而西山会议派并没有就此绝迹，他们仍在坚持活动。後来西山会议派迁往上海，在上海自行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广州的正统国民政府相对立。在汪精卫和陈独秀发表国共两党合作的《联合声明》时，西山会议派的上海国民党中央党部，曾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斥责汪精卫的行为是“卖党、卖国之罪，愿与国人共弃之。” 
　　蒋介石在南京另立政府後，作出了恢复林森等18人党籍的决议，但武汉的汪精卫政府并不承认这个决议，所以西山会议派对汪精卫耿耿於怀，极力反对汪精卫当国民党的领袖。 
　　1927年9月11日，武汉政府、南京政府和西山会议派的三方人士，在上海召开了宁、汉、沪三方中央委员谈话会，讨论宁汉政府合并和统一党务的问题。西山会议派的张继发言说：“既要统一党内各界同志，就要承认上海的中央党部，就要废除二届一中全会上的《弹劾西山会议案》。这个非法决议案是当时左倾路线的产物，必须宣布废除，否则怎麽能团结统一党内同志？” 
　　汪精卫反驳说：“中央的决议岂可任意废除，除非由将来的四中全会作出新的决议。”汪精卫的发言遭到宁、沪代表的强烈反对。李宗仁说：“我们迁都南京後，於6月7日宣布林森、张继等18位同志恢复党籍的决议，所以才有今日统一党务的基础。汪同志，你也不必再坚持过去的决议了。” 
　　汪精卫仍坚持说：“南京的决议我们武汉中央并不知道。现在我提议：西山会议派决不能参加二届四中全会，但为了团结同志，可容纳个人参加，不能容纳上海党部。二届四中全会必须在武汉召开，否则我们武汉的同志不参加会议。”这时宁、沪代表们开始翻汪精卫的旧帐，指责汪精卫反共不力，贻误了党国事业。宁方代表自称他们是反共的先进，而沪方代表则更标榜他们是反共先进中的先进，这使汪精卫不 得不自责说：“武汉方面防范共产党过於迟缓，请求处分。” 
　　在这种拨剑张弩的气氛中，孙科突然站起来提议说：“各位，兄弟提出一项折衷办法，由宁、汉、沪三方共同组织一个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过渡，先使合作告成，然後再谋补救的办法。”孙科的折衷方案得到了大部分代表的同意，由於孙科是武汉方面的代表，汪精卫不好坚持反对，也勉强同意这个方案。 
　　後来在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的操纵下，推举出14名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表，汪精卫虽然名列第一，但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的人占据多数，使特委会成为一个桂系军人、西山会议派、以及孙科等人的联合体，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等国民党中的重量级人物，均反对这个中央特别委员会。由於当时蒋介石和胡汉民均已下野，汪精卫也於9月13日通电下野，表示抗议特委会。汪精卫从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又转为反对桂系的军人统治。 
　　汪精卫下野後，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虽然靠中央特别委员会的名义执掌国民党中央政府，但他们在军事实力上无法和蒋介石相比，在党内的资历声望又无法与汪精卫相比，所以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的政权注定难於长久。汪精卫辞职後，张发奎、李济深等人，在广东召开了迎汪回粤大会，联名邀请汪精卫回广东指导革命。汪精卫於10月21日前往广州，然後於10月30日召集在粤的中委会成员开会，通电全国否认南京的特别委员会的合法性。汪精卫说：“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非全国代表大会无权取消。成立特委会取代中委会职权，等於取消了中委会，不合党的法统和组织原则。”汪精卫邀集外地的中委会委员前来广州，在广州召开四中全会。面对汪精卫的攻势，南京的孙科等人也发出通电，坚持特别委员会不能取消，邀请各地中委会委员到南京召开四中全会。国民党又出现了宁粤分裂的局面。 
　　就在宁粤双方对峙之时，蒋介石於1927年11月10日从日本回到上海。原来不少国民党人看到蒋介石走後无人能够解决国民党内部的分裂混乱局面，纷纷电请蒋介石回国复职，出面收拾混乱的残局。在南京的李宗仁桂系本来是反蒋的，但汪精卫公开反对他们的特委会後，使他们的政权已难於支撑，所以也表示同意蒋介石回来复职。蒋介石在这次访问日本时办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征得宋太夫人同意他与宋美龄的婚事，二是得到了日本方面对北伐的理解和支持。 
　　北伐军1927年3月进入南京时，发生了针对外国人的暴行，为此英美军舰曾向南京城中炮击报复。1927年4月11日，英美法意日5国向武汉和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同时提出了通牒，要求国民政府正式道歉，惩罚责任者，以及对被害者进行赔偿。 
　　南京的蒋介石在列强提出通牒後的第二天发动了“清共”的4月12日政变，作为对列强通牒的无言回答。本来西方列强对苏联支持下的国民党势力的迅速发展十分担忧，蒋介石的反共政变使英美日等以反共为第一国策的各列强，有了一块石头落地的安心感，所以没有再向国民党要求道歉和赔偿。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争取英美日各国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当时在中国如果没有外国政治和经济的援助，是不可能掌握政权的。 
　　蒋介石一旦离开苏联的援助，就必须寻找新的援助国，蒋介石把眼光转向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但由於以前国民党和苏联的关系太深，如果只是进行平和的分共，未必能消除英美日等国对国民党反共之诚意的疑虑。所以蒋介石一不作二不休，用共产党人的鲜血来换取西方列强的信任。果然西方各国对蒋介石的坚决反共大加赞赏，开始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这也是蒋介石後来能够在国民党的多次内斗中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为什麽会发生杀戮外国人的南京事件问题上，国外学者比较倾向於北伐军战士自发地发起反外仇外事件。当时北伐军战士在共产党代表的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教育下，相信中国的贫穷落後皆为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掠夺所造成，所以非常痛恨作为“侵略者”的外国人，自发地发起了杀戮外国人的事件。也有人认为南京事件是苏联的阴谋：由於当时蒋介石反共的迹像已经比较明显，苏联顾问密令在蒋介石军队中的共产党员挑动士兵杀戮外国人，这样就使蒋介石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敌对化，从而断绝蒋介石投靠帝国主义国家的後路。但苏联人的计谋却起了反作用，不但没有阻止蒋介石投靠西方国家，反而促成了蒋介石彻底反共的决心。 
　　蒋介石在1927年9月末到11月初的访日期间，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向川义则等政府要人进行了多次密谈。日方要求蒋介石承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履行孙中山以前的诺言（据说孙中山以前曾以满蒙的特殊权益作为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交换条件），蒋介石则要求日本不援助张作霖，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最後双方达成协议：日本不援助张作霖，支持反共反苏的国民革命取得成功，承认国民党在中国建立政府，并保证向蒋介石提供一笔巨额借款。蒋介石则表示承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坚决反共到底。蒋介石访日期间还与美国驻日本的特使进行了会谈，得到了美国支持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许诺，而蒋介石则许诺保障美国在中国的一切权益。蒋介石利用“下野”进行的外交活动，取得了日美等列强的政治经济支持，大大增加了他在国民党中的政治资本。 
　　蒋介石一回到上海，就立即给汪精卫拍电报“负荆请罪”，毕竟汪精卫在党内有相当的地位威望，得到汪精卫的谅解才能顺利复职。蒋介石在电报中说：“此後党国重任，惟兄是赖。凡能於党国有益，则弟必尽我心力，依照兄之意图，不渝始终，以尽区区之意。若兄能来沪晤商一切，胜幸焉……”汪精卫见蒋介石有诚意，就於11月16日乘船赴上海和蒋介石谈判国民党各派的联合问题。没有想到汪精卫一离开广州，张发奎等人就发动了一场倒桂政变，将桂系在广州的部队缴械，尔後张发奎指挥的粤军在梧州一带和桂军相持。共产党人则乘广州城内空虚之机，在叶挺、叶剑英的领导下於12月11日发动了广州暴动。 
　　共产党的起义部队自称“红军”，和回师镇压暴动的张发奎第四军发生了激战，使广州遭到了极大的损害。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共产党此次暴动，可说是毫无理性，烧杀之惨，实无前例。市民均被迫以红巾系颈，表示拥护红军，否则格杀勿论。张发奎等人以共党在後方捣乱，破坏其统一两广的大计，愤恨之馀，遂也恣意杀戮。下令凡见颈系红巾的，即格杀勿论。人民分不出孰为红军，孰为第四军，只知有红巾亦死，没有红巾亦死。一时广州全市鬼哭神嚎，无辜人民被杀的不计其数。大火数日不绝，精华悉被焚毁。 
　　广州暴动之後，全国哔然，一片声讨之声。张发奎等人见众怒难犯，均宣布辞职前往95港。而蒋介石派、西山会议派、以及桂系军人派则借机攻击汪精卫，他们说汪精卫和张发奎等人勾结共产党，蓄意制造了焚杀广州事件，甚至有人说汪精卫本人就是共产主义分子，一时间搞得汪精卫说不清辩不明。南京的特委会要求查办汪精卫，白崇禧甚至找上海的青帮头目杜月笙下绑票暗杀汪精卫。後来虽然查明广州事件和汪精卫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汪精卫作为广州地区的政府首脑难以逃避责任，於是汪精卫12月16日发表了引退政界的声明，和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 
　　汪精卫前往法国临行之前，陈公博前来送行。汪精卫劝陈公博也一起去法国，陈公博却提出相反意见，陈公博说：“我总是不明白汪先生遇事便出国。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先生本可不必走的，却走了。四中全会快召开了，李宗仁、胡汉民都离开了，拥护汪先生的人不是没有。凭汪先生的资历和威望，还担心选不上国民政府主席？” 
　　汪精卫说：“蒋介石既然容我不得，我又何必留在他身边合作？合则留，不合则去，这是我的办事原则。与其受人之羁縻，不如离去。” 
　　陈公博说：“我的想法与汪先生不同。合则留，不合则去，虽然有古君子之风，但我认为每个国民对国家都有一份责任。我的处世原则是：合则留，不合则打，打不过才去。我也知道留在上海有一定危险，但我要作一个斗士，上海就是我的斗场。 
　　我手下没有兵，但我手中有笔，有一批朋友，我要同蒋介石展开理论上的战斗！” 
　　汪精卫走後，陈公博联合国民党内的一批反蒋民主人士组成了“改组同志会”，即所谓“改组派”，在上海办杂志和蒋介石进行理论上的斗争，汪精卫则成为改组派的精神领袖。 
　　汪精卫一走，国民党中就没有了能够制约蒋介石的重量级人物，蒋介石又开始独揽大权。1927年12月28日，在蒋介石的压力下，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的特委会宣告结束，1928年1月4日蒋介石回到南京正式复职。在蒋介石的主持下，2月2日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统一了国民党各派，使持续了半年之久的国民党党内斗争暂时告一段落。二届四中全会明文取消了孙中山在一大时制定的联俄联共三大政策，凡因反对三大政策而被开除党籍的人一律平反。 
　　这次蒋介石重新上台接受了以前搞独裁引起党内强烈反对的教训，特别注意不给人造成独裁的印象。蒋介石只作军事委员会主席，把最高职位的国民政府主席让给了谭庭榛。此外蒋介石还建议除了南京中央政府之外，再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建立四个政治分会，以便互相进行监督。广州、武汉、开封、太原的政治分会主席由掌握军队实力的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担任。 
　　蒋介石统一全党後，於1928年4月重新开始北伐，这次北伐进军顺利，於6月8日攻占北京。7月6日，蒋介石在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陪同下，前往北京西山碧云寺霭见孙中山灵位，蒋介石热泪盈眶地向国父之灵报告他生前统一中国的愿望已经实现。 
　　孙中山晚年在国民党中的作风近似於独裁，但国民党是由孙中山一手建起，孙中山在党内具有无人可比、不可动摇的威望。汪精卫则是国民党内民主派的代表，汪精卫接班後，改组国民党建立了新的集体领导体制，也得到了国民党人的拥护。然而蒋介石上台後，却要学孙中山独揽一切的独裁作法，但蒋介石本人又没有孙中山那样的巨大威望，所以蒋介石挟军队搞军事独裁的做法，在国民党内引起了极大的反感和反对，这也是後来国民党内部激烈斗争频繁不断的主要原因。 
　　这次汪精卫反蒋失败，虽然与汪精卫拘泥於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没有把握好国民党内部反共的呼声，搞反共过於迟缓有关，但最根本的还是在於汪精卫没有一只效忠於他本人的军队，无法制止各路军人的拥兵自重，无法建立中央政府的有效权威。 
　　在具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历史的中国，汪精卫这样没有军队背景的文人政治家，要想遏制蒋介石的军事独裁，自然是非常艰难的。 

护党救国运动 
　　 
　　1927年12月中共发起广州暴动之後，汪精卫发表了引退政界的声明，和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汪精卫一走，国民党中失去了政治上能够制约蒋介石的重量级人物，蒋介石又开始独揽大权。1928年2月，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国民党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统一了国民党各派，使持续了半年之久的国民党党内斗争暂时告一段落。 
　　蒋介石统一全党後，於1928年4月重新开始北伐，这次北伐军进军非常顺利，除了在济南和日军发生小规模冲突以外，几乎没有遇到什麽阻挡，仅仅两个月後的6月8日就攻占了北京，宣告北伐成功。 
　　蒋介石这次北伐之所以非常顺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得到了英美等西方诸国的支持。在前一次北伐时，苏联支持国民党，而西方诸国支持北洋军阀。蒋介石於1927年4月暴力反共以後，西方诸国开始放弃对其他腐败军阀的支持，转而支持蒋介石。蒋介石统一中国之後，美国带头承认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其他西方诸国不久也承认了南京政府，使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成为被国际上公认的合法政府。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战败後从北京逃往奉天的途中，被日本关东军阴谋炸死。张作霖死後不久，继承父位的张学良宣布“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新疆的杨增先不久也宣布效忠国民党政府，使中国在军阀混战了十几年後，首次出现全国统一的局面。 
　　按照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的设想，在武力统一中国以後，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政治的国家。作为孙中山政治思想中核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把建立民主政治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目标之一。但孙中山并没有准备在革命成功後立即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而是要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逐步实现民主化。 
　　“军政”阶段是指在军事革命时期，由革命军的军政府实行独裁的“军法之治”，这时既没有宪法也没有议会。在军政府的军事统治下，用暴力推翻反革命政权，建立以三民主义为纲领的国民政府。在国民党夺取政权，统一中国後，进入“训政”阶段。“训政”阶段是指在地方上进行局部的民主化试验，对人民大众进行民主政治的指导和训练，但这时全国仍由中央政府进行独裁的“约法之治”。等待人民大众的政治觉悟成熟以後，最後进入“宪政”阶段。在“宪政”阶段由成熟的国民进行选举，制订宪法，然後解散独裁的中央政府，建立民选政权，最终实现真正民主化的“宪法之治”。 
　　根据孙中山的“三段论”民主化设想，蒋介石在统一中国後，於1928年6月15日代表国民政府宣布“军政阶段”正式结束，10月3日发表了进入“训政阶段”的宣言，宣布组建一个由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组成的国民政府，这就是孙中山设想的“五权分立”政治体系。但这种五权分立政体居然在政府中设立立法院和司法院，使立法权和司法权均处於被国家政府所领导的地位，这与西方民主国家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独立於国家政府之外的“三权分立”体系是背道而驰的。 
　　所谓“五权分立”，只是把五种权力集中於国民党之下的独裁体制，所有五院的院长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命，皆由国民党员担任。 
　　当然这种由中央政府进行独裁的“约法之治”，是符合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当时国民党中并没有人对“五权分立”的国民政府提出异议。蒋介石自己出任国家元首的国民政府主席，由胡汉民等人出任立法院长等高级职务。可是在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上，蒋介石的行为引起了国民党内极大的反对。 
　　1928年2月21日，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的名义宣布“三大”代表的产生方法：在全部大会代表名额中，由中央指定一半，省市选举一半，而尚未成立党部的省市也由中央圈定代表。按照这个方法，全部409名大会代表中，211人为指定代表，122人为圈定代表，真正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只有76人。这样一来，“三大”的代表几乎全是蒋介石的御用代表，“三大”也就成为蒋介石个人包办的大会。 
　　这简直是制造蒋家天下！大量的国民党人开始愤怒了，他们纷纷指责蒋介石借大会之名窃党造派，把持中央，以发展其个人之地位。而反对蒋介石军政独裁最坚决的，是以陈公博为首的“改组同志会”。1927年底汪精卫辞职前往法国後，陈公博和顾孟馀、王乐平等人组织起“改组同志会”，即所谓改组派。改组派主张恢复国民党1924年的改组精神，重新改组中国国民党。陈公博办《革命评论》，顾盂馀办《前进》等刊物，与南京的蒋介石政权进行“笔战”。陈公博在《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一文中指出：“今日国民党已被军阀、官僚、政客、买办、劣绅、土豪所侵蚀盘踞盗劫把持，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已被他们所篡改，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纲领已被他们抛弃，南京的中央已成为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本营。” 
　　陈公博生於广州，其父是原广西提督陈志源。陈志源早年参加了同盟会，起义失败後入狱。此後陈公博开始以打工为生，後来又去当兵，做过班长、司务长。1914年陈公博考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老师陈独秀的教导下，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北大毕业後，陈公博回广东法政学校任教。1920年陈独秀到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後，和陈公博等人一起组织起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经陈独秀提议，陈公博作为广东代表，去上海参加中共的“一大”。 陈公博在中共建党初期担任中共广东区委组织委员，但1923年陈公博去美国留学後，宣布脱离中共，被中共开除党籍。陈公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一年後获硕士学位。1925年陈公博回到广州，在广东大学当教授。陈公博最初得到廖仲恺的赏识，後来又被汪精卫看中，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时，陈公博担任军委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在廖仲恺遇刺後，接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陈公博一直是国民党左派的支持者，在各次党内斗争中，均站在汪精卫的一边。 
　　汪精卫的政治信条是基於民主思想的“均权”与“共治”，这与蒋介石的政治信条“专权”与“独裁”是根本对立的。虽然汪精卫公开发表谈话时说：他只是同情改组同志会，并不是改组会成员。但汪精卫对改组派有极大的影响，是改组派的“精神领袖”。改组派以国民党内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他们要求在国民党内实行民主，在国民党内引起了很大反响，一时间其组织发展很快，在全国各地和香港，以及日本、法国、新加坡、越南等地都建立了分会，全盛时期成员曾多达万馀人。改组派在蒋派的南京国民党区内也有相当的力量，凡南京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几乎都有改组派的组织。 
　　在“三大”开幕前夕的3月11日，陈公博、顾盂馀、何香凝、王乐平等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十三人，联名发表《关於最近党务之宣言》。《宣言》指出：“北伐胜利以後，党中腐化分子及投机分子却违反民众要求，至人民之权利，则一无所获。而万民所望之党的‘三大’，其代表选举法及代表产生法，将近百分之八十之代表，为中央所圈定与指派，将本党民主制度之精神，蹂躏殆尽。本党曾反对段棋瑞之善後会议，以其为少数军阀政客所操纵。今本党最高权力机关代表之产生，亦与类似。 
　　按照此种办法，则所谓代表者，己完全丧失其意义。同人等对此违法之代表产生法，虽屡次提出异议，而主持中央者，竟充耳勿闻。为此，对此种之会誓不承认。” 
　　改组派的这篇檄文，在国民党中掀起了大澜，不少反对或不满蒋介石的大会代表也提出辞呈表示抗议。3月14日，中央大学学生、国民党员吴健带动一批党员到南京市党部请愿，要求召开全市党员代表大会，讨论出席“三大”代表的问题，人们高呼：“反对蒋委员长阴谋篡党夺权！”，“坚决反对蒋委员长包办操纵大会代表！”。 
　　南京市党部被迫同意在夫子庙大礼堂召开全市党员代表大会，大会由吴健主持，全市十个区党部的代表都参加了会议，在会议通过《反对非法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案》後，忽然一群暴徒冲向主席台殴打吴健和其他主持人，紧接着大批军警赶来冲进会场，大打出手，打伤多人，并当场逮捕代表七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三一四”事件。 
　　“三一四”事件後，改组派的南京分会被暴徒捣毁，改组派在南京已无法立足，於是他们转移到上海，以法租界为基地，建立起“中国国民党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继续进行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的斗争。 　　 
　　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的除了改组派等文人团体外，还有很多军人将领。北伐胜利时，国民革命军共有84个军，220多万人，这还不包括张学良的数十万东北军。如此庞大的军队，给国家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对中国近代化构成严重的影响。当时中国的年度财政收入约4亿5千万元，除去1亿元用於偿还各种外债以外，实际可以动用的财政约3亿5千万元，其中3亿元为军事费用，占政府支出的80%以上。 
　　所以蒋介石在北伐胜利後提出裁军，本来是有充足理由的。 
　　但蒋介石的裁军计划，却引起了很多国民军将领的强烈抵制，因为蒋介石要搞的裁军只裁旁系部队，却不裁他的直系部队。北伐时国民革命军有四个集团军，除了第一集团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以外，第二集团军是冯玉祥的西北军，第三集团军是阎锡山的晋军，第四集团军是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部队。此外张学良的东北军，张发奎的粤军，唐生智的川军，以及一些地方上的杂牌军，都是非嫡系的旁系部队。这些旁系部队并非绝对服从於蒋介石，对於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显然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於是蒋介石想通过裁军来除掉不听从他命令的旁系军队。 
　　蒋介石这个带有私心的裁军方案，当然引起各路旁系部队将领的强烈反对，蒋介石首先拿对他威胁最大的李宗仁桂系部队开刀，结果李宗仁害怕蒋介石暗算，於1929年2月私自潜出南京，脱离南京政府重返广西。在蒋介石召开“三大”之前，白崇禧又宣布辞职抵制蒋介石包办“三大”，拉开了桂系和蒋介石直接对抗的序幕。 
　　在一片反对和抗议声中，1929年3月15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蒋介石包办的大会上，通过了很多处分反对蒋介石之人的决议案。蒋介石在主席团报告中说：“今日讨伐叛徒，以国家论，是为讨伐叛将；以党论，即为讨伐反革命分子。此等叛党分子，应由大会开除其党籍。”结果大会通过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叛党乱国罪”，永远开除党籍，改组派领袖陈公博永远开除党籍，顾孟馀开除党籍三年。对汪精卫则予以书面警告的处分，处分汪精卫的理由是“迹近纵袒弄兵，酿成广州共变”。 
　　在“三大”结束後，蒋介石於1929年4月开始讨伐桂军，分兵三路进攻广西，与桂军经过几次激战，结果桂系军大败，6月桂军将领李宗仁、白崇禧逃往香港，第一次蒋桂战争结束。虽然蒋介石在蒋桂战争中取得了军事胜利，但在政治上却进一步陷入众矢之的。1929年5月，以改组派为核心、联合其他国民党的反蒋派别，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唐生智、张发奎、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代表参加，阎锡山、冯玉祥也与之建立联系。 
　　“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发表宣言，呼吁恢复党权，“铲除叛徒蒋中正的一切势力”，“打倒盗窃党权政权的蒋介石”。 宣言中还特别声明不承认蒋介石包办的“三大”，声称南京政府的一切命令与外交等皆无效力。“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尊远在法国的汪精卫为领袖，号召“迎吾党领袖汪主席归国护党”，组织护党政府和护党革命军，直捣南京政府，肃清反动势力。 
　　1929年9月17日，张发奎在湖北打出“护党救国军”的大旗，发表《拥汪讨蒋宣言》，电请汪精卫回国：“主席回国方可对国内军事发挥号召力，对官兵之影响尤为重大。即使返国不能深入军中，亦可居香港以指导军事，策励士气。”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决定回国抗蒋。临行前他与陈公博等人联名发表一篇《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最近对时局宣言》，历数蒋介石的十大罪状：“习於专制，私利是图，首内启本党之纠纷，复外援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派以自固；啸聚群小，把持政权，摧残民众，排除异己 ”。汪精卫在这篇《宣言》提出五项主张：改组国民政府，筹备召开真正的“三大”，否认蒋介石包办的“三大”以及会上通过的一切决议案，否认蒋介石出卖国家经济权利的一切秘密文件。汪精卫说反蒋运动是“一场民主势力与封建势力的大决战，广大党员应奉献自身於民主势力，将血作水，以溉民主势力之根，将身作肥料，以沃民主势力之果。” 
　　当时中国除了政界、军界掀起强大的反蒋运动外，在学术界也引发了民主与独裁之争。胡适在1929年蒋介石发表训政的“约法之治”後，发表了著名的“人权与约法”的文章，指出国民党政府作为中国民众的代言人，进行独裁的“约法之治”，违反了人民的基本人权。胡适主张首先建立保障人权的宪法，开放“党禁”，实施多党政治，建立一个“以法治国”的人民参政国家，而不是“以党治国”的共产党.体制。 
　　胡适这样的批评并不局限於蒋介石，还牵扯到了孙中山，在学术界与钱端升等专制拥护派学者进行了激烈的笔战。但胡适提倡的人权思想并没有在国民党政界引起共鸣，国民党内的民主派汪精卫等人虽然主张实行党内民主，但并不主张立即放弃国民党共产党.而搞西方式的多政党体制。胡适的民主思想实在走得太远了。 
　　1929年10上旬，汪精卫来到香港，使改组派和“护党救国军”的精神大振。然而汪精卫曾经在1927年带头反对过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特委会”，所以双方有很大的隔阂，但这次为了反蒋的共同目的，双方重新言归於好。汪精卫回国後，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的名义发布命令，对各路“护党救国军”发出委任状和番号。其中第一、二路的番号留给阎锡山和冯玉祥，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锋、何键、李宗仁，分别委以第三、四、五、六、七、八路军总司令。他一人统领六路反蒋大军，一时声势极盛。 
　　但这只七拼八凑的队伍内部矛盾错综复杂，指挥不灵，步调不一。不到半年，汪精卫的六路反蒋大军很快被蒋介石各个击破或收买瓦解。虽然汪精卫的南方反蒋军队失败，但北方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反蒋军队，并非汪精卫的六路反蒋军那样的乌合之众，而具有相当的战斗力。1930年初，阎锡山联合冯玉祥和李宗仁组成反蒋联军，1930年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分别在潼关、桂林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三个司令部下辖七十馀万军队，组成八个方面军向南京围攻，浩大的“中原大战”爆发了。 
　　“中原大战”爆发後，阎锡山电请汪精卫北上主持党务。在阎、冯等人的发起下，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等反蒋各派，在北京联合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汪精卫被奉为“扩大会议”的领袖。本来左倾的改组派和右倾的西山会议派是势不两立的对头，然而双方在遭到蒋介石的排斥打击後，深感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对抗蒋介石的军人独裁。於是双方暂时摒弃前嫌，握手言和。 
　　1930年8月7日，“中国国民党党部扩大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正式召开，汪精卫、陈公博等人的改组派、谢持、邹鲁等人的西山会议派，以及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的军事实力派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汪精卫主持，颁布了《国民政府组织大纲》，宣布成立国民政府，阎锡山当选政府主席。在领导分工上，汪精卫主党，阎锡山主政，阎锡山和冯玉祥共同主军。 
　　在中原大战中，蒋介石军队和阎冯联军都损失惨重，双方共有30余万人伤亡，为中华民国建国以来的首次恶战。此时决定战局的胜败就在於张学良的东北军，东北军加入哪个阵营，就会使哪个阵营取得胜利的主动权。所以蒋介石和阎冯等人都在拉拢张学良，阎锡山给他送来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委任状，蒋介石也送来了同样的委任状，还同时将数百万元巨款汇至沈阳，但张学良在中原大战初期一时间持袖手旁观的中立态度。 
　　1930年9月，战局向有利於蒋介石军队的方向发展。9月17日，张学良发出了拥护南京中央政府的声明，派东北军入关，在十余天时间内先後接收了天津、北平和河北等地，使阎、冯联军处於腹背受敌的困境，纷纷败退。11月4日，阎锡山、冯玉祥见大势已去，联名发表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长达七个月的中原大战遂告结束。 
　　阎、冯联军败阵後，1931年元旦汪精卫在天津发表下野声明，并准备宣布解散改组派，反蒋运动一时进入低潮。此时蒋介石不仅任国民政府主席，又开始兼任行政院长，独揽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但不久蒋介石因为软禁立法院长胡汉民，又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反蒋大潮。 
　　胡汉民本是与汪精卫一起最早参加同盟会的元老，但胡在1925年的廖仲恺被刺案中，因涉嫌而被迫出国。胡汉民回国後寓居上海“闭门读书”，不直接参与国民党的政事。1927年4月蒋介石请胡汉民去南京，共商反共之事，胡汉民欣然同意，第一次与蒋介石合作。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主持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关键时刻帮了蒋介石的大忙，替他支撑起了“另立中央”的门面，与当时武汉的汪精卫正统国民党中央相对抗。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後，胡汉民由於不愿和汪精卫合作，随之也辞职出国考察。 
　　1928年9月胡汉民回国後，再次与蒋介石合作。1928年10月，胡汉民帮助蒋介石组成了五院制的国民政府，尊蒋介石为主席，自己当立法院长。此後胡汉民在新国民政府的建设上出力颇多，对蒋介石打败阎冯的“护党救国军”也帮了大忙，在这段时间胡汉民和蒋介石的合作比较密切。然而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後，越来越不尊重胡汉民这位“老前辈”，蒋胡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胡汉民常对人说：“我在中央不过是一个开会机器罢了。” 
　　蒋介石在中原大战胜利後，又设想招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的“约法”，选举总统，用法律程序确立自己作为国民党领袖的地位和独裁权力。此时胡汉民也开始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坚决反对蒋介石搞集党政军大权於一身的总统制，也不同意制定“约法”，从而发生蒋胡的“约法之争”。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以宴请议事为名，将胡汉民骗到总司令部，逼胡辞去立法院长职务。次日胡汉民提出辞呈，将党部、政府职务全部辞去，被宪兵押送南京郊外汤山温泉别墅软禁。 
　　胡汉民被扣压一事，在国民党朝野引起了轩然大波。1931年3月14日，汪精卫在香港发表了《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斥责蒋介石“一面摆酒请客，一面拔枪捉人，以国民政府主席而出於强盗绑票之行径，较之青霜剑之狗官，有过之而无不及。”1931年4月30日，国民党中央四位监察委员古应芬、林森等人，发表了《弹劾蒋中正提案》的通电，指责蒋介石排除异己，制造独裁，要求对蒋进行撤职查办。5月3日，两广将领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数十人联名发表通电，拥护“四监委”弹劾案，要求释放胡汉民，蒋介石下野。 
　　1931年5月27日，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等人，效法孙中山当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 打出“打倒独裁”“护党救国”的旗号，提出凡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赞成反蒋者（共产党员除外），均自然成为非常会议的委员。陈济棠、李宗仁等人邀在香港的汪精卫出任领袖，在汪精卫的主持下，於5月28日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 
　　本来胡汉民和汪精卫在孙中山逝世後就长期不和，宁沪汉合流期间，汪精卫到上海胡汉民府上登门求见，胡汉民竟拒之门外。然而这次在反蒋的共同目标下，两人又重新合作。汪精卫对人说：“过去我和胡先生的不和，都是上了蒋介石的当。蒋之所以能专横跋扈，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团结。这回反蒋，一定要合作到底。即使万一失败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在一起去跳。” 
　　这次在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是一个反蒋势力的大联合，除了以前参加反蒋的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外，又新添了胡汉民派，後来南京的林森和孙科也前来叁加反蒋队伍。但派别越多，派系之间的矛盾也越大，使汪精卫经常处於左右为难的境地。1931年9月初，广州政府派军北上讨蒋，宁粤战争爆发。正在此时，9月18日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对1927年到1931年这一段国民党人反对蒋介石独裁斗争的历史，国共两党的历史书都有所曲解。由於台湾国府是蒋介石政府的班底，台湾的历史书把1927年到1931年的反蒋斗争，曲绘为蒋介石消灭“新军阀”的派系斗争；大陆共产党的历史书，也把这一段反蒋斗争描绘为国民党内部“狗咬狗”的权力斗争，这些都人为地歪曲了当时国民党人反对蒋介石军人独裁的斗争。尽管这场反蒋斗争中可能包含有一些权力斗争的因素，但後来国民党内几乎所有非蒋介石嫡系的政治派别和军队，都站到了反蒋的一边，说明蒋介石的独裁在国民党内是非常不得人心的。这场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政治运动和军事行动，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应该属於正义和进步的。 
　　如果没有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蒋介石的军事政权在广大国民党人的反对下，也未必能维持很久。如果历史真是这样的话，蒋介石不但当不成民族英雄，反而要成为袁世凯那样搞复辟倒退的民族败类。所以不但共产党感谢日本侵略的“帮忙”，蒋介石也感谢日本侵略的“帮忙”，帮他从专横的独裁者走上了民族英雄的宝座。 

从主战派到主和派的转变 
　　 
　　蒋介石在中原大战胜利後，独裁的倾向越发明显化，以前支持他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等人也转而加入了反蒋的战线。1931年2月蒋介石将胡汉民软禁，在国民党朝野引起了轩然大波，又引发了另一次反蒋高潮。1931年5月，改组派、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林森和孙科派、以及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打出“打倒独裁”“护党救国”的旗号，在香港的汪精卫应邀出任广州“非常会议”政府的领袖。1931年9月初，广州政府派军北上讨蒋，宁粤战争爆发。正在此时，9月18日在东北爆发了“九一八”事变。 
　　1927年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时，发生了武力强行收回英国租借和打杀外国人的南京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於1927年6月27日到7月7日，召开了“东方会议”，讨论对中国的对策。所谓“东方会议”，就是关於中国问题的会议，这里“东方”就是指中国。虽然中国在地理上位於日本的西方，但日本却把中国称为东方，而自己称为西方，这看上去似乎有些矛盾，其实与当时日本人的脱亚入欧思想有关。当时日本人说：“日本在地理上属於东方，但在政治上属於西方；日本人外表上看是属於东方人，而在内心的精神上却是属於西方人”。所以日本政府把关於中国问题的会议称为“东方会议”。 
　　在东方会议上，执政党政友会的强硬派代表森格和关东军的强硬派，提出了满蒙分离，武力解决满洲的主权问题。但田中义一首相和外交部强烈反对，认为这样明显地违反了九国条约，对中国进行露骨的侵略，势必在国际上引来巨大的麻烦（九国条约是1922年日本和英美法列强与中国签订的条约。条约规定九国共同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但也要求中国承认和保证现有的外国租界及特权）。在会上双方争执不下，最後达成协议：万一中国的内战波及到满洲，危及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时，日本将采取“自卫的措施”。 
　　现在有一种说法：在召开“东方会议”时田中首相曾向日本天皇上奏说：“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这就是所谓的“田中奏折”。但现在已经证明，这份田中奏折是伪造的，二战後盟军收缴了日本的全部档案，既没有发现田中奏折，也没有发现与田中奏折有关的资料。现在有证据显示苏联的情报机关伪造了田中奏折，欲挑起中日战争，因为苏联最愿意看到中国和日本这两个邻国相互火并。尽管日本的军政界高层在“东方会议”上商讨过满蒙分离问题，但并没有制定一个征服满蒙的计划，也没有制定征服中国的计划。 
　　东方会议以後，一些日本少壮派军人不满日本政府的优柔寡断政策，希望挑起事端，找借口武力解决满蒙问题。1928年张作霖战败後，以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为主谋，策划了铁路爆炸事件，炸死了当时的东北军阀张作霖。河本大作本想张作霖一死会引起东北的内乱，关东军可以用东北内乱为借口出兵满洲。但张作霖死後长子张学良平安接班，关东军并没有找到出兵的借口。後来日本军部以河本大作违纪私自挑发事端为由，将河本解除了军职。 
　　不过河本大作却说：他很爱中国，也很爱中国人。他所痛恨的是中国那些欺压民众的军阀土匪，他只与中国的军阀土匪为敌，从来不与中国人民为敌。河本还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死後化为中国之土。河本大作出身於日本贵族家庭，解职退伍後在满洲铁路公司作理事，河本在大连郊外修建的高级住宅现在还被用作高级宾馆。日本战败後，河本大作并没有回国，而是到山西的阎锡山那里作高级顾问。 
　　1948年到1949年解放军攻打太原的太原战役中，河本大作作为老兵又重新拿起了枪，参加了阎锡山的太原保卫战。阎锡山出逃太原时，曾经邀请河本一起走，却被河本拒绝。太原战役中共有1100余名原日本兵参战，战死700余人，400馀人被俘。河本大作被俘後，被关在太原战犯管理所。中共知道他曾经是策划张作霖爆炸事件的主谋，希望他写一些回忆资料，但被河本拒绝了。1953年8月河本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病死，尸体埋在太原城外的无名坟地，实现了他死後化为中国之土的念愿。 
　　张作霖原来是东北的土匪，在奉天附近的新民屯抢夺富豪赵氏的女儿为妻，1901年生下了长男张学良。後来张作霖率部归顺了清政府，在日俄战争中因为帮助日本军队得到了日本人的赏识，和当时的作战部主任田中义一成为好友。田中义一当首相後不久张作霖就被日本人谋杀，田中也颇为伤心，特地给张学良打电报安慰。 
　　张学良却是一个放荡公子，张学良接班後，生活更是放荡。在张学良掌权的3年期间里，对政事并不专心，每日沉溺於酒色之中。张学良尤其好色，和父亲张作霖有妻妾6人不同，张学良对女色采取“用完就扔”的方法。张学良的近侧们投其所好，争相进献美女来讨好张学良，朱铁生将自己的姐姐和妹妹献上，晋升为张学良的副官；朱光沐将自己的女儿献上，当上了总务长；沈熊毅提供自己的妻子，当上财务局长；奉天省长翟文选的妹妹被张学良强奸，翟文选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出家作了和尚。 
　　张学良曾说：“自古英雄爱美人，不爱美人不英雄。我虽不是英雄，但在爱美人方面和英雄一”。1928年底张学良易帜後，经常走访南京。张学良走访南京的目的不是和蒋介石商谈政事，而是爱上了当时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妹妹，最後王正廷只好将妹妹进呈。张学良最荒唐的事是将当时的电影明星胡蝶诱拐到北京，电影公司向张学良提出抗议，结果张学良干脆出10万元将胡蝶买了下来，可谓骄横之极。张学良因“九一八”事变後退避不战而被迫辞职出国时，首先做的事却是向他的诸位爱妾一一告别，被当时的报纸责骂为“娇妾重於国土”。 
　　张学良如此挥金如土的生活，当然经常感到钱不够用，除了加收各种苛税外，还通过其它渠道搞钱，特别糟糕的是盗卖故宫的珍宝。张学良掌管北京期间，从故宫搬出数百箱珍宝运到上海拍卖，其中有一些极为珍贵的文物流失海外，比如英国图书馆以12万英镑购入了“王右军快雪时晴图”，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65万美元购入了“唐寅踏雪寻楼图”。 
　　谁是故宫宝物的所有者呢？从法律上讲故宫中的一切财物均为末代皇帝溥仪私人所有，这是中华民国政府正式签订的清帝退位条约中所规定的。然而中国人并不重视法律条文，不知什麽时候故宫中属於清帝的私人珍宝已变成国家所有，却忘记了在法律上废除承认清帝财产权的优待条约。 
　　1930年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加入蒋介石一侧，出兵占领了北京天津等华北地区。但也正是因为张学良把东北军的主力部队都开进了关内，使关外兵力空虚，日本关东军才有机可乘发动“九一八”事变，并在一个月内占领东北全境。张学良的关东军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就将整个东北让给了日本。虽然一些资料说张学良不抵抗是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但这并不符合当时的情况。当时张学良的东北军并没有必要无条件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而且张学良本人也从来没有执行蒋介石命令的先例。如果张学良决心向日军开战的话，蒋介石根本不可能阻止。蒋介石下野後，汪精卫曾代表国民党中央多次下令张学良对日出兵，收复东北失地，张学良均拒不执行。可见张学良的不抵抗只不过是为了保存实力，而并不是为了执行国民党中央的命令。 
　　不过“九一八”事变并不是日本政府策划的，而是日本关东军的少壮派将校独自策划的。少壮派将校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日本政界高层的受贿。因为当时中国政界行贿成风，中国军政要人也经常向外国政界要人行贿，来换取对自己的支持。一些日军少壮派将校怀疑日本政府的高层被中国行贿收买，才不愿对中国采用强硬政策，因此私自策划了“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後，关东军从张学良的保险柜中搜出53张日本政界要人的收款单，最巨额的是政友会主要干部床次竹二郎50万元。日本政界要人的腐败受贿丑闻引起了日本国民的极大反感，军人们乘势发起打倒腐败政党政治的军人夺权运动。当时日本社会舆论普遍倾向於军人，声称“宁要清廉的军人，不要腐败的政治家”，这是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开始。 
　　关东军侵占东北後，激起了全国人民，特别是热血青年学生们的激忿。学生们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非常愤怒，自9月下旬起，上海、北平、天津、广州等地的学生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抗议日军入侵和政府的对日不抵抗。当时学生们认为外交部长王正廷是不抵抗方针的责任者，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冲入外交部将王正廷殴打至重伤，王正廷被迫辞职。12月初，各地学生来到南京请愿，抗议蒋介石政府的畏缩政策，指责蒋介石患有“恐日病”，要求蒋介石亲自率领中央军北上抗日。 
　　12月5日，政府派军警逮捕学生185人，即所谓“一二五”事件。为抗议政府的暴行，12月14日，各地学生再次进京，打砸外交部，殴打了出来讲话的蔡元培等人。17日，一万多学生包围国民党中央党部，捣毁《中央日报》报社，受到了军警武力镇压，在珍珠桥附近打死、打伤学生30馀人，逮捕数百人，制造了“珍珠桥事件”。 
　　当时汪精卫领导的广州政府反对专制独裁，主张民主政治和主张积极抗日，於是学生们把汪精卫奉为他们的政治领袖。前往南京游行的学生们，欢迎汪精卫到南京主持党国大计，他们打出的口号为：“欢迎护党救国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欢迎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汪先生”。汪精卫则一方面批评蒋介石动用武力镇压学生，另一方面发表了他的政治主张。汪精卫在接见学生代表团谈话时说：“应付目前局势的方法，兄弟认为有八个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上不唱高调，这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 
　　“九一八”事变，也使国民党内部燃起了停止内斗，一致对外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迫於形势，将软禁的胡汉民释放，并派蔡元培、张继携带他写给汪精卫的亲笔信赴广州议和。蒋介石在信中说：“弟当国三年，过去是非曲直，愿一人承之。惟愿诸同志以党国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见以诚，勿使外间以为中山党徒只顾内争，不恤国难。”蒋介石邀请汪精卫代表广州政府到上海举行和平会谈。 
　　1927年10月22日，汪精卫、蒋介石和胡汉民这国民党“三巨头”，在上海举行了首次会谈，提出南京和广州两政府合并，团结一致，共赴国难。胡汉民提出两政府联合的前提是蒋介石下野，所谓“讨蒋第一，抗日第二”，但汪精卫则表示要“团结宽容”，在削减蒋介石权力的情况下，留蒋执政，所谓“抗日第一，讨蒋第二”。 
　　和平会议最後决定宁粤双方在南京、广州分别召开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选出各自的中央委员后，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重组国民政府，广州政府随即取消。 
　　1927年11月12日，南京政府的“四大”，召开，蒋介石在会上表示“虔诚悔过”，通过了恢复汪精卫、陈公博等481人党籍的议案。广州政府的“四大”则於11月18日在广州召开，由於各派争吵不休，汪精卫的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代表二百馀人赴上海，另外在上海召开了“四大”。12月22日，三个“四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在南京召开四届一全会，此时蒋介石由於镇压学生的“珍珠桥事件”受到各方的强烈反对，被迫再次宣布下野。 
　　这次组成的国民政府主要由广州政府的人马组成，蒋介石派在政府中居於明显劣势。不过为了搞好团结，汪精卫和胡汉民也没有在政府中担任职务。四届一中全会选举林森为国府主席，但不负实际责任，由孙科任行政院院长，负责政府的实际领导，陆海空军总司令则暂缺。蒋介石虽然下野，却有一只忠於他的私家军，没有蒋介石的命令，别人根本指挥不动这只军队。所以蒋介石虽然在政界失势，但仍然是最有实力的实权者。 
　　孙科为首的新政府为了争取民心，一反蒋介石的对日妥协“不抵抗”政策，开始对日本采取强硬的态度。正好1931年12月28日日军向在锦州的张学良东北军发起进攻，新国民政府下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张学良称自己的兵力武器不足，请求中央政府予以增援。孙科召集诸将领讨论对张进行增援，可是没有一个将军表示愿意去东北增援张学良军。在此情况下，东北军不战而撤出锦州，全军退入山海关以内，试图保住他们在北平附近的最後一块地盘。张学良在解释东北军为什麽不执行中央政府死守锦州的命令时，批评中央政府说：中央口头上要求东北军死守，实际上却不给予任何支援，想让东北军在抗日中耗尽自己的实力。 
　　这时孙科政府体会到“口头上抗日简单，实际上抗日行动难”的滋味。就在此时，又爆发了让孙科难於应付的上海事变。1932年1月18日，上海租界的5名日本僧侣忽然被一群中国人围打，其中一人被打死，二人重伤。但二战後的调查发现，该事件原来是关东军的高级军官委托日本上海总领事馆的武官，雇佣中国无赖所干。中国人打死日本僧侣一事，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巨大骚动。1月20日，在上海居住的日本人近千人，到日本总领事馆和海军陆战队总部门前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出兵保护他们，在示威途中这些日本人还捣砸了一些贴有反日标语的中国人商店。在此情况下，日方向国民政府提出了类似於最後通牒的“限期要求”，要求中国政府道歉、赔偿、惩罚作案者和取缔解散上海的民间反日团体。 
　 由於孙科政府犹豫不决拿不出对策，日方则以中国没有接受“限期要求”为由，於1932年1月28日派兵强行进入中国管区，和驻守上海闸北地区的蔡廷锴十九路军发生了激战。由於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给日军造成了重大伤亡。上海事变的战斗打响後，孙科自感无力处理如此重大事件，请求汪精卫出马，自己於1月25日辞职。新国民政府於1月28日成立，由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负责领导政府。 
　　在抗战初期，汪精卫是持主战态度的，可以划入主战派。汪精卫上台後，立即宣布迁都洛阳，积极抗战，并称中国政府“决非威武所能屈，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1932年2月1日，汪精卫主持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决定把全国划分四个防区和一个预备区，摆出了进行积极抵抗的姿态。2月8日，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慰勉上海十九路军将士“忠义之气，照耀天日”，犒劳十九路军5万元。 
　　汪精卫同时下令其它部队增援上海的十九路军，但汪精卫指挥不动蒋介石的部队，蒋介石私下指示他的嫡系部队不支持十九路军抗战，使十九路军的抗战陷於孤掌难鸣的困境。汪精卫又下令在北平的张学良在北方起兵，牵制日军，并派陈公博到北平说服张学良起兵。但张学良根本没有出兵的意思，只是以上宾招待陈公博等人，一谈到出兵之事就支吾过去。3月6日，十九路军在孤掌难鸣的情况下全线撤退，发表停战布告，至此第一次上海事变宣告结束。 
　　想进行抗战的人没有军队，而有军队的人却避而不战。各路军队保存自己实力第一，抗战第二的私心使汪精卫的抗战热情完全消散了，产生了只有用“和平”的方法才能挽救中国的想法。汪精卫看到没有蒋介石出面国民政府就无法统领军队的窘境，只好提出让蒋介石复出领导军事。1932年3月6日，蒋介石复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此後的国民政府由汪精卫主政，蒋介石主军。由於上海为各国列强的利益所在，在列强们的调停下，中日开始进行和平谈判，汪精卫派外交次长郭泰棋和日本谈判，双方於5月5日达成《淞沪停战协定》。但停战协议的消息传出後，却在中国的民众中间引起了愤怒，上海的愤怒民众把郭泰棋责骂为卖国贼并将其打伤。 　 
　　1932年6月，汪精卫率领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罗文干等去北平会见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共同调查日军占领东北三省问题。汪精卫在北平时找当时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的张学良商谈东北问题和对日方针，张学良却一直称病不见，但又和宋子文一起去北海游船，使汪精卫深感气愤。7月17日，日军在热河发起了新的军事进攻，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名义发表通电，命令张学良立即出兵热河，收复失地。张学良却声称汪精卫无权过问军事，出兵要有军事委员长蒋介石的命令。蒋介石念及张学良过去帮他打蠃中原大战，也有意偏袒张学良的不抵抗行动。在此情况下，汪精卫只好宣布辞职，前往欧洲养病。汪精卫在临行时电告张学良，指责他“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千里土地陷於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今未闻出一兵，放一矢，却不断向中央索要军款，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汪精卫最後要求张学良“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 
　　汪精卫出国後，日军於1933年1月进攻山海关，2月中旬又占领承德。热河省的大片领土再次沦陷，震动了全国，国民党内部再次出现请汪精卫归国主持抗战的呼声。汪精卫则提出条件说：他回国主政的前提必须是张学良辞职，以平民愤。此时蒋介石也无法袒护张学良，3月9日蒋介石和张学良在保定会晤，蒋介石说服张学良辞职出国考察。3月10日，张学良发表通电辞职，汪精卫则於3月底回南京复职。 
　　汪精卫在复职後一方面批评张学良的避战不抵抗，另一方面又解释他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汪精卫说：“榆关以一日而失，热河以七日而陷，实不成话。像张学良这些东北军畏敌如虎，敌必日益骄横。今後军队再不抵抗势必影响对日外交。须知先有抵抗然後有交涉。今後抵抗愈得力，则交涉愈有希望。” 
　　但是这次汪精卫复职後，改变了他以前的主战态度，变成了主和派。此後汪精卫开始和日本进行和平交涉，蒋介石也积极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计划。1933年5月31日熊斌代表何应钦与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天津塘沽举行会谈，共同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个协定承认冀东为非军事区，准许日军在该地区视察，实际上是默认了日本对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占领。 
　　《塘沽协定》公布後，社会舆论一片沸腾，强烈抨击蒋、汪批准的这一丧权辱国的协定。当时的一份报纸这样写到：“如果要说那些以大刀、石头及血肉之躯英勇与日寇拼死的抗日官兵值得後人永世颂扬的话，那麽南京政府，尤其是蒋、汪二人，实为出卖中国领土主权、出卖流血牺牲的爱国官兵、出卖爱国民众的千古罪人。” 
　　上海的市民团体还联合发出通电：“我全国民众，誓死抗日，而汪精卫誓死媚日，竟至敢冒不韪，继《上海停战协定》之後又签订卖国之《塘沽协定》，即加以卖国之名，岂得为过。” 
　　面对全国一片讨骂汪精卫的气氛，陈公博找汪精卫说：“签了这个协定，先生遭到各界纷纷批评，我真不知道汪先生为什麽要背这个黑锅？” 
　　汪精卫说：“我们要复兴中国起码要三十年，不止我这年纪看不见，恐怕连你也看不见。我已年过半百，无其他报国之道，只要中国不再损失主权与领土，就可告慰平生了。” 
　　陈公博听後感动地说：“历代王朝危急之秋总有人站出来背黑锅的。其实南宋秦桧也是一个大好人，他看南宋已无力与金抗战，就挺身而出与金讲和。我想秦桧是一名状元出身的有学问的宰相，决不是傻爪。他当初何尝没有想过以後要被世人唾骂？ 
　　但他还是以牺牲自己来换取南宋日後的中兴。李鸿章、袁世凯也都想复兴国家，都不想卖国。可是李鸿章死了，袁世凯也死了，中国还是不振，到今日国难愈加沉重。” 
　　陈公博继续说：“现在有人说《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是卖国，我看与其说是卖国，还不如说是送国。卖国的人还有代价可得，送国却是没有代价的。今日要送国的人大有人在，又何必要汪先生去送呢？” 
　　汪精卫听後说：“别人去送国还不如我汪某去送。别人送国是没有限度的，而我送国则有限度，不能让他们把国都送完。” 
　　陈公博又说：“不过我对於先生这种无代价的牺牲总觉得不值得。”汪精卫则说：“说到牺牲，都是无代价的，有代价便不算牺牲，我已五十出头了，我决意当牺牲品。” 
　　这番谈话後，陈公博下定决心跟汪精卫一起“牺牲救国”，这为两人後来共同与日本合作打下了思想基础。 
　　不久汪精卫遇刺，被一名抗日军人连发三枪至重伤。此後汪精卫不得不再次告别政坛，前往欧洲疗养。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和张学良是主和避战的“主和派”，汪精卫则是主张抗战的“主战派”，抗战初期积极抵抗的十九路军也是亲汪精卫的粤系部队，这和1937年芦沟挢事变时的情况正好相反。由於掌握军队实权的蒋介石和张学良等人避而不战，使没有军队的汪精卫的抗战计划成为一句空话。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的思想变化，代表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被个人把持的私家军队的失望。